中日甲午海戰是近代中國重要事件也是歷史偶然與必然性結果！這當中的失敗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後人去了解與總結！

總結下來有幾點不足之處還望各位朋友指正與補充

缺乏預見

19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週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鬥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於是，地大物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爭後，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爭鬥，相對平靜了大約10年，清朝政府的神經鬆弛了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1855年，日本的維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蔭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諭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北韓，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呂宋之島，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北韓、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臺灣、舟山群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日本在幾十年裡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準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了包括北韓和中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

當時清朝的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楨、臺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朝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

戰略原因

日本戰時大本營在挑起這場戰爭之前，制定了海陸軍統籌兼顧的“作戰大方針”。其戰略目標是在中國直隸平原與清軍進行主力決戰，打敗清軍，壓迫清朝屈服。認為能否達此目標，關鍵在於海軍作戰之勝負。為此，提出了兩期作戰計劃：首先派陸軍一部進入北韓，以牽制清軍；海軍則尋機與中國海軍主力決戰，迅速奪取黃海制海權。爾後作戰則視海軍勝敗情況而定：如海軍取勝，掌握了黃海制海權，陸軍便由渤海灣登陸，實施直隸平原決戰；如海上決戰勝負未分，則以艦隊控制北韓海峽，協助陸軍主力佔領整個北韓；如艦隊決戰失敗，制海權歸於中國，則以陸軍主力實行本土防禦，海軍守衛本土沿海。並以爭取實現第一案為基本戰略方針。

中國方面，戰前則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由於統治集團主戰、主和意見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更無統籌全域性的戰略指導。始寄希望於俄、英等國的“調停”，繼則在海陸戰端已啟的情況下倉促宣戰，並命令北洋大臣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實際上是實行海守陸攻的作戰方針。從戰略規劃方面，日本就已經拔了頭籌。

從海戰方面來講，在近代戰爭中，掌握制海權非常重要。所謂制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權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略。甲午戰爭的制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係到三個半島，即北韓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制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北韓、中國一側，日軍屬於跨海作戰，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對敵方海軍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如果戰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裝備劣勢

在雙方爭取制海權的黃海海戰中，清軍以劣勢兵力（清軍3000噸以上軍艦兩艘，3000噸以下軍艦10艘，日軍3000噸以上軍艦8艘，3000噸以下軍艦4艘）迎擊日軍。受限於軍艦製造時的技術條件，北洋軍艦有效射擊距離不超過3000米，而裝備了新式測距儀的日本軍艦吉野，有效射程可以達到5000米。日軍還裝備了新式的速射炮。

北洋各艦設計時，由於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強調艦首對敵，依靠撞角撞擊敵艦，火炮佈局以發揮正面對敵火力為主。但艦首對敵的橫陣不利於機動。加之北洋水師各艦艦齡較長，配備的蒸汽發動機馬力不足，養護情況不佳，故艦隊平均航速僅有10.2節，而日本艦隊主力艦較為新式，採用方便機動的縱隊更適合發揮火力，速度較快，實戰中日本艦隊機動能力也強於北洋水師。北洋水師陷入打打不過，走走不掉的困境。在實戰中被各個擊破。海戰中，北洋水師沉沒的致遠、經遠、超勇、揚威4艦幾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艦組成的日方第一遊擊隊擊沉或重創

清廷內部

清朝後期，以光緒帝恩師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關係日益惡化。

李鴻章雖有宰相尊稱，但當時清政府不設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機構是軍機處。李鴻章空有宰相的虛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長期駐地為天津和保定，沒有皇帝召見，不得擅自進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臺上一個極具權勢的力量，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掌管軍機處和翰林院，又稱為帝黨，實力龐大。軍機處諸公對翁同龢極為尊重，光緒帝更是“每事必問翁同龢，眷倚尤重”。

