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沿用九品中正制，加速士族階級發展，門閥在政治上居於絕對主導地位。司馬懿家族出身士族河內司馬氏，故重視士族利益，門第愈高，官職愈高。永嘉之亂後，東晉立足金陵，亟需南遷士族及當地門閥的支援，而五胡亂華後統一北方的北魏政權也希望取得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的擁戴，門閥政治因此進入鼎盛期。

南方

僑姓：因永嘉之亂從北方南遷江東（又稱江左）計程車族，仍以中原名族自相標榜，稱為僑姓，其中以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為大姓。他們原先在北方並非顯赫大族，南遷後靠著在東晉朝廷上的政治力量以及中原陷入五胡亂華的影響，聲望一度超越留在北方的大族。東晉亡後，僑姓有的北歸，有的留在南方。南梁時，侯景曾請婚於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兩家遭辱而生怨隙，當侯景南下攻陷金陵之後，旋即大肆殺掠門閥士族。僑姓除蘭陵蕭氏，在侯景之亂後已不再興盛。吳姓：江東地區自東漢以來的當地名族，稱為吳姓，以吳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的吳郡朱氏、吳郡張氏、吳郡顧氏、吳郡陸氏為大姓，號稱“吳四姓”。本來江左最具權威的是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號稱江東二豪，甚至有“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但後來周氏、沈氏與東晉官方關係交惡，涉入了政治風波，逐漸被吳四姓超過。

南方的僑姓和吳姓又統稱“江左士族”，大體來說，吳姓被僑姓壓抑，略次一等，且兩者之間的芥蒂甚深，而即使同為僑姓又有渡江早晚之分。例如東晉之初，中原沉淪，吳郡便以上國自居，妄自尊大，常稱南下的北人為“荒傖”、“傖父”等，為天下笑。而劉宋以後，渡江較早的北人反而也以“荒傖”來稱呼晚來的北人。南梁末年，西魏攻克江陵，大批士族之民被擄往關中，江左士族名存實亡。

北方

郡姓：永嘉之亂後仍留在北方、未隨晉室南遷計程車族，後來隨著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郡姓也被切割成兩支。一支為經東魏到北齊，仍然保持漢代講經學、重儒術傳統的“山東士族”，以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為大姓。在唐代，此七族合稱七姓十家，社會地位顯赫。另一支則是經西魏到北周，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下形成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關中郡姓與“八柱國”的合作，可說是西魏、北周、隋、唐建立的基礎，即陳寅恪所提出的“關隴集團”。虜姓：北魏孝文帝推行孝文漢化政策，命鮮卑人說漢語、改漢姓、著漢服，並以京都洛陽所在的河南郡為郡望，以河南元氏、河南長孫氏、河南宇文氏、河南於氏、河南陸氏、河南源氏、河南竇氏等鮮卑貴族為首。由鮮卑人的顯貴，搖身一變為漢姓計程車族，稱為“虜姓”。然而，孝文漢化近四十年後的河陰之變中，漢化極深的鮮卑皇族及虜姓士族遭到爾朱榮屠戮，人數大為減少，失去影響力。

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又合稱“四姓”，南北朝時期“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新唐書‧柳衝傳》：“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山東士族重視姻親關係，江左士族重視個人風格，關中士族重視功成名就，代北士族重視帝王親族。

隋唐

隋唐時期計程車族以關中士族和山東士族兩大集團為主，其特徵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祿世婚。[7]自魏晉以來的中國政權，幾乎都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權有賴關中士族支援擁戴，而山東士族仍保有數百年的重閥閱、講經學之傳統，所以依舊享有優越的政治及社會地位。

