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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飢餐胡虜

    亨德里克.房龍說,瑞典對芬蘭的4百年統治,將一個野蠻民族改變為具有邏輯思維的民族。尤其是語言的影響極臣大。

    西方學者普遍美化瑞典,可能是基於種族原因。

  • 2 # 良人一品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是歐洲從中世紀時期到近代社會跨越、從封建主義階段向資本主義時代過渡的一場具有標杆性意義的國際戰爭。在這三十年間,戰火遍及德意志各地,新教諸侯和天主教邦國之間征伐不斷。同時,從伊比利亞半島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從英倫三島到亞平寧半島的歐洲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地捲入到這場戰爭中。而位於北歐波羅的海沿岸的瑞典作為當時舉足輕重的一個強國,也沒有能夠置身事外,並主動地參與到這場轟轟烈烈的歐洲內戰中。  瑞典捲入起於德意志的這場宗教戰爭是有著深刻和複雜根源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治下的瑞典有著自己既定的戰略目標和特定的實際需求。瑞典的參戰,特別是加入新教同盟一方作戰,對戰場的演繹形勢和戰爭的發展態勢產生了明顯的作用和深刻的影響。戰後的格局調整和利益分配也昭示了瑞典參戰對自身國家發展和地區國際關係變動的重大價值和長遠意義。  一、三十年戰爭的展開與瑞典的介入  16~17世紀,對歐洲的政治走向、社會發展和歷史演繹最為重大和最具影響的事件不外乎是宗教改革。的確,源於馬丁?路德1517年的振臂一呼,攪得歐洲頓時天翻地覆,羅馬天主教的大一統局面也如同明日黃花般不復存在。被稱為“異端”的新教派別如雨後春筍,路德宗、加爾文宗、再洗禮教等都粉墨登場,急欲在“換了人間”的舊世界裡尋求一席之地。這就造成了之後幾個世紀裡極其嚴重的教派之爭,尤其是代表著宗教改革勢力的新教與象徵著反宗教改革勢力的天主教之間的對抗、矛盾、摩擦與衝突主導著16世紀以後的歐洲世界。  表現突出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宗教改革運動起源地的德意志,宗教紛爭異常激烈,並夾雜著經濟利益的爭奪和政治權力的博弈。長期的衝突與鬥爭使得新教和天主教走向集團化的趨勢,加劇了雙方的對立與敵視。先是在1608年5月,符騰堡、巴登、安斯巴赫等德意志新教諸侯國家結成新教同盟(Protestant Union),選舉巴拉丁選帝侯腓特烈四世為領袖。這是一個擁有公共資金和軍隊的政治、軍事聯盟,力圖鞏固自己的獨立地位,保持在宗教改革過程中所佔有的領地。[1]44它得到英國、瑞典、俄國、丹麥、荷蘭及法國的支援。與此相對應,1609年7月,以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連一世為頭領的天主教同盟(Catholic League)成立,並作為一個緊密的政治軍事同盟與新教同盟對抗。它得到羅馬教廷以及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的支援。  兩大集團的對峙不僅體現在德意志局勢演繹的角角落落,還反映在整個歐洲政治發展的方方面面,並最終走向暴力的無底深淵和戰爭的狂熱狀態。1618年5月,伴隨著布拉格傳來的“擲出窗外”響聲,德意志和歐洲大陸的槍聲和廝殺聲響了足足三十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狂熱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率先發動戰爭。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恢復羅馬教會的一統,擯除新教,建立帝國對中歐各諸侯的主控地位。[2]這是新教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的,戰爭於是就成為不可避免。  戰爭先是在波西米亞平原展開,隨後深入到德意志的各個角落,並逐漸出現外溢效應。隨著天主教同盟不斷的軍事勝利和不停的政治與宗教復辟,戰爭終於“歐洲化”,成為一場國際戰爭。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624年丹麥軍隊越過邊界,跨入德意志境內。