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續時間、複雜程度和敏感性，庫爾德問題在中東可以說與巴以問題相當。作為西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僅次於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

自古至今，庫族主要聚居於庫爾德斯坦地區（簡稱“庫區”），一個由土耳其東南部、伊朗西北部、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北部構成的狹長弧形地帶。該地區多山地和高原，交通閉塞，數世紀以來，庫爾德人幾乎與世隔絕地生活在崇山峻嶺中，塑造了其獨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無論是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還是蒙古人、波斯人統治時期，庫爾德人的民族性都得以儲存。“除了大山之外，庫爾德人沒有朋友。”庫爾德人的這句諺語高度概括了其漫長的歷史。

庫爾德人是世界上從未建立過自己民族國家的最大民族。19世紀末，在奧斯曼帝國日益衰落和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傳播的影響下，庫爾德民族主義與阿拉伯民族主義、土耳其民族主義、波斯民族主義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幾乎同時出現。

1880年，庫爾德人烏貝杜拉(Sheikh Ubeydullah)領導庫族部落武裝在位於今天土耳其東部、東南部和伊朗西北部的庫區發動大規模起義，宣誓為建立獨立庫國而“戰鬥到底”。該起義雖最終遭到奧斯曼帝國和波斯愷加王朝的聯合鎮壓，但在廣大的庫族民眾心中播下了世代爭取獨立的火種。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帝國戰敗，庫族迎來了歷史上距離獨立建國最接近的時刻。戰敗後的奧斯曼帝國於1919年與協約國訂立《色佛爾條約》（Traité de Sèvres）。該約規定，庫爾德人可在幼發拉底河以東和亞美尼亞以南、敘利亞和伊拉克以北庫族佔多數的地區建立自治區或獨立國家。這也是國際上唯一涉及庫爾德人自治或獨立的檔案，至今被四國庫爾德政治勢力所借用，成為其謀求建立獨立國家的主要法理依據。

但是土耳其改變了這一歷史程序。“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不接受對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人苛刻的《色佛爾條約》，率領土耳其民族主義者進行抗爭，並於1923年7月與協約國重新簽訂《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用以取代《色佛爾條約》。而《洛桑條約》未再提及庫爾德自治或獨立問題。

奧斯曼帝國下轄的庫爾德斯坦也被一分為三：土耳其的北庫爾德斯坦、英屬伊拉克的南庫爾德斯坦和法屬敘利亞的西庫爾德斯坦；加上17世紀被劃歸伊朗的東庫爾德斯坦，庫爾德人自此分居四國。作為大國爭奪地區霸權干涉地區事務的“遺產”，庫爾德問題也由此產生。

民族同化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成立。與奧斯曼帝國時期身份的多元化和大融合不同，凱末爾政府反對身份多元化，力圖把土耳其建成一個族群同質化、單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曾允諾在土耳其獨立後給予庫爾德人自治權的凱末爾此時並沒有兌現承諾，並在土耳其大刀闊斧開始了現代世俗化程序。

1924年，凱末爾廢除哈里發，決心用民族認同取代宗教情感，這無疑割裂了讓庫爾德人與土耳其人團結起來的宗教紐帶。1925年，庫爾德部族首領賽義德發動起義，呼籲透過聖戰推翻世俗主義政府，恢復哈里發制度，拉開了庫族對抗土政府的戰爭序幕。

同時，土耳其政府加快了對庫爾德地區實行政教分離和強行同化的政策。撤銷所有含有“庫爾德”“庫爾德斯坦”名稱的地圖和官方檔案，不認可庫爾德人的少數民族地位，將其稱為“山地土耳其人”，剝奪其語言與文化權利，在庫爾德人聚居區長期實行戒嚴和軍事管制。特別是1936年至1939年間，土耳其政府軍對德西姆省Dersim（後改名為通傑利省Tunceli）的庫爾德人展開軍事行動，導致萬餘人死亡，被視作土政府對庫爾德人的種族文化滅絕行動。

直到2011年，時任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才首次對這次“屠殺”道歉，“我以國家的名義對那次事件表示道歉。”他稱，那次暴力事件是“我們近代史上最悲慘和最沉痛的事件之一”。