隋唐以來都有君主致力於削弱門閥，但由於他們對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會聲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溫和的政策來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即是擇取人才，削弱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國祚甚短，到唐初，科舉並不發達。唐太宗指示以當時大臣品位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氏族志》。結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山東士族博陵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武后為抗衡以關中士族為核心的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舉制度中提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更加完備。明經科、進士科都是考試科別，明經科考主要考驗對儒家經典的記憶和理解；而進士科除了經學外，加考詩賦和時務策論，對文學創造力及治國政策見解有著更高的要求，極難考取，錄取率僅明經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因此進士科愈來愈受重視，地位尊崇，時人稱進士及第者“白衣公卿”。這意味著傳統上主攻明經科計程車族在歷代所享有的優勢，也就是對於經學的優渥學識，隨著進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戰。所以唐代出現了牛李黨爭，即明經科的李德裕黨與進士科的牛僧孺黨之間的政爭。

北方在經過了數百年的門第觀念影響下，民間相當盛行“門當戶對”這種不同門第、不相通婚的風氣，有些世家大族甚至連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為莊恪太子李永選妃時，朝臣的女兒們都進入了挑選名單中，朝廷內外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後對宰相鄭覃說：“朕本想為太子求娶你們滎陽鄭氏的衣冠女子為媳婦，聽聞朝中大臣們都不願與朕結親，為什麼？朕也是數百年的衣冠，怎麼把神堯皇帝的後人當作佛家羅漢。”唐文宗於是放棄了為太子選妃的計劃。不久鄭覃把孫女嫁給了僅為九品衛佐的崔皋，唐文宗無奈地說：“民間締結婚姻，不計較官品卻崇尚閥閱。我家二百年的天子，竟還比不上崔氏和盧氏嗎？”在鄭覃眼裡，李唐皇室本出於關隴集團，起源於晚近的北周，又曾與夷狄（鮮卑）交雜，比起山東郡姓自漢代以來傳承數百年的舊士族，相形見絀。而且唐代華人有“以漢代唐”的思古傾向，對漢朝懷抱著崇拜及浪漫想像，覺得漢是比唐更偉大的朝代。這種心理讓山東士族在人們心目中更顯尊貴不凡，就連唐代名臣如房玄齡、魏徵、李昉等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如此趨附亦強化了山東士族自身的優越感。故滎陽鄭氏寧可將後代嫁予一個九品官、但同為山東郡姓的崔氏，也不願與李唐皇室結為親家。山東士族心目中對人的社會價值之評判，由此可見一斑。這種風氣一直延續整個唐代，到了黃巢之亂才因破壞而快速消滅。

其實很簡單啊，一個團隊裡，只需要一個管理層和一個領導人就可以了。但是門閥就是管理層裡，領導人以外，由於制度問題出現了一撮人抱團，不聽領導人的指揮，有必要是還幹掉領導人，自己去當領導人。俗稱下克上。

下克上盛行的地方，普遍會很亂。皇族是最大的門閥，之下就是就是包括門閥的人民，如果不是一家獨大，那麼更進一步的慾望會使控制權就會轉移，難免不了新舊勢力的爭奪。

但是實力越強的勢力，任何一個動作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從上至下影響到各個層面。尤其是最高權利的碰撞。

門閥制度就是造就了皇帝之下的出現能夠匹敵皇權的勢力。依靠在人才培養和人才進入權力的通道的把控，從而形成僅次皇權的政治團體。這些勢力強大的時候可能繞過皇權做出國家決策，甚至取代皇權，皇權自然不會放棄權力的誘惑，會試圖奪回權力。

大門閥下，又有更多小門閥。不管門閥取代皇權成為新的皇權，還是皇權覆滅最大的門閥，這只是下一個輪迴的開啟。只要制度上沒有改變，新的大門閥終究會出現。

只是這種輪迴時間太短，而國家崛起需要積蓄力量的時間很長，使得魏晉南北朝很亂，還沒來積蓄夠統一的力量就更新換代了。隋唐再次完成統一，統一了就可以思考怎麼打破不斷輪迴的皇權和門閥邪惡權力遊戲。

隋朝就是為了打破門閥壟斷，才會開創科舉制。唐朝皇權和門閥相互妥協，保留科舉制，同時給門閥一定優勢，才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所謂門閥，就是士族壟斷仕途的憑據。

