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陽賦》講的是南北朝時，南朝的故事。至於琅琊王氏有多厲害？這麼說吧，它是中國古代名副其實的第一世家。
《上陽賦》是根據寐語者的一部架空小說《帝王業》改編的。所謂架空小說，是指虛構或半虛構時間、人物、背景的小說。從《上陽賦》劇中的服飾道具，以及王、謝等世家的權力博弈來看，很顯然，該劇是半虛構的歷史小說，故事的時代背景是南北朝時期的南朝。
具體是南朝的哪一朝？糾結這個問題，沒有意義，作者之所以選擇將歷史架空，就是為了掙脫準確地描述歷史背景帶來的束縛，換取創作的自由。
因此，關於題主的問題，達文將重點放在後面那個：王儇背後的琅琊王氏有多厲害？
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有多厲害？——權力最巔峰的時候，連皇帝都怕
“琅琊王氏”，是中國古代公認的第一名門望族。王氏家族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
據說，周靈王的太子，因為總是喜歡提意見，惹怒了周靈王，被貶為了庶人，他的子孫，被老百姓稱為“王家”。久而久之，這個“王家”的家族後人，就將王作為自己的姓氏。
到了西漢時期，官制實行三公九卿制度。王氏傳到了第二十二代，家族中出了一個叫王吉的人，在漢宣帝時被起用為博士諫大夫，官至九卿。後來，王吉的兒子做了御史大夫，孫子王崇更是官至大司空，都在三公之列。
王吉、王駿、王崇，祖孫三代皆以賢稱著於史，因為王氏家族所在地為琅琊郡（今山東地區），所以人稱“琅琊王氏”。從王吉開始，到隋朝初期，琅琊王氏幾乎世代為官。
有人統計過《二十四史》，從兩漢至明清，這1700多年間，琅琊王氏共出了92位宰相，和600多位文人名仕。其中，“琅琊王氏”在東晉一朝達到了鼎盛，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王，就是指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導；馬，指的是晉元帝司馬睿。意思是，東晉的天下，王家與司馬家共享。
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司馬家才是東晉的皇族，為啥要和王家共享天下呢？
其實，司馬氏也不想跟別的家族分享天下，但是又不得不這麼做。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東晉時期，雖然，司馬氏是名義上的皇帝，但無論是軍隊、財政、行政上，都是門閥士族們說了算。而各大門閥士族中，哪家勢力最大呢？無疑是“琅琊王氏”，無論是軍隊還是朝政，實際上說了算的，還是王敦、王導兩兄弟。
“琅琊王氏”的厲害，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太興四年（321年），早就對“王與馬，共天下”有所不滿的司馬睿，為了減弱琅琊王氏的影響力，開始重用丹陽尹劉隗、尚書令刁協等親信，並逐漸疏遠王導。
王敦對晉元帝的這個舉動極為不滿，君臣之間逐漸產生嫌隙。
於是，在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在武昌（江州州治，在今湖北鄂州）起兵，以討伐奸臣劉隗的名義東攻建康。
有意思的是，王敦一路殺到建康（今南京，東晉的都城）城下，竟然沒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王敦到了建康城下，守將竟然主動開啟城門，迎王敦進城“清君側”。
由此，我們不僅看出了“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更看出了東晉司馬氏對門閥政治有多麼的無奈，這種無奈簡直是另人絕望。劉隗、刁協二人出身寒門，司馬睿重用二人，就是侵犯了所有門閥世家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惜得罪皇帝，也要聯合起來清除二人。
