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明朝歷史，會發現兩個非常矛盾的特點：

第一，明朝盛產異常多的忠臣和姦臣。幾乎每個皇帝的治下都要出幾個著名的忠臣和姦臣。

第二，奇葩皇上特別多，有的幾十年不上朝，但國家機器運轉的很好。

老子說:六親不和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臣。

這意思就是說，只有在親屬之間不和睦的時候，才能顯出孝子。只有在國家比較混亂的時候，才能顯示出忠臣。

明朝國家不混亂，但盛產忠臣和姦臣，這是為什麼呢？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弄明白一個事情，那就是：

皇帝和誰共治天下，歷來是一個問題。

安史之亂前，中國是一個豪族社會，皇帝是和豪族們共治天下的。

這些豪族是在漢武帝時期興起的。他們包括以前的戰國貴族，大商人，還有地方的俠士，豪強等等。

這些豪族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他們獨霸一方，又往往在政府中任職，不僅僅依附於皇權，反而對皇權有相當的制約。

隋朝和唐朝的開國君主，都是出身於豪族，他們也是依靠豪族建立的王朝。

皇帝們和這些豪族共治天下，心裡邊是很憋屈的。舉個簡單的例子。

隋文帝的老婆獨孤皇后就是出身於豪族。這個獨孤皇后特別的專一霸道，不允許隋文帝找其他的女人。隋文帝忍不住把一個宮女給睡了，獨孤皇后就把這個宮女給殺了。氣得隋文帝一個人騎著馬跑出宮，大臣在後面緊緊追趕，攔住他的馬頭說，

皇上千萬不能為了一個女人而至天下於不顧呀？

隋文帝為什麼這麼怕獨孤皇后呢？當然不僅僅是因為愛情，而是因為獨孤皇后身後站著的豪族。而這些豪族正是隋文帝統治天下的基礎。

為了擺脫這些豪族的制約，所以隋煬帝才遷都洛陽，才實行了科舉制。

這一下子得罪了豪族，導致了隋朝的滅亡，李唐王朝吸取了教訓把首都又遷回了長安，豪族的大本營。

但時間久了，皇上總想擺脫豪族的制約。於是武則天又遷都洛陽。

於是終於發展起了一股新興的力量，可以供皇帝來對抗豪族。

這就是官僚系統。

雖然隋唐時期就發明了科舉制度，但因為當時受教育的人一般還是豪族子弟，所以科舉制度上來的人，一般還是豪族子弟。

到了宋朝，印刷術普及，江南經濟發展。中國一下子進入了平民社會，科舉制度在這時也空前的發展起來。有大量的平民透過讀書科舉而成為官僚。

從此皇上就與官僚共治天下。

官僚和皇上合起來形成帝國的皇權系統。

這個系統導致皇權非常的大。但皇權大，不代表皇上的個人權利大。

舉個例子。宋神宗時期，有一次大宋對西夏戰敗，皇上很憤怒，打算殺掉一名官員。沒想到宰相不同意，跟皇上說，我們宋朝從來沒殺過士大夫，你破這個例可不好。

皇上猶豫了一下說，那就把他刺字發配到邊疆吧。

副宰相又說，這樣還不如殺了他呢。

皇上蒙了問，你這話什麼意思呀？

副宰相說，士可殺不可辱。

皇上大怒，說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想幹點痛快事都不行嗎？

副宰相毫不客氣的說，這種痛快事不做也好。

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宋朝皇帝的個人權利是很受制約的，雖然他擺脫了豪族的制約，但他受強大的官僚體系的制約。這個由皇帝和官僚共同構成的皇權系統，是帝國的公共工具，它的規則對包括皇上在內的所有人都有約束力。

但只要皇上的意志和這套規則不衝突，實際上就沒人能夠反抗這套強大的皇權，這和豪族社會是不一樣的。

時間的巨輪發展到了元朝，情況就不一樣了。

元朝的皇帝是草原來的，他理解不了這種官僚系統。元朝的可汗只能理解兩種關係，一種是他和其他軍事貴族之間的共治關係，一種就是他和自己的僕人和奴隸之間的關係。

到了中原，皇上有巨大的財富，把軍事貴族都養起來了，不和他們共治天下，那剩下的就是和私人奴僕的關係。

所以元朝的皇帝沒有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精神，他是把官僚當成自己的奴僕來對待的，皇帝的個人權利遠遠要比宋朝強大。

