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為了推廣白話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的：

1，白話文有時候過於冗長，有時候又過於簡短不好理解，以前的普通平民階層沒有文化水平，知識分子說的文言文他們又聽不懂，更多是糙話才容易理解；

2，陪話文字題比較簡單，容易普及，更易於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

3，並且當時的人們認為繁體字是封建舊思想的代表，推廣白話文，有利於破除封建殘餘勢力，加快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兩個原因

1.是為了向世人表明放棄一切陳舊觀念，同時也是像世人表達與袁世凱抗爭到底的決心~

2.語言文字發展的規律就是越來越通俗易懂，實用，而白話文比文言文更簡單易懂，能更好的交流和傳播知識。

當時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在進行帝制復辟活動，大力提倡尊孔讀經， 中外反動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要求恢復古制，定孔教為“國教”。

因此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復古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其中一項運動就是 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一些新詩，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 《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這篇小說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響下，一些進步刊物改用白話文。這又影響到全國用文言文的報紙，開始出現用白話文的副刊，隨後短評、通迅、社論也都採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使全國面貌為之一新。

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胡適當老師時和學生們打賭，學生用文言文，胡適用白話文，寫一封拒絕信，看誰用字最少。學生寫的文言文裡最少的也用了七個字，大概意思是：自己知識比較淺陋，勝任不了這個職位，所以去不了了。

而胡適只用了三個字：不幹了！

朋友們覺得怎麼樣呢

原因如下:

一、文化自信崩潰，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有識之士的自信心徹底崩潰，天朝上國的夢終於醒了，許多愛國仁人志士開始思考我們失敗的原因，並開始尋找救亡圖存的秘訣。看到西方的科技文化如此發達，而且語文一致，人們識字率比我們高得多，我們中國大多數是文盲，而且讀不懂晦澀的文言文。文字與口語脫鉤，是中國的特色，是我們落後的基礎原因，推廣白話文，有利於教育的發展，教育強則國民強，國民強則國強！

二、歷史的必然，歷史演進到一定階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大規模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需要更通俗，更準確，更容易推廣的文字體系，降低經濟文化交流的成本，提高效率。否則，即使沒有列強侵略，我們一路和平發展下去，也會出現白話文，和外華人簽訂合同，法律條文，文言文由於更簡略，更容易出現歧義。也不利於推廣漢語到全世界，本來漢語就被西方炒作成世界最難語言，如果還用文言文，就坐實了罵名了。

就像計算機語言出現一樣，漢語到一定階段，也會出現白話文，甚至會設計出一種白話文語言標點符號，邏輯標註，來增加它的標準性，準確性。

或許，如果不是當初草草白話化，後來主動設計一種白話文體系，會更標準，更科學。不會出現一種“我一把把把把住了”，“我現在還單身，是因為我喜歡一個人”！“中國對戰勝了南韓隊”，“中國戰敗了南韓隊”，兩者都是中國贏了的笑話！！！！

白話文又稱語體文、俗語，指的是以現代漢語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它是相對於文言文而說的。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

古代的正統文體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視秦漢經典著作為正規化，並隨封建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而形成的一種書面文體。古代在東漢以前，使用竹簡、絲帛等作為文書載體，必然要求文字簡潔。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使用紙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後，這些都為白話文體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

1917年1月，正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關於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陳獨秀隨即撰寫《文學革命論》聲援，文學革命的序幕就此揭開。

　　文學革命又稱白話文運動，包括形式、內容和觀點三個方面的改革，對中國的現代化程序影響極大。

　　《新青年》與白話文運動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與一本雜誌密不可分，這本雜誌便是創辦於1915年的《新青年》(時稱《青年雜誌》)。

　　幾乎在《新青年》創刊的同時，遠在美國求學的胡適提出了“文言是死文字，白話才是活文字”的觀點。1916年10月，他在《新青年》發表《寄陳獨秀》的信，首次提出了文學革命“八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濫調);三曰不講對仗(文廢駢、詩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白話可入詩);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話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1917年1月，胡適又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再次重申了文學革命“八事”。

　　《新青年》宣傳民主與科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雜誌，也是近代中國最早的一份思想啟蒙性刊物。對於《新青年》的創辦和發展，陳獨秀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陳獨秀17歲那年考中秀才，次年赴南京鄉試落榜。受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的影響，他拋棄了傳統的仕宦舊途，轉而尋求西方新學。從1901年起，陳獨秀多次東渡日本求學考察，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與此同時，陳獨秀還在國內外組織團體，創辦報刊書社。