門，門第。就是所謂在國家社會中形成悠久政治地位的家族身份。

閥，閥閱。就是所謂祖先在九品官人法出臺後曾經擔任過，大體對應曹魏西晉時期的高階職務的經歷。

門閥制度，就是利用文字壟斷仕途，利用門第影響起仕，利用家族資源提拔子弟，以此往復，最終控制國家政權。

九品中正制，說白了就是世家壟斷仕途的法寶，寒門子弟哪怕才能卓越，最多就是一箇中下的評價，起仕一般八九品官職。而豪門子弟年輕輕就能得上中、上下的評價，起仕對應六品、七品。

這個差距在隨後的晉升中更能顯示威力，豪門子弟，四十歲左右就能依靠家族資源獲得飛速晉升達到四品，乃至三品，獲得宰相備份資格。此後，子孫也是如此。

寒門子弟，哪怕獲得功勞，兢兢業業到老退休也就六品，翻越5品門檻非常難。那麼其子孫也是這樣的經歷。

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九品中正制的核心，州郡中正官，都是豪門子弟出身，他們評價本地士子，當然會偏向豪門。

劉裕代晉之後，南朝庶族寒族地主雖然在各軍閥支援下得到了實際行政權力，但門閥依舊限制了他們在九品中正制下的發展。

酗酒、群P、服散、近親婚，導致士族普遍墮落，因此侯景叛亂重創士族。高門子弟騎不得馬，行不得路，車散了架，無奈抱著妻兒財寶在路邊嚎啕痛哭，坐等叛軍追來砍死自己掠去錢財妻女。

到了唐代，北方士族的情況稍好一些，也因此形成五姓七家豪門。這些豪門中最劣勢的是已經遭遇侯景叛亂的江南世家，因此河北山東士族在李唐王朝佔據總體優勢，才會出現崔氏列為第一等的情況。

李世民用國家政權力量，強行規定皇族為第一等，長孫為第二等，崔氏降為第三。隨後李治也宣佈崔盧等世家禁止互相婚姻，但這些豪門反以禁婚家自詡，導致娶五姓女成為整個社會的渴望。

武則天是狠人，利用酷吏大殺反對派。關隴勳貴、李唐皇族、世家都遭到她提拔的科舉寒門的壓制。所以關隴勳貴與皇族被大肆打擊後，五姓七家的世家豪強力量也就利用地方根基快速恢復起來。

說到科舉，實際依舊是世家佔優勢。

很簡單。書籍都掌握在世家手上，雖然已經有了雕版印刷和紙張，但書籍還是以抄錄為主，除皇族之外誰還能有很多書呢？

顯然，沒有書，就不會識字，自然也就是文盲，如何做官？所以，唐代大多數科舉出仕者還是大大小小的世家子弟。

魏晉的門閥政治，追根溯源，在於漢武帝設定太學。

漢武帝設定太學，進入太學的青年，成績優秀者為“郎”，可以在中央政府當官。成績較次的，則安排到地方政府當官。在當官方面，政府沒有特許某個家庭在政治上有世襲的特權，但由於當時教育的不普及，書籍流通不易，只有有錢人家的人才有讀書的機會。久而久之，到東漢中期，就形成了一些世家大族，即門第的出現。

門第勢力在東漢中期的發展，經過三國鼎立的戰亂。由於中央政府的弱化，平民失去法律的保護，自然各自依附於當地的世家大族。那時的世家大族，把平民武裝起來，成為一個自衛團體。而這些武裝，則成為世家大族的部曲和家兵。

世家大族有了部曲，就與政府講條件，裹挾政府。直到西晉，曇花一現的中央政府不幸短命，五胡亂華，東晉南渡，大批平民跟隨世家大族度過長江。這時，社會門第勢力，比原來更強大，正因如此，才會出現“王與馬共同下”的情況。

