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會擔心，以蘇秦為例。

蘇秦其實就是一個間諜。

傳說中他是鬼谷子的徒弟，學的是縱橫之術，早年鬱郁不得志，被老婆嘲笑過。

後面，他來到了燕國。這時候的燕國剛被齊國攻打，差一點亡國。蘇秦找到燕昭王，就說，我願意到齊國去當間諜，幫助你復仇。

蘇秦就來到了齊國。一開始，他也沒有得到齊國的信任，可見齊國也是害怕有間諜的，像秦國後面的逐客令，就是因為猜測到秦國的客卿中有間諜。

蘇秦是第二次來到齊國，才獲得了信任，當時的局勢發生了變化。齊國跟趙國斷交了，跟韓魏的關係也很緊張，國際壓力很大。蘇秦來了之後，就表示韓趙魏要聯合燕國攻齊，燕王拒絕了。

齊王就此對燕中國產生了好感，並進而對蘇秦開始信任起來。

蘇秦的任務就是要讓齊國跟中國各國的關係繼續惡化，他提的一個方案是攻打宋國。

宋國是一個弱國，拿下宋國，聽起來好像可以強大齊國。而且蘇秦表示願意讓各國幫助齊國攻打宋國。

這麼一搞，演得很真，真到他的老僱主燕王都懷疑起來。而蘇秦同時還被齊王懷疑，畢竟一個人不遠千里來到齊國，為了齊國的強大獻計獻策，這有點不合常理，但最終被蘇秦化解了。

最終，在蘇秦的慫恿下，齊國滅了宋國。這一下，麻煩大了，因為宋國雖弱，但也曾經是個大國，而且是個老牌大國，春秋時，宋國還一度想爭做霸主。

齊國把宋國滅了，實力大增，引起了大家的恐懼跟猜測。在齊國拿下宋國時，韓趙魏秦以及燕國組織了五國聯軍，一同攻打齊國。

這時候，蘇秦還忽悠齊王，說燕國不準備參加，齊國不必防守燕國，把重點放在趙國身上就好。結果燕國方向沒有守兵，而五國聯軍的統帥就是燕人樂毅。

樂毅一路高歌猛進，打得齊國最後只剩兩座城，這一下，蘇秦再能說，齊國再傻，也知道蘇秦是個間諜了，最終蘇秦被車裂而死。

這個結局，蘇秦早就猜到了，他出使齊國時，就知道自己是執行一個死間。

還有很多這樣的人，比如張儀。這些人能夠跨國當官，也是當時的風氣。戰國的國其實是諸侯國，跟後面的國觀念不一樣，家國概念並不強，所以客卿盛行，外華人在別國出將任相，大獲成功的很多，所以大家對客卿接受度很高，再加上縱橫術的流行，所以一個人出任多個國家的官員的情況也很常見。君王碰到這樣的，也會有考察，但並不代表著完全不能信任。

那時的國是相當於如今的一個特區或省。天下相當於如今的國家 。無論怎樣，都不是國際間諜，而是省與省之間的競爭和博弈。所有的國都是天子的一部分……

人又不能分身，怎麼可能同時在多國當官呢？題主所說的情況，比如蘇秦掛六國相印，只是名譽上的宰相稱號，並非真的當六國的宰相。

據《史記》所記，蘇秦遊說韓、魏、齊、楚四國，最後六國合縱成功，他理所當然地當上縱約長，佩六國相印，然後“秦國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在後世史學家的努力下，以及陸續出土的先秦資料相印證，大抵可以斷定蘇秦合縱六國，佩六國相印這件事，完全是假的。這只是當時策士們杜撰出來的勵志故事罷了。比如蘇秦遊說韓宣惠王就是大錯誤，這時南韓君主是韓昭侯；蘇秦遊說齊宣王、魏襄王的說法也有錯誤，此時齊國君主是齊威王，而魏國是魏惠王。蘇秦遊說齊王時稱齊國“今乃西面事秦”，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齊國率先稱王，而此時的秦國都還未稱王呢！