最後的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司馬睿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只能棄車保帥。最後，刁協被殺，劉隗北上投奔了後趙。王敦也很識趣，沒有為難司馬睿和群臣，重新退回到武昌駐守邊防。
沒過多久，晉元帝司馬睿就在鬱悶之中病倒，最後，於年底病逝。“琅琊王氏”權勢滔天，連晉元帝司馬睿都無可奈何地鬱悶死了，你說厲不厲害？
琅琊王氏憑什麼，能達到如此的高度？
達文歸納下來，“琅琊王氏”的成功，憑藉兩點重要因素：祖訓家風，和時代的機遇。
先來說，“琅琊王氏”的祖訓家風。
“琅琊王氏”，發跡於王吉祖孫三代，但是，讓其真正成為門閥世家的，是魏晉時期，“琅琊王氏”的第二十八代的一個叫王祥的後人。
說起，王祥這個名字，你可能會感到陌生，但他的一些有名的事蹟，你肯定聽說過。
我們熟知的《二十四孝》中，有一個“臥冰求鯉”的典故：話說，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王祥的繼母（注意，是繼母）說想吃魚，於是，王祥就去河邊捉魚。然而，由於當時的氣溫太低，河面結起了厚厚的冰，很難下水捉魚。王祥想盡各種辦法，也沒能破冰，於是，他就脫了自己的衣服，躺在冰面上，想用自己的體溫將冰面融化。或許，是王祥的行動感動了上天，忽然，冰面裂開，從裂縫中跳出兩條鯉魚。鄉親們紛紛驚歎，這是王祥的孝順感動的上天。
很顯然，這個故事是經過誇張的加工的，別說魚會不會自己跳出來，就說王祥想用體溫融化冰，我們用自己真實的經驗可以想象，恐怕他非但融化不了冰，能不能活著回家都很難說。
但是，拋開這個故事誇張的描寫，我們也必須思考一下，王祥為啥會有這樣的故事？
首先，王祥真的是一個很孝順的人。實際上，王祥還有個“孝感後母”的故事更有名，說是一次，王祥的後母朱氏曾經暗自想殺害他，恰好碰上王祥夜裡起床小解，只空砍得被子。不久，王祥回來後，知道朱氏想殺自己，便跪在她面前請求處死自己。朱氏見狀深受震撼，從此幡然悔悟，像對親生兒子那樣對他。
如果王祥不是個孝子，就不會有“孝感後母”，為繼母“臥冰求鯉”的傳說。
其實，王祥的孝子故事流傳甚廣，背後是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意識形態所推動的。在儒家的倫理秩序中，孝的地位數一數二。在漢代的《孝經》中，“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又將對皇帝的忠和孝聯絡了起來。
在儒家的意識形態中，皇帝是天下人的父，對皇帝的忠誠就是盡孝。相應的，在家裡，一個人對父母孝順，對皇帝才能忠誠，對社會才能具有責任感。一個連父母都不愛的人，你還能指望他愛誰呢？所以，漢代的察舉制中有一個著名的科目叫作“舉孝廉”，就是選拔孝順父母，品行廉潔的人。
王祥對儒家孝道的恪守，使他在琅琊郡收穫了很高的道德聲望，以至於有人請他出來做官。
公元220年，曹丕稱帝，建立魏國。王祥被徐州刺史呂虔看中，聘請他做了別駕，這相當於刺史的秘書，權力很大。王祥很快就把當地治理得井井有條，受到人民的歌頌。
王祥的有口皆碑的政績，使他收穫了更高的聲望，從此一帆風順。到了魏末，他甚至做到了司空的高位。
王祥為“琅邪王氏”奠定了道德聲望。因此，不管政權是否更替，皇帝是姓曹還是司馬，都得認“琅琊王氏”這塊招牌，只要這塊招牌不砸，它就是一股舉足輕重計程車族力量。
除去為家族奠定了“道德聲望”之外，王祥還做出了一項貢獻，那就是為後世子孫留下了作為祖訓家風的一種高明的政治策略，它被後人概括為八個字：“與時推遷，平流進取。
”所謂“與時推遷”，就是順應時代的大勢，特別是要抓住改朝換代的機會，光大家族的門戶。所謂“平流進取”，就是做人、做事，要謙虛低調，遠離風險，避免無妄之災。
這聽上去可能有點抽象，看看“琅琊王氏”的人是怎麼做的，你就明白了。
先說王祥本人。話說，在王祥八十歲那年，已經加了九錫，距離篡位只差一步的晉王司馬昭去世，司馬炎繼承了王位。同年十二月，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讓了皇位，定國號為晉，改元泰始。
