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問大家，中國第一次跟日本作戰的時間，大家可能都會想到明朝的倭寇。但答案並不是，因為早在近千年前的唐朝，中國就與日本交戰過，史稱“白江口之戰”，在這場戰役，唐朝狠狠地收拾了日本，使得日本開始向中國學習，派遣大量的遣唐使來中國學習。而指揮這場戰役的將領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劉仁軌，那麼，這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劉仁軌出身貧窮，但他人窮志不窮，喜歡讀書，每當勞作時，他都會在地裡寫東西，來鞏固自己的知識。

劉仁軌可以說是功勳卓著、文武兼備的人。最有名的就是劉仁軌在白江口之戰大敗倭寇，這是有記載的中日第一次交戰，當時，唐朝主力已經班師回朝，百濟就勾結倭寇，跟倭寇以數以倍計的兵力攻打唐軍，劉仁軌臨危不懼，運籌帷幄，採取謀略大敗倭寇，此戰奠定了近千年的東亞政治格局，使得日本不敢覬覦中國。

劉仁軌還是正直的人。當他任陳倉縣尉時，看到魯寧殘暴不仁，就私自打死了他，唐太宗大怒問他為什麼這樣做，劉仁軌就說是魯寧侮辱了他。唐太宗跟他聊完以後，覺得他剛正，還給他升了官。但這也給他帶來了災禍，因為他做人剛正，得罪了中書侍郎李義府，李義府一直構害他，逮著他不放，幸虧劉仁軌後面調到了百濟，才得以遠離禍亂。

劉仁軌可以說的上是唐朝建國以來數一數二的將領，他身在異域，能夠以少勝多，揚唐朝國威，打的日本長達800年不敢侵犯中國，放在現在也是了不得。

發生在1300多年前的白江口海戰，是一場很容易被忽略的戰爭，但它的意義卻非常重大。作為中日兩國間的首場戰事，白江口海戰給日本帶來災難性的創傷，使其在此後900多年間再不敢挑釁中國（下一次挑釁中國，要晚到明朝萬曆帝時期），同時也堅定了日本“以華為師”的學習歷程。而率領中國軍隊取得這場戰事勝利的將軍，正是鮮為人知的唐朝名將劉仁軌。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日本曾長期被稱為“倭國”，唐高宗在位時期，倭國以自己的國名不雅，遂正式改稱為“日本”（“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見《新唐書·東夷傳》），但在中國的史書當中，依然經常稱其為“倭”。

劉仁軌生於隋朝末年，在貞觀年間，逐漸由陳倉縣尉遞次升遷至給事中，並因直言敢諫深受唐太宗信任。唐高宗在位之初，奸臣李義府依仗著武后的權勢，在朝中肆意排擠與己不合者，劉仁軌因為得罪過他，先是被貶為青州刺史，沒幾年時間又被罷官，以白衣身份到遼東前線從軍。

顯慶五年（660年）三月，唐高宗為支援朝半島上的盟國新羅、建立在半島上進攻敵國高句麗的據點，於是派大將蘇定方、劉伯英率水陸大軍13萬渡海作戰，與新羅的軍隊一起進攻百濟，結果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便攻陷其國都泗沘，俘獲國王扶余義慈。

唐朝消滅百濟後，蘇定方率軍回國，留下大將劉仁願留守泗沘，並在百濟故地設定熊津都督府。唐高宗本來委派王文度為熊津都督，結果後者在渡海時病故，只好起用劉仁軌來代替王文度統領軍隊。不久，百濟殘眾在大將鬼室福信的帶領下，佔據周留城開戰復國運動，在迎請王子扶余豐回國的同時，遣使向倭國乞求援兵。

作為百濟的庇護國，倭國自然不能坐視它的滅亡，於是在顯慶六年（661年），天智天皇不僅派人將扶余豐護送回國，又派出大軍挺進朝半島，意圖與唐朝一決高低。倭軍與百濟殘軍實現聯合後，對留守唐軍展開猛烈的攻勢，一度將劉仁願圍困在泗沘城，虧得劉仁軌及時救援才脫困。

龍朔三年（663年），倭國派軍2.7萬人入援，除部分兵力進攻新羅外，主力則向周留城挺進。面對敵眾我寡的形勢，劉仁軌經與劉仁願商議後，決定利用扶余豐離開周留、迎接倭軍之機，兵分兩路直搗其老巢。其中，劉仁願從陸路進攻周留，劉仁軌則率水軍從熊津進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夾擊周留。

