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歌通俗易懂、平易流暢，自古以來深受人們的喜愛。他的作品在傳入日本後，便迅速成為平安王朝貴族、學者、諸多文人等的必讀教材。關於白詩在日本平安時代流行的原因，日本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子彥二郎（《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之說：一、白詩產生時的社會生活條件與我們平安時代極為類似；二、白樂天的身份和地位與我們平安時代的文人也頗為相似；三、白樂天的性格、興趣愛好以及為人等方面又幾乎可以視為我們平安時代典型日本人的那種型別；四、從質和量兩方面來看，七十餘卷的《白氏文集》對於我們平安時代的文人來說，是一部大型文學事典兼辭典性質的存在。

首先，就社會環境生活條件而言，白居易所處的中唐時期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刻，在長時間內累計而成的唐朝經濟文化方面的強盛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化作泡影的，白居易生活的這個時期，社會發展還處在全盛時期的繁華階段，但是在政治大動作的影響下，已有衰弱這無可奈何的景象。而當時的平安朝呢，中央集權的天皇權利逐漸被各大武家政權分割，就如唐土那邊的藩鎮割據一般，東瀛的中央權利也被各家削弱，天皇與宮中那些空有名頭的大臣們不能反抗那些權臣家族，也只能泯酒吟詩徒具風雅罷了。

白居易在唐朝中期的文人中已經是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了，即使是貶官江州，好歹也是個司馬，而由於其詩通俗到“老嫗能解”的程度，無論是本就喜愛他的文采的文人學士或是朗朗上口的那些社會小老百姓，都能雅俗共賞。當時日本的文人墨客們也非是達官貴人既是風雅名士，白居易享受到的宮內野外的雅與俗他們也都體會得到。

介紹白居易時不得不提到的《琵琶行》，其中對於白居易的個性和審美情趣有個較全面的展現，對於“夜”、“月”、“水”、“音”的審美與最後“哀”的那個結局點，正是平安朝人甚至是整人日本從古至今的貫徹的審美思想“物哀”。白居易的詩歌行文中的每一個意象都與日本文人的“哀”的風雅意象共鳴，莫怪平安朝野上至天皇下至女官便都是白樂天的忠實崇拜者。日本文化從骨子裡透出的那種靜止的“哀”，恰恰與白居易的閒適感傷情調相契合，再加上白居易晚年時代逐漸養成的佛道思想融入在詩中，在日本當時那個年邁便要出家入道、修身養性的社會流行趨勢看來簡直是稱心如意。

白居易一生中共創作了三千八百多部作品，並且儲存下來的作品也是唐代詩人中最多的一個。另外，白居易本人的經歷曲折而豐富，其作品的取材範圍甚至涵蓋了中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的日本平安朝文壇崇尚漢詩文，每當文人相聚，大多吟誦漢詩，以展示自己的才華。而對大部分初學漢詩的人而言，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是難以作出好詩的，這就需要一種範例或辭典，以供借鑑模仿。無疑，當時流傳到日本的《白氏文集》就起到了這樣一個參考作用。白居易就相當於是那些學習漢詩為風雅的文人們的導師，而他的詩文則是最佳範例，其中對於意象、韻律、節奏與主題的把握，相對於巧玩律韻的杜甫與天馬行空的李白而言，更貼近平安文人們的心理定位。

平安時人欣賞白居易、景仰白居易，卻並非接受他所有的詩歌。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而平安朝所風靡的，卻只是閒適、感傷這類詩歌。對白居易極為看重的諷喻詩，卻並沒有引起平安人的興趣。白居易的政治熱情，在官場的種種失利中減退，而對於當時已失了官場自主能力的平安朝而言，可能更是諷刺。平安人在摒棄了那些帶有政治色彩的詩歌后，卻又沉迷於白詩的種種趣味風雅中，不得不說是誠實地反應了他們“物哀”思想所獨有的略顯頹廢的精神狀態。但是對於平安朝、及以後日本的文學文化的歷史發展，白居易詩歌的流行正是當時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佳的一帖良藥。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繁榮的時期，它不僅燦爛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更為當時世界之翹楚，特別是極大影響了日本國度的跳躍發展。當年日本的遣唐使們來到中華這片偉大而神聖的沃土，頂禮膜拜，史書上記載他們的心情是“始驚、次醉、終狂”。就是在遣唐使的幫助下，日本進入了長達300年的“唐化時期”。