面對改朝換代，王祥既沒有像某些曹魏遺老一樣，選擇給舊王朝殉葬，也沒有像某些大臣那樣，對司馬家族趨炎附勢。王祥不偏不倚，保持了中立。
為啥王祥會這樣做？因為，王祥是道德模範，這個時候，他越是擺出中立的清高姿態，司馬炎就越是需要利用他的道德形象來為自己服務。
在司馬炎想要利用他的聲望，封他為公爵的時候，王祥沒有拒絕。不過，王祥深知自己不是司馬氏的親信，並不能獲得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低調從事，還請求退休，司馬炎開始不同意，但是，在王祥的一再請示下，終於批准了他。退休三年以後，王祥就去世了。
王祥為後世子孫以身作則，留下了“與時推遷，平流進取”這樣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這在忠烈人士看來，或許存在一些道德瑕疵，但這也和當時開始形成的門閥政治時代背景有關：士族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道德聲望，無論是誰掌握最高權力，都要依靠士族的力量。
王祥留下的策略，是在士族政治中維持家族長盛不衰的唯一法門。
王祥之後的王氏子孫，憑藉著“與時推遷，平流進取”的法門將琅琊王氏的勢力進一步壯大。到了王導那裡，他藉助時代的機遇，讓“琅琊王氏”的權力達到了巔峰。
“琅琊王氏”抓住了什麼時代機遇呢？
這得從西晉時期著名的八王之亂說起。話說，在經歷了曹丕篡漢，自己又篡了魏之後，晉武帝司馬炎擔心自己建立的晉朝被其他士族給篡了，所以，他就復古學起了周天子，大封司馬氏子弟為諸侯王。
其實，他也是沒辦法，從東漢開始，到他建立的西晉，士族政治已經形成了。所謂“士族”，就是擁有顯赫地位的名門望族。這些家族普遍具備兩個特徵：一是世代為官，二是擁有很高的道德聲望。他必須分封司馬氏的族人，用以抗衡其他士族。
像三國時期的四世三公的袁紹、袁術，東吳的孫家，都是士族。曹操，雖然出身低一些，但從他開始，他們曹家也可以說是個士族。司馬家更不必說，也是一個大士族。
在東漢時期，士族勢力雖然強大，但還不足以威脅皇權。但，到了魏晉時期，士族們的勢力已經壯大到威脅皇權的地步了。曹魏篡漢，司馬篡魏，本質上都是幾家大計程車族聯合起來，去擁立新的皇帝。
司馬炎篡魏成功後，從士族政治的受益者，開始了對士族政治的恐懼。所以，他才搞起了分封制。
顯然，司馬炎忘記了，當初西漢分封的各路劉姓王爺是怎麼作亂的。果然，在司馬炎去世以後，由於繼位的晉惠帝司馬衷智商不線上，朝政被野心勃勃的皇后賈南風把持。她聯合外地諸侯王，打擊政治對手，這鼓舞了諸侯王的野心，於是發生了八王之亂。
諸侯王們互相殘殺，西晉亂了七年，導致了西晉皇權的衰落。
雖然，八王之亂使得司馬皇室亂成了一鍋粥，但是，對於“琅邪王氏”卻是千載難逢的好機遇，他們“與時推遷”，從中撈到了不少的好處，將“琅琊王氏”的名望推向了歷史之巔。
最終，八王之亂，被東海王司馬越終結。而後，“琅琊王氏”中一位叫王衍的人，他勸說獨攬朝政大權的司馬越，派琅邪王司馬睿去鎮守建業，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這個王衍你可能會感到陌生，但他的弟弟王敦和王導，我們在前面提到過，在歷史上很有名。而王導在私下裡和司馬睿的關係很好，就跟隨司馬睿到了江南，幫助司馬睿在這裡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當時，司馬睿並沒有太大的政治實力，而且王導比他大九歲，擁有更為豐富的政治閱歷。因此，司馬睿在政事上就很儀仗王導的出謀劃策，甚至說是依賴。
王導來到江南，也開始琢磨，如何在江南地區把司馬睿扶植起來，成為自己手中的王牌。
從東漢時期起，江南這塊地方計程車族勢力就已經很強大了，司馬睿要想在江南站穩腳跟，就必須取得士族的支援。王導深諳此道，於是，他費盡心思，想出了一條妙計。
當時，正逢傳統的三月三日“上巳節”，照例，建業城的官員和百姓都要出城去郊外踏青。王導覺得，這是一次為司馬睿“做廣告”的好機會。於是，他就與王敦商議，導演了一出“琅琊王招賢納士”的好戲。
本來，江南的世家大族對這個新來的琅琊王不怎麼感冒，但他們在人群中觀望，他們看到王導、王敦這樣的人物也對司馬睿如此擁戴，頓時肅然起敬，紛紛路邊下拜。