如果說此前的庫爾德人反抗鬥爭還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由於凱末爾政府長期的強行同化和武力鎮壓政策，庫爾德民族意識徹底覺醒。1924至1938年間，庫爾德人為爭取民族自治爆發了多次叛亂，土耳其歷史上稱之為庫爾德人的“叛亂年代”。

1938年，凱爾末去世，但其構建現代化土耳其國家的思想奠定了歷屆土政府對庫爾德人政策的基礎。凱末爾的接班人伊諾努（Mustafa smet nnü）公開表示：“民族主義是構成我們凝聚力的唯一因素。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的責任是不惜代價對生活在土耳其的非土耳其人進行土耳其化。我們將摧毀一切反對土耳其人或土耳其主義的人。”

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calan）

庫工黨的出現

二戰後，土耳其結束了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受到伊拉克和伊朗庫爾德民主黨爭取自治鬥爭的鼓舞，上世紀六十年代，土耳其庫爾德人成立了土耳其庫爾德民主黨，首次以政黨的方式走上了構建民族身份的鬥爭道路。但其政治訴求卻面臨“內外交困”，一方面遭到土政府的壓制和取締；另一方面，由於其政治主張侷限於土耳其境內，因此在心繫建立“庫爾德斯坦”的土耳其庫族中也得不到共鳴。

在此背景下，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calan）領導的庫工黨（PKK）登上歷史舞臺，與土耳其政府開始了長達四十年的鬥爭，一直持續至今天，併成為土耳其出兵敘利亞的導火索。最初，以奧賈蘭為核心的集團還只是一個鬆散的學生網路，他們自稱“庫爾德斯坦革命者”，有人稱他們為“阿波會”（Apocular），意為追隨阿波的人，“阿波”是奧賈蘭的暱稱。

1978年11月，庫工黨一大召開，並發表名為《庫爾德斯坦革命之路》（Kürdistan Devrimin Yolu）的宣言，庫工黨正式進入了黨的建設和武裝鬥爭時期。但1980年庫工黨即以企圖分裂國家為由遭土政府取締，由此轉入地下活動。據說奧賈蘭是個傳奇性的人物，1978年建立庫工黨時，他還不會說庫爾德語。1979年至1998年間，他一直在敘利亞境內指揮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的武裝鬥爭。

1984年起，庫工黨開展武裝遊擊鬥爭，其勢力在土東南部和東部各省迅速發展。當年8月15日，庫工黨的游擊隊攻擊了埃魯赫鎮（Eruh，位於錫爾特省）和謝姆丁利鎮（emdinli，位於哈卡里省），正式宣告庫工黨領導下的所謂反對土耳其法西斯殖民國家的人民戰爭開始。

至此，庫爾德問題（即庫工黨問題）成為嚴重威脅土耳其國家安全和統一的重大政治問題。據官方統計，十多年來，庫工黨游擊隊和土耳其政府軍之間的戰鬥已造成逾3萬人死亡，上百萬人背井離鄉。進入20世紀90 年代後，土政府加大軍事打擊力度，頻繁發兵圍剿，游擊隊被迫向外轉移。1998年，敘利亞政府迫於壓力將奧賈蘭驅逐出境。1999年2月，土耳其情報人員在肯亞將其抓獲並遣返土耳其。當年6月，他以叛國罪、分裂國家罪和謀殺罪等罪名被土耳其國家安全法庭判處死刑。

然而，奧賈蘭的故事並沒有結束。

“土耳其夢”

二戰後的土耳其積極向西方看齊，1953年加入北約組織，以其獨特的地緣優勢成為北約對抗蘇聯前哨。早在1949年土耳其就是歐洲委員會的第一批成員國，又於1963年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準成員”。冷戰結束時，歐盟哥本哈根首腦會議承諾，條件成熟時將吸收10箇中東歐國家為歐盟成員。眼見中東歐國家踏上“迴歸歐洲”征途，土耳其卻因人權、法治等問題被拒之門外。

