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大動盪時期，百家思想活躍的局面尤為突出，社會生產上，鐵犁牛耕的出現與推廣使用，使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的發展，生產關係處於急劇的變動之中。

周天子各封國中兼併戰爭不斷，各諸侯國開始求富求強，紛紛進行變法。在這些諸侯國改革變法中，以秦國商鞅變法最為徹底，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也極為深遠。商鞅在秦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中，乃至日常行為準則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此後秦國開始崛起，由此奠定了秦始皇的統一中國的霸業。

商鞅變法的歷史大背景

商鞅變法時期正處於春秋戰國政局大動盪時代。政治上分封制度的瓦解，宗法制度遭到破壞，經濟上鐵犁牛耕的出現與推廣使用。土地私有化，地主階級興起，文化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商鞅生活在各諸侯國分裂割據，兼併戰爭頻繁，思想文化活躍的社會中。時代的發展，把商鞅推向了歷史的舞臺。

施行變法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開始實行變法，直接目的是為了使秦國富國強兵，變法的措施有下面這幾點:

軍事上獎勵軍功，按功受爵，從而打破了貴族對官職的壟斷。

經濟上廢除了井田制度，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推翻舊制度確立了新制度。

政治上廢除了封封制度，推行郡縣制度。

商鞅的變法也是秦國的強國之術。實行連坐制度，獎勵耕織，重農抑商賈，獎勵軍功，按軍功的大小給予賞賜。推行郡縣制度，統一度量衡，在社會個習俗方面上禁止了父子兄弟同居，以刺激小農生產數量增加其生產積極性。

這是一場地主階級封建性質的改革，具有全面徹底的特點。變法成功的原因也離不開這幾點。

當朝統治者的支援。根本原因其為了順利歷史的潮流。改革變法措施全面現實 改革者自身具有鐵血手腕，強硬的政治手段。改革使秦國崛起。

商鞅因觸犯了貴族們的利益而遭殺害，但是他的變法措施卻在秦國得以貫徹。他的變法促進秦國完成了統一，是秦國從夷狄遇之到虎狼之國。商君雖死，但是商鞅變法的措施在秦國得到了延續。並在此後的100年內，秦國基本上建立了封建專制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社會經濟也不斷髮展，在秦國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優勢面前，兼併戰爭開始成為了秦國的統一戰爭。

秦孝公是一個有作為的君主，據史載，召見了商鞅三次。第一次，商鞅給孝公講了帝道，即堯舜之道，就是部落聯盟時期的制度和理想；第二次，給講了王道，即湯武之道，如何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第三次講了霸道，即隆禮尚賢、獎勵軍功，鼓勵生產，這次孝公聽了很滿意，從此商鞅便進入了孝公的視線，巜資治通鑑》載，公大悅，與議國事。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全權負責國家體制的改革。商鞅變法遭受了各方面的壓力，因為任何政治體制改革是對現行資源、財富的重新分配，是對習以為常的政治制度的革新，必然會產生阻力和障礙，既來自既得利益者，也來自基層的人們。商鞅變法，首先遭到了以甘龍為代表的貴族階級的反對，在變法前夜，展開了如何對待先王之法的激烈爭論。甘龍一夥認為，祖宗之法不能破，若改弘易張，造成人們不適應和不習慣，使管理國家成本增加，不經濟，無必要變法。憑藉過去經驗就行了，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尊祖宗之法而行。而商鞅卻認為，歷史在進步，答理國家體制也應該相互地發生變化，習慣於舊法，無法想像新法之優勢。必須先行改變，然後再讓人們去適應，沒必要先聽從他們的意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故守舊法，遵循先王之法，根本行不通。這場爭論，商鞅雄辯勝之，獲得孝公的支援。商鞅遇到第二個難題，太子犯法處置方法，難以直接處罰太子，就以教不成，師之過處理，拿太孑的師和傅進行處罰，這是殺雞給猴看的方式，但是處罰盡答是太子的老師，打的卻是太子的臉，太子在這場較量中失敗了，但留下了仇恨的種子，這為後來的商鞅滅門車裂埋下了伏筆。第三個回合就是商鞅與老百姓的較量。商鞅變法，不僅貴族守舊派反對，下層的老百姓也牴觸和反對，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商鞅為了樹新法的尊嚴，採取獎和罰兩種辦法，對賤民有功獎之，對刁民懲罰，其做法過激過偏。透過三個回合的較量，商鞅新法推行掃平了障礙。正因為有了新法推行，秦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物質資源得到最佳化的配置，人力資源在嚴酷的監視下，服從於國家利益。財富和社會地位，打破了原來的分配規叫，透過國家政策的導向和牽引，迎合特殊時期的需要。商鞅變法，是特殊時代的產物，雖然取得了成效，強大了秦國，但維持時間不長，就出現了變故，成也法家，敗也法家。法家一味地硬打壓是不能長治久安，治國之道還是需要軟著陸達到長久效果……