王導知道，為司馬睿增加“曝光”的目的達到了，接下來，就要趁熱打鐵，籠絡人心了。於是，他就代表司馬睿，逐個去拜訪江南士族，邀請他們出來做官。為此，王導甚至還學習了當時北方士大夫看不上的吳語（五胡亂華以前，中國不管是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是北強南弱）。
王導的努力，終於獲得了回報，江南大部分士族如顧榮、賀循、陸機都表態，願意出山，與司馬睿合作。就這樣，司馬睿成功在江南地區紮下根來，為其能成為永嘉之亂後，晉朝的接班人奠定了基礎。王導也在這場政治交易中收穫了很高的名望，被人們稱為“江左夷吾”。
“江左”就是建業一帶，“夷吾”就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宰相管仲。司馬睿也將王導稱為“仲父”，這是當年齊桓公對管仲的稱呼。
公元316年，匈奴貴族劉曜攻入長安，俘晉愍帝，西晉滅亡。公元317年，在晉朝宗室與“琅琊王氏”為首的南北大族擁戴下，司馬睿即位為晉王，年號建武。
晉朝“衣冠南渡”，作為司馬睿的首功之臣，王導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東晉的首任丞相，王敦則拜大將軍，統領全國軍隊，鎮守武昌。
面對司馬睿這樣的舉動，王導怎麼做的呢？
王導沒有忘記祖先王祥為“琅琊王氏”後人們，留下的那八個字祖訓——“與時推遷，平流進取”，他仍然保持了謙虛低調的家族門風。王導誠惶誠恐地說：“我乃微末之人，怎能與太陽同輝！”
其實，不管王導如何回答，這件事情都意味著，門閥政治的時代正式開始了。“王與馬共天下”，“琅琊王氏”的權勢名利到達了歷史巔峰。
結語
在東晉時期，士族政治開始轉向門閥政治，士族與皇權共治天下。今天，幾家大士族可以用力你司馬睿為皇帝，明天，他們也可以擁立另外一個人作皇帝。皇帝，對他們而言，不過是追求利益的招牌。士族，從皇帝治理國家的工具，已經演變成，反過來將皇帝變為工具的門閥。
司馬睿去世後，司馬紹繼位，王敦又發動二次叛亂，企圖篡位。這樣一來，王敦不僅於司馬氏所不容，還得罪了很多士族。王導無奈之下，為保住“琅琊王氏”，只得表態與王敦劃清界限，大義滅親。
雖然，在王敦的叛亂被平息後，王導進位太保，司徒之職依然如前，特許他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但王導知道，“王與馬共天下”的時代結束了，堅決推辭不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王與馬共天下”的時代，司馬睿如此尊重，亦或是如此忌憚“琅琊王氏”，根本的原因是，士族的勢力太大了，已經成為了門閥。以“琅琊王氏”為例，不僅丞相王導在朝中權勢熏天，其兄長王敦，更是手握重兵，把控著東晉的軍權，更不必說王氏子孫中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官員，以及透過婚姻與“琅琊王氏”締結姻親的其他士族。
現在，王敦死了，東晉的軍權旁落，沒有了軍權的加持，“琅琊王氏”的勢力銳減。說白了，東晉時期，不管是皇權也好，門閥也罷，是誰得了軍權，誰說了算。
因此，士族操控軍權——“士族專兵”，是門閥政治的一個重要基礎。到了東晉後期，一支武裝力量打破了這種局面，這就是“北府兵”。
“北府兵”是東晉名將謝玄建立的，目的是為了防備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南下。這支軍隊駐紮在京口，京口就是今天的江蘇鎮江。東晉時期，京口又稱“北府”，所以這支軍隊被稱為“北府兵”。
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就是謝玄率領這支軍隊，以少勝多打贏的。
東晉後期，士族門閥的子弟大多養尊處優，沉迷於藝術啊，玄學啊。慢慢的，軍權就旁落於平民子弟的手中，於是，劉裕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歷史，從劉宋開始，皇權政治開始迴歸，“琅琊王氏”為代表計程車族開始衰落，也就在所難免了。
