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以東林書院為主體。

東林黨人士反對徵稅，反對宦官干政，主張放開言路的三項主張。

恰恰是開放言路和反對徵稅這兩條，將明廷弄的烏煙瘴氣，財政乏力。

每當皇帝提出徵商稅的時候，東林黨人士給出“朝廷焉能與民掙利”，而東林黨人士提出了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工商貿易稅已經取消了，哪像誰徵稅，只有農民了。再加上當時是小冰河時期，各種天災不斷，明廷為了財政危機，不管農民死活，連年加稅，苦不堪言，最終導致了農民大起義。

在崇禎十七年的時候，農民軍快要打到京城，向富商、官僚借錢，可這些東林黨人士，一個比一個哭窮，鬧的崇禎也沒辦法。但是在李自成打入北京後，從這些東林黨人士和富商家裡搜出幾千萬兩白銀。

東林黨提出的開放言路，最終造成了政敵互掐，今天彈劾你，明天彈劾他，天天搞政治鬥爭，不管民生，搞得朝廷烏煙瘴氣，人人自危，沒幾個人敢做實事，國家一但發生戰爭，他們不但不出謀劃策，出錢出力維持後勤，還不斷的彈劾前線打仗的將領，誰還敢真正的去打仗。

在說個史記

錢謙益是明末東林黨領袖之一，在清軍兵臨南京城，柳如是勸錢謙益一起投水殉國，但其走下水試了一下，說：“水太冷，不能下”。便率諸大臣向清軍統帥多鐸開城門投降。

可以看出東林黨自詡“清流”自居，但實行的是打壓異己，胡亂施政，擾亂朝廷，破壞民生的自私自利的人。崇禎帝在國滅時，說過一句話“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便是說的受重用的東林黨人士。

明朝的東林黨可不是鬆散的文人團體，而是一個有著高度統一的政治理想的“政黨”，他們在明末的政治風雲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東林黨的形成

明萬曆年間，一個有志青年高中進士投入宦海，但是因為他剛正不阿的性格，在官場不斷碰壁，最後違逆了萬曆的聖意，被革職回家。於是他回到家鄉無錫，修繕了當地的東林書院，並在書院講學，同時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就是顧憲成。

明朝官員很注重風骨，所以顧憲成不畏強權的形象獲得了大家的追捧，越來越多的人來到東林書院聽起講學，不少和他一樣被革職的官員也凝聚在他周圍，經過10年的發展，東林書院已經具備了重大影響力。

顧憲臣、顧允成、高攀龍等八人發動東林大會，制定《東林會約》，逐漸形成“東林黨”。

早期的東林黨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顧憲成為東林書院題的門聯，可見其初衷是為大明朝教書育人，同時對朝堂不公提出自己的意見。

比暱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悻也；執事爭辯，滿也；道聽途說，莽也——《東林會約》

這是《東林會約》中重要的“屏九損”，就是要摒棄上面9種行為，包括黨同伐異，假公濟私，執事爭辯等等，由此可見整個東林黨一開始就把自己歸為清流，做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可惜的是後來的東林黨已經變質。

陷入黨爭的東林黨

明朝後期萬曆、天啟、崇禎三朝均存在嚴重的黨爭，不僅僅是東林黨，還有以山東人為主的齊黨，以湖北人為主的楚黨，以浙江人為主的浙黨，還有宣黨、昆黨等等。

明末的黨爭嚴重到什麼程度？可以概括為“非我黨人，必是混蛋”！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援，凡是敵人支援的我們就要反對。