元朝的皇帝時不時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痛快的來一把，不按照套路出牌。

這也導致元朝的官僚系統的效率遠遠不如宋朝，對國家的治理能力很弱。

長話短說，終於到了明朝。

明朝的皇帝是漢人，他能理解這套官僚系統，但是明朝又繼承了元朝的很多的制度，比如說行省制等。最重要的還繼承了元朝皇帝與奴才共治天下的思想。

於是，明朝皇帝弄了兩套系統出來：一個是帝國傳統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和皇帝組合成強大的皇權系統，對帝國有強有力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但反過來，它也會極強的制約皇帝個人的權利。

為了避免陷入宋朝皇帝的尷尬，同時享受元朝皇帝的瀟灑，皇帝又弄出了一套只屬於個人的系統。這就是由太監們主管的東廠，錦衣衛等等各種系統。

這套系統不受官僚系統制約，完全按照皇帝個人的意志運作。這套系統也不是來直接治理帝國，就是用來整治官僚的。

這就導致皇帝的個人權利和代表皇權的官僚系統產生非常大的衝突。

皇帝可以任由自已的個人意志來行事，來處理大臣，來找大臣的麻煩，這就導致明朝的大臣們除了要幹好工作，還要應對各種各樣的亂七八糟的事情。

因為有了這套系統，一些官員也會繞開正常的官僚系統，而依附於它。

這就形成了閹黨，依附於閹黨的官員就是奸臣。

而能夠堅持原則，在正常的官僚系統中混的就是忠臣，這一派後來發展成東林黨。

於是，明朝有了黨爭。

當然，閹黨裡也有能臣，東林黨中也有壞人。

但這種黨爭，卻讓明朝的政治越來越糟。

所謂的忠臣、所謂的奸臣分別結成黨派，但實際上黨派本身與道德沒有多大關係，只和結盟的需要有關係，所以面對著國家的大事，一方面提出應對方案，另一方就要詆譭。頗像現在臺灣的政治，只為了黨派的利益，只要是對方黨派提出的，我們就要反對。

到了明朝晚期，局勢極為艱難，需要做出一些重大的政治決斷，但是因為各種黨爭讓帝國的決斷能力就癱瘓掉了。

比如李自成曾經想跟朝廷講和，要個大大的封賞就行。

皇太極也曾經想和大明講和，多要點歲幣就行。

在局勢極度危難的時候，有人曾提議遷都南京。

所有這些提議，都在黨爭中被駁回。

即使偏安到了南方，大家仍是內部消耗爭鬥不斷，不能一致對外，最終導致明朝滅亡。

而這種局面就是皇帝一手造成的。

我們縱觀歷史可以發現，明朝的皇帝都是不怎麼喜歡處理朝政的人，很多都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個個都是奇葩，他們當皇帝主要是為了自己的享樂或者自己的事，那麼朝廷中的事怎麼辦呢，大部分都是放手給了下面的人。

當時透過科舉選擇官員，明明科舉之路那麼難還有無數的人前赴後繼，他們為的是什麼？還不是出人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人為了權財，有人為了美女，有人為了心中抱負。

明朝皇帝不管事，他們的機會就來了，當他們一步一步位極人臣時，他們的願望就實現了。貪權好利之人可以更容易的獲得利益了，利益從何而來？可想而知？胸有抱負之人，肯定就會有所作為。

明朝皇帝雖然不管朝政，但也不能任其發展一家獨大，威脅到自己身上，就會選擇平衡之道。有好就必定有壞，讓他們互相爭鬥。

“忠臣”和“奸臣”的界限其實很模糊，要看判定標準，在封建帝制下，這個標準本身就有問題。明朝確實是“忠奸對立”比較突出的朝代，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黨爭的結果；二是判定標準的模糊化；三是刻意篡改歷史。

