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題，明清兩朝的開國之君確實都對宦官集團的危害有著深刻的認識，也都採取了嚴厲的手段進行防禦，但其效果確存在極大的差異。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我想主要可能得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防範措施不同。

明朝朱元璋的方式是嚴格管制，制定了很多限制宦官許可權的規則，比如宦官不準識字等，甚至以鐵牌訓誡“內侍不得干政，違者斬”。這些措施看似很嚴格，但實際執行效果怎麼樣，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管制他們的皇帝本人的意志。

另一方面，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取消丞相制度，後又設立內閣。雖是將丞相一人之權分散到數人之手，時間一久臣權還是不可避免的坐大了。而皇權為了對抗臣權，後世皇帝們選擇了放開對宦官的限制，並逐漸形成一套宦官權力系統使之與內閣進行抗衡，皇帝自己居中平衡，這也是一件很考驗皇帝本身能力的事情。

而清朝雖繼承了明朝的內閣制度，但他又在明朝的基礎上有所改良。清初有一個很特別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中後期又形成了“軍機處”等權力機構，它們在實際上掌握了很重要的決策權力，本身就已經與內閣形成了制約關係，皇帝不需要再找宦官來實現平衡。

第二、構成政權的民族關係不同。

明朝的政權是由單一的漢人組成，所有的大臣都是漢人，比較容易連成一片。皇權與臣權的博弈，可供選擇的博弈工具非常有限，要麼是宦官，要麼是錦衣衛特務，而錦衣衛還比較容易被大臣們侵蝕，宦官就成了皇帝最好的選擇。

而清政府則是由滿、蒙、藏、漢等多民族共同組成的，要平衡臣權，皇帝有很多的選擇餘地，宦官根本就沒有被皇帝看重的資本。

第三、官制不同。

清政府時期的六部以及其他重要部門，大多采取滿、漢雙重官制，在機構內部就已經形成滿族與漢族的平衡制約關係。

其實，說到底，最關鍵的還是皇權與臣權的博弈，明朝宦官是皇權可選擇的最好博弈工具，所以宦官能形成勢力，最後釀成宦官專權之禍。而清朝皇權可選擇的博弈工具太豐富了，根本沒有用到宦官的機會，自然就能避免了。

清代沒有象前代一樣形成宦官專權，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制度制定地好，執行地更好。從康熙開始，雍正、乾隆諸帝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對宦官的約束極其嚴格，幾任帝王不僅相斷制定了嚴格有效的制度，更重要地的一直到王朝滅亡，他們及繼任者都很好地執行了這些制度。

一是清朝禁止太監當官。唐代李輔國、魚朝恩等人能夠權傾朝野、擅行廢立，是因為不僅控制內廷（禁軍），還能擔任行政職務，像李輔國就當過肅宗朝的兵部尚書和代宗朝的宰相（中書令）；明朝時期，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大太監之所以專權亂政，是因為掌握了東廠這樣的行政機構和錦衣衛這樣的警察機構。而清朝的大太監們，即使是李蓮英、安德海、張蘭德等慈禧太后身邊這樣紅得發紫的人，也沒有擔任行政職務，與同時期的曾國藩、李鴻章等朝廷大元們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二是清朝禁止太監干政。明代太監干政是由幾代皇帝完成的。在明成祖朱棣的“靖難”過程中太監是出了大力氣的，所以他第一個違反太祖成制，非常重用太監，最臭名昭著的東廠就是他設立的，可以說，明代太監涉權就始於朱棣。宣宗時又進一步，他打破太祖“太監不準讀書”的禁令，設立“內書堂”，太監開始掌握文化知識，從此在職務方面又多了更多選擇。英宗時，明代第一個權宦王振則用一件可以誅九族的事打開了太監專權干政的大門：在英宗的默許下，他打爛了太祖皇帝所設立的“太監不準干政”的鐵碑。經過這三代皇帝的前後接力，太監成功進入大明朝的權力中樞，最典型的當屬“司禮監”，其下設“掌印”、“秉筆”等大太監，他們不僅與皇帝朝夕相處，皇帝的詔令更都是由司禮太監用硃筆記錄（所謂“批紅”），再交內閣撰擬並最後由六部校對頒發。這種情況從形式上來說倒也沒什麼大問題，但問題就出在如果碰到貪玩的（明武宗）、不務正業的（明熹宗），執行上就嚴重走形，因為皇帝不問政事，一切均以太監的意見為準了。到了清代，先是順治帝徹底廢除了明太監製度，設定了宮執事、司禮、司設、御用、尚膳、尚衣、御馬等部門，即所謂“十三衙門”，將太監的權力大大分散。康熙時期又更進一步，廢十三衙門，設總管內務府，管理宮中一切事務。而內務府之下才是管理太監的“敬事房”。這樣的好處是：皇帝和太監被徹底分離，雙方沒有了原來唐、明那樣的直接交集，皇帝就算想重用太監，也沒那麼容易安排和任命了。這裡多說一句題外話，康熙可能是歷史上除了朱元璋之外最看不起太監的皇帝，他曾毫不諱言：“（太監）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試想，碰到這麼一個帝王，太監能有什麼好？

