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明朝亡於萬曆的說法雖然有道理，但是並不全面。

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主持改革，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提升，出現了“萬曆中興”的局面，另一方面，萬曆年間在軍事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戰果，這就是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對於萬曆朝前期的政績要給予認可，但是也要看到在中興之下，卻隱藏著帝國滅亡的不穩定因素。

其一，就是文人誤國的典範——東林黨。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並逐步形成了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而閹黨與東林黨的黨政，也最終動搖了明朝統治的根基，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其二，萬曆三大徵，即萬曆年間先後在明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三場戰爭雖然都取得了勝利，達到了鞏固了明朝邊疆穩定，使北韓王朝免受倭寇的侵略的最終目的。可是這三場戰爭也嚴重消耗了明朝的財力，同時，遼東的後金努爾哈赤再此時獲得喘息之機，開始積蓄力量，對抗明朝。

其三，就是努爾哈赤所領導的後金，在萬曆年間迅速成長為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並在明萬曆四十七年的薩爾滸戰役後，徹底改變了與明朝遼東守軍的攻守態勢。

其四，明朝在萬曆年間已經進入小冰河時期，旱災頻繁、瘟疫橫行，百姓流離失所，極大的加重了朝廷負擔，並且民動、民變不斷，並最終演變成為了全國性的農民起義。

其五，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行為以及在立儲問題上的反覆，使得明朝在萬名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後，開始朝野的紛亂和衰亡。

綜上所述，萬曆所面對的有天災、有人禍、有內憂，有外患，多重因素交織在了一起，最終導致了明朝政局的崩塌，至於有沒有什麼措施，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或許張居正多活幾十年，才能將這些問題補救吧，所以萬曆要怪·，就怪張居正死的太早了。

感謝相邀！我覺得“明朝亡於萬曆”這句話不太嚴謹，應該如清人所說的“明之亡，非亡於崇禎，而亡於天啟，實亡於萬曆，始亡於嘉靖”，要放到整句話裡來理解。萬曆皇帝一朝應該分成兩個階段來看，前十五年萬曆中興，後三十三年明朝正式進入滅亡的的快車道。我們就從這兩個階段著手分析一下：

明朝從嘉靖朝開始，大臣為了爭奪首鋪之位，文官集團拉幫結派，開啟了黨爭，以至於在萬曆、天啟年間愈演愈烈，為明朝的衰落打下“基礎”。

萬曆皇帝登基後的前十五年，由於萬曆年幼，首輔張居正輔國，萬曆皇帝及太后對張居正信任有加，大力支援，國家大事悉數出於張。張居正在位期間，對明朝各種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對萬曆帝嚴加管理、督促學業。張居正推行的富國強民政策，使得明中葉以來愈演愈烈的財政危機得到一些緩和，萬曆朝的這前十年史稱“萬曆中興”。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還是比較勤政，整個國家也在正常發展的軌道上。但是，這樣的勤政只持續了五年，便轉入下一階段了。

到了萬曆十五年，萬曆皇帝逐漸開始進入沉迷酒色、身體每況愈下的狀態，前期的勤政似乎一夜之間被抹去。迅速開啟了與外界隔離三十多年的閉關模式，由於萬曆的怠政，國本之爭開始出現，不批奏摺、不見大臣，使後期官員缺員達三分之二還多。

萬曆後期經過“哱拜叛亂、楊應龍叛亂及援朝抗倭”三大徵及“薩爾滸之戰”後，明廷財政赤字不斷膨脹，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從萬曆二十年開始，明政府進行了援朝抗倭的戰役。七年的援朝抗倭終表面看起來是勝利了，但是明朝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幾乎是舉全國之力。因此，明朝的滅亡確實是從萬曆後期開始的。