在對日宣戰前，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帝黨重要成員張謇就向翁同龢建議，將李鴻章調往威海前線，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俾分淮系而制約之”。出於對李鴻章和淮軍的疑忌,調湘軍北來以分淮軍之勢，藉以鞏固京畿，而防內變，成為帝黨一致的觀點，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黨的一貫主張。直接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前期變成了淮軍單獨對抗日本全部軍隊的現象，李鴻章對此產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緒。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薰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於是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的全部軍隊送上前線，準備作戰：“將佈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從北韓戰場到豐島海戰，淮軍和北洋水師勝少負多，招來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過一浪的責罵，斥責在北韓的淮軍統領葉志超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稱其為“殘丁敗葉”；並再次指責李鴻章“貪生怕死”。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聽聞有日艦在渤海海域出現，立即慌了手腳。光緒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往來梭巡，嚴防死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日艦）闖入，若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本來還在渤海外圍巡防的北洋水師，就這樣被死死的鎖在了渤海灣內。

為了攻訐北洋軍事集團，帝黨的清流派言官們不惜用誇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栽贓陷害的手段攻擊李鴻章及其下屬的北洋將領。

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張仲炘奏陳北洋諸種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在海上衝突已發生後，猶在上海由候補道張鴻祿經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訂購開平煤三萬石，以戰事既興，經辦人員不擬售給，李鴻章卻謂買約訂於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辦，人稱不解。尤有進者，張摺復指李經方昔使日本，與宮眷往還甚密，曾認明治天皇女為義女，且議聘為兒媳；又在日開有資金八百萬之洋行，時任津海關道之盛宣懷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貿易；前後相映，則資敵之罪，似已非妄”。

為了攻訐李鴻章，連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讓兒子當了日本“駙馬”這種“故事”都能寫進奏摺，以至於連帝黨首領翁同龢看了這篇奏摺後都評價：“語絕奇”

為了限制李鴻章在甲午戰爭時期的權利，清流派奏請光緒帝，調來了和李鴻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東巡撫。李秉衡，遼寧人，和翁同龢是摯友，亦屬於清流言官，甲午戰爭時期，處處和李鴻章作對，各種奇葩的藉口不發援軍，以至於劉公島成為一座孤島，在經歷了悲壯的抵抗後，最終陷落。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日本發動的非正義戰爭。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這表現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北韓開化黨人制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中國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朝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1885年中法新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清朝的自強相當有利。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鉅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朝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艦艇等戰利品的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佔領北韓、臺灣後，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嚐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大他們侵略領土的慾望。

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知識人都在對這場給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眾多方面帶來巨大沖擊的戰爭進行反思，相關的研究成果數不勝數，這些相關的研究從多個層面為當代華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當年這場戰爭的三個當事國中國、北韓和日本（雖然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但這場戰爭是由北韓問題引發，且成歡驛戰役、平壤戰役等是在北韓的國土上進行的，更何況在戰爭爆發後日本強迫北韓政府簽訂攻守同盟，向其提供戰爭支援，故北韓應算是這場戰爭的當事國）之間的關係又陷入複雜的緊張之中，中日、朝日之間的外交往來幾陷停頓。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斷髮出好戰言論，一時間戰爭烏雲似乎又籠罩在東亞上空。在這種情況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場戰爭無疑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當時為什麼會輸哪？就是因為當時清政府無能無遠見。當時擁有最先進的戰艦，由於貪汙腐敗，本來用來做彈藥的錢都被貪走了，用沙子當火藥放進炮彈裡。

中日甲午戰爭為什麼輸給了日本，我認為武器裝備以及科技只是很小的一個原因，真正的原因有二:1、當時清政府內鬥也好，腐敗也好，那只是表象，核心就是缺少像一個毛主席式的偉大領導者或者團隊，大家想象下，抗美援朝這樣的環境都可以勝利?2、或許還有就是“朝代更替”的原因吧歷史的車輪滾滾前進，不可阻擋。清朝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光輝的業績，但到了後期基本到了衰落階段，就像產品生命週期一樣，歷史更替不可阻擋，那些表象的存在只是加速了衰落與更替而已。

