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外華人接觸的儒家是明清時期的儒家，而明清時期的儒家，已經腐敗近妖了。然而歸根結底，是要把責任推給元朝的。

蒙古人雖然統治了中國，然而他們對中國文化並不是很感興趣，思想覺悟也不是特別高。對於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來說，宗教是對於哲學最好的理解方式。所以在他們看來，儒學與其他的宗教並無區別，從而將儒學宗教化，培養出了第一批“腐儒”。具體措施就是無目的的拜孔，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其在儒家的聖人地位戰國時期便已經確立，但是在元朝以前，人們拜孔，並不是像祭拜神明一樣，而是是為祖先一般，根本在於對先師的尊重，然後儒生們對於孔子的言論認為有不妥的也會自行批判，也就是說不想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那樣只要是神佛上帝說的都是對的。這種學風在宋代達到了頂峰，也就是這個時候，儒家分成了好幾個派別，有褒孔的，也有貶孔的，說啥的都有。但是到了元朝，情況變了，儒學不是元朝的官家思想，這本來就使儒學開始衰落，而把程朱理學作為儒家正派，並加以扭曲，然後要求讀書人都要像拜神一樣拜孔。從此，儒學宗教化，而哲學一旦宗教化，就會腐敗墮落（想想黑暗的中世紀和今天瘋狂的穆斯林）。

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為了建立一個獨裁帝國，大力推崇理學並且對儒家經典按照自己的意思更改，使得儒學一度走向黑暗。所以一直到王陽明出道，明朝都沒有什麼儒學方面的突破。到了明末，才逐漸從王陽明這一支分展出很多學派，但是遠不及宋朝的百家爭鳴。

清朝，說實話清朝很強，但是思想上的禁錮也是空前的，學術方面的封鎖，使得儒學在清朝不但沒有新突破，反而走向了黑暗的深淵。在這種思想下教育出來的儒生們，腦子裡只有拜孔致仕，愛國，不好意思，不懂！典型代表就是張之洞。（再回想一下，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降清比例和宋朝計程車大夫降元的比例，就能發現腐化的儒家有多麼可怕了）

當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後，西方人接觸到的讀書人，大多數都是抱守著讀書、拜孔、八股考試、致仕的思想，與基督教的神學官員非常像，自然也就把儒學當成了宗教。但是讓我們返璞歸真的想一想，真正的儒學，是一種偉大的哲學思想，而不是宗教。（同樣的還有佛學和道學，別的我沒看過，不知道，不過應該也是差不多）

儒家沒有神權，沒有神判，沒有固定的宗教場所，沒有神職人員，敬鬼神而遠之，怎麼來一個儒教呢？

實際上儒家不具有宗教特徵，卻是一個隱形的宗教。正如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所說：在中國，道德成為唯一宗教。

而儒家同時具備了三種作用：內在的道德教化，和外在的祖宗崇拜與秩序精神（禮）。

很大程度上華人是透過儒家文化，在祖宗崇拜中獲得民族凝聚力，在道德教化中衍生出內在的人格昇華，和重禮義廉恥的恥感文化和禮教文化。

所以要說儒家不是宗教呢，又扮演了西方宗教都承擔不了的社會道德作用。要說是宗教呢，他又高度理性沒有荒誕的迷信傳說的內容。

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教，唯獨中國用不像宗教的隱形宗教來維繫社會道德。而今天中國的一切社會亂象，也都可以用丟了禮義廉恥來解釋。

從儒家到儒教，儒經歷了退化的歷史。

一、歷史不代表落後

眾所周知，在春秋戰國時期，“國者，公器也”的思想已經萌芽。以秦始皇為例。秦末，六國貴族假借復仇的名義，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開始，六國瘋狂的復辟。然而，此時的秦國，最大的軍事兵團，一是在鎮撫南粵，將原楚國的南部多民族地區，歸化為中華版圖。二是在北線，防禦匈奴的入侵。甚至，在陳勝吳廣威脅到咸陽安全的時候，這兩大兵團都沒有回救咸陽。後期，在蒙毅蒙恬被殺後，北部軍團失去了主心骨，王離才帥部分北部邊境的兵馬回救。在楚漢推翻秦皇統治，楚漢爭霸、劉邦建國，直到漢朝第七任皇帝漢武帝時期，失去秦皇朝多年的南部兵團才萎縮、最終崩潰。南越國實力之強大，毋庸置疑。