所有的政黨都在爭權奪利，以期發揮更大的話語權，內閣每一個閣臣名額都是多方妥協的結果，首輔的位置更是能讓他們爭得頭破血流。

為了打擊政敵，他們會捕風捉影地去搜羅罪證，一旦發現就撕咬不放，直到把你鬥倒，然後換上自己的人上位。

黨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黨派來判斷一個人能幹與否，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熊廷弼，他本是明末名將，在他的領導下明朝對後金的形式慢慢好轉，然而他不是東林黨人，於是掌握了朝政的東林黨派了一名黨人袁應泰接替熊廷弼，袁應泰並不擅長軍事，上任後屢戰屢敗，丟失了瀋陽和遼陽；無奈只能重新啟用熊廷弼，但是東林黨人不想大權旁落，便又給熊廷弼派了一名副手，到處給熊廷弼設卡，結果又丟失了廣寧，任由後金坐大。

這只是明末黨爭的冰山一角，由於崇禎皇帝重用東林黨人，所以在明末黨爭中東林黨佔據上風，也最為後人詬病。

忘記初衷的東林黨人

明末的東林黨人有三大主張，分別是廣開言路、宦官不得干政、取消礦稅，前兩項無可厚非，但是在黨爭的背景下也已經變了味。

第三點，取消礦稅，基本上就是取消工商稅，這就斷掉了大明朝很大一部分稅收，為什麼取消工商稅呢？因為此時的東林黨人已經不是顧憲成時期的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了，而是一群既得利益者，他們已經成為地主階級，他們也都有一堆產業，所以他們不會向自己徵稅。在明末邊境吃緊的情況下，用錢如流水，失去了工商稅，中央政府只能向農民攤牌更多的賦稅，再加上小冰期，導致民不聊生，爆發了大規模起義，也直接摧毀了大明，摧毀了東林黨。

誠如所言，從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角度看，明朝的東林黨內部的組織並不嚴密，東林黨起源於萬曆年間，以重修無錫東林書院為標識。逐漸形成了以南直隸一帶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的政治團體。東林黨人沒有強制性的統一綱領，主要是以南直隸籍貫的明朝官員為主的地緣團體，但是，考慮到古代官僚非常重視地緣姻親科舉出身等因素，南直隸一帶文風極盛，科舉出身的官員眾多，東林黨人在朝堂內外的成員眾多，又有同鄉關係在內，很容易抱團取暖，其公認的領袖人物很容易以為數眾多的東林黨人為後盾，影響朝廷大政方針。

華人自古以來重視老鄉地緣關係，比如朱元璋更重視淮西老鄉，李鴻章更喜歡任用提拔安徽人，這在古代可說是司空見慣。但是，一旦因地緣結合起來的政治團體將自身小團體或老家的利益凌駕於國家和朝廷利益之上，那麼，這一團體的集體行為就會給王朝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倘若是在承平時期，倘若這一政治團體還沒有一家獨大，還可以有其它勢力制約，這一損失可能還是緩慢間接的，還不至於致命。

但是，很遺憾的是，萌發於萬曆年間後期，壯大於天啟年間，稱霸於崇禎年間的東林黨人最終對搖搖欲墜的大明社稷狠狠地推了一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甚至相當一部分東林黨人成為滿清王朝的馬前卒和帶路黨，忠君愛國的聖賢書早已被狗吃了。東林黨人的罪狀大致如下：

一是東林黨提出的“消滅閹黨，取消礦稅，廣開言路”三大主張，看似冠冕堂皇，實則有自己的小算盤，誤國誤民。首先，閹黨的罪狀主要是打壓了東林黨人在朝堂上的勢力，並加大在江南地區徵收礦稅和工商稅， 而東林黨出身江南富庶之地，代表大官僚大地主階層的利益，取消了礦稅和工商稅，符合他們的利益，卻將負擔進一步轉嫁給農民，給了農民起義的藉口。實際上，在徵收江南礦稅的同時，朝廷減少徵收西北地區的農業稅，緩和了西北地區矛盾。

崇禎皇帝即位後，採納東林黨人的意見廢除了派駐各地的內監機構和情報機構“東廠”，此舉無疑是矯枉過正，在減少駐外太監貪腐和東廠橫行的同時，也使皇帝喪失了在各地的耳目，使得各地官員更加各行其是，貪腐風氣更甚，中央權威進一步喪失。