中日甲午戰爭，如果戰敗的根子，就是日本已經是全國動員，屬於總體戰的範疇，但是對於清政府動員的是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和淮軍，雖然後面也調集了湘軍但是對於戰局已經沒有改觀了。以一人對一國，焉有不敗之理。

中日甲午海戰的開始和結果大家都很熟悉了。以前看甲午風雲電視劇還覺得日本太可惡，長大了才發現，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當時的清朝廷也是。原因有以下三點：

1.按當時的海軍裝備，艦船噸位來算，北洋水師的鐵甲船是當時亞洲第一。總噸位超過日本，軍事實力表面上亞洲第一。日本唯一比清朝好的是海軍用速射炮。而北洋水師是臼炮。速度慢，也是日後海戰的決定敗點。

2.雖然北洋水師當時是亞洲第一，海軍所有艦船都是英德製造的新款鐵甲艦。可只是明面上的樣子貨，在炮彈質量，數量。好有水兵素質上，與日本差距很大。尤其鴉片的侵蝕，北洋水軍裡很多水兵竟然大面積吸食鴉片。很不可思議的

3.為什麼北洋水師會慘敗日本海軍，要批判一個女人，對，慈禧太后，這個禍國殃民的獨裁者。慈禧晚年的荒唐事可以出一部書了，最荒唐的是拿北洋水師的軍費去過生日，導致士兵沒錢訓練，炮彈沒錢買，只能用泥沙裝面子。導致後期海戰沒有一點輸出，白白送了人頭。

北洋水師的失敗是歷史必然的，只是讓日本海軍撿了一個便宜而已。國家恥辱，讓後人銘記，腐敗才是人民，國家，最大的敵人！

甲午戰爭前夕，清政府經過被西方列強幾十年的半殖民地壓榨，經濟，軍事，政治等等領域的侵略已經是一顆巨大的枯木，外強中乾，雖然在晚清洋務派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戰略的推動下，清朝統治者有意學習外國先進技術也取得一定進步，但是清王朝的統治根基沒有變，還是封建社會，這個已經遠遠落後世界的統治方式，已經王朝積累已久的禍患，國內政治腐敗，百姓的民不聊生，而此時日本進過維新改革之後，無論從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是已經慢慢先列強靠近，甲午戰爭前又拼命發展海軍，為打贏這場戰爭做了充分準備，而清政府藐視日本彈丸小國，準備不充分，又剋扣軍費，海軍發展落後，戰敗可想而知

日本的文化傳統和武士道精神，勇氣、果敢、獻身。再加上當年清政府確實腐敗層層挪用北洋艦隊的軍費造成船艦落後與日本同樣購進的德國艦艇。

明治維新過後的日本全國都在實現工業化的路上，而固守的清政府腐敗無能，加上幾十年的外強侵略，割地賠款已經習以為常。清政府不輸在軍事裝備上，日本贏在開放包容願意學習上。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的傷疤之一。甲午戰爭撕掉了晚清“洋務運動”所帶來的“同治中興”虛偽的面紗，向世人宣告了清廷的腐朽已經無藥可救。

就在人們糾結於戰場上清軍連戰連敗的醜態時，另一個陰影同樣在清廷身上若隱若現——幾乎所有的戰場都在傳遞同樣資訊：我們沒有彈藥，我們沒有食物，我們沒有藥品，我們沒有……無數的“沒有”，是清朝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重要因素。