為尋求“入歐”，土耳其廢除了死刑。當時被判處死刑的奧賈蘭因此被改判了無期，自1999年起被監禁在土耳其伊姆拉勒島。有趣的是，奧賈蘭被捕前一年，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因在公開演講中朗誦具有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傾向的“禁詩”，被警察當場拖走，並因“反世俗罪”被土耳其國家安全法院判處4個月監禁，剝奪政治權利5年，他所在的政黨也被取締。

出獄後的埃爾多安建立了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該黨成立不久就在2002年的議會選舉中獲勝，恢復了埃爾多安的從政資格。次年，埃爾多安即登上政治生涯的高峰，被時任土耳其總統塞澤爾任命為總理並授權其組閣。

土耳其地處“歐亞十字路口”，雖大部分領土位於亞洲，但足球卻踢歐洲盃。年輕時曾是職業足球運動員的埃爾多安稱羅馬是歐洲之父，伊斯坦布林是歐洲之母，堅定地走上入盟之旅。同時，一心要帶領土耳其重振奧斯曼帝國輝煌的埃爾多安改變了“向西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實行全方位外交，逐步從冷戰時期東西方對峙的一個“邊疆國家”轉變為厄扎爾（Turgut zal）政府時期的“橋樑國家”和正發黨執政時期的“中樞國家”。

蘇聯解體導致世界格局重組，美國借海灣戰爭迅速在中東擴張勢力，庫爾德人也成為美國操縱和利用的政治棋子。幾乎所有的中東大國、強國都深諳庫爾德問題是土耳其“軟肋”，均以其為掣肘加以利用，以阻遏土耳其坐大中東。美俄等域外力量亦將庫爾德問題作為與土耳其打交道的政策工具加以牽制。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暗中停火談判

奧賈蘭被捕入獄後，庫工黨對外改名“庫爾德自由與民主大會”（KADEK），單方面宣佈停火併表示希望進行“合法鬥爭”。獄中的奧賈蘭仍然是土耳其國內庫爾德政治運動的重要領袖，但他的思想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對奧賈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默里布克欽（Murray Bookchin）著作《自由的生態學》（The Ecology of Freedom）。奧賈蘭甚至給耄耋之年的布克欽發去電郵，信中自稱為布克欽的“學生”，並聲稱將在土耳其庫工黨的新綱領中實現布克欽的理念。

此時的奧賈蘭認為，沒有必要推翻土耳其政府來獨立建立“庫爾德斯坦”，而是應該在庫爾德人居住的四個國家內建立新型的“直接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同體”，在這個跨越四國的共同體中同時實行歐盟法、土耳其法、敘利亞法、伊拉克法、伊朗法和庫爾德法。

不同於以強硬手段推行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正發黨雖宣稱世俗主義及政教分離，但採取的是一種“政府與宗教互不干涉”的做法。《時代》週刊曾評價埃爾多安，表面上是個世俗派，骨子裡是個伊斯蘭保守派。不僅首次就屠殺事件向庫爾德人道歉，土耳其政府一直與奧賈蘭秘密進行著長達十多年的停火談判。

2013年3月，奧賈蘭發表書面宣告，宣佈庫工黨與土耳其政府軍停火，並準備放下武器、撤離土耳其。但最終因談判受阻，雙方陷入僵局。

“庫爾德之春”

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地區，中東的威權政體受到極大的撼動，庫爾德人所在4國也多深陷動盪的漩渦，這為庫爾德人擴充實力、加快獨立的步伐提供了機會，“阿拉伯之春”進一步演變為“庫爾德之春”。

2015年6月，親庫爾德人的人民民主黨成功進入議會，實現了少數民族對中央權力的分享，土庫族人擁有了一定的政治話語權，同時也打破了埃爾多安組建一黨政府的企圖。而為了強化中央政府權力，讓手中的總統擁有實權，埃爾多安積極推動將土耳其政體由議會內閣制轉變為總統制。

為了拉攏更多土耳其選民透過修憲公投，埃爾多安轉向民族對立，把庫爾德工人黨與“伊斯蘭國”等同起來。2015年7月，土耳其政府重新對庫工黨展開清剿。庫工黨依託土耳其東部和東南部山區，以小規模游擊戰方式與政府軍周旋，主要政治和軍事資源則仍部署於“北敘聯邦”。

