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呦，墨家被淘汰的理由是思維層次差多了，比孔子。中央集權管理或者任何形式的管理，都需要集權分制，孔子的聖人之道對各級管理都適用，這是孔子尊聖的原因。

孔子不是貴族為治的儒家，是儒，是人需。社會管理為人需，換句話說人民政權大於任何教權，人道以儒治國。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孔子從沒承認過自己是儒家。而且，孔子之後任何號稱孔門弟子的書都跟孔子無關，我分辨過價值觀了，根本不一樣。……這裡不要解釋論語怎麼讀吧？這一扯開篇幅太長了。論語集“子曰”，為人道綜治的書籍，對所有層次的人適用，平民也好管理者也好以同樣的人道思維模式分不同的層級貫通。聖人之道總持決策思維。

孔子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如果墨翟當時直接入的孔子門下，世界上就不會有什麼墨家了。墨子不會被擠兌，也不會反出儒門。孔子死後，除了子夏其它弟子們已經入儒家之臼了，問題在這。

墨家倡勞作和奴役之民的權利，廢繁複的禮儀。但是聖人之道“禮”後面的真正含義是公心與制度、資源配置的結合，廢禮要怎麼進行管理？諸位自己代入管理中去想想，這能不能行得通吧？沒集權，就沒有融合發展，這對整個社會發展不利，是正宗的小農自利思維。

墨家倡導節用，但讓整個社會的人都節用這不現實。拋開慾望的驅使來說，人類個人體能是有區別的，比如說精糧和粗糧的長期食用取決於個人消化能力的不同。所有的科技創新之前沒有不斷的實踐消耗材料嗎？如果節用，哪來的創新發展？

兼愛就更扯了。天賦決定個人技巧，我就想知道沒有天賦的人墨家能不能都養起來？不能，就沒意義。

非攻本沒錯，可那個歷史時期不對啊！東周諸侯已經打了幾百年，民心思一統；貴族想各自為政保持自己的奢華生活，各國上層貴族和民心就不是一回事，不打怎麼解決？秦國武統是合民心所向的，秦始皇大一統那是大勢所趨，非攻能和平解決大一統嗎？不能，也是句口號。

先秦是求治思維大綻放的時期，是管理應用思想體系大比拼，你若把先秦諸子當學術看待，永遠也解決不了思維和思想體系的歸源問題。

墨家思想在現代管理中能應用於生產線，流水線管理，想到決策思維層次不可能。孔子的聖人之道，各級次管理思維都適用，也是思維提升的途徑。

孔子不是儒家，儒家是為貴族、為小部分人剝削大部分人服務的，聖人之道和儒家的管理目標不一樣。儒家用孔子為私慾利服務，不等於孔子就該被歪曲成為了私利才出現的。

謝邀，儒墨兩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稱為″顯學″，為什麼顯眼呢?就是兩家在民間的粉絲都很多，吵得不可開交。而另一派的道家，因是帝王之術，只在社會高層的統治者中流傳，反而不那麼顯眼。為什麼儒墨兩家會尖銳對立呢?僅從仁愛與兼愛，重喪禮與倡薄葬，尚德與尚賢，主戰與非攻這些概念上去比較，只能算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從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和這兩家所代表的社會階層進行比較，才可能真正瞭解儒墨兩家思想的根源。春秋時期是個禮壞樂崩的時代，是什麼導致禮壞樂崩呢?是鐵器的產生，使生產力得到解放，創造出一批新的富人，這批富人沒經周天子的分封超標準搞基建，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造城運動。這場運動帶釆了兩個最顯著的結果。一是原來周公根據宗法血親關係制定的一套禮制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比如原來規定一個伯爵才能居住200平米的房子，現在一個大夫說老子有錢偏要蓋一千平的別墅。原來只有天子才能聽交響樂團演奏，現在一個諸侯王因為富了讓交響樂團為他的舞蹈隊伴奏。而且直接嘲笑天子的寒酸，這就是禮壞樂崩。另一個結果因為造城享樂，需要大量的工匠，由此培養出一支龐大的行走天下的手工業者。儒家是原來周朝禮制下的司儀，就是舉辦婚喪祭祀的主持人，他們的生計是與宗法血親息息相關的，他們希望舊的禮制能夠保持下去，因此，他們的思想學說圍繞禮制而展開。而墨家是一群靠手藝吃飯浪跡天涯的工匠，他們希望有工程，有專案，有團隊精神，個人認為所謂墨子的墨，不是一個姓氏，而是因為勞作曬得皮膚髮墨的一群人，他們的思想學說反映了他們的社會訴求。瞭解這個背景，再來談儒墨兩家的思想區別，就一目瞭然了。具體可看《墨子》的《非儒》和《孟子》。