　　1915年6月，陳獨秀從國外回到上海，著手籌辦《青年雜誌》，決心從文化啟蒙入手發動思想革命。當時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與民主共和理念格格不入。作為一名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成為反封建反禮教的先鋒，《青年雜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

　　1917年1月，應蔡元培邀請，陳獨秀擔任了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文學院長)。此時的《青年雜誌》已更名為《新青年》，也隨陳獨秀一同進京，進京後的陳獨秀住在箭桿衚衕，那裡理所當然成了《新青年》的大本營。此間，《新青年》由陳獨秀、胡適等人輪流編輯，並改為白話文，使用新式標點。在這期間，《新青年》相繼發表了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李大釗的《布林什維克的勝利》、陳獨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等文章，將科學與民主思想帶入北大。

　　1917年8月，北大教授錢玄同拜訪教育部參事魯迅，為《新青年》約稿，魯迅當即應允。魯迅後來在《吶喊》自序中回憶說：“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

　　魯迅的這篇《狂人日記》後來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關於此事，學界目前還存在著不同看法，實情究竟如何呢?

　　陳衡哲的《一日》

　　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究竟是哪一篇?長期以來被公認的是魯迅的《狂人日記》。然而早在魯迅發表《狂人日記》一年以前，陳衡哲就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了她的白話小說處女作《一日》。胡適曾評論說：“當我們還在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時候，莎菲(陳衡哲筆名)已開始用白話做文學了。《一日》便是文學革命討論初期中最早的作品。”

　　陳衡哲原籍湖南衡山，生於江蘇武進，1913年考入清華，是該校首屆10名女生之一。第二年陳衡哲即留學美國，進入瓦塞學院學習歷史學，1919年畢業後又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學習，次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西洋史教授，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此後陳衡哲又先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南京東南大學等處任職，並代表太平洋關係學會中國理事會多次出席國際會議，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留美期間，陳衡哲於1917年創作了白話短篇小說《一日》，並以“莎菲”的筆名發表於《留美學生季報》，回國後又陸續創作了許多白話小說，後集為短篇小說集《小雨點》。除此之外，陳衡哲還有《衡哲散文集》《文藝復興史》《西洋史》等多部作品問世，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位女戰士”。

　　陳衡哲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與她和胡適的交往不無關係。在瓦塞學院學習期間，陳衡哲結識了正在美國讀書的任叔永(即任鴻雋，陳衡哲的丈夫)，後經任叔永介紹認識了胡適。胡適當時兼任《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知道陳衡哲是個才女，便寫信請她寫文章。但陳衡哲對胡適的“我詩君文兩無敵”頗有微詞，“我詩”指胡適本人的詩，“君文”就是任叔永的文。陳衡哲說：“豈可舍無敵者而他求乎?”意思是說，既然你和任叔永的詩文無敵了，那我們還寫什麼文章?你又何必請我們這些人寫呢?

　　不打不成交，兩人就這樣開始了通訊聯絡。後來胡、陳、任三人經常通訊討論新文學問題，這時胡適正嘗試白話文學，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打響了白話文運動的第一槍，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一時間反對者有之，嘲諷者有之，就連他的同窗好友任叔永對其主張也未置可否。這時只有陳衡哲勇敢地站在胡適一邊，對胡適給予了大力支援，後來憶及這段時光，胡適曾動情地說：“她(陳衡哲)對於

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安慰與鼓勵，她是我最早的一個同志。”在胡適的影響和鼓勵下，陳衡哲也嘗試用白話創作小說與詩歌，《一日》便是她用“莎菲”為筆名創作的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

　　《一日》是一篇反映大學生日常生活的小說，今天看來藝術上還不夠成熟，對此陳也曾自謙說：“(《一日》)既無結構，亦無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篇白描，不能算為小說。”但《一日》一掃舊小說的陳詞濫調，選取了一個生活的橫截面，在整體上以現代小說觀念組織、表現生活素材，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新時期文壇，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意義非同小可。

　　1928年陳衡哲把《一日》收入其小說集《小雨點》時，胡適為之作序說：“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年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瞭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了。”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