《上陽賦》講的是南北朝時，南朝的故事。至於琅琊王氏有多厲害？這麼說吧，它是中國古代名副其實的第一世家。
《上陽賦》是根據寐語者的一部架空小說《帝王業》改編的。所謂架空小說，是指虛構或半虛構時間、人物、背景的小說。從《上陽賦》劇中的服飾道具，以及王、謝等世家的權力博弈來看，很顯然，該劇是半虛構的歷史小說，故事的時代背景是南北朝時期的南朝。
具體是南朝的哪一朝？糾結這個問題，沒有意義，作者之所以選擇將歷史架空，就是為了掙脫準確地描述歷史背景帶來的束縛，換取創作的自由。
因此，關於題主的問題，達文將重點放在後面那個：王儇背後的琅琊王氏有多厲害？
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有多厲害？——權力最巔峰的時候，連皇帝都怕
“琅琊王氏”，是中國古代公認的第一名門望族。王氏家族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
據說，周靈王的太子，因為總是喜歡提意見，惹怒了周靈王，被貶為了庶人，他的子孫，被老百姓稱為“王家”。久而久之，這個“王家”的家族後人，就將王作為自己的姓氏。
到了西漢時期，官制實行三公九卿制度。王氏傳到了第二十二代，家族中出了一個叫王吉的人，在漢宣帝時被起用為博士諫大夫，官至九卿。後來，王吉的兒子做了御史大夫，孫子王崇更是官至大司空，都在三公之列。
王吉、王駿、王崇，祖孫三代皆以賢稱著於史，因為王氏家族所在地為琅琊郡（今山東地區），所以人稱“琅琊王氏”。從王吉開始，到隋朝初期，琅琊王氏幾乎世代為官。
有人統計過《二十四史》，從兩漢至明清，這1700多年間，琅琊王氏共出了92位宰相，和600多位文人名仕。其中，“琅琊王氏”在東晉一朝達到了鼎盛，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王，就是指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導；馬，指的是晉元帝司馬睿。意思是，東晉的天下，王家與司馬家共享。
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司馬家才是東晉的皇族，為啥要和王家共享天下呢？
其實，司馬氏也不想跟別的家族分享天下，但是又不得不這麼做。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東晉時期，雖然，司馬氏是名義上的皇帝，但無論是軍隊、財政、行政上，都是門閥士族們說了算。而各大門閥士族中，哪家勢力最大呢？無疑是“琅琊王氏”，無論是軍隊還是朝政，實際上說了算的，還是王敦、王導兩兄弟。
“琅琊王氏”的厲害，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太興四年（321年），早就對“王與馬，共天下”有所不滿的司馬睿，為了減弱琅琊王氏的影響力，開始重用丹陽尹劉隗、尚書令刁協等親信，並逐漸疏遠王導。
王敦對晉元帝的這個舉動極為不滿，君臣之間逐漸產生嫌隙。
於是，在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在武昌（江州州治，在今湖北鄂州）起兵，以討伐奸臣劉隗的名義東攻建康。
有意思的是，王敦一路殺到建康（今南京，東晉的都城）城下，竟然沒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王敦到了建康城下，守將竟然主動開啟城門，迎王敦進城“清君側”。
由此，我們不僅看出了“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更看出了東晉司馬氏對門閥政治有多麼的無奈，這種無奈簡直是另人絕望。劉隗、刁協二人出身寒門，司馬睿重用二人，就是侵犯了所有門閥世家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惜得罪皇帝，也要聯合起來清除二人。