二是東林黨人降清叛國者眾多，對大明不忠。 按理說，東林黨人大都是讀聖賢書的進士出身，應當比其它人更懂得忠君報國，食君之祿為君分憂的道理。但是，1644年，清軍繼續南下江南，弘光政權覆滅。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一方面仍忙於黨同伐異，不顧大局。另一方面，在清軍兵臨城下時，不但不抵抗到底，反而是開門納降。錢謙益惺惺作態，假裝投水自盡殉國，卻說湖水太涼而放棄，還不如名妓出身的老婆柳如是有氣節。身為士大夫領袖的錢謙益投降，影響極壞，帶動一大批江南士大夫投降叛國。國家危難之際，東林黨的總體行徑還不如他們痛罵的所謂“奸臣”馬士英，馬士英在弘光朝覆滅後，仍堅持在江浙一帶組織抗清，甚至親自率兵攻打杭州，最終兵敗後遁入空門被捕不屈就義。在馬士英死後，東林黨人深感臉上無光，還有意汙衊馬士英投敵。 更加令人厭惡的是，東林黨人掌控當時文字話語權，在參與撰寫《明史》和各種資料時刻意美化掩飾東林黨人的醜事，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東林黨人畢竟不能一手遮天，東林黨人的齷蹉行徑還是流傳下來，大家也越發明白崇禎皇帝臨死前所說的“諸臣皆亡國之臣”的含義。

東林黨可不是一個鬆散的文人團體，相反他們反而是一個擁有高度一致的政治訴求，精神需要的團體，從一開始這個團體就帶有鮮明的政治性和組織性。

東林黨的建立契機是由於顧憲成主持修復無錫的一座名叫東林書院而起，慢慢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和遭受明廷貶黜的官員，以及支持者。

東林黨在建立之初就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試圖透過朝外輿論的方式來影響朝政，因此最初的東林黨人還制定了《東林會約》，可見它從一開始就並不是一個鬆散的學術團體，而是一個有著明確目標、明確條約、明確會員的政治團體。

那麼，這個《東林會約》說了些什麼呢？

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每月一小會；會各三日。小會在每月九、十、十一三日。大會之首日詣聖像前行禮，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為序。大會每年推一人為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為主。

東林書院最初確實是以講學的形式存在，所以它有學術團體的一面，但是我們要意識到，東林黨人的會員大多數是試圖進行政治革新或者在政治革新中失敗的官員組成的，所以，東林書院的本質其實是以講學的方式對朝政進行議論和批判。

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顧憲成傳》

那麼，東林黨是如何從一個學術團體向著政治集團過渡的呢？

東林黨的《東林會約》既制定了集會的方式，也規定了講學的內容和方式，但這些無疑都只是含沙射影，東林黨人藉著講學的方式批判朝政，他們在講學中提出——樹立“先師”、“先聖”、“先賢”的模範形象，知禮義，明廉恥的思想品質及其標準。

所以，東林黨人一直被認為是明末時期的道德代表，同時也是士大夫關心國事的表現，故而東林黨在歷史上的地位比較趨向於正派，這是因為明廷自嘉靖皇帝以後，朝政開始日趨腐敗，宦官漸而專權。

其實，這也是由於東林黨人一直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的緣故。

到了萬曆皇帝這一朝時，天下政務都經宦官之手處理，朝政荒廢，官員空缺嚴重，政治運作幾乎快要陷入停滯。所以，東林人的學術要求轉而延伸到政治訴求上來，知禮義，明廉恥的道德思想照應的實際上是朝政的腐敗和黑暗。因此，他們的政治訴求逐漸體現為：

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重視農業，重視工商業；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整頓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當他們體現出明確統一的的政治訴求後，實際上他們就已經是一個政治團體，從萬曆皇帝開始一直到崇禎皇帝時期，東林黨爭就一直愈演愈烈，連後宮都參與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東林黨並沒有明確劃分，它主要體現為只要在政治觀點和訴求上表現為和東林黨人一致，那麼他就可以被認為黨人。