三是清代嚴禁內外交通。這一點自古有之，但唯獨清代執行地最好。從乾隆時期開始，嚴禁太監與官員、大臣來往。同時，太監也不準在宮內討論政事，如果違反了這些禁令，只有一個下場：砍頭。太監沒有了外援，權力再大也沒地方用。另外，按清廷祖制，宦官不能隨便出京，擅出都門者就地處斬。有人不信邪，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打著慈禧太后的旗號出宮採辦龍衣織料，並冒名欽差，乘船順京杭大運河南下。結果，山東德州成為了他生命的最後一站，山東巡撫丁寶禎“遵祖制”將其一刀咔嚓了。慈禧太后對此不僅毫無辦法，還得假惺惺地褒獎丁寶禎。

除了上面這些原則性的要求外，在宮中，還有一些雞零狗碎的規定在約束著太監們的一舉一動和一言一行，比如連喝酒賭博、胡亂行走和高聲言語這些行為都被禁止。所以，終清一朝，太監的地位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他們絕大部分生前在宮中做牛做馬，死了以後連喪葬費都出不起，只能由同伴們用一口薄皮棺材甚至是一張破席子卷著，隨便找個地方就埋了。

二、清朝立儲“以賢不以長”，多成年皇帝。作為馬背民族，他們沒有按照中原王朝“立嫡以長不以賢”的臭規矩，基本上是以能力作為立儲的主要依據，所以一直到咸豐，清朝數帝多成年即位，這就幾乎杜絕了太監和權臣專權亂政的可能。原因很簡單，成年皇帝心智成熟，有主見，沒法糊弄――這一點遠勝唐、明，更秒殺兩漢。清朝諸帝中，除順治帝以皇太極嫡長子身份即位外，康熙為順治帝第三子，雖然年僅八歲即位，但此人少年老成，十四歲即除鰲拜親政，多少算個例外；雍正為康熙第四子，即位時四十五歲；乾隆為雍正第四子，即位時二十五歲；嘉慶為乾隆第十五子，即位時三十六歲；道光為嘉慶第二子，即位時三十八歲；咸豐為道光第四子，即位時十九歲。剩下的同治、光緒以及溥儀因情況特殊就不算數了，原因不解釋。

所以，清朝沒有形成太監專權亂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只是令康熙、雍正和乾隆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雖然成功防住了太監們，卻不料又蹦出個老孃們，幾乎以同樣的方式斷送了他們愛新覺羅家的江山。

明朝朱元璋下了許多措施防止宦官干政，但是到成祖朱棣時，由於太監在靖難中有功，開始大量任用宦官，監軍、出使等等。

在仁宗、宣宗時，開始教太監讀書，並將皇帝批示及蓋章的事都交由太監做，這樣天然就讓宦官擁有了部分皇帝權力。當皇帝年幼或者不理政事時，太監的權力就非常大，非常容易造成專政出現。

清朝取消了24衙門，禁止了宦官干政，並列明太監不能獨自出京。在制度上防止了太監專政！當皇帝年幼時，採用皇太后處理政事的方法，防止了皇權旁落！

明朝為什麼宦官可以專權而清朝卻沒有呢？我認為這個問題要看清楚它們的本質上的區別。 明朝作為漢族政權，它們本身在政治上的矛盾就只有兩個矛盾，中央與地方，皇權與相權。而我認為宦官專權的最主要原因是是因為皇權與所謂相權的矛盾的衍生物。

