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也就是說分別以牛僧孺為首和以李德裕為首的兩派官僚集團，因為入仕做官的途徑不同而互相攻訐，實際上是門閥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間鬥爭的延續，兩黨之爭長達四十年之久，在這期間，兩個黨派的官員已經失去了是非標準，你支援我反對，你反對我則支援，完全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朝堂和百姓之上，造成了政局不穩和統治的黑暗，完全沒有任何積極意義，而且朝廷的政策完全是兩黨集團根據自身利益而宣告，最後受苦的還是大眾老百姓。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以上

曾有人撰文曰《黨爭亡國：漫談牛李黨爭》，但以筆者看言過其實，論據毫無立足卻已將論點拋得老高。略可笑者如以朱溫進京篡權時的藉口之詞（誰是自己篡權的障礙就說誰在搞朋黨）得出“可見黨爭亡國”，作者豈不就等於朱溫這樣捏造論據嗎。最後還把唐代的牛李黨爭與漢代的黨錮之禍、宋代的新舊黨爭、明代的東林閹黨之爭等放一起，說是導致了王朝的覆滅。

作者大概是沒細看史典，只是憑各類通史裡的一筆帶過之詞來放大化說黨爭亡國。唐代的牛李黨爭、宋代的新舊黨爭，與漢代的黨錮之禍、明代的東林閹黨之爭，是兩種性質型別的黨爭，雖都是黨爭卻因性質型別不同，其影響結果也大相徑庭。

唐宋的黨爭都是士大夫內部派系的紛爭，漢明的黨爭卻是士大夫與宦官的對決。前者即使“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交替執政，也不過比今日之日本首相換屆還頻繁而已，不至於一方把另一方全部捕殺、鎮壓，後者卻不是簡簡單單的走馬觀花換屆，而是生死存亡之爭，一旦激烈起來全部捕殺、鎮壓都在所不惜。前者往往不會也不需帶動國家武裝力量的介入，後者的宦官集團卻往往依仗皇帝而動用國家機器，付諸以大規模暴力，士大夫的抗爭也往往伴隨大規模流血事件，結果造成的是社會道德敗壞、政府信譽受損、天下公義被漠視、民怨積久而起義，宦官、太監的名聲之臭正在於此。相比之下，前者不過是政府不穩定的迴圈換屆，一批政治家或政客代替另一批而已。再來看牛李黨爭、新舊黨爭，最慘烈者不過貶到天涯異鄉、文字下獄，卻很少有直接說某人結黨，要大刑伺候、立即咔嚓掉。

試看牛李黨爭：唐文宗時期奠定士大夫政治的千年根基，唐武宗時期恢弘大國雄風，唐宣宗時期幾近再現盛唐之世，即使如唐懿宗時期也餘輝猶在。試看新舊黨爭：宋神宗時期變法拓地，宋哲宗時期持續復興，宋徽宗時期幾於盛世。

然而，無論史家還是現在的我們，看到的都是唐懿宗以後民亂四起、接著唐朝崩潰，宋徽宗以後民亂四起、接著靖康之恥，彷彿確實是牛李黨爭、新舊黨爭消耗了國家元氣，造成民怨，自身實力被削弱，為敵人所趁。其實這都是表象，算一算該王朝的國祚就知道，這個時候不出亂子還要等什麼時候才出？原本已經危機四伏，是黨派領袖帶領下計程車大夫團隊扶大廈將傾，待到黨派遭受重創甚至覆滅，或者勝利太多使該黨派的後繼人驕兵必敗，被延遲的大亂終於到來。一個王朝到了一百多年以後總是會湧現許多社會 、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問題，原因就是時代在前進，開國立的那些制度、規矩跟不上了，隨著社會發展，許多之前不曾考慮到的問題冒出來，這便形成治理上的漏洞。君主制國家，如果說在王朝初期靠武將和勳貴，那麼在前期以後就必須靠文臣治國了，如若不然就是短命王朝。

中國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唐代著名宰相、衛國公李德裕石像

那些制度大多都是前期文治的精華結晶，但是到了後期會出現不適，於是一批批新計程車大夫就在做新調整。因為這些士大夫來自不同背景，有著不同經歷，很難像王朝早期背景差距不大、經歷相同的治國精英那樣形成較為統一的治國理念，於是漸漸的在士大夫集團內部派系就此產生。或許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派系在爭權奪利，但獲得權柄的人實際上是有自己的治國理念的，不論是積極地還是消極的，都與其背景、經歷有關。