最後的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司馬睿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只能棄車保帥。最後，刁協被殺，劉隗北上投奔了後趙。王敦也很識趣，沒有為難司馬睿和群臣，重新退回到武昌駐守邊防。
沒過多久，晉元帝司馬睿就在鬱悶之中病倒，最後，於年底病逝。“琅琊王氏”權勢滔天，連晉元帝司馬睿都無可奈何地鬱悶死了，你說厲不厲害？
琅琊王氏憑什麼，能達到如此的高度？
達文歸納下來，“琅琊王氏”的成功，憑藉兩點重要因素：祖訓家風，和時代的機遇。
先來說，“琅琊王氏”的祖訓家風。
“琅琊王氏”，發跡於王吉祖孫三代，但是，讓其真正成為門閥世家的，是魏晉時期，“琅琊王氏”的第二十八代的一個叫王祥的後人。
說起，王祥這個名字，你可能會感到陌生，但他的一些有名的事蹟，你肯定聽說過。
我們熟知的《二十四孝》中，有一個“臥冰求鯉”的典故：話說，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王祥的繼母（注意，是繼母）說想吃魚，於是，王祥就去河邊捉魚。然而，由於當時的氣溫太低，河面結起了厚厚的冰，很難下水捉魚。王祥想盡各種辦法，也沒能破冰，於是，他就脫了自己的衣服，躺在冰面上，想用自己的體溫將冰面融化。或許，是王祥的行動感動了上天，忽然，冰面裂開，從裂縫中跳出兩條鯉魚。鄉親們紛紛驚歎，這是王祥的孝順感動的上天。
很顯然，這個故事是經過誇張的加工的，別說魚會不會自己跳出來，就說王祥想用體溫融化冰，我們用自己真實的經驗可以想象，恐怕他非但融化不了冰，能不能活著回家都很難說。
但是，拋開這個故事誇張的描寫，我們也必須思考一下，王祥為啥會有這樣的故事？
首先，王祥真的是一個很孝順的人。實際上，王祥還有個“孝感後母”的故事更有名，說是一次，王祥的後母朱氏曾經暗自想殺害他，恰好碰上王祥夜裡起床小解，只空砍得被子。不久，王祥回來後，知道朱氏想殺自己，便跪在她面前請求處死自己。朱氏見狀深受震撼，從此幡然悔悟，像對親生兒子那樣對他。
如果王祥不是個孝子，就不會有“孝感後母”，為繼母“臥冰求鯉”的傳說。
其實，王祥的孝子故事流傳甚廣，背後是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意識形態所推動的。在儒家的倫理秩序中，孝的地位數一數二。在漢代的《孝經》中，“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又將對皇帝的忠和孝聯絡了起來。
在儒家的意識形態中，皇帝是天下人的父，對皇帝的忠誠就是盡孝。相應的，在家裡，一個人對父母孝順，對皇帝才能忠誠，對社會才能具有責任感。一個連父母都不愛的人，你還能指望他愛誰呢？所以，漢代的察舉制中有一個著名的科目叫作“舉孝廉”，就是選拔孝順父母，品行廉潔的人。
王祥對儒家孝道的恪守，使他在琅琊郡收穫了很高的道德聲望，以至於有人請他出來做官。
公元220年，曹丕稱帝，建立魏國。王祥被徐州刺史呂虔看中，聘請他做了別駕，這相當於刺史的秘書，權力很大。王祥很快就把當地治理得井井有條，受到人民的歌頌。
王祥的有口皆碑的政績，使他收穫了更高的聲望，從此一帆風順。到了魏末，他甚至做到了司空的高位。
王祥為“琅邪王氏”奠定了道德聲望。因此，不管政權是否更替，皇帝是姓曹還是司馬，都得認“琅琊王氏”這塊招牌，只要這塊招牌不砸，它就是一股舉足輕重計程車族力量。
除去為家族奠定了“道德聲望”之外，王祥還做出了一項貢獻，那就是為後世子孫留下了作為祖訓家風的一種高明的政治策略，它被後人概括為八個字：“與時推遷，平流進取。
”所謂“與時推遷”，就是順應時代的大勢，特別是要抓住改朝換代的機會，光大家族的門戶。所謂“平流進取”，就是做人、做事，要謙虛低調，遠離風險，避免無妄之災。
這聽上去可能有點抽象，看看“琅琊王氏”的人是怎麼做的，你就明白了。
先說王祥本人。話說，在王祥八十歲那年，已經加了九錫，距離篡位只差一步的晉王司馬昭去世，司馬炎繼承了王位。同年十二月，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讓了皇位，定國號為晉，改元泰始。
面對改朝換代，王祥既沒有像某些曹魏遺老一樣，選擇給舊王朝殉葬，也沒有像某些大臣那樣，對司馬家族趨炎附勢。王祥不偏不倚，保持了中立。
