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所謂官修史書，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被官方認可的，比如以《史記》為代表的二十四史，這些都是官方認可的正史。而且，其中的很多部史書本身就是由官方欽定並組織人員編撰的。其二，是指在二十四史之外的其他一些史書，比如《資治通鑑》，雖然不屬於正史，但也是官修史書。

第二，清朝滅亡後不久，北洋政府就設館編修清史，前後歷經十多年，1927年主編趙爾巽眼見自己時日無多而且時局多變，於是就將其以《清史稿》的名義刊印出版，之所以加上一個“稿”字，是代表這部史書是未最終定稿的意思。但是《清史稿》的編撰者很多都是清朝的遺老遺少，因此全書基本上都是站在清朝的立場上講述歷史，有失公允，而且因為出版倉促、沒有認真檢校，加上編者本身的學術水平參差不齊，因此書中的有很多錯誤和漏洞。但是書中記載的歷史事實很多都來源於《清實錄》、清會典等國史檔案，所以還是有相當價值的。

第三，《清史稿》之後，確實官方未再為清朝修史。但是《清史稿》總的來說還是反映了清朝的歷史全貌，而且也是北洋政府的官修史書，因此不能說清朝滅亡後沒有官方史書。

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就開始修訂了，由宣統三年任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主持修訂。因為主持者就是清朝的遺老，所以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來寫清史，清史稿編寫的體例大致的採用明史。也開創了宣統記這一種格局。

這幫遺老遺少，簡直就是對頌揚清朝正統的思想，雖然這幫人生活在民國，比較搞笑的是，他們稱太平軍為粵匪，辛亥革命為倡亂，傾向性非常嚴重，所以在1929年的時候易培基。要求下令禁止清史稿發行，因為裡面很多涉及到藐視先烈，宣揚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的內容。

清史稿的版本也比較多，有關外本關內本金梁重印本上和聯合書店影印的日本印本等等，影響最大的是關外本和關內本。清史稿在設立初期的時候撥款經費比較充足，所以成書比較快，1917年張勳復辟之後，舉步維艱，所以很多人都跑掉了。就這樣斷斷續續的，後來主持的趙爾巽自己年老怕等不了了，乾脆倉促成書刊印。

清朝的修定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在清朝滅亡民國建立的時候就開始修。不過那時修史者都是清朝的遺老遺少，他們在書中對清朝極盡褒獎之能事，甚至把孫中山都說成了賊寇。北洋政府當然不能同意，下令讓他們重新修定，但是那個年代政治極不穩定，還沒修多少，北洋政府就失敗了。那些已經編成的清史就稱為《清史稿》。

到了新中國，清史的修定工作就提上日程了。畢竟我們國家是一個熱愛歷史的國家，修定歷史、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是中國的優良傳統。但是清史的修訂困難很大。首先，用言文還是白話文就是一個困難。本人估計會用半白話，起碼不像二十四史那樣晦澀了，但也絕不會用純白話。二十四史裡最長的是宋史，800多萬字。但是清史已經至少寫了3000萬字了，可見內容之多，討論之深，都是空前的。希望歷史專家學者們早日完成《清史》的修訂工作，再現一部歷史鉅著。

修清史很困難！

因為修清史的先覺條件就是要正視大清皇朝的功與過！這點就不可能讓政府重修清史，修的主觀色彩太濃有不符合史料應有的價值！客觀了又與革命理論和執政理念有衝突。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執政者與平民百姓想的本來就不一樣！

大清皇朝黑的已經無法附加了，人人討厭，可是真正研究歷史的學者有幾個不停的大罵清廷呢？

還是那句話功過不相抵，做人看事要端正，歷史不是弱者創造的也不是弱者書寫的！

怎麼沒有呢？

大型《清史》編纂工程正在進行啊，耗資幾個億呢！已經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書籍，而且已經完成了初稿，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就能看到一大套完整的清史！

這個專案是2002年底啟動的，國家專門設立了清史編纂委員會。我也參加過一些相關工作，工程很浩大，體裁採取的是“新綜合體”，包括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

至於民國時期的官修清史，我曾寫過專門文章，有興趣的仔細讀讀吧。

一、復古思潮與清史館之設

易代修史，是中國古代優良的史學和文化傳統，尤其自唐代設館修史制度化後更成為一種慣例，與國史纂修共同構成官方史學的基本格局。新生的民國同樣延續了這一傳統，單獨設立清史館纂修清史，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其設立承載了更多的政治意圖，作為民初復古思潮的組成部分而存在。

袁世凱當政後，試圖恢復帝制，並實施了一系列帶有復古意味的舉措，時人曾將1914年稱為“復活年”：

“去年中華民國之歷史，可一言以蔽之，曰復活。科舉死久矣，去年乃有考試知事之舉，是科舉復活也。相國之在清朝，固已同日溘逝矣，而東海為國務卿，則有相國之稱，是相國復活也……他如祭天祀孔之典禮、老爺大人之名稱，無不同時復活。”