因不滿於現狀，各派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規劃，出現分歧，分歧導致矛盾，矛盾導致爭權奪利，只有奪得權柄才能任意志而行。很多的政治人物在這個過程中不知不覺地遺失了最初的理念，最後走向獨裁和權奸。

李黨早期領袖可以認為是裴度(765-839年)，與之針鋒相對的李逢吉(758-835年)可認為是牛黨魁首，雙方活躍於唐憲宗、穆宗、敬宗之時；李黨中期領袖是李德裕(787-849年)，同為李黨首領的包括鄭覃(?-842年)、李紳(772-846年)，對應的牛黨領袖為李宗閔(787-846年)、牛僧孺(779-847年)等，雙方活躍於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之時；晚期以白敏中(792-863年)、令狐綯(795-872年)為首的牛黨活躍於唐宣宗之時，相繼秉政十餘年，李黨成員多在地方任職，無公認領袖；唐懿宗之初，牛黨宰相相繼被貶，李黨後進人士也有拜相者(徐商、劉瞻、鄭畋)，但牛李黨爭恩怨已經淡去，朝局進入路巖、韋保衡等人新的朋黨之爭。在前面筆者說士大夫政治千年根基奠定在唐文宗時期前後，是因為它與科舉制度息息相關，自隋朝萌芽，貞觀之治開創大局，開元到元和之世這一趨勢不斷加強，並滲透到整個帝國包括各地藩鎮。早期的科舉並非明清時期的八股科舉，它是將貴族與平民熔於一爐的取士做官之途，有人常在說李黨反對科舉，其實李黨只是在糾正規範已出現弊端的科舉，牛李二黨之眾出自科舉的大有人在。

自晚唐終於成型，士大夫政治千年不倒，為國家社會的大船掌舵，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但它已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唐帝國雖走向滅亡，但其遺產仍存留並影響於歷代，相關可見陸揚先生的《唐帝國的瓦解及遺產：一個老問題的新思考》。

既然已經談及士大夫內部的黨爭、士大夫與宦官間的黨爭，那麼不妨再議一下“文官集團與甘露之變”。

所謂“甘露之變是一次以文官為首的南衙和以宦官為首的北司之間的權力爭鬥，最終文官集團一敗塗地，宦官就徹底控制了晚唐權力”？？

這種結論是史學界通行的說法，但是經不起推敲，這也就是為何一筆帶過的結論，漏洞百出卻仍通行於學界，就是因為冷門，沒人去研究，某個別通史學者在概論整個中國歷史時，一筆帶過這個他自己並不擅長的時間點，然後因為整本通史的名聲大，所以這一筆帶過的話便通行於學界了。

只要稍加註意《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書對甘露之變的敘述就知道，當時文官集團正是“牛李二黨”的成長壯大時期。然而在甘露之變中策劃誅滅宦官和皇帝主要依靠的大臣，正是同時將牛李兩黨主要人物如李德裕、李宗閔等都排擠出朝廷的李訓、鄭注。他們的目的是要自立一黨，壓制文官集團中已成型的牛李二黨，並妄圖一併壓制宦官集團，因為他們得到皇帝的支援而好高騖遠起來。結果很顯然，宦官集團反倒將其誅滅，還牽連了當時在朝廷的一些無辜官員，而作為文官集團的主要力量，已經被貶到外地的牛李二黨則從頭至尾沒參加此次政變，反而因為宦官誅滅的是排擠他們的人，兩黨在中立時對其並不同情。這就導致後世學者又一句一筆帶過的結論出來“牛李兩黨是宦官的同謀、互相勾結”。但事實並不盡然，在甘露之變爆發後，宦官集體瘋狂，之所以朝廷還能運轉、天下不至於因此釀成大亂，正是朝廷大員被屠殺、貶遷，在外地的牛李兩黨骨幹得以迴歸朝廷。兩黨雖然互相敵對，但在因個別文官的冒進而導致整個文官集團差點崩盤的惡劣局勢下，兩黨骨幹還是各自力挽狂瀾，對宦官的堅決反擊，促使局勢由不可收拾的殘局迴歸正軌。否則，到唐文宗後期，牛李兩黨的宰相楊嗣復、鄭覃等人哪有閒情論戰朋黨。士大夫政治在文宗朝無可置疑地已經根深蒂固，千年大業正是牛李兩黨的勃興而鑄就，文宗本人就曾哀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當然很多時候，粗心的作家總是把這句話當作黨爭激烈、黨爭亡國的論據，其實這不過是弱勢皇帝在處理日益強大計程車大夫政治時的無奈哀嘆。不過從中可知，當時的地方勢力經過元和削藩、太和歸附，已經掀不起多大浪，而宦官還在消化突然劇增的權力空間，皇帝又弱勢，正是士大夫們擴張政治版圖的黃金年代，牛李兩黨也正在此時蓬勃發展。到後面的唐武宗時期，李黨一家獨大，力壓牛黨、宦官兩大勢力；到武宗駕崩時，被壓抑的宦官迅速反撲，以為擁立到了可以控制的光王（唐宣宗），結果被牛黨坐收漁利，宣宗時期，牛黨一家獨大，貶盡李黨、遏制宦官。到懿宗時期，宦官集團終於翻身，與牛黨平分朝廷，而李黨長期在地方，勢力較弱。