墨家思想是工匠精神，團隊精神，辦實事的，儒家思想是耍花槍，對上恭維，對下壓迫，個個心懷鬼胎，什麼人之需，儒家能提供物資保障嗎？

個人認為，最大的區別在於一個分等級，一個兼相愛——所以儒家罵墨家是無君無父無母的禽獸。

現在看來，儒家的批評確實是偏激了一點。慈愛父母、敦厚長者、有修養能力的領導應該尊重，但這種尊重只能止步於文化、倫理和功利主義層面而不能統御一切，更不能進入生理、血緣、血統乃至天理、本體的層面。

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同為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中的分支，二者並稱顯學。

儒家思想產生於春秋時期，由最初的司儀演變而來，創始人是孔子。儒家思想中，仁，義，禮，智，信等是孔子的思想主張；孟子提出了性善論與仁政學說；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並倡導禮治說。儒家思想提倡禮治，德治，人治，其中的禮治帶有明顯的宗法等級制特點，與孔子恢復周禮的初衷不謀而合。

春秋戰國時期，軍閥割據，戰亂四起，早期的儒家思想已不適應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統治。因此為實現大一統，秦始皇時期摒棄了儒家思想，以法家思想作為治國主張。西漢初期，社會衰落，生產無法順利進行，統治者便採用無為而治的道家學說治理國家。在國家步入正常的執行軌道之後，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觀點，進而使儒家思想獲得了新發展，同時使其在一國之中的思想統治地位得以確立。隨後宋代的程朱理學以及宋明時期的陸王心學更進一步使儒家思想得以創新和發展。

墨家思想由墨翟創立，產生於戰國時期，戰國之後其影響力開始逐漸減退。墨家紀律嚴謹，其成員到各國為官時須採用墨家主張，所得的俸祿也須奉獻給墨家這個團體。墨家思想主張兼相愛，墨子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在某些方面與儒家思想背道而馳的觀點主張。

兼愛：一種無差別的，沒有等級之分，血緣之別的博愛，與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有不同。

明鬼：墨家相信鬼魂的存在，目的是警惕君主不能因一時的怒氣而濫殺無辜；不相信命運。儒家主張宿命論，認為造成某種結果的原因正是命運使然。非樂：墨家主張廢除禮樂制度，因為禮樂不僅耗時費力，而且花費巨大，不利於國家生產。儒家則主張以禮樂治民，但事實上禮樂只是貴族享樂的工具，對平民毫無意義可言。節葬：墨家主張在葬禮方面節約開支，反對鋪張浪費，譬如周朝時期的厚葬。儒家則堅持厚葬原則。

我們常說：人活到一定境界便難分對錯，立場不同而已。所以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的儒家和墨家，我們首先從立場上來分析下。

儒家立場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立場是上層貴族的、甚至是統治階級的。他們是站在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上來謀求家國天下的和諧統一，仁義禮智信都是從統治階級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謀劃治國平天下的方略，設計天下太平的藍圖。比如說仁者愛人，首先是愛身邊至親，而後再推及其他人，如若你自己沒有實力，仁愛他人也就是一句空話。“仁”的本質就是告誡統治者不要將財富據為己有，而是應該有差別的分給他人。