農民起義也好、楚漢之爭也好，都是華人內部的執政權之爭。而北部防禦匈奴，南部鎮撫南越，卻是開疆擴土，防範國土分裂、被侵蝕。秦王朝“國者，公器也”之心，一目瞭然。

二、劉邦與漢朝

劉邦建立了漢朝。水德、尚黑等等，劉邦是以延續秦朝、友善秦皇室的姿態存在的。但是，漢朝終究是一個新的朝代，缺乏政治制度的創新，新瓶裝舊酒。其改朝換代的合法性、合理性必然受到質疑。名不正、言不順，是漢朝面臨的最大壓力。從廣徵詩書，到廣徵治國思想，缺乏政治制度創新的痛，一直折磨著漢朝。奈何，有心無力，到漢武帝劉徹，漢朝還是劉邦的那個漢朝。儒家的出現，天意、天子學說，以上天的名義給了漢朝一個合法性的安慰，管他真假、好壞，漢朝總算有了一個可以說說的合理性----天意使然。當然，劉徹投梨報桃，給了儒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走上了政治舞臺。但董仲舒顯然不滿足於一個封地的文官職位。以兩次失火為契機，再次祭出天意說。他沒想到，劉徹可是個狠角色。前面接受了董仲舒的天意之說----天子，這次180度翻臉董仲舒的天意之說，直接定董仲舒一個死罪。雖然最終赦免了董仲舒，但董仲舒“學而優則仕”的美夢徹底破碎。膽小懦弱的董仲舒，老老實實的當回教書匠直到死亡。儒家，本來就是一夥質量堪憂、以數量眾多為優勢的的。死一個董仲舒自然算不得什麼大事。但是，儒家從此再不敢提“克己復禮”、“仁政治國”，卻是一個核心性的退變。

三、從儒家到儒教

孔孟儒家作為一個學派，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克己復禮”、“仁政治國”。正是因為有政治理想，才被後世稱之為學派。但是，骨子裡，儒家真正崇尚的是“學而優則仕”，如董仲舒死了，其他儒生照樣當官一樣；“克己復禮”、“仁政治國”沒了，專職從事“以孝治天下”的教化，也有官爵俸祿可拿，儒生才不在乎呢。從儒家退化為儒教。對儒這個學派而言，是毀滅性的打擊。但對儒生這幫蛀蟲而言，“學而優則仕”的當官發財路一點沒變。繼續服務於漢朝，是儒生們共同的選擇。

正因如此，漢朝發明的文字獄，歷朝歷代經常上演，可憐的儒生們，被整得死去活來，甚至不乏人頭落地、全家問斬、誅滅九族等等。儒家有過反抗、有過罷工嘛？沒有！儒生的人頭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一茬。儒生前赴後繼，奔波在“學而優則仕”的路上。

儒教是宗教嘛？儒家自稱儒釋道三教，但儒家真不配。道教、佛教是身體力行，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而儒生們是金錢美色、酒色淫慾一個不能少的。儒教兩個字，玷汙了宗教這個詞彙。

家，他們早已自宮。

教，他們完全不配。

儒，實際上是夾在執政者和百姓之間的一群蛀蟲。對上，出賣執政者，對下，魚肉百姓。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但進一步闡述是錯誤的。

首先，外國學者稱“儒教”源自認知習慣，並無儒教與儒家之爭（即使有，也是從中國學者的爭論中輸入的）。

圖片說明：將儒家禮儀普遍化是近年才出現的現象，古代只有極少數讀書人參與其中。

其次，認為儒家是儒教的也是儒粉，他們一度也很堅決，如今又來一批新儒粉力駁此說，可見儒家理論內部難以自洽。

儒家是否是儒教，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重大爭論

第一次是利瑪竇與其他傳教士之間進行的。

基督教想進入中國，始終不成功，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因為走上層路線，主動與士大夫合作，一度取得較大成功，其他派系嫉妒，便提出華人祭祖、祭孔子是異教，不應視為基督徒。