唐懿宗後期、僖宗初年，李黨復興之勢日漲，牛黨勢衰，宦官集團又一次權盛，唐朝中央正再次洗牌時，民變已漸多。養寇自重，藩鎮趁勢再次坐大，當民軍與藩鎮雙雙膨脹後，朝廷的三派勢力再也無法扭轉局面了。

這便是“王朝弊政積多--> 內外朝領袖湧現--> 朝廷派系林立--> 黨派競爭啟用潛力 -->後繼無人及黨派蛻化 -->外來力量打破平衡 -->皮之不存與毛將焉附 -->改朝換代”的魔咒。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朝臣間的一種黨派之爭。牛黨的代表人物是牛僧儒和李宗閔等進士出身的官僚集團，李黨的代表人物是李德裕等門閥出身的官僚集團。這次派系鬥爭從醞釀到結束，共計40餘年，為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朋黨之爭。

事件的起因是從牛僧儒和李宗閔在科考時批評了朝政，考官認可後，提交到憲宗皇帝，當時宰相李吉甫認為攻擊了自己，後以考官和考生有私，李宗閔和牛僧儒未得到升遷，考官也被貶。這就是牛李黨爭的序幕。

從公元821到公元860年，兩派之間，不顧國家利益，輪翻上陣，互相排擠，勢不兩立，直到懿宗即位才結束。牛李兩黨每次議政，是非風起，牛黨認為對的，李黨必否之，反之亦然，為了小集團的利益，互相攻擊，致國家利益於腦後。造成兩派分歧鬥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國家官吏選撥上，牛黨主張科舉制度，李黨反對科舉，提倡從大族公卿中選仕。各自都代表本集團的利益。

2.在藩鎮問題上，李黨主張對其用兵，只有用兵才能消滅分裂。而牛黨主張姑息放養政策，認為戰爭勞民傷財。

3.在吐蕃問題上，李黨積極備戰，主張武力打擊吐蕃。牛黨卻以守信為藉口，主張罷兵。

4.在佛教問題上，李反對佛教，牛認為扶持佛教。

從上可以看出來，牛李黨爭已失去了是非標準，你支援，我反對，我反對，你支援。他們之間的鬥爭不是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的鬥爭，完全是為了自己本集團的利益，爭權奪勢。鬥爭導致了政局的不穩，阻礙了社會的發現。歷史上每一朝代都有朋黨之爭，主要看皇權如何駕馭平衡利用這種局面，保證朝政的正常執行。

“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出現的一場持久的黨派政治鬥爭，在這裡先要說明，牛李黨爭雖然在政治上互相傾軋，但是和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如歐美等國家的多黨派大選競爭不一樣，他們不似今日政黨，有黨綱、黨員名冊，為政治理想而爭，牛李黨爭的性質為權力之爭，兩黨的差異性除出身背景不同外，最重要為對邊患和藩鎮問題的爭議，主戰、主和的不同。

牛李黨爭中，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他們代表的是透過科舉進士出身的寒門官僚集團，李黨以李德裕、鄭覃為首，他們代表的是透過門蔭出身的貴族官僚集團。牛李黨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至唐宣宗時期結束，持續將近40年，在唐武宗時期李黨達到頂峰，牛黨人士紛紛被罷免，唐宣宗前期李黨紛紛被罷免，最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徹底遠離中央結束。

牛李黨爭實際背後是宦官集團各自支援，各自爭權的現象。牛李兩黨不過是各自宦官集團所控制的傀儡而已，表面上看是一場士族與寒門的政治較量，實際上是宦官集團內部之間互相奪權的表現。

牛李黨爭最終讓中央政權兩敗俱傷，造成了宦官集團和藩鎮勢力坐大，間接導致了唐朝滅亡。

在唐文宗時期，外廷大臣也就是以宰相舒元輿為首，對宦官專權頗為不滿，有心想幫助皇帝恢復皇權，結果被宦官集團搶先一步發生了甘露之變，宦官集團大肆誅殺朝臣，唐文宗從此受制於宦官集團。而這時以後宦官集團短暫的團結起來一致對付外廷朝臣，所以宦官專權達到頂峰。