墨家立場

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的立場則是平民的，是勞苦大眾的。按現在的話說是站在勞動人民一邊，想勞動人民之所想，急勞動人民之所急，為勞動人民奔走呼號，爭取權利。為此，墨子首先提出了“兼愛”倫理思想，就是要實現整個社會無差別的愛，絕對公平。愛他人的父母妻兒和自己的父母妻兒都是一樣的。其次提出了“尚賢、尚同、非攻”政治思想。三是提出了“節用、節葬、非樂”的經濟思想。最後是“天志、明鬼、非命”的宗教思想，故而也可以稱墨家為中國第一個宗教！

儒墨兩家思想到底哪個好，那個更能解決社會實際問題呢？我們接著從實踐的角度來分析。

儒家實踐性

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社會雖然紛爭不斷，但各諸侯尚且還有些禮義廉恥還有些羞羞答答，戰爭尚且不至於白日化！故而儒家的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的仁義思想（倡導一種有等級的社會秩序）還有一定的市場。而到了墨子所處的戰國早期，天下已進入大爭之世，戰爭白日化已是常態，仁義之說盡管理論上沒問題可解決不了實際利益問題。因各諸侯都不講道理，故而解決問題最有效辦法就成了拳頭，於是法家佔據了主導地位。待秦始皇任用法家統一天下、漢朝承繼後，社會主要問題已不再是戰爭，而是如何讓皇權傳之萬世、社會長治久安。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得一手王道、一手霸道，就是說我們既要用武力震懾天下，同時也必須用文化收攏人心。於是此後2000年的社會都是外儒內法，儒家教化天下的功能得到了統治者的青睞，成為統治者手中的不二法寶。簡言之，儒家思想於亂世無用，但卻是盛世必不可少的良藥。

墨家實踐性

墨子身處戰國早期，列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征伐不斷，戰爭形式已是統治者手中的必不可少的法寶。而墨家卻主張“非攻”反對戰爭，故而從墨家一出世就為統治者所不容。所以儘管墨家弟子在當世信仰者最多影響也最大，可是墨子一死墨家便分崩離析了。到了漢武帝打擊豪強後，墨家的最後的分支豪俠也不復存在。總的說，墨家的絕對公平思想既違揹人性，也不和人倫，故而從一開始就不具備實踐性。之所以戰國時期能夠蓬勃發展一時，主要是其以戰止戰的思想得到一部分小國、弱國的擁護，比如“墨子救宋”。

以上是儒墨兩家的區別，那麼兩家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儒家是希望透過對人民實施“仁義禮智信”的教育來維護和復興禮樂文化、禮樂制度，以建立社會秩序來影響政治。而墨家則是希望對武士和俠客進行職業道德的培養來影響政治。儒墨兩家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的，他們的弟子都有原則和底線。總的看都反對侵略戰爭，或者說反對戰爭。但總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已達到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目的！

從實際看來：墨家是失敗的，儒家是成功的。失敗者留在過去，而成功者走向未來！故而墨家沒落，而儒家延續了下來。

對於國學文化，我們都應該仔細研讀，抓住其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而不是在其具體的方法上爭論，因為大多數思想都有其侷限性和時效性。如果我們摒棄自己的文化去尋求解決今天和今後的社會問題，那就會失去民族的根。每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不是膚色根本上是其文化屬性！

儒家是典型的奴性代表，所以深受統治階級的喜愛和推崇。墨家以博愛義氣為代表，其實也是不安定因素，所以統治階級並不喜歡他們的一套。統治階級都希望老百姓能夠當牛做馬而且不反抗。

區分一種思想，首先要區分它是為誰思考的，就像那首歌《為了誰》。

儒家思想以及其它諸子百家，大多都只是為當時的諸候國君出謀劃策而已。儒家是從倫理上來教國君怎樣解決社會問題，要求維護周初期的“禮”“樂”制度，即人們嚴格地尊守社會等級規範來維持社會秩序，從而達到社會治理的目的。