其中，唐朝大詩人白居易進入了日本朝野、學者甚至平民的視線，並且一發而不可收拾，擁有了數千萬“白粉”。連當時的日本天皇都是白居易的粉絲，日本知識分子做學問的時候，白居易就是榜樣，如同“孔聖人”一般，紫式部等日本才女，崇拜白居易到極致瘋狂。這些鐵“白粉”們的狂熱程度難以想象，他們在白居易墓前集體留下了日本“白粉”的肺腑之聲:

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您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誌不忘。

那麼，白居易焉何在日本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呢？

筆者作了總結和思考，簡單列舉一下四個方面理由吧。

第一，白居易的寫作及審美風格征服了日本人的心。

白居易寫詩，往往給人一種超脫、平靜但又略帶傷感的美，這正符合當時日本人的美學追求。日本有一位名叫矢代幸雄的美術館長說：“雪月花時最思友”，這一句白居易的詩，可以最好地總結日本知美、審美、化美的特徵。

這期間，白居易的《長恨歌》迷倒了日本官宦和民眾。千百年來，中國的歷代道德批評家們，站在道德的高度，開啟賢者模式，各種批評貶低《長恨歌》。可是在日本，對《長恨歌》基本就一個態度：奉之為典，反覆求解，化用創新。比如《源氏物語》裡的《桐壺》，主要情節框架基本就是學的《長恨歌》。

日本歷代的散文、戲曲等等，都大量學習和引用《長恨歌》，有時候恨不得直接抄，寫作不敢有逾越之心。

第二，時代造就了白居易，白居易也改變了日本。

公元9世紀上半葉，是白居易在唐朝詩壇大放光彩的年代，卻同樣是日本狂熱流傳唐詩的“平安時代”。跑來大唐學習的日本“遣唐使”們，聽的見的常是白居易的優美作品。外加白居易本人喜歡整理文集，所以完整的文集，很容易在日本流傳，也就輕鬆傳到了日本。

歷史也恰恰青睞我們的大詩人白居易，公元838年左右，正是白居易在唐朝詩壇十分走紅的年頭，而公元838年以後呢，日本則停止了大規模的遣唐使運動。這也就意味著，白居易之前的唐詩名家名作，日本人能接觸的機會比較少，白居易身後的唐詩後輩呢？日本人更沒什麼機會接觸。讀唐詩學唐詩？那就認準白居易了。

第三，通俗的才能夠流行，流行的才會有生命力，這一點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做到了。

縱觀白居易的詩詞，不論是諷喻詩還是閒適詩，尤其是閒適詩通俗易懂，而不晦澀。自古以來，白居易在中國的歷朝歷代粉絲也不少，比如大名鼎鼎的蘇東坡。而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之後，很快就變成貴族、學者、文人墨客的教科書。 他在日本人氣地位也遠超李杜，被尊為了詩神。

比起李白的浪漫主義和杜甫的現實主義來，白居易的詩中和了他們的優點，既面對現實、通俗易懂而又不失生動形象、浪漫優雅。每一個外華人學習他國文化都是由淺入深，學習漢語也一樣，必須由易到難，逐步學習。而白居易的詩歌呢，符合他們求學漢化的基礎要求，就是他們開啟唐詩大門、學習中華文化的鑰匙和臺階。

第四，日本社會發展進步的程序中，白居易的詩歌曾經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

自唐朝以後，中華文化在日本就紮下了唐根和漢魂，並且影響至今，不論日本民眾承認與否，中華文明衍生出了諸如“大和”、“至和”等日本文化的名片。 特別提到的是白居易，日本貴族如果不知白居易、不會寫唐詩就是沒文化的代表。尤其是《長恨歌》這首詩曾改變了日本歷史。