利瑪竇辯解是：“儒家不承認自己屬於一個教派 , 他們宣稱他們這個階層或社會集團倒更是一個學術團體 , 為了恰當地治理國家和國家的普遍利益而組織起來的。”

圖片說明：利瑪竇是最早指出儒家不是儒教的人，此前《史記》中雖有儒教一詞，但指的是儒家教化，到南北朝時，有“三教合一”的說法，但這裡的“教”指的依然偏重教化，並非宗教。

利瑪竇認為華人祭祖是社會禮儀，不是宗教禮儀。但利瑪竇也承認，與其他民族相比，當時的華人特別迷信。

清康熙時，耶穌會遭打壓，羅馬教廷出現了“大禮議”，宣佈華人祭祖、拜孔子是偶像崇拜，康熙幾度辯解無效，乾脆宣佈禁教。

第二次是康有為等人發動的

提出“聞西人之言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為是誣我也，是侮我也”，這是在亡國滅種的恐懼下，處處學西方的產物，而康有為之所以特別提出儒教，是受日本影響，因為當年日本也是用儒教來對抗基督教。

圖片說明：康有為力推儒教，是為了自己當教主、當聖人，是一種政治策略。

不僅康有為暢言孔教，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也認同孔教。

但嚴格來說，康有為、章太炎等人並沒做出細節論述，隻立招牌，並無實際內容。他們說的“孔教”只是一種動員社會的嬌俏。

第三次是任繼愈先生提出的

上世紀70年代，任繼愈先生提出儒家實為儒教，認為它“直接繼承了殷周奴隸制時期的天命神學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

任繼愈的批評，源於儒家的高度壟斷性，它把政治、哲學、倫理三者合為一體，帶有很強的神學色彩。只要進入儒家體系，人往往會喪失理性，不知道該如何去批判它，對象徵物產生崇拜的情愫，雖然沒有宗教的外殼，但起到了與宗教相同的作用，是“不是宗教的宗教”。

圖片說明：任繼愈先生認為儒家實為儒教，更偏重哲學層面的論述，缺乏足夠的實證。他的這個觀點對於反思歷史頗有價值。

任繼愈先生的批判是非常敏銳的，但定義比較模糊，因此沒得到普遍認可。畢竟我們在判斷宗教時，離不開教規、儀式和場所這三大要件，不能因為有宗教思想，就把某種學說歸為宗教。

爭論儒家與儒教的意義何在？

前面已經說了，這個爭論其實是從日本輸入的，始於服部宇之吉。

日本人提出儒教，因為在現代化的衝擊下，日本學者痛感傳統喪失，失去了對自我的認知，所以迫切要尋找所謂的“日本性”。可“日本性”是一個偽問題，日本文化在古代受中國影響甚大，日本史往上溯源，必然與中國史相連線，無非是中國史的附庸。由此產生了兩種思路。

其一，乾脆搶奪中國史，這就是所謂大亞洲主義，一種大亞洲主義主張聯合中國對抗西方，比如宮崎寅藏、犬養毅等，全力支援孫中山。另一種大亞洲主義主張征服中國，畢竟中國史經常有異族征服的記錄，用東洋的質樸主義來彌補中國文化過於文質的弱點。

其二，建立不同的東洋史，刻意在傳統上與中國互相剝離。由此創造出“物哀”等概念，將穿木屐、和服，吃壽司等當成日本性，刻意加以強調。其實在歷史上日本人穿和服的並不太多，一旦這成了日本性，反而人人要穿，但事實上誰也不可能穿和服擠公共汽車，所以只在節假日或者需要炫耀的日子穿。

圖片說明：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後來蛻變為一種侵略學說，將世界視為黃種人與白種人爭霸，這其實是一種反向的“黃禍論”，日本曾飽受當年德國發起的“黃禍論”的歧視，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情緒，所以製造出“白禍論”來對抗。其實，種族歧視本身是惡，不可能用惡來對抗惡，其結果不僅不能消除對方偏見，反而會給自己帶向深淵。這種盲目民族主義的情緒值得永遠警惕。