早在2003年，一些潛伏在西庫爾德斯坦的土耳其庫工黨成員成立了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PYD），而敘利亞持續近七年的內戰為土庫工黨帶來向敘境內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尤其是在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鬥爭中，庫爾德人日漸成為中東戰場上一支有生力量和美國及其盟國別無選擇的最佳反恐代理人，國際影響力陡增。美國武裝並訓練了一支由PYD下屬軍事組織“人民保衛軍”（YPG）領導的部隊，作為其在敘利亞東部打擊“伊斯蘭國”的主要合作伙伴。

這無疑引起了土耳其的警惕。土耳其政府極度害怕有著900公里邊界線的鄰國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武裝做大後與本國境內分裂勢力聯合，威脅土耳其安全。2016年，土耳其就曾以打擊ISIS為名對敘利亞北部發動“幼發拉底河之盾”軍事行動。該行動持續了八個月，阻止了庫爾德武裝向土敘邊境的擴張。

如出一轍，因此，當今年1月美軍宣佈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成立一支3萬人規模的邊防部隊保衛敘利亞北部時，土耳其無視美國要求剋制的呼籲，聯合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敘利亞自由軍”（FSA）果斷髮動代號為“橄欖枝行動”(Operation Olive Branch)，對YPG發起軍事打擊。

當前，軍事行動仍在繼續。土耳其作為有宏大抱負的地區強國，透過一系列軍事行動已經部分實現了目標。但庫爾德問題始終是懸在土耳其心頭的一把利劍，加上域外大國插手不斷，未來，該地區局勢究竟走向何方，還需要靜待觀察。

土耳其人和庫爾德的主要矛盾還是庫爾德人想要建立一個屬於庫爾德人自己的國家。

1979年，庫爾德工人黨成立，成為一股龐大的政治勢力。上世紀80年代，庫爾德工人黨開始開展武裝鬥爭，民族主義情緒空前激烈。以至於在90年代初期，庫爾德人發動的恐怖襲擊愈演愈烈。1999年，土耳其特工從國外誘捕了庫爾德工人黨領袖厄賈蘭。厄賈蘭在獄中意識到，開展武裝鬥爭搞恐怖活動是沒有出路的，因此他在獄中號召庫爾德工人黨放下武器，走向政治和解。然而，對抗沒有結束，危機轉而外溢。

伊拉克戰爭之後，庫爾德工人黨同政府的對抗，由土耳其本土轉向了伊拉克北部地區。因此，一些土耳其軍隊深入伊拉克北部領土，打擊庫爾德工人黨武裝。這種打擊事實上是非常奏效的，以至於在前些年，庫爾德工人黨不得不主動提出和解，但是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絕。

還有一個事例，在2017年“伊斯蘭國”控制了伊拉克北部重鎮摩蘇爾。土耳其政府甚至派出了一支特種部隊，因為他們擔心庫爾德人在摩蘇爾解放之後，趁機在這個地區占主導地位。現在，又發生了土耳其外交官在埃爾比勒市遭到刺殺的這樣的訊息。毫無疑問，土耳其政府同庫爾德工人黨的對抗還會持續下去。

在1914年前，土耳其原是震動世界的奧斯曼帝國。而中東的許多領地都是土耳其的屬地。土耳其當時的疆域橫跨了歐亞大陸，甚至打到了歐洲的希臘至比利時。當然，敘利亞、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等等都曾經是土耳其的地盤。可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些領土相繼獨立成國。這使得土耳其四分五裂，失卻了舊時的輝煌。

特別是地中海的重要地理位置也丟了，雖說這是歷史問題，但不等於埃爾多安心中沒有“蘇丹夢”？還有曾經失卻的敘利亞。當現代來說，土耳其不存在石油資源，這在當代高度文明的今天，石油是多麼重要的工業燃料！且敘利亞北部省份與土耳其接壤，而這裡正是一塊富油區。這樣，土耳其為什麼緊盯著哪塊寶地這就不喻而明瞭。

曾經的擁有，不免產生內心的糾結，這就是歷史留下的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