　　隨著白話文運動的發展，一大批接受了現代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嘗試用白話文寫作，此間湧現出了許多開創性的作品，其中胡適詩集《嘗試集》、郭沫若詩集《女神》、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等都為白話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阿Q正傳》更是為中國現代白話文學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在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中國文壇出現了創造社、文學研究會、新月社等一大批新文學社團，湧現出了許許多多生龍活虎的作家和詩人，白話文學創作在各種體裁一一展開，並在實踐中接受了檢驗。就此而言，魯迅的白話小說、郭沫若的新詩創作、周作人的“美文”系列以及“冰心體”小說等無不具有開創或奠基的意義——這不能不說是白話文運動所帶來的巨大成就。

　　白話文運動的另一項成果就是白話報紙的盛行。白話文運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爆發後，白話文得到迅猛發展，湧現出了數百種白話報刊。白話文運動以前，中國雖然已經出現白話報紙，但數量不多，影響力也有限。五四以後，大量白話文報紙紛紛出現，併為民眾所接受，逐漸成為報紙的主流。

　　白話文運動還推動了新式標點符號的頒佈和使用。1919年4月，胡適、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等6名教授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提出了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方案，要求政府頒佈通行的標點符號。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中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就此誕生。

　　今天看來，白話文運動要求的文體改革已基本完成，但這場運動所引發的思想解放仍需繼續。

表面上看為了打破言文分離帶來的知識壁壘，讓更多的人可以參與到稍複雜一些社會分工中來，從而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答案似乎也無非就是這樣，但是這個問題好就好在“終極”兩個字，所以先放結論，當年推行白話文是面對從清末至民國初年以來推行憲政屢次失敗的一種“亡羊補牢”的行為，所以終極目的自然是開啟民智，讓中國具備施行憲政的基礎。

首先，認同題主問題註釋中的“白話文文字承載力低，缺乏韻律感，難以發揮漢語本身的對稱美”。我個人總結文言有幾點好處：

言簡意賅，簡明扼要

領導講話（尤其機關），30分鐘的講話稿真正有用的東西可能也就10句話，如果用文言文把30分鐘的片湯話壓縮到哪怕10分鐘，不也是功德一件。至於胡適先生的“幹不了”當成笑話樂一樂就行了，真要是掰扯白話文發電報省不省字，胡先生會死得很難看的。

韻律優美，入情入景

這一點就把文言上升到藝術高度了。駢四儷六，平仄對仗，實在是泡妞拽文，內修養而外裝逼之必備良藥。詩歌更是將這一點發揮到了極致，想知道小學生和李白的語文水平是什麼差距嗎，對比看看中文詩和英文翻譯或者英文詩和中文翻譯就知道了。

傳承文化

推行白話文一個很嚴重後果，就是我們今天閱讀古籍非常困難，如果連本民族傳統的文章文字都無法做到順暢的閱讀和理解，怎麼認同本民族的文化，結果就是被外來文化所同化。明明可以說“此言差矣”卻非要用“it doesn"t make sense”；明明可以說“節哀順便”卻非要用“sorry for your loss”。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你猜得沒錯，接下來要說但是了。理想總是很美好的，但是總要向現實妥協，這個現實就包括政體改革需求和國民素質現狀。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仲

且不說上世紀的一二十年代，即使是正好100年後的今天，我一點都看不出中國具備推行文言文的基礎，在當時的條件下，繼續使用文言文無異於自絕於世界潮流，那樣華人就和螞蟻沒有什麼區別，安心地在蟻后（少數壟斷知識的人）的指揮下，日復一日在土裡刨食吃吧。如果中國能達到日本的教育水平，100%的12年義務教育（小初高）普及率，100%的大學普及率（畢業率不知道），那樣的話我舉雙手雙腳和三條腿贊成。

如果非要推行文言文，好吧，請在最後一排給老師們加幾個座。（校長：同學們，你們先領著語文老師上三天自習，負責咱們省的古文教授得這週五才能到，直升機會直接落到村委會的房頂上。）

很多人已經開始在人生中追求詩和遠方，卻不知道更多的人連面對眼前苟且的資格都沒有。對於那些提議推行文言文的叫獸和提案推行文言文的政協委員們，我只想說，你們肯定是吃飽了，至少比圖中啃書本孩子們吃得飽。

民主就是無主，共和就是不合。━━袁世凱（也可能是別人說的，記不得了）

記得看過一個影片，有個學生說了一段文言文，要胡適用白話文來表述，胡適只用了三個字（具體內容忘記了）

白話文有時候過於冗長，有時候又過於簡短不好理解，以前的普通平民階層沒有文化水平，知識分子說的文言文他們又聽不懂，更多是糙話才容易理解。

白話文就是從繁就簡，繁體字和簡體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