考諸當時史事，並無六國合縱的故事，後人為把縱橫之道鼓吹得神乎其技，不惜胡亂杜撰蘇秦合縱六國之事。這種竄改的歷史已經毫無真實可言，只能當作小說來看了。宋代學者黃震便指出：“乃遊士誇談，本無其事”。近代學者錢穆也說：“其有關於戰國史實之大，而不可不辨者，莫踰於蘇秦連六國從親一事。蓋其事多亦起蘇秦死後而附會之也。”

不過，一人佩多國之相印，這個事是有的。

燕昭王伐齊時，拜樂毅為上將軍。趙國馬上響應，趙惠文王把趙國相印交給樂毅，這是合縱運動中的慣例，為表示對合縱主謀人的尊重，諸侯國常會獻上相印，相當於是“名譽宰相”。當時必須弄明白一點，儘管有趙國的相印，樂毅仍然只是燕國的官員，而不屬於趙國。

另一種情況比較常見，就是一個人在不同時間裡，在不同國家任職。這在春秋戰國時代是非常常見的。那有人會問，跑到別的國家去，難道不會洩露原先所在國家的機密嗎？不會對前任國家構成危害嗎？

當然會。

除非你是個根本不入流的人物，否則跑到敵對國家去，哪那麼容易。

有這種幾種情況：

第一種，在國內混不下去，自己捲鋪蓋走的。比如廉頗，看不起樂乘，把他揍了一頓，趙國沒有呆了；比如吳起，中了政敵的圈套，魏國沒法呆了，跑楚國去。

第二種，遭到陷害，不逃就沒命。比如范雎，被打得昏死過去，人家以為他死了，扔在廁所，他活過來，跑到秦國了；比如孫臏，被砍了腿，設計逃回齊國了。

第三種，當時還是個不起眼的人物。比如商鞅，魏惠王根本不把他當一回事，跑一百個商鞅他也沒放心上；比如李斯、張儀，去秦國混的時侯，都是落魄得半死，誰攔你呢。

春秋戰國時期有些人確實可以同時在多個諸侯國任職，裡面的典型代表就是掛六國相印嘴炮達人蘇秦。

這一特殊政治現象的產生有以下幾個時代背景：

春秋戰國時的諸侯國們為了搶佔市場、爭奪地盤，提升國力，都是下大力氣網路天下人才，唯才是舉的氛圍十分濃厚，到戰國後期更是養士之風盛行，諸侯王們一個個都表現出了禮賢下士姿態，對人才工作那是相當重視，所以，良臣擇木而息，人才在諸侯國流動很頻繁。

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的衛國，雖然自己時個小國、弱國，卻能發揮國際精神，頻繁向各國輸出各類人才，既有時代牛人呂不韋、商鞅、吳起、又有行俠仗義的大俠客荊軻、聶政等，堪稱春秋戰國第一人才培訓基地。

時勢造英雄，蘇秦能夠同時得到六國的青睞，同掛六國相印，這是有當時特殊的國際政治形勢決定的。

當時一超多強的國際政治形勢，秦國一家獨大，其他六國任意一家單挑都不是秦國對手，這就是六國的共同痛點。國際形勢上需要弱國抱團取暖，共同抵禦秦軍東出，但是六國相互之間又是矛盾重重，相互搶市場、挖牆腳。

針對六國的痛點蘇秦給出的藥方就是合縱之策即六國聯合共同抵禦秦國，並針對各國各自特點開展有針對性的遊說，緩解六國之間矛盾，一致對外。並提出自己親自操刀掛帥，對“合縱”策略提供免費自動升級服務，且終身保修。

最終，在蘇秦的強力嘴炮和高超和稀泥調和下，六國達成盟約，組建聯合國軍，任命蘇秦為聯軍總司令，掛六國相印，併兼任各國名義上的國相，負責各國間的聯絡溝通，整體排程安排，共同抵禦強秦。

攝於六國聯軍的勢力，秦軍十五年內沒有向函谷關以東用兵，期間六國聯軍也並未與秦軍發生真正意義的大規模衝突。所以，所謂掛六國相印也只是名義上的，並不是真正的國相。

最終，秦始皇採取遠交近攻、逐個擊破的連橫戰略，一掃六合。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並起，英才輩出，社會經歷了大變革，貴族壟斷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士和民只要有才能，便能夠登上國家高堂，互相以唇齒論戰，向君王獻上富國強民之策，同時也是間接推銷自己。一些遊說之士奔走各國，宣揚自己的強國之計，各國君王不論出身，唯才是用，為什麼這些人可以同時在多國為官，君主不怕他們洩露國家機密嗎？