為啥王祥會這樣做？因為，王祥是道德模範，這個時候，他越是擺出中立的清高姿態，司馬炎就越是需要利用他的道德形象來為自己服務。
在司馬炎想要利用他的聲望，封他為公爵的時候，王祥沒有拒絕。不過，王祥深知自己不是司馬氏的親信，並不能獲得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低調從事，還請求退休，司馬炎開始不同意，但是，在王祥的一再請示下，終於批准了他。退休三年以後，王祥就去世了。
王祥為後世子孫以身作則，留下了“與時推遷，平流進取”這樣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這在忠烈人士看來，或許存在一些道德瑕疵，但這也和當時開始形成的門閥政治時代背景有關：士族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道德聲望，無論是誰掌握最高權力，都要依靠士族的力量。
王祥留下的策略，是在士族政治中維持家族長盛不衰的唯一法門。
王祥之後的王氏子孫，憑藉著“與時推遷，平流進取”的法門將琅琊王氏的勢力進一步壯大。到了王導那裡，他藉助時代的機遇，讓“琅琊王氏”的權力達到了巔峰。
“琅琊王氏”抓住了什麼時代機遇呢？
這得從西晉時期著名的八王之亂說起。話說，在經歷了曹丕篡漢，自己又篡了魏之後，晉武帝司馬炎擔心自己建立的晉朝被其他士族給篡了，所以，他就復古學起了周天子，大封司馬氏子弟為諸侯王。
其實，他也是沒辦法，從東漢開始，到他建立的西晉，士族政治已經形成了。所謂“士族”，就是擁有顯赫地位的名門望族。這些家族普遍具備兩個特徵：一是世代為官，二是擁有很高的道德聲望。他必須分封司馬氏的族人，用以抗衡其他士族。
像三國時期的四世三公的袁紹、袁術，東吳的孫家，都是士族。曹操，雖然出身低一些，但從他開始，他們曹家也可以說是個士族。司馬家更不必說，也是一個大士族。
在東漢時期，士族勢力雖然強大，但還不足以威脅皇權。但，到了魏晉時期，士族們的勢力已經壯大到威脅皇權的地步了。曹魏篡漢，司馬篡魏，本質上都是幾家大計程車族聯合起來，去擁立新的皇帝。
司馬炎篡魏成功後，從士族政治的受益者，開始了對士族政治的恐懼。所以，他才搞起了分封制。
顯然，司馬炎忘記了，當初西漢分封的各路劉姓王爺是怎麼作亂的。果然，在司馬炎去世以後，由於繼位的晉惠帝司馬衷智商不線上，朝政被野心勃勃的皇后賈南風把持。她聯合外地諸侯王，打擊政治對手，這鼓舞了諸侯王的野心，於是發生了八王之亂。
諸侯王們互相殘殺，西晉亂了七年，導致了西晉皇權的衰落。
雖然，八王之亂使得司馬皇室亂成了一鍋粥，但是，對於“琅邪王氏”卻是千載難逢的好機遇，他們“與時推遷”，從中撈到了不少的好處，將“琅琊王氏”的名望推向了歷史之巔。
最終，八王之亂，被東海王司馬越終結。而後，“琅琊王氏”中一位叫王衍的人，他勸說獨攬朝政大權的司馬越，派琅邪王司馬睿去鎮守建業，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這個王衍你可能會感到陌生，但他的弟弟王敦和王導，我們在前面提到過，在歷史上很有名。而王導在私下裡和司馬睿的關係很好，就跟隨司馬睿到了江南，幫助司馬睿在這裡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當時，司馬睿並沒有太大的政治實力，而且王導比他大九歲，擁有更為豐富的政治閱歷。因此，司馬睿在政事上就很儀仗王導的出謀劃策，甚至說是依賴。
王導來到江南，也開始琢磨，如何在江南地區把司馬睿扶植起來，成為自己手中的王牌。
從東漢時期起，江南這塊地方計程車族勢力就已經很強大了，司馬睿要想在江南站穩腳跟，就必須取得士族的支援。王導深諳此道，於是，他費盡心思，想出了一條妙計。
當時，正逢傳統的三月三日“上巳節”，照例，建業城的官員和百姓都要出城去郊外踏青。王導覺得，這是一次為司馬睿“做廣告”的好機會。於是，他就與王敦商議，導演了一出“琅琊王招賢納士”的好戲。
本來，江南的世家大族對這個新來的琅琊王不怎麼感冒，但他們在人群中觀望，他們看到王導、王敦這樣的人物也對司馬睿如此擁戴，頓時肅然起敬，紛紛路邊下拜。