要探討商鞅變法的影響和意義，首先我們要了解，商鞅變法，到底有哪些內容？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及其影響意義有：

一、頒佈實行《法經》，增加連坐法律， 輕罪用重刑；（實行法治，增加法律的作用及威懾力，讓所有人都因為害怕被嚴厲懲罰而聽話、作戰。）

二、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佈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形成好武之風，養成秦人勇於作戰，樂於作戰的拼命風格）

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墾荒；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徵商稅。（增加土地面積及糧食收入，糧食增加了，就增強了軍隊的戰鬥續航能力）

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整頓社會風氣，輿論管控）

六、廢除貴族的井田制，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允許自由買賣。（增加了兵源及士兵作戰計程車氣，以及對戰功的追求。）

七、廢除分封制，普遍推行縣制，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 。（降低了統治成本，加強了中央集權和政權統治力度，人員召集的速度。）

八、遷都咸陽，修建宮殿。（減少變法遇到的阻力，咸陽具有更高的軍事價值，周邊物產豐富，人口眾多。）

九、統一度量衡制，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軍械裝置標準化，更容易補充和維修，增加了秦軍的戰鬥力）

十、編訂戶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人口統計，方便戰時徵兵。）

十一、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類似漢武帝的推恩令，小家小戶便於管理，不會像大家大戶那樣，聚眾鬧事。）

商鞅變法極大的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集中了國家權利，為後期秦國統一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主要表現在這4點：

1、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織，極大的刺激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加了秦國的糧食產量，對於後期養活龐大的軍隊提供了基礎的物質基礎。

2、頒佈按照軍功的二十等爵制，建立了軍耕爵體系，提高了軍隊的積極性，使民用於公斗，提高了秦國軍隊的戰鬥力，使秦國從邊陲小國逐漸變為軍事大國。

3、移風易俗，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鼓勵生育，刺激了秦國的人口增長，為秦國的賦稅和兵役提供基礎保障。

4、推行法治，嚴格的戶籍制度。加強了秦國的中央集權，方便了秦國的治理。

喜歡歷史的老夫子回答您的問題。

先說商鞅變法對秦國的影響。首先，秦國自秦穆公稱霸之後出現了厲共公、躁公、簡公、出子幾位國君在位的混亂時期，秦國因此陷入內憂外患之中。而且，秦國地處偏僻，不參加中原諸侯會盟，被認為夷翟。到了秦孝公在位，痛定思痛，立志改變現狀，始有承接穆公霸業、圖強國家的想法。商鞅在這種背景之下，透過三次與秦孝公面談，終於發生了轉折秦國曆史的“商鞅變法”。