萬曆能採取哪些措施可避免明朝的滅亡呢？

1、張居正死後，不應廢除新政；

2、三大徵深思熟慮；

3、薩爾滸之戰不敗，萬曆用人得當；

4、勵精圖治、勤政上朝。

萬曆皇帝應該採取3個措施避免明王朝滅亡！

萬曆十七年起（1588年），萬曆帝開始怠慢朝政（一說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寫《酒色財氣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鄒漪《啟禎野乘》卷一《馮恭定傳》中也說到明神宗荒於酒色：“因麴櫱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明史鈔略》記載萬曆二十一年皇太后萬壽時，神宗在暖閣召見王錫爵：……上曰：“朕知道了。”錫爵又奏：“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以遂群臣願見之望。”。而明神宗也開始奢侈靡費，斂財揮霍，又屢屢從國庫提銀，史稱“傳索帑金”，並任用張鯨等奸幸。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神宗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萬曆三十四年，禮科左給事中孫善繼也極陳時弊說：“惟願皇上修萬曆十五年以前之勵精，復萬曆十五年以前之政體，收萬曆十五年之人心，庶平明之治成，垂拱之理得。”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但明神宗不承認，並表示他已經沒有傳召福王很久了，若真的每日接見，福王出入禁門，隨從這麼多，人所共見，必然耳目難掩。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而明緬戰爭也因為明朝方面忽視而先勝後敗，被緬甸東籲王朝蠶食孟養在內國土。

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審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臨江知府錢若賡被神宗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直至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萬曆帝才以“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將其釋放。首輔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訊息，最後不辭而去。萬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因數請去職還鄉不得，於是稱疾不出，逾月才終於請辭成功。吳亮嗣於萬曆末年的奏疏中說：“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

樊樹志的《萬曆傳》考究裡，中允地解釋了明神宗怠政原因，源於健康狀況惡化非子虛烏有，追溯萬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後，皇帝因病免朝，言“頭昏眼黑，力乏不興”，對祭享太廟活動也只能權讓勳貴代理，並無奈地說道“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禮”，後來又遣內使對內閣傳諭“聖體連日動火，時作眩暈”，“聖體偶因動火，服涼藥過多，下注於足，搔破貼藥，朝講暫免。”與定陵發掘後查證神宗左足有疾互相引證。且當萬曆十五年三月初六，聖體初安以後，神宗旋即上朝聽政，隨後又與三輔臣見面，並打招呼說“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憂心。”，十六年二月初一又如常參與文華殿經筵，並興致勃勃地與閣臣討論《貞觀政要》，唐太宗與魏徵。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時，收到雒於仁奏疏的神宗召見首輔申時行入見，當申時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靜攝，也當一月之間至少數次視朝，神宗並沒有惱怒，只是解釋道“朕病癒，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次年病情稍好後神宗與閣臣談起病情，也是真情流露地說起自己久病的心情“朕近年以來，因痰火之疾，不時舉發，朝政久缺，心神煩亂”。乃至神宗在位中期王家屏，王鍚爵輔政期間仍是“面目發腫，行步艱難”，以致連嫡母仁聖皇太后陳氏病逝，一向孝順聞名的神宗也因病動彈不得，只能遣人代理，而遭受到朝臣猛烈的評擊責難，有苦難言，此後神宗病情反覆，在萬曆三十年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遺旨，向沈一貫託孤。可見神宗在位期間的“動履不便”“身體虛弱”以致在位期間怠政，實不是推諉託辭。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北韓、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是在九重宮闕下透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發兵平定了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北韓以及奴兒干都司的北韓之役，維護了明朝的內部統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徵。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如僅北韓一役消耗國庫便高達銀八百八十三萬五千兩，米數十萬斛，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

1593年4月（萬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機徇私譭譽，結援同黨，有大批的大臣被罷免，吏部文選郎呂胤昌、給事中王三餘，均被斥黜，引起軒然大波。事後言官又劾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於庭、主事袁黃（袁了凡）。

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楊時喬與左都御史溫純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間爆發了“楚太子案”，形成沈一貫與沈鯉兩大集團的鬥爭，沈鯉藉機貶謫浙黨官員給事中錢夢皋、鍾兆鬥及御史張似渠、於永清，沈一貫則稱病閉門家居，最後內閣只剩朱賡一人，葉向高曾說“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鳳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1611年（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屆八十的吏部尚書孫丕揚主持，徐紹吉、周永春等策劃傾覆東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圖制止。這時期朝廷的黨爭形成南黨和北黨之爭，互相攻擊，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說：“東林所至，傾動一時，能使南北交攻，角勝黨附”。日後閣部大臣，長久缺員，萬曆帝亦置之不理，《資治通鑑三編髮明》說：“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繼論劾，藉端攻擊，報復相尋，朝事已不可問”。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力陳：“今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吏部尚書孫丕揚曾推薦沈鯉、郭正域、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浙黨吏部尚書鄭繼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後一次京察，齊（亓詩教、周永春）、楚（官應震、吳亮嗣）、浙（姚允文、劉廷元）三黨大肆斥逐東林黨人。至此朋黨之爭，愈演愈烈。

