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將“自然歧視”與“性別歧視”聯絡起來，並置於社會政治、經濟權力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她的《自然的死亡：女人、生態學、與科學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描述了這樣一個變化的歷史過程：

　　自然作為有機體的觀念自古便有，有機理論的核心是把自然、尤其是地球與母親的形象等同起來，這樣對人類的行為本身就具有一種文化上的強制力。古代哲學中的這種自然有機論觀念在文藝復興時代發展成一系列關於自然的有機論哲學，它們的共同前提是：宇宙的所有部分同處在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它們相互聯絡、相互作用；所有的東西透過相互吸引和愛聯結在一起。而到了十七世紀，商業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催生出的一種機械論取代了“有機論”的自然觀。這種觀點把自然看成是死的、把質料看成是被動的，並且認可了對自然及其資源的掠奪、開發和操縱。

　　面對當前自然資源被耗盡的危機，現代生態學紮根於有機論，麥茜特所倡導的生態女性主義也是如此。但是，她已經無意於重新確立“自然母親”的形象，讓婦女繼續接受由歷史派定的養育者的角色，而是要考察婦女與自然相關聯的價值，考察現代婦女解放運動和生態運動對傳統自然觀的衝擊，以粉碎舊世界的方式呼喚一個新世紀的到來。

　　2.開創對二元論的批判

　　價值二元論，即在分離性的二者中，分離的雙方被看作對抗性的（而不是互補性的）、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這就把更高的價值（地位、威望）賦予其中一方而不是另一方。舉例來說，二元論把更高的價值或地位賦予那些歷史上被界定為“精神”、“理性”和“男性”的群體，而不是賦予那些歷史上被界定為“身體”、“感性”和“女性”的群體。

　　傳統觀念認為身體總是不如心靈、精神那麼高貴，所以人要比自然更高貴，女性總是要比男性低一等。按照這種統治邏輯，人對自然的支配也就是合理的。麥茜特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分析，認為對於自然界的支配和壓迫和對於女性的支配和壓迫在思維框架上是同源的，由此開創了對二元論的批判。

　　奧波妮：女性生態主義的創立者

　　1974年，法國女性主義者弗朗西絲娃·德·奧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義·毀滅》（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文中呼籲女性參與拯救地球的工作時，最先提出了“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這一術語，這標誌著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的開端。她提出這一術語的目的，是想強調女性在解決全球生態危機中的潛力，號召婦女起來領導一場拯救地球的生態革命，並在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她同時指出：對婦女的壓迫與對自然的壓迫有著直接的聯絡。

　　奧波尼倡導建立一種多元的、複雜的生態文化，以代替“全盤西化”及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主導的單一基因文化；她重新解釋了人與其它生物、人與自然的關係，把人看成是一種生態存在，重視並致力於保護生態系統，強調與自然的和諧以達到可持續發展；她認為女性與自然的認同是生態女性主義的首要內容。奧波尼將生態運動、女性運動結合起來，致力於建立新的道德價值、社會結構，反對各種形式的歧視，希望透過提倡愛、關懷和公正的倫理價值，尤其是對於社會公正的提倡，最終可以以相互依賴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級制關係模式。

生態女性主義主要信念

　　第一，女性更接近於自然；而男性倫理的基調是對自然的仇視。

　　自然與文化的兩分，生理（動物）世界與社會（人類）世界的分離，男女兩性的區分，以及跨文化的觀點，將女性與自然、繁殖、物質、他者性歸為一類；將男性與文化、生產、形式、自我性歸為一類；這是西方男權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為貶低和強姦自然和女性尋找合理性。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男性是把世界當成狩獵場，與自然為敵；女性則要與自然和睦相處。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適合於為保護自然而戰，更有責任也更有希望結束人統治自然的現狀——治癒人與非人自然之間的疏離。這正是生態運動的最終目標。生態女性主義主張自然世界與女性主義精神的結合。它認為應當建立不與自然分離的文化。儘管生態運動不一定全是女性主義的，但是任何深刻的生態運動，其性別化程度是令人震驚的。它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深刻的生態學意識是一種女性意識，或者可以說，生態意識是一種傳統的女性意識。生態女性主義者關注著地球上生態的嚴重破壞，森林消失，空氣汙染，水源汙染，對此感到痛心疾首。她們說：“我們在和自己作對。我們不再感到自己是這個地球的一部分。我們把其他造物視為仇敵，很久以前我們就已放棄了自我。”生態女性主義提出：“對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強姦，已成為一種隱喻，就像以種種藉口強姦女性一樣。”

　　生態女性主義者格里芬（Susan Griffin）指出：我們不再感到我們是這個地球的一部分。我們把其他造物視為仇敵。森林消失，空氣汙染，水汙染……很久以前，我們就已經放棄了自我。我們的生活方式正在毀掉我們的環境，我們的肉體，甚至我們的遺傳基因。