之所以說商鞅變法是秦國發展的一次重大歷史轉折，是因為此次變法打破了秦國體制舊有的傳統，以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體制作為保證秦國未來發展強大的基礎。這對於秦國上下所有人的思想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在認識上就會從混亂的時代中清醒的認清強國所必需的措施。其次，商鞅變法對於秦國上下行為上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單就從過程來看，商鞅變法之初城門立木賞十金，可說是規範華人行為的啟蒙。那麼中間依法懲治太子老師，無疑就是開創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先河。直到最後，商鞅被迫逃跑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束縛而無處安身。這些都是因為在法律約束下，從上到下的行為都受到了規範的限制。

所以說，商鞅變法對秦國的影響是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與行為規範的全面改變。雖然在此之中，士大夫、豪強們極力反對，那是因為真正觸及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但即使如此，在反對商鞅變法的同時，那些所謂的受害者也會在潛意識當中認識到商鞅變法的重要性。只是，他們仍然表示反對而已。

再說商鞅變法的意義。商鞅變法，改變的是弊端，目的是強國。它的現實意義就在於改變當初國內混亂的現狀，在國家政治、軍事、經濟上實行一系列的強制措施，力圖在國家政令推行、軍事建設、經濟發展等方面達到強國的條件，以此為秦國的強大做好充足的準備。而其中的深遠意義無疑將是為秦國的百年大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事實也恰恰如此。百年之後，秦始皇成就霸業統一中國建立大秦帝國。這之中，商鞅變法為秦國打下的強國根基無疑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最近正好看見一片文章，和題主所問恰有相同之處，便來拋磚引玉一番。具體措施我就不再贅述了，前面已經有高手說過了，我就說點其他的吧。

我們要看到，整個戰國時期，並不是只有一個秦國在進行變法，先有魏之李悝、趙之公仲連，後有韓之申不害、齊之鄒忌，再後則是楚之吳起、秦之商鞅，那為什麼最後稱霸的卻是秦國呢。

一般說法，楚國變法始於楚悼王二十年（公元前382年），秦國變法始於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相差26年，我們把時間較為相近的秦和楚來比較，看看秦的變法到底變出了怎樣一個的怪物。

首先，商鞅和吳起都是衛華人，他們的變法都是基於魏國的變法，所以他們在很多措施上都是相近的。

例如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制，吳起“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商鞅“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經濟上，兩者都力圖使實封貴族遷往荒無人煙的邊塞，以求利用大貴族的雄厚實力開發邊遠地區。

社會風俗上，兩者都禁絕無業遊民的，因為這些遊民不僅不事生產，而且也是遊俠生存的土壤，容易出現“私劍”，這樣就可以加強集權。

兩者在刑法上也都是一脈相承，嚴苛狠厲，君不見充斥於滿篇的刑罰都是“殺”、“斬”、“斷”之類的用語。

但是在細微處，兩者卻是有差別的，例如同樣是廢除世卿世祿制，在秦國，商鞅的設計是有軍功者封爵，留下了上升途徑，而吳起卻是一刀切，徹底壓制了部分貴族。這一點就很重要，因為秦國靠近三晉之地，法家人才多處於此地，潛移默化之下，秦國吃多了韓、趙、魏的虧，自然會向他們看齊，而且秦國也被稱為不毛之地，他們沒有固有的文化傳承，更容易被改造。

反觀楚國，“大臣太重，封君太眾”，據可考證的封君家族就有十八個，貴族勢力太強，既得利益者多，變法難度就很大。而且楚文化向來區別於中原文化，有自身固有的楚文化體系，如此大的體量和貴族群體，根本不能在短時間內變法成功。況且，在楚悼王死後，吳起也被殺，後續的楚王迫於壓力根本不敢繼續也不想繼續變法，曇花一現的變法也只讓楚國牛逼了一會兒，然後就被浪花拍死在了沙灘上。

總體而言，吳起在楚國的變法主要體現在強兵，畢竟楚國本來就是大國，民殷國富不是其變法主要訴求，只要稍許加強中央集權，再輔以吳起的軍事才華就可以“坐收”強兵之利。只是得來容易，失去也就更快，沒有夯實的基礎，花拳繡腿怎麼可能一統天下。

