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來，“楓橋經驗”的底色始終不變，但外延不斷擴大，從最初的化解社會矛盾，拓展到基層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

灰褂子中年男人猛一拍桌子，紙杯裡的水飛震起來，幾滴落在桌上。他脖子上青筋暴起，兩眼瞪得渾圓，嗓門一聲大過一聲。坐對面的短髮女人毫不示弱，她騰地站起來，指著那男人的鼻子尖聲叫嚷。眼看兩邊就要動起手來，毛仲木趕緊上前，把他們分開。灰褂子被兩三個人勸出去了，女人雙手抱肩，呼呼喘著粗氣。

這一幕發生在浙江諸暨市楓橋鎮聯合調解中心。67歲的毛仲木是這裡的調解員，過去六年裡，他調解了700多起矛盾糾紛，類似的激烈爭吵他已見過不少。把兩人分開後，毛仲木和同事便分頭去做他們的工作了。

化解矛盾是楓橋鎮的傳統。20世紀60年代，楓橋鎮探索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55年前，毛澤東作出批示，要“各地效仿，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15年前，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提出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廣、不斷創新“楓橋經驗”，最大限度發揮其積極作用，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2013年10月，習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半個多世紀以來，“楓橋經驗”的底色始終不變，但外延不斷擴大，從最初的化解社會矛盾，拓展到基層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

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劇烈的社會變革生髮出棘手的社會矛盾。在這樣的背景下，剖析諸暨市在社會治理領域的一系列探索，能夠為中國其他地區提供有益的思考與借鑑。

調解糾紛是毛仲木的第二份工作。在這之前，他是楓橋鎮的幹部。2012年，鎮領導找到臨近退休的老毛，勸他留在鎮裡，利用幾十年積累的基層經驗，調解楓橋鎮的矛盾糾紛。

今天這起由工傷引發的糾紛有些棘手。傷者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他在工廠上班時受了重傷，喪失了勞動能力。傷者家屬不滿賠償金額，所以找到毛仲木調解糾紛。那個灰褂子男人是機械廠的經理，而短髮女人則是傷者的妻子。因為雙方主張的賠償金額差距懸殊，這起糾紛從今年4月處理到現在，歷經5次調解，仍然沒有達成協議。這次調解，工廠拿出了新的賠償方案，但傷者家屬仍不認可。兩邊越說越急，這才有了前面劍拔弩張的場面。

其實，大多數糾紛並沒有這麼複雜。基層的很多矛盾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雙方都在氣頭上，就越吵越兇。這些日常的小糾紛，只要一兩次調解，當事人消了氣便能很快和解。楓橋鎮每個村都成立了調解委員會，所以大多數日常的矛盾在村一級就被消化了。找到毛仲木的糾紛往往是村一級不好調解的，鄉鎮調解中心的目標就是處理掉這些複雜的糾紛，做到“矛盾不上交”。

毛仲木已經總結出了一套調解方法。比如先把糾紛雙方隔離開，分頭做工作，等兩邊都冷靜下來，訴求接近時再叫到一起商量。調解這起工傷糾紛時，毛仲木的話並不多，他更多的是讓家屬和企業直接交流。只有當一邊的要求明顯不合理，或者雙方的情緒越來越激動、溝通不再有效時，毛仲木才會打斷他們，說說自己的看法。

老毛的這一套很有效果。雙方的意見都能得到表達，不留誤會；對一些過火的表述，毛仲木在理解了意圖後，可以用更容易接受的說法複述一遍，這其實是在給矛盾降溫，讓兩邊的溝通更冷靜。

化解矛盾是“楓橋經驗”的核心問題。諸暨政法委委員、“楓橋經驗”研究會會長陳善平說，調解的意義就在於及早化解矛盾，避免矛盾激化為惡性事件。不難理解，在村一級，小矛盾早早解決了，村民之間不容易有積壓的情緒，暴力衝突就少了。