可能很多小夥伴會說明朝已經沒有宰相了，哪裡來的相權的鬥爭呢？馬克思哲學認為萬事萬物都是曲折前進的。我認為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也是按照這個程序走的。明朝沒有了丞相，可是卻有了內閣首輔。那麼關於皇權與相權的鬥爭依舊在繼續，或者換個說法，是皇帝為代表的皇權和以內閣為代表的文官集團的鬥爭。而皇帝在和文官鬥爭的過程中，皇帝是不能親自下場開乾的，必須要找一群人代表皇帝開幹，然後皇帝坐在幕後和稀泥也好，仲裁也好，最終決定大權依舊在皇帝手上。而這群人在大不多數漢族王朝之中就會選擇宦官了勢力了。其一因為宦官不能生育，給予在多權力也不可能謀朝篡位，其二是因為大多數皇帝長在宮中，自小和宦官一起生活，更相信宦官。至於專權，很多時候我認為不過是皇帝需要他做壞事，然後讓他來背黑鍋的而已。君不見劉謹魏忠賢這些宦官勢力再強再大，皇帝一句話就死無葬身之地嗎。

而清朝作為外來民族來統治中原地區，他在政治上的矛盾還多了一個滿族和漢族之間的矛盾。在種情況下，皇帝的手套就自然變成了滿洲貴族集團，因為相比宦官，身為同族的滿洲人更為忠誠，沒有了滿洲人當皇帝，那麼他們的一切特權就沒有了。只需要用滿洲貴族集團和那些漢族士大夫鬥就行了，自己就可以繼續在中間當仲裁者，繼續保持皇權的至高無上了。而這個時候宦官就沒有了作為政治勢力存在的必要了，好好的在宮內幹活才是正事。

我覺得這個問題言而簡之那就是皇帝本身的問題。這與明清兩朝原定政治制度關係不是特別大。明朝出現的宦官專政諸如王振，劉瑾，汪直，到後來的魏忠賢，他們權利的擴張都離不開皇帝的寵信，這時候的皇帝如英宗，武宗等都有共同特點就是懶政，對於複雜的政務懈怠，自己好享樂或好其他事務，轉而把政務交給了身邊的太監處理，後來也有了太監和內閣共同理政的局面，這樣導致了太監的權利不斷增長。

而清朝則不同，清中後期的皇帝雖然不勵精圖治，能力不是很強，但他們都會做皇帝自己該做的，同時這時候也有軍機處，皇帝把事物並沒有交給太監處理，這也使太監無法接觸到政務也就無法獲得大的權利。

說到宦官專權，在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時代，莫過於東漢和唐朝了。東漢有名的十常侍就是其中之一，但相比唐朝，東漢的宦官專權簡直就不能看。尤其是唐朝中後期，這些宦官甚至還可以任意廢立大唐皇帝，最有名的事件那隻能是“甘露之變”了。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曾經被宦官王守澄擁立為帝的唐文宗，在當了幾年皇帝，覺得宦官的勢力越來越多，照此發展，他唐文宗就只能宦官板砧上的魚肉，於是他聯合大臣李訓和鄭注密謀要誅殺當時的大宦官仇士良，奪回皇帝的權力。在11月21日那天，文宗以觀露為名，邀請仇士良等人騙至後院，欲將其斬殺，不料事洩，不僅沒能一舉剷除，反而保皇派一干人等全部被殺死，唐文宗雖然沒有受到什麼生命危險，畢竟還是皇帝，可是也逃不了被逼退位的命運。

可想而知，唐朝一代，宦官的權力有多大。到了明朝時期，我們所熟知的王振、劉瑾、魏忠賢等有名的宦官，雖然他們不可一世，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終究還是皇帝手中的工具，算不上真正的專權，如果要用一個詞表示，我想用弄權比較好些，畢竟宦官的權力是明朝皇帝賦予的。

而到了清朝，對於宦官的印象，可能僅僅限於清末，慈禧太后身邊的大太監李蓮英了，不過即使是慈禧身邊的大紅人李蓮英，他也稱不上宦官弄權，更別說專權。終清一朝，可以說完全沒有宦官專權的現象發生，那麼原因何在？清朝統治者他是如何杜絕宦官專權的？

在清初時期，也就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當時還在東北，入關以前，他們宮中是沒有太監存在的。入關以後，順治皇帝即位，成為國家的統治者，於是仿效中原王朝舊制，在宮中設立宦官，起初人數不多，相比明朝的兩萬多太監，清朝可以說是很少，最多一次也就是三千人左右。

