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庸》究竟是不是述聖子思子的作品，其實是有爭議的。

正方：認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無疑。主要論據為司馬遷的《史記》：“子思作《中庸》”。

漢代大儒鄭玄、唐代大儒孔穎達都認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無疑，如孔穎達《禮記正義》：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

其後的程顥、程頤、朱熹都對這種說法沒有異議。

反方：認為《中庸》作者未必是子思子。這個說法自歐陽修始，他曾說：

《中庸》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嘗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嘗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與？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與？

歐陽修認為，《中庸》講述的道理，聖人尚且都做不到，那豈不是“虛言高論”嗎？這樣的著作，怎麼能是孔子後人寫出來的呢？因此：

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乎聖人者，何也？

而清代學者袁枚更在《小倉山房尺牘》中考證道：

《論語》、《孟子》言出皆泰山，以其在鄒魯也。《中庸》獨曰：載華嶽而不重。子思足跡未嘗入秦，疑此是西京人語。

——孔子孟子是鄒魯人，因此舉起例子來，都說“泰山”如何如何。而《中庸》的作者舉起例子來，偏偏說“華山”。可是，子思子是沒到過華山的。

更別說《中庸》中極為可疑的一句：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因此，在學術更為開放的近現代，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主張《中庸》並非子思子的作品。

比如錢穆先生，在《中庸新義》中就表示，《中庸》應當成書在秦漢之際；勞思光先生更認為，《中庸》原是《小戴禮記》的一篇。作者究竟是誰還很難講。但絕不是子思子。

在這個爭論裡，逐漸開始有一些聲音認為，《中庸》原本就是《論語》的一部分。如郭沂先生在《〈中庸〉成書辨證》中，就提到了這個觀點。

郭沂先生曾在《〈論語〉源流再考察》中提出，《論語》的原型也許不是一本書，而是各位弟子的筆記（《中庸》就是其中一份筆記），是許多本筆記最後匯成了《論語》。這也是導致《論語》有許多版本的原因。

且不論郭沂先生的猜測是否正確。我們必須先想想，為什麼《中庸》會給學者們這樣的聯想？

因為《中庸》和《論語》實在是太像，實在有太多相似的句子。我們隨便舉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 子曰：君子和而不流。（《中庸》）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中庸》）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論語》）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子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語》）

我們可以看到，《中庸》和《論語》中有一部分是相當相似的句子。即便兩本書不是系出同源。也不能排除《中庸》作者創作時直接引用《論語》原文的可能。

因而我們就必須承認一點，《中庸》和《論語》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導致《中庸》的含金量並沒有那麼高。或者說，《中庸》對儒家思想的再發展，並沒有有《孟子》那麼深遠。

如果說子思子為代表的《中庸》，是對《論語》做出更詳細的解釋。那孟子所代表的《孟子》，則是擴充了儒家思想的視野，延伸了儒家思想的寬度。

我們常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很多外華人，甚至很多華人都會認為，傳統的華人是隻講“仁”的，是和善的。這並不全對，因為在華人的精神裡，還一直埋藏著“義”。

這個“義”就是指“正確的事”。

正所謂：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我們讀《孟子》，經常會感到暢快淋漓——孟子的慷慨激昂，孟子的急公好義。孟子從不諂媚君王，甚至會當場駁斥君王，不留情面；可孟子也不是憤青，只要君王肯虛心接納，孟子也是會循循善誘的。

在《孟子》裡，我們能看到漢文化獨有的“氣節”，能看到歷史上那些寧折不彎計程車大夫。甚至我們能看到“俠義精神”。

如今大家常常說，墨子赤著腳全國到處宣傳反對戰爭，是“俠義”。可在我看來，孟子這份“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也是“俠義”呀。

至少在孟子之前，儒家思想從來沒有這麼熱血沸騰過。

關於孟子之前還寫過一個簡單的回答，有興趣可以瞭解：

如之何：你曾經見過最令人傷感的一句古文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