　　第二，地球上的生命是一個相互聯絡的網，並無上下高低的等級之分。

　　我們的社會狀態是種族分隔、性別分隔的。人們都接受了這樣一種世界觀，甚至沒有感覺到它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這種世界觀認為，存在是分等級的。在這個等級體系中，上帝這類純精神是最高階的，而生長在地球上的生命是低階的；在所有的生命中，人又是最高階的，以下依次是動物、植物、山、海和沙；在人類當中，白種男性是最高階的，以下才是其他種族和性別的人們。而生態女性主義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反對對生命做等級劃分。

　　第三，一個健康的平衡的生態體系，其中包括人與非人在內，都應保持多樣化狀態。

　　消費市場把人們的文化興趣搞得千人一面，既浪費資源，又無趣。生態女性主義主張，應當發起一個反集中化的全球運動，既照顧到人們的共同利益，又要反對某些消費形式的統治和強制性，這種強制性實際上是一種暴力形式。而生態女性主義就是這個運動的潛在力量之所在。

　　第四，物種的倖存使我們看到，重新理解人與自然 (自身肉體與非人自然) 關係的必要性。

　　這是對自然與文化二元對立理論的挑戰。生態女性主義批判二元對立的理論，反對將人與自然分離，將思想與感覺分離。概括地說，生態女性主義所主張的是按照女性主義原則和生態學原則重建人類社會。它強調所有生命的相互依存，將社會壓迫與生態統治的模式兩相對照。它是對全球環境危機的女性主義迴應，主張積極改善女性與環境的狀況，並且認為這兩項任務是息息相關的。

生態女性主義主要觀點

　　生態女性主義者對發展的概念提出質疑，她們認為，發展這個概念是基於西方父權制和資本主義關於經濟進步的概念而形成的，以為變革必須走線性發展的道路。從文化角度上講，這個概念具有侷限性，但卻被奉為神明，在全世界通用。它不僅帶有霸權主義特徵，而且與女性運動所強調的基本價值觀背道而馳。女性運動的價值是去聽取無權者的呼聲，尊重差異性；而發展概念不重視個體，不重視社群層面，只是從經濟角度評估人類與社會的進步，卻不考慮諸如文化、社會、政治、精神等人類的貢獻。她們提出的一個主要觀點是：如果兩性差別能被考慮在內，發展計劃的實施一定會取得巨大進步。經濟發展應當順應女性日常生活的情理，不應當一味追求競爭和侵略的精神；男性和統治制度應當改變自己，應當富有責任感、教養、開放思想並且最終放棄等級思想。

　　生態女性主義中最極端的觀點是從根本上反對發展的，它將發展作為西方父權制的舉措加以抨擊。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發展一直是個後殖民主義的舉措，是全世界對西方殖民主義進步模式的被動接受。發展理論有一個假設，即西方的模式是在全世界普遍適用的，其主要特徵是工業化和資本的增殖。然而正如盧森堡所指出的那樣，西歐的早期工業發展導致了殖民力量的永久統治和地方自然經濟的毀滅。她認為，資本的增殖離不開殖民主義，資本的增殖所帶來的是貧困和剝奪。商品化的經濟發展還會在新獨立的國家制造出國內的“殖民地”。發展於是成為殖民化的繼續，它是建立在對女性的剝削或排斥之上的，是建立在對他種文化的剝削之上的。發展會造成女性、自然和處於不利地位的文化的毀滅。正因為如此，第三世界、女性、農民和部落民不斷力圖從“發展”下爭解放，就像從殖民主義統治之下爭取解放一樣。

　　生態女性主義指出，發展本身已成為問題；女性的“欠發展”不在於對發展的參與不夠，而在於她們付出了代價卻沒有得到利益。經濟增長是新殖民主義，是從最貧困的人們的手中剝奪資源，是國家的精英取代殖民者以國家利益和提高GNP為名在強大技術力量的武裝下所進行的剝削。在這一過程中，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全都貧困化了，女性尤甚。據聯合國的調查，在世界範圍內將男性和女性加以比較，在接近經濟資源、收入和就業等方面，女性的相對地位都有所下降，而工作負擔卻在增加。女性的相對和絕對健康狀況、營養和受教育程度都下降了。她們提請人們關注一個普遍的事實：女性是環境問題的最大受害者。工業化、都市化和貨幣經濟帶來了森林、水源和空氣的汙染，它給女性帶來的是直接的傷害。舉例言之，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可能會由於環境的惡化而加重。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女性用90%的勞動時間做飯，其中80%的勞動用於打水和拾柴。由於水源和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女性打水和拾柴的地方離家越來越遠，致使她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大大增加。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不幸的根源在於，發展是在毀滅自然資源；生產和增長的概念基本上是父權式的。熱力學第二定律警告我們，對能源的一切消費都會在遠期威脅人類的生存。這是一場人類長期生存與短期過度生產、過度消費之間的爭奪戰。它透過將土地、水和森林從女性的掌握和控制中拿走，毀掉了女性的生產活動；同時也毀掉了這些資源。性別統治和父權是最古老的壓迫形式，在發展的規劃中，它以新的和更加暴力的形式表現出來。男權主義把破壞當作生產，導致了人類的生存危機。他們將被動性視為自然和女性的天性，否定了自然和生命的活動。因此可以說與現代化程序相伴的是新形式的統治。