事實上萬歷繼位的時候，他接過的大明還真是張好牌。一方面他爹的隆慶新政小有成效，國家經濟開始復甦，強軍計劃也在穩步進行；另一方面，嘉靖時期長達十幾年的黨爭已經結束，朝廷政局相對穩定。可以說只要萬曆繼續他爹的步伐，大明就有機會改變這個衰敗的局面，從而真正完成中興。

然而歷史總是這麼絕情，偏偏萬曆就是個獨裁者、控制狂，當然也是被他老師張居正和他媽李太后逼得。萬曆十年之後，他終於體驗到了親政的快感，原本也是想大有一番作為，只是這個前提是所有的文武官員都要聽他的話，可是事實卻是比他還有思想的文官們拒絕乖乖配合。於是一場關乎皇帝面子和文臣道統尊嚴的鬥爭就開始了，而引發這場鬥爭的，就是被後來史學家稱為“爭國本”的事件。

萬曆十四年（1586年），皇帝欲立鄭貴妃的兒子作太子，這就引發了堅持道統的人的反對，有反對自然也就有給皇帝做舔狗的，於是乎道統派和皇帝派展開了長達6年的爭鬥，終於在萬曆二十年，皇長子的太子位得到了保障。但是這場被掀起的群臣亂鬥卻沒有因此而終止，朝中大臣開始紛紛站隊，形成了地域派系，即齊、楚、浙三黨，其中以浙黨實力最為強大，三方實力你爭我鬥，而在爭國本中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的明神宗卻拒絕在站出來穩定朝局，而且隱居深宮，意圖學他爺爺嘉靖那樣利用一派臣子來制衡另一派臣子以實現自己的權御之術。不過長達十幾年的黨爭只是讓國家機器空轉，有效的政策不能得到實施，最後官員抱團導致一系列的吏治腐敗，在經過了萬曆三大徵之後，大明的國庫已經空空如也了。

為了彌補空缺，皇帝決定徵收礦稅，他派出宦官去各地考察，而事實上，這些被委以重任的小閹人們並沒有認真工作，而是直接奔向富庶的江蘇（南直隸）去橫徵暴斂。江南百姓自然忍無可忍，他們組成市人團體去和朝廷作鬥爭，在這個背景下，一些有文化有抱負的讀書人開始聚在一起講學論政。萬曆三十二年，宋代的東林書院在無錫被重建，而聚在一起這幫人就成了後世所謂的東林黨。長期在野的觀察，讓東林黨具有朝臣不具有的眼觀，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可以辦實事。但是如果想實現抱負，就必須加入黨爭這個遊戲。很快，萬曆年間的黨爭在東林黨加入後迅速達到高潮。

關於太子地位的穩定，後續還有庭擊案，這事落到臣子嘴裡，就又成了鬥爭的導火索。這次，站在道統這邊的是東林黨，而做舔狗的則是浙黨。齊楚兩黨自然希望東林黨消滅浙黨，於是在一旁給東林黨稍稍幫忙，但是東林黨很“獨裁”，他們要的是獨攬朝局，這就使得有些人雖然很有能力但不是東林黨，於是乎就被清除了官場。1618年開始，明金戰爭打響，遼東戰事不斷吃緊，朝廷這邊還在爭得熱火朝天，而一旁的萬曆卻只是默默地看著這把火越少越大，沒有采取任何積極措施。很快，身為楚黨的熊廷弼成為黨爭犧牲品後，大明基本丟掉了遼東。同時，東林黨在鬥爭中節節勝利，到最後，練萬曆也必須妥協了。

從上面這些事態的發展狀況來看，萬曆坑就坑在妄想獨裁，卻引發黨爭，意圖利用黨爭駕馭群臣，卻沒有嘉靖那兩下子（就算有，也是折騰朝局），到最後自己和文臣兩敗俱傷，還弄得周邊烽火四起，國家衰微，已經出現了滅亡的趨勢。

如果萬曆能想隆慶那樣和大臣好好合作，繼續加強中央集權，或許若干年後，就有了動藩王這個紅線的資本了，如果這樣走的話，大明方可重現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