一、唯才是用的政治氛圍

所謂“登峰造極境，亂世出英雄”，一批批名士賢臣紛紛橫空出世，或宣揚變法圖強、或獻策橫強、或主張合縱、或推崇儒家“仁義”、或實踐“兼愛非攻”。諸子百家雖然理念不同、主張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天下統一，自己為百家之首，為了得到國君的青睞，他們使出渾身解數，而賢明的君王在用人上也是不拘一格，不論出身，只要為國有利便可許以高位。“疑人不用疑人不用”，來自國君的器重，令這些貧寒之士感動萬分，早已把自己效忠的國家看作自己的第二“母國”，甚至如張儀這類“勢利之徒”，竟然幫著秦國對付自己的母國魏國。群臣肝腦塗地，國君宵衣旰食，怎麼還會擔心洩露國家機密呢？

二、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

當張儀遊說魏國失敗，犀首公孫衍掛五國相印，組成合縱大軍攻秦，連橫與合縱的交鋒由此展開，當然，雖然有五國相印，公孫衍名義上是合縱的總指揮，但他除了自己的國家，魏國的軍隊能夠調動以外，其他的根本不會聽這個“名譽相國”的命令，可惜第一次合縱攻秦以失敗告終。曾經的公孫衍為秦國奪得河西之地，被拜為大良造，而為了削弱秦國，他四處奔走，兩度為魏相，又出任韓相，約定五國合縱，掛五國相印，這麼一個能文能武，知曉各國弱點的人，按道理應該是為各國所忌憚的。公孫衍再強，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能在多國為官，是因為他是伐秦的主戰派，相比於他的“布衣之怒”，還是日益崛起的秦國威脅更大。

春秋戰國是一個戰亂不斷的時代，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春秋戰國時特殊的階層——士登上政治舞臺，他們大部分都是貧苦出身，因此心懷天下又有滿腔抱負，這些人奔走列國，欲意施展才華，但用不用他們卻是憑國君喜好，若君以國士待之,其必將以國士報之，張儀能為秦國，將屠刀揮向自己的母國；蘇秦為報燕文侯之恩，孤身入齊做“間諜”，這些聞名天下的“名士”，可以不在乎利益、金錢，但若是因為“叛變”而遺臭萬年，有損他們最為看重的名聲與尊嚴。

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春秋戰國多賢君明君，賢君以文治國，明君以武拓土，“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道理都懂，甚至可以說，外有敵國列兵迫境，內有奸臣虎視眈眈，這些賢君明君都是被這些情況逼出來吧，尤其是戰國時期，大國若有昏君，國力倒退至少二十年，小國若出現昏君，則直接面對亡國之患，為了強國，哪個國君不希望天下名士如“河流入海”般來朝覲見。這些國君自然也不是傻子，能得到重用的都是和自己掏心掏肺的人，商鞅三次遊說秦孝公才得拜大良造；公孫衍雖然助秦攻魏，但卻是救魏國於水火之中的不二人選；張儀以連橫事秦，是因為秦國的崛起令東方六國害怕，秦國需要一個人執掌邦交，麻痺六國，這些一國之君都精明著呢，豈是隨隨便便就聽之信之？

何為一代名士？不僅智冠天下，同時高風亮節，春秋戰國時期計程車人，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寒門”，沒有祖輩蒙蔭，專研學業也被家裡人不解，可他們是幸運的，在這麼一個大動亂時期，可以從一介寒士晉升為王公貴族，靠的是豐富的學識和揮斥方遒的眼界；同時，他們也受到世人推崇，可謂是名利雙收，這樣的人來拜，國君必然器重之，這些名士國士的聲望已經和自己所效力的國家綁在一起了，又沒握著兵權，還能出謀劃策，國君高興都還來不及，又怎麼會因為沒來由的猜忌而使君臣有隙呢？