關於“忠臣”和“奸臣”的界定，這個標準就非常難確立。

讀史的是我們現代人，我們的標準，肯定跟封建帝制結構下的道德標準不一樣。比如我們對“忠”的理解，首先是要忠於國家，忠於人民。而古代卻不是，家天下的社會結構，皇權才是“天”，所以，那時候的“忠”，首先要求忠於君主！

即便在古代，同樣也有爭議。比如“忠君”就等同於無條件地服從君主嗎？恐怕也不是吧？君主的最大利益不光是眼前的吃喝玩樂，還要保證他的長期利益，這就需要社會穩定。要達到社會穩定，君主必須剋制自己的慾望，請問無條件的服從，是“忠”嗎？

正因為標準的模糊，導致了“忠臣”和“奸臣”的界限難定，也就產生了諸多是是非非。關於歷史人物的黑白之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只是明朝顯得更突出而已。

尖銳的黨政，是明朝“盛產”忠臣和姦臣的主因

除了明朝，北宋中後期，也是一個忠奸對立比較嚴重的時代，這兩個時代，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黨爭現象嚴重。

北宋圍繞改革和守舊，產生了新舊兩黨，也就是所謂元祐黨人和元豐黨人之爭。明朝的黨爭苗頭，起於嘉靖朝。到了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東黨之間的爭鬥，直接把大明王朝送上斷頭臺！

嘉靖帝就是一個極其擅長於政治鬥爭的高手，為了皇權獨裁，他有意識地挑起大臣們之間的相互鬥爭，使朝堂出現了“嚴黨”和“太子黨”的說法。

到了萬曆朝以後，隨著“國本之爭”等政治事件的發酵，東林黨與閹黨、浙東黨的鬥爭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各黨派既有內部的鬥爭，又有相互之間的鬥爭，把朝堂攪得烏煙瘴氣。

黨爭到了極端的程度，已經不再關注事件的本身，士大夫們也忘了國家利益，只關注小團體的利益，唯黨派立場為馬首是瞻，相互攻伐。這個結果就是，無論是誰，都逃不脫黨爭，否則無法生存，無論你想做什麼事，總有一群人拆臺，誰做得越多，死得越快！

剿滅李自成，洪承疇眼看大功告成，由於黨爭，被迫莫名其妙中斷，義軍死灰復燃。孫承宗經略遼東，步步為營，逐步蠶食滿人的地盤，卻又受到莫名其妙的攻擊，被迫辭職。

每個人都在喊，自己是忠臣，對方是奸臣，全然不顧對方所做的事，關係到國家的安危。

儒家思想的發展，讓忠奸判斷的標準更難以把握

其實，如果按照“孔孟之道”，來判別忠奸，相對來說還不是特別複雜。孔子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從君臣關係上強調臣子對君主的忠誠，但也要求君臣之間的對等，而不是愚忠，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在儒家思想裡增加了民本思想，要求君主的行為要以民生為綱。

按照這個標準，判斷大臣是忠是奸就很簡單。不過，儒學的發展，造成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既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產生了消極的一面。

比如王陽明的心學，在明朝後期，由心學產生了諸多學派，這些學派就是黨爭的源頭。本來陽明心學對中國文化史，是一次巨大的推動，卻被士大夫們作為黨爭的武器了！

再比如程朱理學，逐漸走向僵化，成了讀書階層進階的梯子，把孔孟之道，變成了僵死的君臣絕對服從。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嚴嵩，你如果說嚴嵩是奸臣，人家肯定不服。嚴嵩對嘉靖皇帝的忠心，天日可表。皇帝缺錢，他拼命幫著搜刮，皇帝喜好神仙道教，他積極忙於建觀修壇，皇帝辦個儀禮，老人家不辭勞苦帶頭參拜。甚至皇帝喜歡丹藥，老嚴嵩都要當小白鼠，幫他試吃，吃得直吐血，還得給皇帝寫實驗報告。

嚴嵩是奸臣嗎？按照程朱理學，他可是天下第一號忠臣吶！他是忠臣嗎？這樣的忠臣多幾個，大明還能撐到崇禎嗎？

這就是儒家思想多元化發展，帶來的副產品！

基於統治的需要，統治者或史學家刻意篡改歷史

這個最可惡，遺毒千年！這個話題即便今天提起來，也會遭到很多人的抨擊，原因就是現代人被毒害的都比比皆是。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王莽是奸臣嗎？別跟我抬槓，筆者對漢末至東漢初的歷史，做了七八年的研究，王莽肯定是個正面人物，他被黑是有複雜的歷史原因的，是統治者出於需要，刻意修改了歷史！不服氣的也把那段歷史研究明白了再跟我探討！