鎮一級的調解就更重要。在這些複雜糾紛中，當事人的生活往往受到了很大影響，他們在感情脆弱時，很容易走極端。像這起工傷糾紛，在找到毛仲木前，傷者的妻子不僅數次到各級政府上訪，還曾以自殺相威脅。即便在調解中，她也多次說出“大不了魚死網破”這樣的話。調解為這個群體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也給了他們希望，不至於做出衝動的決定。一些潛在的惡性事件就在這個過程中被避免了。

調解中心的檔案夾裡，有過去幾年的調解記錄。糾紛的型別有很多，包括交通事故、勞務糾紛、民間借貸、感情糾紛等。2018年前11個月，聯合調解中心已經成功調解了270多起糾紛，這其中就有不少是毛仲木參與的。

點著了一根菸，老毛說他打算再幹兩年，等到70歲了就正式退休。

“老齊，有兩個河南人喝酒打架，打破頭了，你過來看看！”

採訪被一位民警打斷，齊克剛匆匆起身，跟著那位民警去了。河南人齊克剛來到店口鎮17年了，如今，他已經從一個年輕的打工者變成了一家企業的老闆。最近，他還多了一個新的身份—“新店口人先鋒隊”的會長。

這一切還要從十幾年前說起。

店口是諸暨市的工業強鎮。在店口鎮14萬常住人口中，有近8萬外來人口，他們主要是從河南、江西、安徽等省份來店口打工的農民工。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外來人口很難融入本地社會，他們往往與老鄉們抱團取暖，對本地人和其他省份的打工者則多有防備。

外來工大量聚集給店口的社會治理提出了挑戰。店口鎮派出所副所長王鋼回憶，在2004年以前，外來人口聚集鬧事的情況很常見。他們不信任當地政府，遇到矛盾糾紛時，第一反應不是尋求警察的幫助，而是召集老鄉，以人多取勝。2004年，400多位貴州打工者因為工資發放的問題聚眾鬧事，甚至掀翻了警車。鎮派出所只有20多名民警，遇到這樣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很難作出反應。那時，怎樣化解外來務工人員的矛盾成了店口鎮最大的困擾。

借鑑楓橋的做法，店口從2004年開始探索“以外治外”。“楓橋經驗”是讓村民信任的身邊人來調解糾紛，那外來人口的矛盾也要由他們信任的老鄉來化解。最初，店口從外來務工人員的家鄉請來“外籍警察”，對口調解老鄉們的矛盾。外警在做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外來工內部的領頭人，他們大多是黨員，在老鄉們遇到糾紛時願意出來說句公道話，是外來務工群體中的熱心人。

外警離開後，這些人被組織起來，成為店口鎮化解矛盾的主力。2015年，店口鎮成立了“新店口人黨支部”，2018年又成立了“新店口人先鋒隊”，吸收了200多個會員，齊克剛就是其中之一。

不管是外警，還是先鋒隊，最核心的都是外來人口自治。打工者初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舉目無親，老鄉是身邊最可依靠的人。在他們眼中，當地政府是偏向本地人的，而老鄉的胳膊肘不會往外拐，說話才公道。像齊克剛這樣的熱心人在同鄉們心中很有威望，他操著河南話調解河南人的矛盾，效率也更高。那起酒後打架的糾紛，齊克剛只用了十幾分鍾就弄清了原委，兩位老鄉也很快達成了和解。

實現外來工自治以後，店口鎮的治安有了明顯改觀。老鄉有了矛盾，很快就被先鋒隊化解了，像過去那種幾百人聚集的群體性事件，已經很多年沒再出現了。

除了外來人口治理，“楓橋經驗”還被用到了企業管理上。

富潤集團是諸暨第一家上市公司，1996年，這家制造業企業提出了60條關愛職工的規章制度，涉及職工的生產勞動、家庭生活、人際關係等方面，初衷就是化解職工矛盾，讓企業更安穩。