事實上,三十年戰爭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全歐洲範圍內的宗教戰爭,也是席捲歐洲多數國家的政治權力戰爭。[3]丹麥的參戰有著德意志新教諸侯的殷切期盼,有著英國等新教國家的財政補貼,亦有著以反哈布斯堡霸權為己任的法國的大力支援。然而,丹麥的統帥克里斯蒂安四世畢竟不是天主教同盟方面的優秀統帥瓦倫斯坦和蒂利的對手,丹麥軍隊終究不是帝國軍隊旗鼓相當的敵手,1629年6月《呂貝克和約》的一紙休戰術,將丹麥軍隊和他們的國王打發回日德蘭半島。  伴隨丹麥敗走的是天主教集團發起的聲勢浩大的一統宣言和哈布斯堡帝國掀起的咄咄逼人的全歐霸權狂潮。縱觀此時歐洲政局,德意志新教同盟已經奄奄一息,丹麥也偃旗息鼓,荷蘭共和國力不從心,孤懸大陸外的英國忙於國內繁雜的政務,積極支援抗擊哈布斯堡帝國的法國亦面臨著內憂外患而無暇他顧。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地區的新教國家只能將期待的目光投向北歐的瑞典,並作為他們唯一的希望。[4]48此時,瑞典剛剛結束與波蘭―立陶宛的長期戰爭,(1)素以“北方雄獅”著稱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就率領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和作戰英勇的瑞典軍隊攻入德意志境內。  瑞典的出兵介入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德意志戰場的形勢,新教方面也得以免去滅頂之災。戰爭反反覆覆,形勢更是跌宕不已。先是瑞典在戰場上出現一系列勝利,德意志新教諸侯也積極支援瑞典軍隊的行動。隨後,在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殞命於呂岑戰場,戲劇性事件層出不窮。然而,直到1635年,戰爭仍處於膠著狀態,瑞典軍隊的行動並沒有改變德意志戰場形勢,且自身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此時多數德意志新教諸侯公然背叛了瑞典。  面對這種不利情況,先前一直在背後支援新教國家聯盟的法國公開走向前臺,在1635年先後與荷蘭、瑞典以及其他一些新教國家結盟,出兵與天主教同盟正面交鋒。經過再十多年的征戰與對峙,終於打敗天主教同盟,簽訂《威斯特法利亞和約》,三十年戰爭最終落下帷幕。  二、瑞典參加三十年戰爭的原因  德意志新教同盟與天主教同盟的爭端與衝突,本來作為德意志的內部事務,卻引起了國際干預和外部勢力的捲入。從根本上說,是各國基於各自的政治盤算、宗教追求、經濟考量等方面的利益進行的戰略投入。作為介入國之一的瑞典,其參與三十年戰爭也有著自己普遍的與特殊的緣由,包括宗教方面的考究、政治層面的設想以及商業利益的追求等。   (一)拯救新教的“偉大事業”促使瑞典參戰  三十年戰爭原本就是由於德意志內部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教派紛爭引起的,宗教性濃厚。作為新教國家的瑞典在看到德意志新教同盟慘敗、新教徒慘遭屠殺和奴役的現狀,決定發兵德意志,拯救那裡的新教同伴。  在11世紀以前的歷史時期,瑞典信奉的是北歐古老的原始拜物教,之後隨著基督教的傳入,全國逐漸實現基督教化,原始宗教也被禁止。1523年,從丹麥的統治之下獨立出來的瑞典,決心擺脫天主教,改信路德派新教,驅逐瑞典天主教大主教。1527年,瑞典徹底沒收了天主教的全部財產,搗毀了教會的經濟支柱,清除了教會的政治輻射力和強大影響力。1544年,瑞典確立新教為國教,導致瑞典的國家歷史發展程序、國內宗教佈局、思想潮流與生活方式從根本上發生了轉變。天主教的復辟陰謀、顛覆和破壞活動一直不斷,也導致瑞典決定完全清除天主教的存在與影響。從1607年開始,瑞典國王卡爾九世釋出命令,禁止國民信仰天主教,違者將遭到嚴懲,禁令長達200餘年。  可以說,新教是瑞典國家獨立、存在與維繫的根本,是瑞典立國的一大合法性來源。歐洲天主教國家聯盟對新教的種種戕害與步步緊逼,尤其是哈布斯堡帝國宣佈全面恢復天主教大一統的計劃以及軍事力量向北歐方向推進的現實,使得瑞典受到極大的威脅。1629年,斐迪南二世頒佈《復原敕令》,規定新教諸侯應將1552年後侵佔的教產全部還給天主教會。[5]強勁的宗教復辟對虔誠的新教國家瑞典感到在信仰體系、生存環境、權力存系等諸方面的壓力與威脅,而將威脅拒之於國門之外就成為一種當然的戰略選擇,更何況這種國際戰略行動還會得到英國、荷蘭、德意志新教諸國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援,以及受到天主教法國的大力援助。  (二)波羅的海政治霸權的戰略設想助力瑞典參戰  波羅的海是一個位於歐洲北部的半封閉的邊緣海,分別連線著中歐、北歐和東歐的一系列國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在15~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波羅的海沿岸的國家,主要是丹麥、瑞典、波蘭、俄國以及北德意志諸國為爭奪波羅的海主導權和控制權,戰爭與衝突一直不斷。  瑞典作為北歐的強國,自然將波羅的海的霸權地位視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目標。這種霸權地位意味著瑞典在波羅的海地區頭等的政治與軍事地位、優越的商業優勢以及宗教上的發言權。而在17世紀初,實際情況是瑞典的霸權地位遠遠沒有獲取,且面臨著較為險惡的地緣形勢。西部的丹麥阻擋它進入西歐的通道,俄國從東部威脅它的擴張,波蘭從南部給瑞典造成了壓力。[1]381611~1613年瑞丹戰爭,瑞典戰事不利,被迫放棄一些領地。1614~1615年與俄國的戰爭則大獲全勝,封堵了俄國西出波羅的海的夢想。  三十年戰爭爆發後,瑞典仍在與丹麥、波蘭等國進行著爭奪波羅的海沿岸土地的戰爭。隨著三十年戰爭的深入,尤其是隨著哈布斯堡帝國的不斷勝利,在波羅的海戰爭有所斬獲的瑞典與波蘭等國簽訂停戰協定,全力應對三十年戰爭。這是因為瑞典要實現波羅的海霸權,必然要把波羅的海南岸的北德意志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向東推進到波蘭的邊境。天主教同盟的勝利並大肆北進,對瑞典的霸權圖謀不啻一個重大打擊。遏制並挫敗哈布斯堡帝國向北推進的步伐和計劃就成為瑞典戰略政策上的重要一環。因此,從爭奪波羅的海霸權上來看,瑞典參與三十年戰爭,是有著其進攻性與侵略性一面的。(2)  (三)商業利益的考量催發瑞典參戰  三十年戰爭是宗教戰爭,但又絕不僅僅是宗教戰爭。隨著戰爭的演化和發展,戰爭初期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此時的世俗性考慮慢慢壓倒了宗教和精神要素。[6]商業貿易方面的利益考量在各國的國際行為與外交謀劃中作用顯著,對瑞典參與三十年戰爭有著重要的影響。  首先,對外貿易在瑞典國家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波羅的海在對外貿易中的作用是明顯的。哈布斯堡帝國在一場接著一場的戰爭勝利之後,氣焰更加囂張,野心更加龐大,提出了哈布斯堡海洋計劃(Habsburg Maritime Design),意欲壟斷波羅的海地區的全部貿易和商業特權。要是這種計劃實施,瑞典的對外貿易就會被封死或者操控在哈布斯堡帝國手中,其國內經濟生活也必將處於紊亂和混雜的狀況,甚至威脅到瑞典的生存與獨立。  其次,哈布斯堡海洋計劃還會威脅到瑞典在波羅的海的漁業利益。波羅的海作為一個邊緣海,蘊含豐富的漁業資源,這是沿岸各國的重要生計所在。瑞典在波羅的海的漁業利益很大,捕魚業一直是瑞典國家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產出中的比重較大。哈布斯堡帝國的這海洋計劃必將會對瑞典在波羅的海的捕魚產業帶來強烈衝擊,影響瑞典的相關經濟利益,這是瑞典所不能容忍的。  此外,英國、荷蘭等西歐貿易大國也不能容忍哈布斯堡海洋計劃的推行與實施。英荷等國與歐洲東半部的商業貿易往來很大程度上是透過波羅的海這個貿易通道進行的。面對哈布斯堡帝國狂飆式的海洋計劃,各國的共識是確保波羅的海的開放與沿岸地區的自由貿易。[7]因此,新教國家的聯盟就在宗教的認同感與貿易的一致性的基礎上形成了,並最終埋葬了狂妄的哈布斯堡海洋計劃。  三、瑞典參加三十年戰爭的影響  瑞典參加三十年戰爭對這場戰爭的發展態勢和演繹產生了重大的作用,瑞典的參戰還為戰後瑞典的國家地位以及歐洲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瑞典參戰對瑞典、波羅的海地區以及整個歐洲國際關係都有著非凡的意義和多樣的價值。  (一)瑞典參戰改變了德意志戰場的演繹形勢和戰局的發展態勢  1629年丹麥的敗走標誌著天主教同盟的勢力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德意志的力量天平已經發生坍塌。瑞典的介入和瑞典軍隊的登陸改變了這一切。作為當時歐洲最先進的軍事大國,瑞典的參戰直接影響了三十年戰爭的程序。[4]50  首先,在1630~1635年間,瑞典獨力撐起新教世界抗衡天主教同盟和哈布斯堡帝國的重任和偉業。