　　生態女性主義者指出，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生產和兩種不同的增長，即良性發展與惡性發展 (maldevelopment)；後者常常被稱作“經濟增長”，它是由GNP來衡量的。著名生態學家波利特 (Porritt) 曾這樣談到GNP：即使是傳統的經濟學家也承認，用GNP來衡量進步是無用的。GNP度量所有貨幣經濟中的產品和服務，而其中許多產品和服務並未給人帶來利益，而是對做錯了多少事的度量；在防止犯罪、防止汙染以及在官僚機構上增花的錢，也全都計入了GNP的增長之中。因此，GNP的增加不一定意味著財富和福利的增加。有時，GNP的提高標誌著真正財富 (自然財富和為生活必需品而進行的生產) 在急劇下降。

　　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在惡性發展的過程中，女性的價值降低了，原因在於：第一，她們的工作是與自然程序同步的；第二，一般來說，為滿足維生需要所做的工作貶值了。女性主義的原則將會改變惡性發展的男父權基礎，它所主張的是與生產聯絡在一起的發展，而不是與破壞聯絡在一起的發展。發展應當是以人為中心的過程，因為人既是發展的目標，又是發展的工具。

　　對於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似乎可以作以下推衍：工業與自然為敵，農業則與自然和睦相處。問題在於，人類是否應當回到工業化之前去？是否能夠回到工業化之前的狀態去？現在有一種說法：由於工業化的發展已經走上了絕路，需要東方的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來救世界。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究竟是出於東方的理念，還是出於女性主義的理念？抑或是農業社會的傳統理念？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或許可以說，工業與自然為敵，農業與自然和睦相處。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更有責任、更有願望結束人統治自然的現狀——治癒人與非人自然之間的疏遠。這是生態運動的最終目標。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否能夠拯救世界？主張適度發展和反對無節制發展的思想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但它還面臨著三個重要問題：第一，何謂適度。適度的標準應當定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水平上，例如，拿具有同樣使用價值的一般產品和名牌產品相比，對前者的消費就是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消費後者就超出了人的基本需要。第二，確定了適度的標準之後，如何做到使人能滿足於這個標準。第三，公平問題。例如，在一些人得到私家汽車之後，讓另一些人滿足於腳踏車是否有欠公平？為了公平，是應當讓已有汽車的人放棄汽車，還是應當讓只有腳踏車的人擁有汽車？這些問題不解決，生態女性主義只能是空談。　　

生態女性主義分支

　　粗略地說，生態女性主義可以被劃分為兩個支流：文化生態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的“本質”特徵，諸如同情心，關愛，女性是自然的象徵物；社會生態女性主義承認性別的社會建構根源，研究社會生態學，關注社會變遷。

　　對生態女性主義更精細的劃分包括下列分支：

　　第一，文化生態女性主義。

　　它的主要觀點是：月經使女性與自然過程（月亮圓缺）保持有規律的聯絡，使女效能同他人在社會與自然關係中保持關懷的關係，作出敏感的決定。

　　從女性的生理角色及照料子女和家庭，女性發展了關懷的倫理（ethic of care），這一倫理原則對於重新界定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文化生態女性主義被批評為本質主義的，因為它強調女性的生理本質。它讚美女性氣質，讚美女性人生的儀式，如月經來潮、生育及女神崇拜（大地母親）等。

　　第二，社會生態女性主義。

　　它不像文化生態女性主義那樣強調女性是透過身體功能與自然接近的，而是認為，女性是透過其長期以來所履行的社會角色與自然接近的，女性的各種特徵和倫理是由社會建構的，如懷孕，生育，照料孩子，做家務等。在扮演各自的社會角色時，女性與身體保持了親密的關係，而男性卻遠離了這種角色，諸如生產和烹飪食物，取水，取暖，滿足身體的基本需要。

　　社會生態女性主義注重創立社會生態運動，試圖將等級社會重新組建為平等的去中心的生理地理社群。它特別關注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以及在地球上持續性的生理與社會再生產中的女性的作用。

　　第三，自由生態女性主義。

　　它尋求對既存政治經濟結構的生態注意改革，特別注重從內部進行改革，而不是推翻既存制度和結構。

　　第四，激進生態女性主義。

　　它希望透過直接行動摧毀既存的政治經濟結構，建立更符合生態環境要求的政治經濟結構。

　　第五，批判生態女性主義。

　　它希望改變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分類，改變兩分理性的劃分，使兩性關係更符合生態環境的需求。

　　第六，原住民生態女性主義。

　　它主張使人類的生活更接近自然，保留對土地神聖性的信仰，將原始的空間神聖化。

　　第七，第三世界生態女性主義。

　　它批評第一世界的過度發展，認為有色人種女性處於優越地位，因為她們的精神尚未被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