在生活上的“日本性”之上，自然要也尋找精神上的日本性，所以才開始誇張儒教和武士道。

儒教說對近代中國的傷害

儒教說進入中國以後，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視為救國的捷徑，但從結果看，適得其反。

日本對儒學的尊崇是非常有限的，暢言儒教對普通人影響不大，大家也不甚關注。可中國則不同，儒學在中國歷史悠久，在制度上、文化上、觀念上對華人影響甚深。在儒學上進行嫁接和修補，必然會產生比較大的社會反響。

將儒學儒教化，結果就是創造象徵物，大搞非理性崇拜。比如今天的漢服熱、國學典禮熱、讀經熱等，即使是孔子，也沒主張過人人讀經，也沒要求人們去穿漢服，更沒有要求人們無原則地崇拜儒家。

問題的關鍵，在於現代化重在世俗，讓很多人感到精神不適，總覺得現代社會人缺乏信仰與道德了，這種感覺其實非常錯誤，只需簡單統計對比，就能明白現代社會中刑事案件數量大大減少，惡性犯罪數量也減少，現代人在許多道德行為上做得更好，比如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語言文明等。

但傳統社會是熟人社會，一個人終生只生活在一個小圈子中，彼此都是熟人，自然覺得好人多、小人少。可現代社會是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無法形成太緊密的關係，彼此只能當小人。

這種不和諧在任何文明中都存在，也是通向現代化的巨大阻力。面對這一問題，最切實的辦法是尋求世俗解決方案，比如加強法制建設、提倡公益文化、加強社群建設、強化公共心理干預機制等，當然，這些方法依然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現代病的。

然而，因此就盲目呼喚傳統，希望用傳統的解決方案來塑造一個所謂的“獨特的現代化之路”，這樣的嘗試人類已試過幾百年了，無一不以失敗告終，我們沒必要再走這條錯路了。

選擇現代性，就意味著選擇了它的孤獨、不神聖，就意味著我們要和傳統告別，特別是要和虛擬的傳統告別，中國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時代會有那麼多人呼喚所謂信仰，我們也從來沒經歷過一個道德極優的社會，儒家是傳統的解決方案，就算升格成儒教，它也是無法適應現代化的，重建它除了耽誤時間、製造人間苦難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儒學是百家爭鳴之一，中國的宗教應該是道教和佛教，儒學是清朝的官學，孔子的後人現在在臺灣，已經50餘代！帶有封建性質的儒學，人們或許會把它視為一種宗教，在封建教條之下，以死社稷為榮，使其帶有一種神秘的宗教意味！其實，這是在為皇權服務，整個國家和人民都是依靠儒學來維繫的，儒家的經典是科舉考試的核心。在中國其實是沒有儒教的，文化禮儀都在體現儒學仁的本性，但儒學卻是專制的！

正確的是儒家，不是儒教，之所以那些人叫錯，是因為他們不懂“教“與“家“的區別。“教“這裡只宗教，首先得有強大的神靈作為其精神支柱，像世界上的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都有強大的神作為其精神信仰與支柱，而儒家的創立者孔子只是一個凡人，並非神靈，所以是儒家，不是儒教。“家“指的是一種思想，所以我們常說儒家思想。道家與道教就不同，前者乃老子所創，並沒有涉及神鬼思想，而後者乃張道陵所創，將老子神話為太上老君，有三清作為強大的神靈作為精神信仰，佛家與佛教也類似，釋迦牟尼當初所創乃佛家，其本身也只是稱為覺悟了的智者，並不是神靈，後人稱其為佛祖，變為神靈，也就有了佛教。

有了神靈，就有了神靈祭祀環節，有了教規，清規戒律，要求人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看各宗教就知道了。而儒家既沒有神靈祭拜，也沒有什麼清規戒律，只是一種思想。

最後，作為一個宗教，就有了大批的信徒，有了黨派，有共同的信仰與言行，儒家在這方面有點沾邊，但並不明顯。

所以綜合來看，正確的說法是儒家，是一種思想，而不是儒教！

這是個全民信，所以是教也不稱教;

全民的可主義，但是教也不稱教。

就如同教授你叫他老師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