同年八月底，劉仁軌所部與倭國水軍相會於白江口，當時倭國與百濟的水軍共有戰船800餘艘、士兵4.7萬人，而唐與新羅水軍卻只有戰船170餘艘、士兵1.7萬，場面處於下風。劉仁軌自知本方勢弱，於是佯裝退卻，然後將敵軍引誘至提前設好的水陣中，利用船高艦厚的優勢，自上而下向敵軍戰船發射火箭。

倭軍雖然船多人眾，但由於多是舢板小艦，船小而薄弱不利於攻堅，而唐軍皆是艨艟鉅艦，艦大而堅利於防守，如今佔據高位向下射出火箭，那麼倭軍便只有捱打的份兒。果然沒多久，倭軍船隻紛紛中招，被撞擊沉沒、焚燬者極多，士兵死傷不可計數，其鮮血染紅了整個海面。此役，唐軍四戰四捷，大獲全勝。

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餘豐脫身而走。見《舊唐書·卷八十四·列傳第三十四》

戰後，只有極少數倭軍殘餘突圍而出，而扶余豐也逃奔高句麗，百濟復國運動就此失敗。白江口海戰的慘敗讓倭國極為恐懼，隨即將留在半島的殘軍撤回，此後900餘年間再未敢跟中國交手。不僅如此，倭國因擔憂唐朝會乘勝來襲，又斥巨資構築起四道防線，並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不久，日本開始大規模學習唐朝的程序，來往頻繁的“遣唐使”船便是明證。

白江口海戰令劉仁軌聲震海內，深得朝廷嘉許，僅僅用了3年時間，便由刺史升為宰相，升遷之快堪比火箭般的速度。此後20餘年間，劉仁軌又參與過擊滅高句麗、東征新羅、抵禦吐蕃等戰事，回京後又長期主持長安的留守事務。垂拱元年（685年），劉仁軌薨逝，享年85歲，結束自己極為傳奇的一生。

歷史上中國和日本曾爆發數次大規模戰爭，說起抗日名將大家往往會想起薛嶽、孫立人、彭德懷、左權、張自忠、謝晉元、吉鴻昌、馬占山等等，如果再往前推可能有人會想起戚繼光、李如松等等，可他們之中究竟誰是中華民族第一抗日名將呢？如果以戰績而論往往是見仁見智——畢竟戰績可以說殺傷敵軍最多，也可以是收復失地最多，還可以是己方傷亡最小，衡量的標準不一樣，得出的答案也不一樣。其實都是為維護民族獨立與尊嚴而戰的勇士，不可不必如此比較，不過以時間先後而論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第一位抗日名將是誰呢？這個答案是確定無疑的——劉仁軌。

劉仁軌（601年—685年3月2日），字正則，汴州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張市鎮）人，漢章帝劉炟之後。劉仁軌少年時代家境貧困，但恭謹好學博涉文史。適逢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劉仁軌無法專心地讀書。每當勞動之餘他就伸出手指在空中或地上寫寫劃劃，來鞏固所學的知識。到後來劉仁軌以學識淵博而聞名。

唐高祖武德（618年—626年）初年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瑰起草奏疏議論國事，劉仁軌看到那份草稿，替他修改了幾句話。任瑰對他的才學感到驚異，於是赤牒（臨時授官的一種文書）任命他為息州參軍。不久後劉仁軌被調為陳倉縣尉。當時折衝都尉魯寧驕縱違法，歷任陳倉縣官都無法制止他。劉仁軌就職後特地告誡魯寧不得重犯，但魯寧仍兇暴蠻橫如故，劉仁軌於是用刑杖將他打死。州里的官員將此事稟告朝廷，唐太宗憤怒地說：“一個縣尉竟打死了我的折衝都尉，這能行嗎？”把劉仁軌召進朝廷責問。劉仁軌回答說：“魯寧侮辱我，我因此殺了他。”太宗認為劉仁軌剛毅正直，不僅不加懲處，反而提拔他為咸陽縣丞。

唐高宗年間為官清廉剛正的劉仁軌因秉公耿直得罪了權臣李義府：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劉仁軌因處理“畢正義案”得罪李義府，被貶為青州（今山東青州）刺史。顯慶五年（660年）高宗發兵征討百濟，劉仁軌奉命督海運，得知訊息的劉仁軌興高采烈地對人說：“這是天賜良機令老夫我成名”。不過李義府並不打算輕易放過他，於是李義府在明知不宜出海的時節惡意催促劉仁軌出海，結果船隊在途中遇風沉沒，死傷嚴重。朝廷派監察御史袁異式審訊。結案後李義府對高宗說：“不斬劉仁軌，無法向百姓謝罪。”舍人源直心說：“海風暴起，這不是憑藉人力所能預料的。”高宗於是僅將劉仁軌免職，以白衣（平民）的身份隨軍。