墨家更多的是從社會底層的角度來談論社會治理，順帶還搞些科技什麼的，來解決生產（或戰爭）中的實際問題。

法家和兵家也是一樣，從自己的角度教國君如何稱霸天下。

真正超越這些思想的，在更高層次的研究自然、社會和人生的，應該是道家。看《道德經》首先把道和名的問題擺出來，高度就不一樣了。《道德經》是既講天道執行，也講國家治理；而《莊子》則更注重人生的意義，不再理會國君們的屁事了。

另外還有所為的陰陽家等，已沒有完整的學說流傳下來，從現有儲存的片言隻語來看，已經走上了哲學思辨的路子，特別是“白馬非馬”論，其實已有很高的高度了。只可惜這些深入的哲學思考不符合後獨栽者的利益，被硬生生的扼殺了。

儒家的倫理學說，更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這也是它為後世帝王最終選擇它的原因。墨家發展下去，可能有利於社會的整體進步和生產發展，但這不合符帝王的統治目標，甚至會威脅到它的統治，禁止它的傳播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實諸子百家學說，能否儲存下來，順著這個思路，也就能說得清楚了。

其實，中國是一個士人社會，其思想起源於道家的道士。

道士又稱方士，他們的學生是儒家的文士和兵家的武士，所謂“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就是道士領導文士和武士服務於帝王，解決國家的行政需要和軍事需要。

但也有一些人不是以自己的身份去從事某項具體職業。

兵家的武士的著眼點不是對外征伐，卻意圖學習儒家的文士學習如何治國，就是創造警察這個職業，他們就是墨家。

儒家的文士著眼點不是做好行政事務，而是像道士一樣考慮宗教或者政治事宜，就成為名家的名士，或者稱之為辯士。

儒家的文士以兵家武士的角度服務於戰爭，則成為縱橫家的謀士。

歷史書上明確記載了儒家與墨家的淵源有三：1.孔子的關門弟子叫子張，而子張之儒為儒門八派之首，墨子的思想基本類似於子張，說明他們的思想存在傳承關係；2.儒家與墨傢俱言堯舜，說明他們的信仰是根源相同的，都屬於儒教徒；3.儒家作為文士團體基本上是無神論者，墨家因為其武士出身基本是有神論者，故而天下儒墨並稱顯學，不歸儒即歸墨，韓非子作為道家法派人物對儒家及墨家都沒有好感，指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為儒教社會的故疾。

儒家與墨家的主要區別在於他們理論指導思想相同，但服務物件及範圍不同。

第一，儒家要求其所有弟子都要明確為封建帝王服務的意識，認可帝王對自己的生殺大權，上至儒教領袖太傅，下至普通讀書人，無不如此；而墨家雖然認可墨家整體服從帝王管理，但表現為墨家鉅子對帝王的直接服從，但普通武士及“俠者”原則上只服從墨家鉅子，鉅子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角色。

清朝的年羹堯就有墨家習氣，他要求下面的武士只服從他，由他再來向雍正皇帝效忠，結果造成部隊竟然不聽從雍正皇帝的指揮，所以遭到了誅殺。

第二，管理模式不一樣，儒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服從於明規則，服從於正道，講究正大光明行事，而墨家服從於潛規則，服從於墨道，講究潛移默化做事，並模仿儒教的運轉系統建立了小一號的“墨教”體系。

傳統儒教國家是政教合一的體系，為了行政，就構成帝王--道家--儒家的運轉系統，帝王既管宗教，也管行政，道家主要管理宗教事務，儒家主要管理世俗行政事務，這被稱之為“正道”，為了軍事，就構成帝王--道家--兵家的運轉體系，帝王就同時管理宗教和軍事，道家主要管理宗教信仰征伐，兵家主管世俗軍政，這被稱之為“奇道”，墨家為了整體輔助帝王進行統治，建立了墨家鉅子--墨辯--墨俠這種類同於帝王統治模式，但要低一個範圍的管理模式，鉅子身份是墨家領袖，相對於帝王這個“大神”，鉅子也是個小神的身份，墨辯基本類似於墨家內的“道家”，墨俠類似於儒教當中的“儒家”，是“墨教”當中的“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