順治帝鑑於明朝亡國的教訓，在使用宦官的同時，對他們警惕性很高。順治十年就實行一條禁令：

除此之外，在順治十二年，還在宮中專門設立了一個警示鐵牌，警告各級宦官安分守己，各司其職，不許干預政事和結交外臣。

到了康熙一朝，他也不喜歡信用太監，不僅裁撤了十三衙門，並以敬事房代替，而且還明文規定宦官品級上限，太監總管五品，唯有一人。不過到了雍正繼位，宦官的地位有所抬頭，品秩有所提高，最高到了四品，而且雍正非常信任宦官，可能跟他奪嫡期間有關。當初，雍正還是皇子的時候，需要宮中的宦官為其傳遞訊息，從而掌握宮中所有大小事。所以說雍正即位後，自然虧待不了這些為他效力的宦官們。

可惜雍正僅僅在位13年就駕崩了，繼位的乾隆可沒這麼好說話了！他大力整頓宮中的宦官們，將雍正一朝比較飛揚跋扈的宦官一律處死，並以秦、趙、高作為宦官的姓氏，用來警惕自己隨時防範宦官專權的情況。

到了清末，道光、咸豐、光緒三朝，由於這三位皇帝水平不行，再加上西方列強的壓迫，導致宦官勢力再次抬頭。在慈禧垂簾聽政的幾十年當中，她對宦官特別的信任和器重。太監總管李蓮英就是其中一位，他跟隨慈禧幾十年，不要說是李鴻章這樣的大臣在其面前顫顫巍巍，生怕惹其生氣，就連光緒皇帝對他禮遇三分，不敢有絲毫怠慢。不過相比明朝的宦官們，那李蓮英可就差遠了！

從漫長的歷史來看，宦官是經常處於弱勢地位，那種權侵天下的大宦官畢竟只是少數而已，屈指可數。把國家興亡只歸結於宦官專權，顯然是沒有什麼說服力。未見得宦官是第一毒瘤，相比那些外戚，他們終究還是皇帝的“家奴”。

明朝雖然皇權很集中，到沒有像清朝那麼專制。明朝的內閣幾個大臣可以像宰相一樣與皇帝制衡，只不過是宰相的權利被分散到幾個人身上而已，但這幾個人的力量卻很大，可以規勸皇帝和左右皇帝的決策，還可以聯合文官集團向皇帝發難，以至於明朝中後期皇帝不在視事。這種情況下單靠皇帝一人對付不了整個文官集團，所以皇帝就找了個聯盟來幫自己，這就有了太監登上政治舞臺的機會——司禮監的誕生可以與內閣相比較了，有時權利大時司禮監秉筆太監都不把內閣大學士放眼裡，以至於很多大臣要依靠太監，認祖宗。皇帝放權給太監除了文官的制約和對皇帝的批判，還有一個原因是有些明朝皇帝懶(萬曆)，或是忙於其他愛好(天啟)，嘉靖忙於修仙沒有宦亂得力於他的聰明和政治謀斷，政務太多以至於皇帝想偷懶，皇帝也需要休息。

而清朝雖然也要類似於明朝內閣的軍機處，但這時的大臣已經沒有和皇帝商議的權利了，軍機大臣只是記錄和傳遞皇帝意志的工具，皇帝利用官員的資訊做出判斷，大事的解決辦法就由皇帝給出。皇權的高度集中已是封建社會的頂峰。大臣就算是想給皇帝建議，有時也會遭到皇帝的嚴厲批評，乾隆下江南時途中紀曉嵐見南巡勞民傷財，對乾隆進行勸阻。不料此番忠義之言惹得乾隆大怒，馬上給了一句惡狠狠的評價：“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清代外史》）。大臣在大清朝成了真正的奴才，變成了只為皇帝一人跑腿的工具，更說不上能制衡皇帝。沒有大臣的制約，皇帝就不需要太監做聯盟了。太監想要登臺就更難了。

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清朝是異族！

清朝的太監，肯定絕大多數都是漢人，漢人之中，就連大臣都不怎麼受重視，處處低人一等，一個被閹割的宦官怎麼可能會有地位。

清朝的太監，混的最好的當屬李蓮英了，老佛爺跟前的紅人！但是，在老佛爺眼裡，他就是自己養的一條狗，別的官員們對李蓮英的敬重也是對狗主人的敬畏。

而明朝的大太監就厲害了，有權有勢，掌管司禮監，東廠西廠，這些職權就讓大臣們不敢小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