唐軍在蘇定方將軍率領下戰勝了百濟軍隊並佔領百濟全境，唐高宗在百濟故地設定熊津都督府，王文度作為大唐首任熊津都督被委派上任，卻在半路上因病辭世，於是唐高宗任命劉仁軌為檢校（代理）帶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軍長史頂替王文度前去赴任。當初蘇定方平定百濟後就率部歸國，留下左驍衛郎將劉人願率一萬唐軍駐守百濟故都泗沘城。劉仁軌率部進入百濟後和劉人願部會師。在劉仁軌的隨行人員中還有一直陷害打擊他的李義府的心腹：這些人不僅處處掣肘劉仁軌的行動，甚至還授意劉人願暗中加害劉仁軌，因劉仁願不忍而作罷。

劉仁軌赴任百濟之時這片土地並不平靜：儘管唐軍平定了百濟，然而百濟殘存的勢力又掀起了復國運動並遣使尋求日本方面的支援。百濟滅亡前和日本一向關係不錯——百濟曾向日本派出質子扶余豐，日本方面在得到百濟復國運動的求援要求後冊封扶余豐為百濟王並排程日軍五千餘人、戰船一百七十艘護送扶余豐回到百濟舊地，這標誌著日本將正式出兵百濟和大唐帝國爭鋒。

龍朔三年（663年）倭國將領毛野稚子等率二萬七千人攻新羅，朝廷令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渡過渤海到來，與劉仁軌等會師。唐軍士氣因而大振。這時眾將討論進攻目標——有人說：“加林城是水陸交通要道，何不首先攻打它？”劉仁軌說：“加林城地勢險阻守衛堅固，進攻就會大量傷亡，守衛也會曠日持久。周留城是敵巢，敵軍頭目都集聚在那裡。如果攻克周留城，其餘各城自然就好奪取了。”絕大多數唐軍將領打算先攻打作為水陸交通要衝的加林城，而劉仁軌始終堅持繞開沿途一切水陸重鎮直搗敵巢周留城，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孫仁師、劉仁願以及作為同盟軍的新羅國王金法敏率領陸軍向加林城進發；劉仁軌則與百濟降將扶余隆率水軍越過加林城，直擊周留城。

663年（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餘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倭國水軍利用自己大小船隻兼備，小船行動便捷的優勢在不到入海口的狹小區域內對唐軍發起主動攻擊，以避免唐軍戰艦出海後發揮船大的優勢——隋唐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非常高超：能造出幾層樓高、上下能跑馬的樓船，簡直就是那個時代的航母，相比之下倭國戰艦則簡陋得多。劉仁軌以大船佈列外圍，將日軍小船死死拒之陣外。倭國兵將甲冑質量極差，唐軍箭雨之下倭兵倭將往往被射得透心涼。初戰失利的倭國先頭部隊被迫現行撤退。

次日萬餘倭國援軍抵達戰場，此時倭國水軍已集中四百餘艘戰船在這片水域，而唐軍方面只有百餘艘，日軍兵力優勢十分明顯。然而此時的日本剛從原始部族進化為國家，此時的日本皇權還遠遠做不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日軍各路將領幾乎都是日本國內的世家貴族，平時誰也不服誰管，再加入日本扶植的百濟王扶余豐也不願意完全當日本人的傀儡，所以他的部隊也自成一家。此時這些互不統屬的部隊自以為自己人多勢眾，於是在沒對戰區水文情況和對方列陣情況作出任何分析的情況下一窩蜂衝了上去。

儘管日軍的行動是盲目的，可兵力上的優勢實在太過明顯，劉仁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命令主力艦隊後退收縮，而令側翼艦隊迎戰敵方主力。好在唐軍久經戰陣，比起日軍這種以前只有和原始部族作戰經驗的菜鳥（日軍之前的打仗基本和打獵差不多）在協同作戰素質上高出不止一個檔次——兩翼艦船利用相對靠前的局面同時先中央收攏，本來進行主動衝鋒的日軍很快發現自己已陷入唐軍大船的包圍中。劉仁軌自然通曉“火燒赤壁”之事，他見日軍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樣擠在一起，於是唐軍火箭齊發，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