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清朝在一個個的“沒有”中轟然落敗呢？

在此必須澄清一個事實，所謂的“大清帝國”，說到底還是一個落後的前現代農業國。作為對手的“小日本”，則在明治維新的變革下迅速向工業國靠攏。

僅僅在這場戰爭的財政投入上，中日差距可以說相當巨大。

跟許多人印象相反，當時的清朝在世界範圍內，還是作為一個“列強”被世人尊敬。鴉片戰爭後，我們以為清廷在不停地捱打、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事實上，在1861年辛酉政變後開始的洋務運動中，清廷一度“迴光返照”，在幾位中興重臣的共同努力下，鎮壓了農民起義、收復新疆，甚至還在中法戰爭中打得可圈可點。

這些“勝利”讓清廷一度在歐洲列強眼中增光不少，但與此同時，清朝的災難性衰退也開始顯現出來，那就是財政急劇惡化。

根據《光緒會計表》記錄，清朝在光緒十九年(1893)時，歲入已經達到8000多萬兩白銀。看上去似乎還不錯，應該可以讓這個古老帝國又煥發第二春。但跟隔壁日本比起來，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作為比清小得多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迅速發展，尤其是採用了近代化的政府管理體制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後，日本的發展根本不是清朝這種衰老的農業國所比得了的。

以財政為例，1893年這一年，日本政府的預算收入為8804萬日元，實際決算為11377萬日元，以當時白銀和日元的比價1:1.5計算，相當於7585萬兩白銀。也就是說，戰前清日在財政總收入的情況是差不多的1。財政總量上相差不大，可清朝一千多萬平方公里與日本列島比大了多少？人口又多了多少？兩華人均，何止幾倍的差距。

因此，財政總量差不多，但方方面面的實際差距是巨大的。比如，日本在國內的工業化投資是中國的十一倍，是遠遠高於中國。舉兩個例子，首先是在戰前，清廷所修的鐵路不過300多公里，同時期日本的鐵路已達3200公里以上，比中國多了十倍，這直接造成了清朝和日本在資源利用效率上就不是一個等級的。另一個例子是，在戰前，日本舉國大力發展工業，如紡織業，日本的紗錠數53萬錠，中國是6.5萬錠，差距在8倍以上。

如此種種的差距，讓日本在各種方面上對清朝基本“吊打”，更重要的是，日本很早就開始對自己的財政系統進行近代化改革，日本對資金的利用效率遠遠超過清朝。比如，在戰前的1875年至1894年的19年間，清朝的軍費總支出約4600萬兩白銀，國家軍用工業企業總投資大約為4281.6萬兩。

看上去似乎不少，但算下來，如果去除中法戰爭、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支出，實際上清廷在軍隊上的投資相當有限。當時，清廷的財政收入，主要靠海關、厘金、田賦、鹽稅等，毫無預算和概念，更無現代金融理念。靠這種封建式的湊款，清廷的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就3%左右。同時期的日本靠著近代化的財政管理制度和金融體系，已經可以讓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達30%左右，是清的十倍。

跟這些比起來，最最重要的是，日本為了同中國開戰，早就做好了一切準備。日本深知自己的實際情況，很擔心戰爭久拖不決而影響財政，所以在開戰前，日本特意為籌集軍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從一開始，日本就意識到，戰爭是個吞金巨獸，為了打贏這場戰爭，日本必須籌措出足夠的軍費。

首先是國庫撥款。一開始日本估算需要1.5億日元的軍費，但日本全年財政收入才8500-9000萬日元之間。為了填坑，日本除了財政撥款2600萬日元，還發行戰爭公債。戰爭公債又給日本湊了3000萬日元，但這個加上還是不太夠，日本繼續發行公債。最後，日本通過幾次發行的公債，總共湊了1.16億日元的軍費。再加上日本國會的撥款和其他借貸得來的資金，最後日本的戰爭預算高達2.5億日元2。

與做了準備充分、以舉國之力拼死一搏的日本相比，清廷則非常乏力。從一開始，清廷對日本入侵的態度就恍惚不定，以至於有人感慨，這簡直就是李鴻章一脈人馬在跟日本全國作戰。為了和日本交戰，清廷的軍事投入遠遠不足，總體軍費投入只有2000多萬兩白銀。