在中國宋朝時期，日本有個叫後白河的天皇，這個人精力旺盛，不停地搞事情。有一次，後白河天皇感覺自己的皇后是武士家庭出身，地位低賤，侮辱了天皇家高貴的血統，想要休妻。

武士代表平清盛氣憤地說：“當年是天皇為了籠絡我們武士才娶了皇后，現在利用完我們了，想過河拆橋嗎？”

如果後白河天皇真的一意孤行，戰爭無法避免。這時，一位名叫藤原通憲的大臣獻上了《長恨歌》，意在提醒天皇不要重蹈“安史之亂”的覆轍。後白河天皇認真地讀完了全詩，熱淚盈眶，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再也不提廢黜皇后的事情。

中國唐朝詩人白居易當之無愧成了日本歷史發展的保護神！

可以說，日本透過長達300年的“唐化”改革，從一個落後的荒島跳躍式進入封建時代，可見日本學習能力之強，這其中中國偉大詩人白居易的影響也功不可沒，日本民眾銘記白居易，銘記中華文化的恩賜更是理所當然。

日本自古以來對中國的文化是極為的仰慕，因為作為小國沒有自己的文化基礎，所以發展不出自己的文化特色，以至於他們拼命的吸收中國的文化。

從古代開始，日本人就非常喜歡李白、杜甫等詩人，甚至誇張到他們會模仿詩中所描繪的場景來作為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

元和十年，白居易給好友寫了一封信《與元九書》，這封信中白居易將詩文分為四類：諷喻詩、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大多數人喜歡白居易是由於他側重的諷喻詩，如憂國、憂君、憂民、憂物等，而這也恰恰是我們在課文中所吸收的。

但日本在白居易詩文方面感悟跟我們截然不同，他們更喜歡白居易詩文意境中的閒適詩，對諷喻詩並不感冒。

日本人的審美意境，謂之“物哀”。

“物哀”一詞在江戶時代就已經出現，是由當時的日本國學大師本居宣長提出的，“哀”在日語裡是一種喟嘆，是絕對主觀的感情，我心光明，黑夜也是白天；“物哀”則不一樣，它似需要一個作為客觀實在的“物”作為投射，需要用心去感受。“物哀”是一種文學審美、也是一種人生修養。

作為充滿“物哀”精神的日本人，他們不喜歡白居易諷喻的詩，因為政治是包含著利益、是世俗的，它們不屬於物哀的美，無法讓日本人對它進行心靈上的審美。

白居易的閒適詩對日本人的審美就不一樣了。

白居易早年時仕途坎坷，因無法成就自己的希望，所以這個時候的詩大多數以諷喻為主。但左遷到江州後，他的詩文風格為之一變，收斂了早期的鋒芒，轉向自然與內心的寧靜，正是這閒適、感傷的詩，引起了日本人審美上的共鳴。

在平安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對白居易這種入仕又出世的生活態度崇拜不已，他對生活的感悟正是日本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這樣的生活感悟中寫出來的詩，充滿了閒適、自然、感悟，非常符合日本人“知物哀”的審美境界，讓日本人對白居易的詩如此如醉。

日本人對白居易的仰慕是從古至今的，不僅民間文人喜愛，就連天皇對白居易的詩也是如此如狂。

在日本的古籍中有記載，嵯峨天皇喜愛白居易的程度，比如他將《白氏文集》藏在秘府，視為枕秘；又如他在位時專門設定了《白氏文集》的侍讀官，白居易的詩是皇天每日必學的課程。

古籍還記載嵯峨皇天與小野篁之間一段經常的故事：

白居易的《春江》中“閉閣唯聞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嵯峨天皇將“空”字改成“遙”後再交給小野篁鑑賞。小野篁看了後，立刻將“遙”字改為“空”，嵯峨天皇頓時變色，說道：

“此句樂天句也，試汝也，本空字也。”