在富潤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看來，這些做法顯然幫助了企業。最直觀的體現是在富潤遇到危機的時候。2018年，中國股市遭遇重創，富潤的股票也未能倖免，股價近乎腰斬。因為有大量股權質押在銀行，富潤面臨銀行爆倉的危機，需要籌集大量資金償還貸款。趙林中選擇求助於職工—以比銀行貸款稍高的利息向職工借錢。半個月裡，富潤借到了7000多萬元，順利平倉。

“楓橋經驗是個筐，一切社會治理的方法都能往裡裝。”諸暨市一位基層幹部這樣說。仔細琢磨這句話，它其實傳遞出了一個資訊：有了先發優勢，諸暨在社會治理領域的探索會更主動，“楓橋經驗”囊括的內容也就越來越多了。

店口鎮和富潤集團的做法就是“楓橋經驗”在不同地點、不同行業的延伸。一個顯著特點是，不管形式上發生哪些變化，“楓橋經驗”的本質還是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減少衝突。

72歲的陳信龍滿頭白髮，他顫顫巍巍地開啟一個資料夾，拿出一摞檔案，攤開在桌面上。陳信龍是浣東街道盛兆塢三村紅白理事會的會長，他剛剛拿出來的是村民們籤的承諾書，承諾未來的紅白喜事將按照村裡的標準操辦，不再盲目攀比。

以前，婚喪嫁娶的大操大辦是諸暨民間的習慣。就算是一般的農民家庭，也會花上十幾萬元操辦。比如每桌酒席的標準一般在1500~2000元，飯菜中必然包含龍蝦等高檔海鮮；再比如參加酒席的賓客都可收到一包中華煙，小孩子還能領到紅包。三年前，陳信龍的小兒子討媳婦，花了30萬元來辦酒席。他們辦了75桌酒，用了兩箱中華煙，光禮炮就放了幾萬塊。

大操大辦苦的是村民自己。許多人請一次酒席，要把一兩年的積蓄都搭進去，甚至要欠下幾萬元的外債。但不這麼做又怕被人笑話，面子上過不去。結果就是人人都比排場，酒席的標準也節節攀升。

2018年6月，諸暨市鼓勵各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倡導移風易俗。陳信龍曾做過多年的村幹部，在村裡輩分、威望都高，村裡認為他來做工作阻力最小。可實際上，這項工作沒什麼阻力。陳信龍直言，紅白理事會給了村民一個臺階下，有正當理由減少開支了，村民們都很支援。承諾書對宴請的規模、標準都有明確規定，比如每桌酒菜的標準不超過800元，不使用高檔菸酒等。一次紅白事辦下來，就能節省下三四萬元。

辦酒席省下了錢，許多村民會捐一部分來做公益。直埠鎮紫草塢村的“小布衫”是一個掛靠在村裡的公益組織，他們向村民募捐，再用這些錢關心村裡的困難村民。比如他們會定期為孤寡老人剪指甲、打掃衛生，探望生病住院的貧困村民等。

“楓橋經驗”近幾年的探索主要是引導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不管是“新店口人先鋒隊”，還是“小布衫”、紅白理事會，它們都具有共同的性質—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如果說糾紛調解是在化解矛盾，那麼號召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就是在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的產生。

從密度來看，諸暨市社會組織的發展要領先於中國絕大多數地區。陳善平回憶，是2014年前後，諸暨市的社會組織出現了“井噴”。隨著市民參與公益的意願越來越強，民間自發的公益組織接連湧現，幾乎覆蓋到了每個社群。

目前，諸暨市共有登記在冊的社會組織728家，備案的社會組織2232家，參與人數佔到常住人口的18.8%。當中國許多縣市的公益組織剛剛萌芽時，諸暨的公益活動已經搞得如火如荼了。