到了後期，東林黨爭逐漸演變為黨同伐異的政治鬥爭，凡是和東林黨政見不同的人都遭到東林黨人的攻擊和排擠，因此直接導致崇禎時期出現“無人可用”的局面。

而東林黨由於最初得到江南工商團體的支援，所以到了後期他們便演變為江南士紳和地主階級的代表，幫助這些商人取消或降低了商業稅，繼而又把稅務轉嫁到農業之上，而這直接導致了明末頻繁的農民起義。

所以說明朝的滅亡和東林黨脫不了干係，同時也驗證了一句話——清談誤國。

《王學質疑》中指出：“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

千里做官，為了吃穿。

為什麼讀書？

為科舉。

當了官做什麼？

撈錢。

撈錢做什麼？

買地，買地，再買地。

於是全國都是大地主，土地兼併者。

東林本質就是這種人的團體。

張居正改革就是傷到他們的根本利益，所以生前被罵，死後被扒墳，留下千古罵名。

最後的最後，下崗臨時工李自成帶著一幫活不下去的失地者造反來了。

東林黨是一個龐大的政治團體，在後世的影視劇及史書中，對東林黨的評價還是很高的！這是因為東林黨從起家時，就豎起了極高的格調，他們把匡扶天下作為口號！其代表人物如，顧憲成，趙南星等人都是在民間有極高聲望計程車大夫。但熟知晚明歷史的人往往對東林黨是嗤之以鼻，甚至認為東林黨一手葬送了大明江山！為何會有這種說法呢？

東林黨在朝中並沒有強大的政治力量支撐，但是在民間卻有著強大的話語權，因其以東林書院為紐帶，將江浙商人地主和士大夫階層聯合起來！這種盤根錯節的政治力量最為可怕，且以民間輿論向朝廷施壓，以達到其政治訴求！

東林黨人大都以王陽明的"經世致用"為理念，但又沒有王陽明那樣的能力擔當，且無法做到知行合一。從萬曆到崇禎，東林黨人面對國家的危局，不但沒有提出任何實用的政策和辦法，甚至是想盡一切辦法打壓那些有能力改革的人才。比如當李廣啟提出要改革時，東林黨人大加攻擊。他們就是這樣，整天高談闊論，指點江山，卻又沒有能力改變現狀，嚴重妨礙了大明最後的改革和治政！

東林黨人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表面上看，是為國為民，但其實是為了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萬曆年間，當時的商業空前繁榮。到了天啟年，為了緩解當時的朝廷財政，便制定了工商稅和礦稅，這就直接損害了那些地主和商人的利益。當代表這些地主和商人利益的東林黨人上臺後，將這一系列的稅收政策全部廢除，直接導致本就內憂外患的大明朝廷財政緊張，而為了緩解財政緊張，只能加重老百姓的稅收，老百姓不堪重負，只能造反！

在大明的最後時間裡，崇禎為了募集軍費，放下九五至尊的面子，向這些標榜清廉的東林黨人募捐。沒想到，他們會四處哭窮，只拿出百兩銀子甚至是幾十兩來應付崇禎！而當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對這些人抄家時，卻在這些人的家裡搜出金銀美玉，萬貫家財，不計其數！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啊！

歐美是專搞掠奪的，身強力壯，科技發達，掠奪之必須。

中國是專搞建設的，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建設之必須。

中國，五千年來，建設不止，每一次衰落之後的興盛，都會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

這一次，一帶一路，將建設全世界。

明代後期，統治階層違背了中國和平建設的核心價值觀，不思進取，好大喜功，貪圖享樂，腐敗墮落。

東林一派，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縮影。

在中國，不艱苦奮鬥搞和平建設，是沒有出路的。

擼起袖子加油幹，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定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