甘露之變以後宦官們自成一氣，同類相聚，不再讓外朝大臣有所依附，雖使得牛李黨爭自宣宗以後不再出現，然卻使得外朝大臣轉而依附擁有地方兵權的藩鎮，釀成崔胤結合朱全忠殺盡宦官之舉，朝政大權從此落入藩鎮手中，加速唐朝走上滅亡之路。

所謂“牛李黨爭”，就是以牛僧孺首的“牛黨”，與李德裕為首的“李黨” ，兩派官僚集團之間為爭權奪利、相互傾軋。他們的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歷 經了六代皇帝，到唐宣宗時期才平息下來。盛世大唐，晚景淒涼，晚唐的朋黨之 爭，成為了唐朝末年政治生態的兩大毒瘤，使得帝國巨人病態蹣跚，加劇走向滅 亡。今天我們就詳細說說“牛李黨爭”給晚唐帶來的影響和危害。

牛李黨爭的開端：

唐憲宗元和三年，在一場科舉考試中，考生的牛僧孺、李宗閔所寫的策論大膽批 評時政、抨擊當權者，被主考官慧眼賞識，推薦給唐憲宗。而被批評的主要物件 是當朝宰相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和主考官有私人恩怨，認為他 們這次故意聯合了考生來誹謗自己，就向唐憲宗申訴，說考官們徇私舞弊，。唐 憲宗聽了就大怒，不但貶斥了幾名主考官，而且不予任用牛僧孺和李宗閔。從這 件事兒起，牛李兩黨正式拉開了黨爭的大幕。

牛李黨爭的演化：

唐穆宗年間，李吉甫已逝，他的兒子李德裕做了翰林學士。這時，李宗閔已在朝 中做官了。李德裕等士族出身的人和李宗閔等靠科舉做官的人彼此都瞧不上眼， 加上以前的各種恩怨，雙方並不和睦。有一年的進士考試，李宗閔有一位親戚考 上了，而另一個大臣段文昌向考官推薦的人沒有被錄取。段文昌怒火中燒，向唐 穆宗告發考官作弊。李德裕等人因考官楊汝士、錢徽和李宗閔是朋友，也附和段 文昌的意見。於是，彷彿歷史重演一般，楊、錢被貶出京城，李宗閔也受牽連貶 為劍州（今四川劍閣、梓潼等地）刺史。從這個事件開始，兩派朋黨的鬥爭就變 得表面化了。

李宗閔雖然暫時被貶，但牛黨的另一領袖牛僧孺因為偶然的機緣被唐穆宗賞識， 當上了宰相。他一上臺，李德裕就被貶為浙西觀察使。李黨的大臣們也紛紛被牛 黨排擠，雙方結怨更深。唐敬宗即位以後，牛僧孺不滿宦官當權，自願離開京城 ，到地方上做官。他一走，與牛黨不睦的裴度當上了宰相，大力提拔李黨人員。 這樣一來，李黨翻身佔了上風。

不久以後，唐敬宗被宦官殺害，唐文宗當了皇帝。裴度極力推薦李德裕為宰相。 同時，李宗閔也得到宦官的幫助，拜為宰相。過了一年，李宗閔又推薦牛僧孺為 宰相。兩人合力，把李德裕趕到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任節度使，並處處壓 制李德裕。後來，唐文宗得知牛僧孺是因為黨爭而排擠李德裕，十分懊悔，就疏 遠了牛僧孺。不久，牛僧孺被貶為淮南節度使（治所在今揚州），而李德裕被召 入朝中當了兵部尚書。

牛李黨爭的結束:

833年，李德裕當上宰相，趁機排斥牛黨，提拔李黨成員。這種手段漸漸引起文宗 不滿，但也無可奈何。他看到牛李兩派誰佔了上風必定要竭力排擠另一派的成員 ，不禁感嘆道：“平定河北的暴亂容易，但消除朝中的朋黨鬥爭真難啊！”後來 ，唐武宗即位時，牛黨失勢，成員都被貶謫到南方。但唐宣宗當上皇帝以後，又 排斥武宗的舊臣，把李黨的人都貶到崖州（今海南）去了。延續四十多年的牛李 黨爭至此畫上了句號。牛李黨爭，將政客的嘴臉演繹到了極致，朋黨之爭，將輝 煌一時的大唐推向了在劫不復的深淵，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