在後來的醍醐天皇、村上天皇等都是白居易的狂熱粉，醍醐天皇更是表白道：“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也。”

（醍醐天皇）

在這樣狂熱的環境下，不但天皇們對白居易詩集熱愛，整個日本上層貴族也都尊白居易為“神”，他們學習、理解、熟讀、品味白居易的詩。這種風潮已然成了高雅、地位的象徵，如果有哪位貴族不會一兩首、或品不出白居易詩文的意境，那麼這些人就會被其他貴族看不起，更甚者會被天皇冷落。

在這些忠實粉絲中有兩位女性更是已經到了“腦殘”的地步。

日本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的清少納言是《枕草子》的作者，她的雅號“草菴”便是出自白居易的“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夜雨草菴中”。

一次大雪後，皇室中人問“香爐峰雪想如何？”

清少納言聽後，便掀起門簾遠眺風景，這種行為藝術就是來自白居易的“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風雪撥簾看”。清少納言就連行為都已經融入到了白居易的詩句中，可見她對白居易的仰慕。

紫式部，“平安時代三大才女”之一，雖然與清少納言不和睦，但她一樣是白居易的狂熱粉。在其傳世名作《源氏物語》中，引用了白居易的詩詞多達百餘首，不止如此，紫式部設立的白居易新樂府講筵更是日本最早的白居易樂府講壇。

“《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

據日本史書《日本書記》、《古語拾遺》、《續日本紀》記載，漢獻帝的玄孫山陽（今河南焦作）公劉秋及同輩劉阿知在西晉時就預感到＂恐有覆滅之禍＂決定到當時的倭國（即日本）避禍。

公元289年五月，劉阿知率其族人男女共2040人效法徐褔，乘船東渡，到達日本。

他們都是具有先進的科技文化的＂高知＂，在日本人心目中有極高的地位。

劉阿知被天皇賜姓東漢使主，定居於高市郡檜前村（今奈良縣檜前村）。

日本史學家坂本太郎著巜日本史概學》，評價中國大陸的＂渡來人＂：他們輸入日本的漢文化，都給日本文化以劃時代影響。

所以日本人喜歡白居易是有歷史淵源的。

為什麼白居易在日本的影響特別大呢？

雖然國內的排名是李、杜、白，但是，白居易的影響力比李杜遜色多了。其實白居易在世時，他的作品已經相當負有盛名。

在所有唐朝詩人中，作品在生前流傳最廣的一位。

尤其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如日本、新羅的東亞地區。在早期的日本，巜白氏文集》是日本文學漢化的重要依據。他的代表作巜長恨歌》和巜琵琶行》膾灸人口，不僅是華人喜歡，還一直入選在日本中學生的巜國語》必讀教材之中。

唐朝詩人七件寶，琴棋書畫詩酒茶。

唐代無酒不成詩，酒對文人來說，消遣情感，排解抑悶。更有：＂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白居易晚年號＂醉吟先生＂，＂酒盞斟來須滿満＂，＂謂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據說哈，他的臨終要求是陪葬一罈灑，傳說盜墓者聞到酒香，一連喝了十八碗，扶著牆壁倒下昏睡，白墓得到保護。

中華的詩酒文化同樣受到日本人的傾情喜歡。

白居易44歲時，因為直言風格得罪權貴，終於被貶江州司馬。他卻認為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他此時早己看破官場的風波，在地方為官，他總是造福一方，如築起杭州西湖的白堤，修蘇州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

他是大詩人，不差錢。經常宴請賓客，他留下的二千八百首詩，有八百首題材是喝酒。在巜問劉十九》一詩：＂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 能飲一杯無？＂可見白居易的酒癮不亞於李白。

唐武宗會昌六年八月十四日（公元846年9月8日）白居易去世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

此後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很多日本文化名人都仿白詩風格寫詩，只要聽到有人說：＂嗯，有點象＂，於是十分喜歡，馬上記載下來，以此為榮。如平安時代的著名文人菅原道真，就是這樣子的人。足見白居易的知名度在日本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