魏晉時期的大族，因此獲得十分大的權益。譬如當官，基本是門閥世襲。而政府本身，也是多個門閥勢力支撐所形成的，自然對政府的影響十分大。

感謝悟空邀請。魏晉隋唐都有貴族階級，他們勢力強大，形成地域集團，逐漸成為門闊世家，成為地方勢力，在隋唐時期這些門閥世族有多尊貴有多可怕，魏晉時期人才選拔制度一直到隋唐，高官近臣都是名門望族，從春秋戰國，漢朝就開始實行從名門望族門闊之中，實行人才選拔制度，如漢朝察舉制，魏晉時九品中正制，他們互相結親，互相勾結，互相幫助，互相聯姻成為親戚，而且這些家族越來越強大，當官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對皇權造成極大威脅，隋朝楊廣就是過早打擊土族門闊世家的根本利益，直接導致自己的御林軍衛隊反叛殺死隋煬帝楊廣，唐高宗和武則天都重用寒門出身的子弟，有力打擊貴族集團，不讓他們進入中央決策中心，隋朝楊廣就實行科舉制度，貧寒讀書人也可以當官，世族門闊大姓在地方勢力很大，但是在中央影響力卻永遠也回不到唐代以前了，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就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氏族，只要你是士族出身，就註定你以後是高官，隋朝楊堅楊廣就是要透過科舉制度選拔寒門，取代門闊士族，結果操之過急玩砸了，李淵本身就是門闊士族出身，而且取得門闊士族的大力支援，成功篡位成功，李唐江山兩百多年都在打擊門闊士族，但是仍然屹立不倒，可見勢力之強大，直到黃巢打進長安和五代十國長年戰亂的持續打擊，門闊士族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所謂門闊就是門第和閥閱的合稱，闊閱就是指家族官曆，功績，所以門闊士族世代為官讀書人家族，不可能完全退出朝廷權力中心，因為他們掌握知識大門的鑰匙，窮人有錢請先生讀書嗎，不能。還得依靠掌握知識的門闊世族，他們還佔據中央權力中心。

“門閥制度”是漢末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非常顯著的政權特徵。那麼什麼是“門閥制度”呢？

魏晉時期

魏晉時期，門閥制度初步形成，各個世家大族勢力逐漸膨脹，為防止世家大族之間結黨，妨礙皇權，為了將用人的主動權掌握在朝廷中，曹魏期間創立了九品官人法，形成了按家族血緣關係區分選官的門閥制度。

隨著世家大族勢力日益壯大，九品中正制度逐漸變質，選人用人不再看德才，而是論家族血統。西晉時期公開優待顯貴官員的“二品系資”，使門閥制度進一步變質。

東晉時期，世家大族在選官權勢上達到了頂峰，導致世家大族與皇權勢力不相上下，形成相互制衡，出現了士族與皇權共治的詭異局面。

世家大族之間的鬥爭、世家與皇權之間的鬥爭及世家的優待政策導致社會底層的有志之士難以展示才華，種種因素，導致魏晉政權時期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

好在淝水之戰後，東晉的門閥制度得到有效遏制。

南北朝時期

南北朝時間，世家大族在官員的選任上所享受的優待特權逐漸削弱，社會底層的寒門及庶族逐漸展露頭見，任用人才方面更加重注德才。門閥制度日漸衰弱。

劉裕建宋是以強悍的軍事權利奪得天下，而不是靠世家大族的支撐，所以世家大族開始式微，在南北朝期間，世家大族在社會上還有一定的影響力，但與皇權已難抗衡。

梁武帝後，世家大族品資已失去了意義。

隋唐時期

至隋朝，九品中正制度已被取消，實行由中央任免的地方佐官。

隋唐期間，科舉創立，門閥制度徹底被摧毀，世家大族已不再有選官特權和免役特權。門閥制度下的世家大族門只剩下一個看似華麗的空殼。世家大族之間只剩婚姻論門第，來標榜自己曾經的光輝。

沒有了選官看門第，世家大族已不再能與皇權抗衡，門閥制度已徹底結束。

門閥制度由東漢末年初起萌芽，到魏晉時期進一步發展，東晉期間得之鼎盛壯大，至隋唐的徹底結束，不同的時代，對當時的政權均產生不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