最終唐軍四戰皆捷，焚燒倭國戰船四百艘。此時的日軍還沒後世的所謂武士道精神，戰敗後的日軍兵將通通跪伏於泥淖之中，聽憑唐軍與新羅軍發落。這應該是中日曆次戰爭中日軍最大規模的投降，也是歷次中日戰爭中贏得最為乾淨利落的一仗——之後無論是萬曆援朝戰爭、甲午戰爭，還是抗日戰爭，無論最終誰贏了，對雙方而言都是打得異常艱苦，而這次劉仁軌作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第一位抗日將領徹底完勝日軍，之後800餘年日本再不敢窺視中華。

李敬玄（615年－682年），亳州譙縣（今安徽譙城）人，唐朝宰相。

李敬玄年輕時博覽群書，精通禮制，後在馬周的推薦下，進入崇賢館，成為太子李治（後來的唐高宗）的侍讀。他但研究學問非常勤勉，受到許敬宗等人的讚譽， 歷任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尚書右丞、太子右庶子、中書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後進拜中書令，封趙國公。一看這一連串的榮耀經歷，就能看出他當年是多麼的牛逼輝煌。

史載李敬玄“生性冷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比較刻板呆滯，還有些自命清高的意思。所以，目光中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

公元677年五月，吐蕃又來進犯，這次的目標是扶州的臨河鎮，唐軍兵敗，朝廷任命戰功累累的劉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以抵禦吐蕃。

戰功卓著的封疆大吏，行事比較粗獷，語言比較率直，和同樣目空一切的當朝宰相一遇，自然是針尖對麥芒，兩人經常抬槓。

劉仁軌鎮守洮河，每次上書皇帝，向唐高宗提出點什麼要求，多被李敬玄壓制，因此便對他懷恨在心。一日，進京述職的劉仁軌覲見皇上，皇上問他戍邊情況。這次終於有機會擺李敬玄一道了！

他明知李敬玄並無將帥的才能，為了陷害他，便上奏說：“西邊的鎮守任務，非李敬玄不能勝任。”

其實李敬玄此時有許多做法，已經引起唐高宗的反感。後來他升任吏部尚書，和趙郡李氏聯宗，前後三任妻子都出身山東士族，因此在朝中勢力極大，這對朝政十分不利，唐高宗對此很不高興，但未公開批評他的過錯。此時一聽劉仁軌的進諫，立馬一想，讓李敬玄到西部去鎮守邊關，省的在朝中拉幫結派，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便應允了。

朝廷任命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率軍抵禦吐蕃。 李敬玄對此一再推辭。唐高宗對他說：“劉仁軌那裡形勢緊張，如果需要朕，朕也親自去，你怎麼能推辭呢！”

李敬玄到任後，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領論欽陵交戰於青海之上，打了敗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被吐蕃俘虜。當時劉審禮正率前軍深入敵境，駐紮在濠所，被吐蕃攻擊，李敬玄畏懼，不敢前去救援。

聽說劉審禮戰敗被俘，他又狼狽後撤，駐紮在承風嶺，利用泥溝自我防衛，吐蕃屯兵高崗，居高臨下向他施加壓力。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間率領敢死隊五百人襲擊吐蕃軍營，吐蕃軍潰散，他們的將領跋地設領兵逃走，李敬玄於是收集殘餘士兵返回鄯州。

公元680年，李敬玄上表稱病，請求回京，得到批准。但他回京後，未向皇帝上書，引咎請罪，直接到中書省辦公。

一看李敬玄回到朝廷，精神飽滿，神采奕奕的樣子，唐高宗心裡頭有了疑惑，經過仔細瞭解，得知他並未生病。“狂妄之徒，竟敢戲弄孤家！”大怒，將他貶為衡州刺史，後又改任揚州長史。

公元682年，鬱郁不得志的李敬玄到任不到兩年，便在任上病逝，終年六十八歲。

結語：在古代的朝廷中，文臣武將都是分列兩隊上朝的。所謂的“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在安定時期，一般文官的地位較武將為高。為什麼？文人的花花腸子多，更容易獲得皇上的歡心。武將中，除非是能左右朝堂、連皇上都懼怕的跋扈大將軍，一般武將是鬥不過文官的。

但這次皇上的親隨，被劉仁恭的一個借刀殺人之計，順利的完成復仇計劃，讓這些文官們也知道了他們的厲害——武將們並非全是隻會馬上徵天下的赳赳武夫，其計謀不光是可以放在用兵上，算計起人來一點也不亞於你們這些“腐儒”，也算是讓世人大開了一把眼界。

參考資料：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