秦國就不一樣了，秦國的變法根本是“農戰”，所謂“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君書》幾近一切來實現農戰，其變法貫穿整個社會領域：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改軍公爵制；普遍推行縣制；改革土地和賦稅；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秦律什伍連坐；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說求官；嚴禁私鬥；生了兩個男的不分家就加賦等等，這是一籃子改革計劃，是整體推進的，新的利益集團在變法下逐漸成型，所以在商鞅死後，那些變法後的既得利益者有足夠的力量推動變法繼續下去。最重要的是秦國還攻佔了楚國所不重視的巴蜀地區，開發了這個天然糧倉，於是不可一世的秦國出現了，幾乎把韓趙魏楚齊打了個邊。可是剛不可久，擴張可以這樣搞，統一了還這樣搞，那就是自取滅亡了。

商鞅善攻不善守，逆取之後應當正守

秦本羸弱，偏居一隅，無論在地理位置還是心理位置上，都在各諸侯國的邊緣徘徊，商鞅變法前，秦國資源開發水平低下，官吏不思進取，軍隊紀律渙散。

用今天的話說，商鞅變法極大地全面促進了秦國的正規化建設，幫助秦國在短時間內積聚了大量的政治資源，軍事儲備，農業基礎，以及整肅一新的社會風氣。

必須要承認的是，商鞅變法是秦國統一六國的重要法制變革。然而，從商鞅的悲慘結局來看，似乎並不侷限於路死狗烹這個道理。侵犯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當然也是重要的原因。

但我認為，商鞅變法的最大敗筆在於，過於嚴苛。

商鞅變法有三大特點，一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把能治理，會治理的人才都儘量提拔了起來，為變法完成了人才儲備。二是鐵面無情，絕不徇私舞弊。在商鞅的治理下，真正是天子與庶民同罪，因此確實得罪了不少權貴。三是量刑定標既猛又細。這條是最重要的，也是導致商鞅悲慘結局的根本原因。苛政猛於虎，並不只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嚴格，苛，其實是極端地過分地細緻，常以難以達到的要求管理他人，導致廣大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當怒火積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導致悲慘的結局。我們常說，一個好的領導，絕不是事事躬親的，一個大小事都抓在手的領導，除非是諸葛亮那般人才，否則一定做不好，而且會招致下屬的反感，我們常說，向上越權，豈不知也有向下越權。

孔子曾在魯國官拜大司寇，將魯國的司法系統管理得井井有條。孔子遵循的原則是極其高明的，叫做“使無訟”，就是說，司法的最高境界是讓百姓沒有官司可打，大家都圓融和諧，而不是體現在你的斷案能力有多高，判刑標準把握得多好。其實，這才是真正需要大智慧，來制定一套高效，科學的法制，才能實現的。

因此，我認為，商鞅變法的前期是無可非議的，因為秦國當時內政荒蕪的處境需要這樣的雷霆手段，但，“逆取”之後，應當“正守”，也就是說，這般雷霆猛政不可長期使用，而應當著眼穩定大局，制定更加適合管理國家，條理社會的優質法規。

漢朝經歷前朝的動亂之後，將黃老奉為治國安邦的理念，使得國家和人民得以休養生息，這才為漢武帝，漢景帝的宏圖積累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正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一直緊繃的弓弦會斷，始終在苛政治理下的國家則會垮。我們不能抹殺商鞅變法的重大貢獻，但要看到商鞅的悲劇，及其內在原因。

秦國延續了商鞅變法的慣性，因此，費勁周折統一而建立的秦朝，只經歷了二世，就匆匆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應當說，商鞅變法所制定的法律法規，為秦朝的發展奠定了大致的方向，秦朝也正是在這種慣性驅使下，將暴政作為慣用的手段，把自己推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歷史規律的對立面，最終走向了迅速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