王導知道，為司馬睿增加“曝光”的目的達到了，接下來，就要趁熱打鐵，籠絡人心了。於是，他就代表司馬睿，逐個去拜訪江南士族，邀請他們出來做官。為此，王導甚至還學習了當時北方士大夫看不上的吳語（五胡亂華以前，中國不管是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是北強南弱）。
王導的努力，終於獲得了回報，江南大部分士族如顧榮、賀循、陸機都表態，願意出山，與司馬睿合作。就這樣，司馬睿成功在江南地區紮下根來，為其能成為永嘉之亂後，晉朝的接班人奠定了基礎。王導也在這場政治交易中收穫了很高的名望，被人們稱為“江左夷吾”。
“江左”就是建業一帶，“夷吾”就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宰相管仲。司馬睿也將王導稱為“仲父”，這是當年齊桓公對管仲的稱呼。
公元316年，匈奴貴族劉曜攻入長安，俘晉愍帝，西晉滅亡。公元317年，在晉朝宗室與“琅琊王氏”為首的南北大族擁戴下，司馬睿即位為晉王，年號建武。
晉朝“衣冠南渡”，作為司馬睿的首功之臣，王導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東晉的首任丞相，王敦則拜大將軍，統領全國軍隊，鎮守武昌。
面對司馬睿這樣的舉動，王導怎麼做的呢？
王導沒有忘記祖先王祥為“琅琊王氏”後人們，留下的那八個字祖訓——“與時推遷，平流進取”，他仍然保持了謙虛低調的家族門風。王導誠惶誠恐地說：“我乃微末之人，怎能與太陽同輝！”
其實，不管王導如何回答，這件事情都意味著，門閥政治的時代正式開始了。“王與馬共天下”，“琅琊王氏”的權勢名利到達了歷史巔峰。
結語
在東晉時期，士族政治開始轉向門閥政治，士族與皇權共治天下。今天，幾家大士族可以用力你司馬睿為皇帝，明天，他們也可以擁立另外一個人作皇帝。皇帝，對他們而言，不過是追求利益的招牌。士族，從皇帝治理國家的工具，已經演變成，反過來將皇帝變為工具的門閥。
司馬睿去世後，司馬紹繼位，王敦又發動二次叛亂，企圖篡位。這樣一來，王敦不僅於司馬氏所不容，還得罪了很多士族。王導無奈之下，為保住“琅琊王氏”，只得表態與王敦劃清界限，大義滅親。
雖然，在王敦的叛亂被平息後，王導進位太保，司徒之職依然如前，特許他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但王導知道，“王與馬共天下”的時代結束了，堅決推辭不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王與馬共天下”的時代，司馬睿如此尊重，亦或是如此忌憚“琅琊王氏”，根本的原因是，士族的勢力太大了，已經成為了門閥。以“琅琊王氏”為例，不僅丞相王導在朝中權勢熏天，其兄長王敦，更是手握重兵，把控著東晉的軍權，更不必說王氏子孫中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官員，以及透過婚姻與“琅琊王氏”締結姻親的其他士族。
現在，王敦死了，東晉的軍權旁落，沒有了軍權的加持，“琅琊王氏”的勢力銳減。說白了，東晉時期，不管是皇權也好，門閥也罷，是誰得了軍權，誰說了算。
因此，士族操控軍權——“士族專兵”，是門閥政治的一個重要基礎。到了東晉後期，一支武裝力量打破了這種局面，這就是“北府兵”。
“北府兵”是東晉名將謝玄建立的，目的是為了防備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南下。這支軍隊駐紮在京口，京口就是今天的江蘇鎮江。東晉時期，京口又稱“北府”，所以這支軍隊被稱為“北府兵”。
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就是謝玄率領這支軍隊，以少勝多打贏的。
東晉後期，士族門閥的子弟大多養尊處優，沉迷於藝術啊，玄學啊。慢慢的，軍權就旁落於平民子弟的手中，於是，劉裕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歷史，從劉宋開始，皇權政治開始迴歸，“琅琊王氏”為代表計程車族開始衰落，也就在所難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