少拿過時的道德標準亂扣帽子！

政治鬥爭中的殘酷性，不是隻在魏忠賢身上體現，辨別忠奸，我們還是要回到他的目的性，他有過取代皇帝的野心嗎？他的目標是為了個人嗎？看清這些就大致不會跑偏了。

同樣，東林黨就是忠臣嗎？基於儘量不抹黑正面人物的出發點，不細說了！

綜上所說，明朝盛產忠臣和姦臣，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畸形期”，價值觀的多元化導致的標準混亂是根，黨爭是直接導火索，刻意篡改歷史是火上澆油。也正因為如此，明史的解讀難度其實很大，也更容易引起爭議，對讀史人來說，也需要更智慧的眼光。

向日葵認為不光明朝盛產忠臣和姦臣，歷朝歷代都盛行，所謂的這些不過就是黨爭和各個集團的利益之爭。

如宋代的蔡京，秦檜等人都是集團結夥，清代的明珠和索額圖一派之間的黨爭，都在各個時間段為了權利進行互相打擊，只是明代顯的更突出！

黨派實際上與道德無關，以結盟的形式出現。

朱元璋和朱隸時期，設立東廠和西廠，而廠公都是以宦官作為行政長官，而宦官一般都沒有撒學識，能力有限，沒有正確的政治包袱，不會為國家和老百姓考慮，以至於明廷一直好幾個時期都被宦官亂政，而有些明朝大臣為了依附這些宦官，都為虎作倀，甘當犬馬，最著名的就要數劉謹和魏忠賢。

慢慢的，宦官當政，使得朝廷裡有包袱的官員不能得到施展，集體結盟，又出現了東林黨，東林黨原本只是為了反對閹黨，但後期就變了味，凡是和自己不站在一派裡的全部打擊，完全改變了當時為政的初衷，不為國家出謀劃策，每天只是排除異己，拉幫結派。

界限忠臣和姦臣這個名詞，很麻煩，因為自古以來這所謂所忠奸都在不時轉換，就像白和黑之間有個灰，古代皇帝喜歡看到黨爭，因為皇帝不喜歡看到一家獨大，聽到一家的聲音，他希望多方制約，相互壓制，方便自己來統治。這也時皇帝樂意看到的。

向日葵總結：

明朝為何盛產忠臣和姦臣

這個問題只是個黨爭的問題，剩下的需要我們這些後人用智慧權看權衡這個問題，智者見智。

感覺這個還是要看利益代表，就像很多人說袁崇煥是忠的，那麼先說說袁崇渙怎麼上位的？真當崇禎一個人支援就能讓他總督遼東大部分軍事嗎？開玩笑，崇禎要是有這麼強的威望，力量，讓底下南北官員，勳貴，遼東將門士紳接受一個沒有什麼威望，資歷的人來坐這麼重要的位置？這個位置意味著什麼？錢糧物資，無數人的前程。說白了，袁崇渙能坐上這個位置，而且他還是廣東人（原籍廣西好像），能讓北地士紳官員同意，遼東將門地頭蛇接受，說袁崇渙不是別人的利益代表，誰信？不夠強，不夠大，根本擺平不了這麼多人。清朝的刺馬案怎麼來的？何況袁崇渙既沒有資歷，也沒有威望，孫承宗人家是帝師，官面上，士紳面，南北都有面，自家也是北方的大士紳。袁崇渙呢？同樣，很多人吹捧東林黨，當然，站著東南士紳角度來看，東林黨當然個個是君子了，畢竟東林黨維護他們的利益。但一針見血的說，東林黨，或者東林黨背後的利益集團願意拿他們的錢糧去補助西北，去補助饑荒天災的省份嗎？哪怕裡面個別人心懷天下，但他敢做嗎？坐的了嗎？他的親朋宗族，鄉黨，同窗，他能背叛這些？或者說拿出更多的利益來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