相對政府，社會組織在基層治理中更容易獲得認同。諸暨市手拉手愛心服務社組織了一個關愛失獨家庭的公益專案，每個月都安排志願者到大唐鎮的15戶失獨家庭中家訪，陪失獨老人聊天。負責人王海江說，許多失獨老人一身都是病，非常需要他人的陪伴，他就曾在深夜接到過一位老人的電話求助，匆匆趕去把這位老人送到醫院。“這些事就得由社會組織來做，政府不好介入。”

2018年11月，“楓橋經驗”紀念大會在紹興舉行，大會傳遞出的一個重要的訊號正是：要打破基層社會治理“自上而下”的線型模式，充分釋放社會力量微主體的大能量。“楓橋經驗”的精髓是讓群眾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只不過現在要更多地依託社會組織的力量。

宣學軍靠在白色椅背上，嘆了口氣，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十年前，宣學軍創立了公益組織“一米Sunny”，關注自閉症兒童、問題青少年的成長。但從去年開始，他就想要把“一米Sunny”放棄掉，因為“太累了，一直在虧錢”。

宣學軍頭疼的問題，很多公益組織都會遇到。剛開始的那幾年，“一米Sunny”運轉得很順利，因為覺得新鮮，志願者參加完一次活動，還會追著問有沒有別的專案。但只靠一腔熱情，公益組織並不能長久，這幾年，宣學軍明顯感受到志願者的積極性在下降。活動參與度不高，募集的資金就少了。起初，專案經費和員工工資還能透過企業的贊助來維持，但隨著今年經濟形勢下滑，幾家企業都中斷了資助，宣學軍扛不住了。

管理公益組織其實是件專業的事。什麼樣的募資模式能支援公益組織長期運轉、怎樣組織活動能吸引志願者持續參加，這些都需要專業的社工知識做背景。而草根公益組織多由普通老百姓發起、運營，比如“小布衫”的前身是村裡的文藝團體，王海江是一家賓館的老闆，宣學軍則是名醫生，他們很少有人系統學習過社會組織的運營。宣學軍就感慨，之所以遇到這麼多困難，就是“因為團隊的專業性實在太差了”。

引導公益組織的發展，政府必須發揮作用。公益組織專業性不足，運轉和募資都會受阻；沒有穩定的資金支援，公益組織就沒錢聘用專業的社工。怎樣才能打破專業性不足和資金困難的惡性迴圈？2017年，諸暨開始用公益創投的方式扶持社會組織。第一年財政投入65萬元，扶持了15個公益專案。2018年力度加大到300萬元，92個專案。宣學軍就申請到了8萬元的公益創投資金和社會組織扶持基金，至少“一米Sunny”明年的運營能夠維持了。

公益創投不僅為了提供資金扶持，更是要提升公益組織的專業性。這幾萬元的創投資金並不是輕鬆拿走的，公益組織要透過前期答辯來介紹專案，還要接受第三方的考核評估。在這個過程中，專業的社工老師會提供資金使用、人員配備、專案設計方面的指導。諸暨市社會組織服務中心的翁晨芳說，這相當於逼著社會組織接受專業培訓，改掉一些不好的習慣，並把專業的社工知識應用到實際專案裡。

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社會組織所做的事恰恰是政府不擅長做的，對此政府的干預越少越好；另一方面，野火般生長的社會組織又迫切需要政府的規範才能健康的運轉下去。這對政府就是個不小的考驗了，放任不管和過度干涉都很糟糕。

重要的是，政府要搞清楚社會組織到底需要什麼，用正確的方法把事情做對，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互動才能有效。這也是今天“楓橋經驗”所要進一步回答的時代之問。

公益創投之外，諸暨市又透過政府採購、定向委託的方式將部分職能轉移給社會組織承擔。從2017年算起，諸暨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資金超過了2000萬元。

社會組織服務社會、治理社會的能量很大，但要把這股能量釋放出來，政府必須將資源下沉到基層，讓更多的社會組織規範化、可持續。這是諸暨摸索出的經驗，也是中國其他縣市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的必經之路。

社會治理不是件容易的事，路漫漫其修遠兮。

編輯 | 趙義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