溥儀也曾回憶稱：

“到民國三年，就有人稱這年為復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興奮的事情越來越多。袁世凱祀孔，採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設立清史館，擢用前清舊臣，等等舉動，令人眼花繚亂。”

同樣將清史館的設定視為復古活動之一種。

拉攏前清舊臣是其中的重要一環，而為消除遺老們對於出仕民國的“貳臣”心理，袁世凱設立了許多名譽機關如禮制館、國學館、考文苑等，清史館亦為其中之一，事實上，這是設館的主要原因。

1914年1月，在袁世凱授意下，有關熊希齡擬請設立清史館的新聞開始見諸報端，並稱：“中華民國追維讓德於大清皇室，特頒優待條文，崇德報功，無微不至。”同年2月3日，國務院向大總統提出正式呈請，指出：

“凡新陳之遞嬗，每紀錄而成編……蓋時有盛衰，制多興革，不有鴻篇鉅製，將奚以窺前代之盛，備後世考鏡之資。況大清開國以來，文物粲然，治具鹹飭……惟是先朝紀載，尚付闕如，後世追思，無從觀感。及茲典籍具在，文獻未湮，尤宜廣召耆儒，宏開史館，萃一代人文之美，為千秋信史之徵。茲經國務會議議決，應請特設清史館，由大總統延聘專員，分任編纂，總期元豐史院，肇啟宏規，貞觀遺風，備登實錄，以與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於無窮。”

呈文雖將接續易代修史傳統列為首要理由，但其核心要旨仍在於對清代文治武功的褒揚，以及將民國的建立視為清廷“讓德”的結果。這一對兩者關係的定位，顯然與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及後來的國民政府截然異趣，實際反映出北洋政府對“正統”的變相追求。

同時，北京政府國務院迅速擬訂出《清史館官制草案》，規劃了史館的地位、職責和人員構成等：

“清史館掌纂輯清史並儲藏關於清史之一切材料……清史館置官員如左：Quattroporte（特任）、秘書（薦任）、纂修（同上）、協修（同上）、主事（委任）……Quattroporte一人掌全館事務，直隸於大總統。”

1914年3月9日，袁世凱正式頒發大總統令：

“查往代述作，鹹著史篇，蓋將以識興革之所由，資法鑑於來葉，意至善也……準如所請，設定清史館，延聘通儒，分任編纂，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二百餘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

由所謂“廣召耆儒”、“延聘通儒”、“與往代二十四史同昭”、“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以及官制草案可知，袁世凱對纂修人員、史書形制和史館定位等已有較為清晰的角色期待，顯然意在消弭遺老對新政權的排斥感。設館命令頒佈後，當局面臨的首要任務為纂修人員的延聘，尤其需要確定館長人選。

據當時報紙報道，徐世昌、陸潤庠、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樊增祥、周馥等皆曾進入當局視野，只是由於種種顧慮或複雜關係均未出任。在頗費一番周折後，以遺老自居的趙爾巽終於同意擔任清史館館長，並“要求政府對於清史館之用人及編纂問題均不得干涉”，清史館遂正式成立，館址位於故宮東華門內，原為清國史館、會典館館址。

應該說，袁世凱在籌設清史館時的苦心積慮與趙爾巽的最終出山，在前清遺老中間引起不小震動，“有主張修史者，有以為不當修者”，如梁鼎芬就致函趙爾巽直言：“國號雖更，少帝尚在，當此時代，公然編纂清史，對於現今幼主而直書前皇之遺事，寧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舉請即中止，卻為穩當。”

當然，態度如此強硬的“頑固”遺老為數並不多，多數人將入館與入仕作了性質上的區別，並不認為修史是對舊主的背叛，反而認為是特殊形式的盡忠。館長趙爾巽就曾為自己辯解說：“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吃清朝飯，我做清朝事。”輿論亦稱其“自民國成立後，本無意於仕途，此次之出任清史館長，且意欲編纂一至完全之清史，以盡其耿耿之心”。再如，張爾田在解釋其師章鈺何以入清史館時指出：“辛亥國變，棄官從好，旅食於京沽間。先生自以為於國事無所裨，而文獻之寄不可以無傳，故即以讀書報三百年養士之澤。”頗能反映遺老對待清史纂修的態度。

就任後，趙爾巽成立了清史館臨時籌備處，開始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標準籌建修史隊伍，要求“必須由翰林苑起家，學問淵博，掌故熟悉，或精通滿蒙藏各文者方為合格”，而應者眾多，“連日門前車馬絡繹，冠蓋如雲，前後求見者約達一千餘人之數”。