關於春秋和戰國時期有人可以在多國為官的問題，也許大夥有所誤會。兩個時代對於“忠”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一、春秋時代，忠於天子而不用忠於國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解？原因是這樣的。假設周天子是總公司的老總，那麼國君就是分公司的總經理。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上下級關係。這些分公司裡的主管，又都是分公司經理的兒子輩或者是親戚。.總公司裡的各部門經理又是周天子家的親戚或者兒子輩。整一個周氏集團就是一個純粹的家族企業。全家老小都要在這個公司裡當差。也不用管你有沒有本事。正因為整個朝廷系統是靠著血緣關係建立起來的，那麼他們之間彼此所謂的忠誠度就不那麼緊密了。因為你又沒有辦法開除我，我幹嘛這麼聽你的，大家都是親戚都是為了周朝打工的。所以春秋時代士大夫忠於天子，不必拘泥於忠於國君。

晉文公重耳長時間都在外國遊蕩，梁國、秦國、楚國、齊國。各個國家都待過。有些國家對他很好，有些國家都不鳥他。比如衛國 曹國這些。而重耳不過是一個逃難出來的公子，大國對他敬重，主要原因是他是姬姓的，而且有機會回去重新掌權，所以對他好。那些小國看不到這一點，就把他看做是落魄的公子都不理他。比如曹國的大臣僖負羈和他的妻子就對於重耳另眼相看，覺得此人特別牛，以後會成大事，所以瞞著曹公對重耳特別的好。後來晉國滅曹的時候對於僖負羈一家是特別照顧。

小結：春秋時期的臣子對於忠的概念是隻有天子沒有國君。這一點越前期越明顯。到了中後期就開始轉變成為對國君的忠誠。這也是歷史演變的過程。

二、楚才晉用，洩露機密成了人才的標誌

自晉國開始唯才是舉用人唯賢開始，各國都開始不同程度的變革。因為原先的靠血緣關係就能做卿大夫的時代，大多數官僚都是無能的但是因為血緣關係又不得不身居高位，使得中原國家變的越來越虛弱無法抵抗周邊興起的大國。齊國用了管仲，晉文用了大量的賢臣成為稱霸中原的霸主。而楚國只顧著強大公室力量消滅若敖氏也走向了稱霸的道路。這三種路線中，楚國是把大量的人才給拋棄了。

所謂的楚才晉用，就是在若敖氏被滅之後，苗賁皇開始投靠了晉國，接下來一系列的楚國大臣紛紛去了晉國任用未大臣。這個時代有能者做大官。那麼什麼是能力呢？就是你要掌握足夠多的國外的情報和資料。

後來的巫臣也去了，他建議晉國聯合吳國，夾擊楚國。後聞知宗族為子反、子重所殺，於是為晉國獻“聯吳疲楚”之計，又親自到吳國，教吳華人駕駛戰車。這成為楚國衰落、吳國崛起的序幕，使吳國走向爭霸的舞臺。

最著名的當然是伍子胥，去了吳國，一轉瞬就打敗了母國楚國。楚國雖有人才但是都送給人家用了。這是時期，忠君變成了知己者死的，忠誠。對於國家的認同還沒有那麼明顯。但是君主認同已經很強烈了。

三忠君愛國，新秩序形成

春秋晚期到了戰國時代。一個最根本的規則形成了。臣子要服從國君，那種以下犯上的做法是錯誤的。這種思潮已經在社會間形成共識。所以戰國開始，分裂已經不是主流，統一稱為可能。魏國用吳起，要的就是富國強兵，想的是統一天下。秦國用衛鞅也是要統一天下。為啥會產生統一的思想。因為周天子時代已經結束了。群雄爭鬥的規則就是哪國家能夠實現富國強兵他就有機會統一。大量的軍事天才和謀士開始為了實現這個理想而投身各個國家去。有形成了強烈的保家衛國和一統天下之間的對決。事實證明，只有最強者才能統一天下。失敗者才有了亡國之感。

戰國時代的人對於國家概念已經很明確了。趙人、齊人、楚人都有鮮明的區別。不管如何，忠君愛國思想已經形成。

其實以前，出國也方便，連護照和簽證都不用，而且，孔子周遊列國，查下地圖發現，他不過是開著馬車，在山東河南一代跑了一圈

連年征戰，以是亂世，天子只有周王朝。莫非民國時期加入國軍，或者參加北伐消滅各地軍閥的，都是背叛自己的故鄉。莫非軍閥混戰時期都是按戶籍參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