1630年時,丹麥敗退回日德蘭,英國與荷蘭心有餘而力不足,法國糾結於國內混亂政局,德意志世界內部新教諸國噤若寒蟬。蒂利和瓦倫斯坦率領下的天主教軍隊所向披靡,攻城拔寨,似乎無敵於天下。瑞典的參戰改變了這種發展態勢,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軍隊在1831年9月全殲了蒂利的軍隊,接著橫掃萊茵河流域,攻取西北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區。瑞典的行動阻止了天主教軍隊繼續向北推進的步伐,保住了新教的歐洲北部地盤。   其次,在1635~1648年間,瑞典與法國聯合作戰,堅持與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國對抗,並最終取得勝利。1635年,眼看著瑞典無力獨自壓倒天主教同盟的情況下,先前一直持觀望態度的法國正式參戰。瑞典與法國相互配合,堅持抗衡政策,並經過一系列的戰役磨練和艱辛攻伐,終於在1648年徹底打敗天主教同盟的軍隊,取得這場漫長戰爭的最終勝利。  可以說,瑞典的參戰是三十年戰爭戰爭形勢發展的一個重要因子,也是反哈布斯堡同盟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如同亞歷山大一樣,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在偉業尚未實現時,就不在人世了。[8]但是新教的偉大事業畢竟保住了,瑞典的重大利益與特定目標也得以實現了。  (二)瑞典參戰對戰後地區格局的重大影響  瑞典參與三十年戰爭並最後取得戰爭的勝利,在結束戰爭的《威斯特法利亞和約》中,瑞典作為戰勝國得到了相當多的戰利品,這深刻地影響了瑞典的國家發展以及波羅的海地區的力量格局的變化。  在領土疆界上,瑞典得到了全部西波美拉尼亞和部分東波美拉尼亞,以及什切青城、不來梅和費爾登的兩個主教區,控制了漢堡等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最為重要的港口,佔領了北德意志所有通航河流如易北河、威悉河和奧德河的入海口。這使得波羅的海成為瑞典的“內湖”,瑞典也一躍成為波羅的海的霸權國家,周邊的國家如北德意志諸邦國、丹麥、俄國、波蘭、芬蘭等無不在其影響之下。  在政治和外交層面,作為主要戰爭過之一的瑞典成為《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的主要保證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大升。瑞典透過這種保證國地位,積極介入歐洲的國際政治,此後不斷介入到歐洲的國際紛爭中,參與到西歐的各種國家戰爭中。在這個過程中,瑞典的強國地位得到別國的認可強國作用得到別國的重視。  在經濟層面上,瑞典作為勝利的一方獲得了一定的戰爭賠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發展。《威斯特法利亞和約》規定戰敗國向瑞典支付500萬塔勒的軍事賠償,這成為經歷長期戰爭的瑞典的救急資金。同時,在戰爭後,瑞典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國家經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觀。耕地面積迅速增加,以納爾凱省為例,每年能增加4%~5%左右,工礦業進一步發展,鐵的輸出量從40年代到80年代增加達一倍以上。[9]  四、結語  三十年是一場牽扯歐洲多國、延續多年且影響深遠的歐洲第一次國際戰爭。瑞典主動介入這場戰爭,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的。作為新教國家的瑞典無法容忍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國對新教同宗的肆意迫害無端壓榨;作為波羅的海國家的瑞典要獲取波羅的海霸權,必然要清除一切威脅其霸權夢想的行動與政策,包括哈布斯堡帝國的種種企圖;作為海權國家的瑞典將貿易作為立國的根基,將商業作為自己的生命線,而哈布斯堡海洋計劃就成為自由貿易的絆腳石。瑞典的參戰還對戰爭的發展態勢產生了重大的改觀,改變了不利於新教同盟的狀態。同時,瑞典的參戰與完勝還為自身國際地位的提升、國家實力的增長與地區格局的變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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