深感資金不足的清廷在關鍵時刻舉了些外債，最後七拼八湊勉強搞來了4465萬兩銀子，鋪在戰場上遠遠不夠軍隊消耗，以至於出現北洋水師臨戰前卻因經費不足、定鎮二艦的榴彈只有3枚的窘境。陸軍也一樣，按照日軍記載，清軍往往交戰不到半晌就會因彈藥用盡而撤退。更重要的是，清軍士兵普遍營養不良，無論是機動作戰還是肉搏戰，根本無法跟日軍士兵相比。這種情況下，清軍的失敗已是必然。

除了戰場上的投入，日本在戰場之外的投入也是清廷不能比的。

以宣傳為例，為了給自己樹立“正義性”，日本特意在國外設立辦事處，專門出錢收買當時的主流輿論為日本說話。日本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為日本輿論宣傳的總指揮，專門負責對華輿論戰。同時，日本還請各路洋專家，制定宣傳策略，不停把華人醜化成“野蠻人”，把日本人包裝成“文明人”，透過各路媒體發聲，把謊言包裝成“真相”。比如《紐約新聞報》就曾發表評論說：“中國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除了《紐約新聞報》，日本還積極收買英國媒體為自己發聲，比如收買英國中央通訊社，讓他們發對日本有利的訊息，日本一次就付給2000日元給他們。另外，如果路透社發表一條對日本有利的新聞，一次能獲得日本600英鎊的報酬。須知，當時英國一個熟練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是30英鎊。可見，日本對宣傳上是真下血本。

與日本相比，清廷就“傻”太多了。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清朝方面從未在任何一家外國報紙上發表過對自己有利的報道，彷彿這場戰爭是別人打的一樣，甚至外華人問起華人對戰爭的看法，連外事官員都一臉迷惘。滿朝文武對戰爭的認知，令人哭笑不得，戰爭結束後，還發生了南洋水師還派人去日本索要被日軍俘獲的軍艦的事，理由是“這是南洋水師的船，你們打敗了北洋水師跟我們沒關係。”

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改變清朝，乃至中華民族命運的一戰。但是，從官僚到底層，始終是稀裡糊塗地打，稀裡糊塗地敗。

最後講一個悲傷的故事。大東溝海戰後，與日本聯合艦隊鏖戰撤退的北洋水師的艦船返回港口，李鴻章嚴令大小船隻必須儘快修好。但旅順船廠工人要求付加班費，總共加一塊也就幾百兩銀子，但負責官員一聽，統統開除！結果是，北洋水師剩下艦隊的修復時間被大大延長了，最後錯失了再次出擊的機會。

事後，當地負責人寫了長長的摺子上去，大意是他們努力工作，保住朝廷臉面，給朝廷省了幾百兩銀子，要求嘉獎。後來，旅順陷落，日軍屠城殺掉的一萬多人中，有8000人是旅順船廠工人。更可氣的是，當初負責的官員早就跑北京報功去了。如此上下一心的糊塗和誤事，叫人看著百感交集。

與此同時，日本工人連麵條都來不及吃，加班加點把被擊傷的船隻修好再次投入戰鬥，最後在威海衛之戰中全殲北洋水師。

只此一個細節，甲午戰爭，焉能不敗？

甲午的硝煙已經消散一百多年，留給華人的傷疤仍隱隱作痛。戰前戰後中日雙方的表現，讓當時的華人徹底意識到，什麼洋務運動，什麼洋為中用，統統都是無力迴天的伎倆。自此以後，有思想的華人開始覺醒，而晚清自以為是的統治，也終於要走到盡頭了。

參考材料

《光緒歲計表》，劉岳雲，1901

《日清戰爭》，大谷正，2019

《1890-1912年間日本軍費政策研究》，孫濤，2017

《甲午戰爭與清廷財政》，梁義群，1988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軍費籌支》，崔金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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