清遺老多成名於光、宣年間，並在政壇和學壇身居要位，而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擠壓了其生存空間，不僅喪失了政治職權，而且不少人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清史館的設立無疑為他們提供了秉筆直書、青史留名的路徑，並藉此尋回故朝記憶，緩解時代變遷所帶來的衝擊，更能改善生活境況，而袁世凱對民國與清朝關係的定位又大大減輕了被視為“貳臣”的心理負擔。在趙爾巽的主導下，先後被聘入館的總纂、纂修、協修共約一百多人，“十九清之達官”，實際以遺老為主體。需要指出的是，他們雖在政治立場上多不忘舊主，但並不能就此給其烙上“守舊”的印記，實則他們屬於過渡期的知識群體，具有思想上的複雜性與多元性，而這一特點亦反映到《清史稿》的編纂中。

二、《清史稿》的編纂過程

纂修隊伍初步組建後，清史館開始正式運轉，而體裁、體例的確立是第一步工作，這是歷代官方修史的傳統，因為採用何種編纂形式並非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直接制約內容的安置，實際上直觀反映了再現客觀歷史的路徑和方式，同時又與正統論、春秋筆法、筆削標準、是非判定、價值取向等緊密聯絡在一起，而民國取代清朝又在性質上有別於以往的王朝更迭，故而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似乎本應充滿新舊思想的交鋒。但是，袁世凱復闢帝制在某種程度上中斷了民主共和程序，而清史館的設定又是其中重要環節，袁甚至在設館命令中已經作出帶有明顯傾向性的表述，因此有關清史編纂的體裁併未經過大的討論就達成一致，差異僅在於具體體例的確定方面。

當時，清史館就體裁、體例問題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館內外學人（以館內纂修人員居多）紛紛就某一方面建言，比如於式枚等撰《擬開館辦法九條》、梁啟超撰《清史商例》、吳廷燮撰《清史商例》、金兆蕃撰《擬修清史略例》、張宗祥撰《陳纂修清史管見數則》、朱希祖撰《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後紀傳議》等。多數人認為清史“為結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以後體例如何，自當別議”，但清史乃“與二十四正史並列之書，實在矣數千年帝制結局之作”，故而主張沿用紀傳體，並在類目上“大體近法《明史》，而稍有變通”。紀傳體並非單一體裁，而是帶有綜合性質，能夠容納豐富的史實，從不同層面反映歷史演進情形，但同時也是君主專制制度在史書體裁上的對映。其時，“新史學”已風靡全國，以章節體為主的新式體裁已頗為流行，對舊式體裁的改造也方興未艾，但以遺老為主體的清史館顯然未能表現出足夠的求新意識，而是恪守傳統，致使不少具有創新價值、反映時代進步的看法被有意忽略了。比如，有人提出志、傳應新增圖，認為：“舊史無附圖者，近代輿圖，日以精密，工技之精，非圖未辨，左圖右史，古學所重，大約疆理、河渠、郵傳之志，禮器之數，兵之船械，皆非有圖，無以證明……既無因襲，亦可特創。”有人建議增加民俗志，認為：

志宜兼詳民事。中國舊史，大都詳朝廷制度，略民間禮俗，《史記》獨多言民事，千古稱之，今宜擴而充之。凡民間禮俗之大，居處飲食之細，及一切日用風教有關者，良窳得失，燦然無遺。

此類意見雖不佔多數，但畢竟說明新的科學精神和史學理念已開始向官方修史領域滲透。

修史機構能否有序運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具備完善的管理制度。然而，清史館開館之初，館長趙爾巽並未制定詳細的工作條例，僅設定總纂諸員分撰表和功課簿，依據館員專長而分配任務，要求館員每兩個月到館交稿一次。由於秉承袁世凱羈縻“遺賢”的宗旨，上述考核制度多流為形式，並不具有實質上的約束作用。嚴格的監督和審查機制的缺失致使史館組織渙散，出現許多“領執筆名義者、坐領厚薪者、飽食而嬉者”，他們“每天聚著談談，隨便撰寫一些，全無條例，有如一盤散沙”，甚至出現“有請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學術”的荒誕現象，因此最初幾年雖成稿數量眾多，紀、傳、表、志等均粗具初稿，但質量參差不齊。對此，朱孔彰曾建議對“全史體例加以審正，而慎選總領之人，商定分纂之辦法，庶不致紊亂無紀，冀可觀成”，惜未被採納。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軍閥割據、混戰漸次粉墨登場，在動盪的局勢下，清史館因喪失政治象徵意義而被新政權體系迅速邊緣化，最直觀的表現就在於經費的驟減：“館中經費驟減十萬，其後遞減，月至三四千。此三四千者，猶不時至，或參以國庫券公票之類。”館員隨之大半散去，僅餘二十多人。不過，政治負擔的減輕以及素餐之人的離館反而讓趙爾巽能夠放手整頓，他進一步統一凡例，明確分工，並特聘邵章為提調，專司其事，負責與編纂人員聯絡，同時整理先前已撰好的文稿，又在繆荃孫建議下制定了“以時代為段落，擇人分任”的統稿、審查原則，館風遂大為改善。然而，直皖、直奉戰爭的爆發令東華門經常關閉，館員無法“調書考證”，經費亦幾近枯竭，“在館人員，等於半盡義務”。最終館內僅餘十四人，並被迫進行館外兼職，以維持生計。無奈之下，館長趙爾巽向吳佩孚、張宗昌等尋求支援，而“諸軍帥慕義樂善，而重公之名德……皆慨輸鉅款”。

1926年，鑑於全稿已粗具規模，史館決定用兩到三年時間進行終審定稿，並重新分配任務，即：柯劭忞總閱本紀、王樹楠總閱志、吳廷燮總閱表、夏孫桐與金兆蕃總閱列傳等。1927年春，隨著北伐軍節節勝利，趙爾巽以“時勢之艱虞”和“年齒之遲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為由，決定將史稿付印。部分館員對此持贊同意見，希望以刊印後的稿費補發欠薪，而夏孫桐等則極力反對，認為史稿錯漏太多，“斷不可冒昧行之”，否則恐貽笑世人，並建議“實事求是，逐加修正，務延總閱，全體討論，以期詳審”。但趙爾巽意在有生之年完成清史編纂心願，遂堅持己見，並稱：“吾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不久，趙爾巽病重，適逢袁金鎧來京，遂委以刊印之事，而袁又假手金梁負責。同年8月，趙爾巽病故，由柯劭忞代理館長，並再次縮短刊印之期，造成大量書稿來不及稽核、修正即付刊印。全書趕在北伐勝利之前倉促印刷完畢，計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八百餘萬字。當時，共印製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被金梁未經館長批准即運往關外，稱為“關外本”；留在館內的七百部被館員發現多有金梁私自增改之處（如增加康有為、張勳傳，修改部分列傳，刪改藝文志序，增加校勘記等），遂重加糾正，稱為“關內本”。後來，關外再次重印，對部分列傳、史表等做了刪改，稱為“關外二次本”。

《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初年北洋政府設館編修的記載清朝歷史的正史——清史未定稿。

主編是趙爾異，編撰歷時十餘年，一直到1927年，終於完成初稿。當時由於時局動盪，趙爾異，就把《清史稿》之名將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為未定本。清史稿全卷536卷，其中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以紀傳為中心，記錄從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到1912年清帝退位為止。

但是此書編寫人很多事滿清遺老，站在清朝一方讚揚清朝，敵視、汙衊革命，遭到很多人批評。

《清史》是中國一個重大學術性文化工程，編纂於2004年全面啟動。編委會主任：戴逸

從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啟動《清史》編撰工作至今，國家清史編委會委員已經6次更換其稿。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是可以談談的，一般來講，當朝為前朝修史，當朝的歷史僅作記錄，不專修成冊的，但一般來講有記載比較真實的起居注這一類文體。

我們知道官修史書的體裁凡例都是有固定的，自史記以後幾乎成為規範，加上有紀事本末，通鑑等等，比如明清還有實錄等等。這些都是屬於官史的一部分，至於清朝有沒有沒官修史書呢？因為有清一代，時局變幻，清滅亡之後，並非一朝替換，而是群雄並起，政府換人像走馬燈似的，所以修史書這事呢！雖沒有定稿，但也有一部清史稿！可暫且作為清朝的官史，但是清史稿雖然體裁類似，但是內容粗糙，不為現代史家所認同，但也無可奈何了，至今也沒有新修的清史，加上清宮檔案的散佚和毀壞，流落民間或者被傅斯年等人帶往臺灣，國內保留的已是不全，難以窺其全貌，修史更是難上加難！

通稱的官修史書為二十四史，《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初年由北洋政府設館編修的記載清朝歷史的正史。按照官修史書的凡例體裁，全書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下至1912年清朝滅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歷史。

民國三年（1914年），經民國國務院呈文，大總統袁世凱設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繆荃孫、柯劭忞等人為總纂，總領清史修撰工作，參與者先後有一百餘人。《清史稿》編修工作歷時十餘年，至1927年，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以《清史稿》之名將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為未定本。所以清史稿是一部官修的未定稿正史，也就相當於現在的初稿或者一稿而已，但是不可否認，其史料豐富，內容龐雜。

所以說因為清史稿的存在，你也不能說它沒有官修史書，只不過大業未成啊！確實遺憾！況且當今學者已無修古史之能力，說不定修出來的連清史稿都不如，就浪費國家資源了，確實是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