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其實就是江南士紳集團，明朝後期江南計程車紳集團控制大量土地和商業，經濟實力強悍，透過東林黨等掌握輿論權，急於取得權利維護本集團利益，凡是影響他們利益的都是奸臣或閹黨，至於為了少交稅導致國家滅亡，

東林黨之深入人心，大概來源於那副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能有這種境界，又是遭到迫害的，總免不了讓人生出同情。東林黨既是一起歷史事件，又是一種文化現象，多年來學界對其一直褒貶不一，推崇者讚譽其為文化盛舉，詆譭者又斥責其為諷議朝政。

首先需要知道，黨在古代是個貶義詞。《說文解字》解“黨”：不鮮也，從黑尚聲。那時與黨有關的基本沒有好詞：“會黨”“朋黨”“亂黨”“死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黨錮之禍”“狐朋狗黨”。聖賢教導我們“無偏無黨，君子蕩蕩。”“君子不黨”。

歷史上，凡是一夥人集結在一起反對另一些人，這樣的團伙組織都稱之為“黨”，例如唐有牛黨、李黨，明有閹黨、東林黨，都被認為是禍國殃民的玩意兒。因此我們要明白，“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在當時可並非是什麼高大上，而是其政敵給他們侮稱，是罵人的名字。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在無錫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在當時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即東林學派。

此時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二者因政見分歧逐漸形成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大肆打擊、迫害異己，凡是與東林學派有過較為密切來往的、被東林派讚揚過的官員，被列成清單，編為“東林黨人榜”，三百多人名列其上，頒佈天下，從此“東林黨”之稱名聞天下。這時顧憲成已死去四年。與東林學派頗有淵源的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說：“東林之名，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倚附者亦不過數人耳，以此數人者而名為黨可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奄人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由此而逆推之，則劾江陵者，亦可曰東林也；劾分宜者，劾劉瑾、王振者，亦可謂之東林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攻東林者加之名目而已”。

《劍橋中國明代史》並不承認東林黨人主張進行一些政治、經濟的改革，該書說：

“東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財政上的改革觀點：他們認為技術性的解決辦法過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偏愛行政改革的空想，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高拱和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東林黨首領顧憲成撰寫的一副對聯。這幅聯的核心正是東林黨對傳播文化，關心時事的真實反應。

東林黨，其實本身並不是為了針對誰而立，而是一批學者自發結成的黨派。萬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職還鄉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於允成等人，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因其追隨者和附議者都是以東林為中心，故叫東林派或東林黨。

明天啟年間，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專權，形成對東林黨大肆殘殺的宦官集團。東林黨人的影響力，就是在於時議朝政，彈劾貪官汙吏，諷刺太監專權。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斗、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從而開始了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正面鬥爭。對東林黨的血腥鎮壓直至魏忠賢死亡才停止。

東林黨，是明朝文人自發建立，督促政治清名的文人集團。直至明朝末年東林人也還活躍在政治舞臺。

歷史只是個人觀點，偏錯請指正。

實出門戶之禍而成黨爭 乃造就東林黨之名

論雲： 夫明之東林之成 蓋起於神廟開門戶之禍 先是 長洲承江陵去國 逆揣上意 若國本故事 以神廟之是非為是非 是濟神廟之荒怠 處事以兩不相得罪而行政 比雒於仁上《酒色財氣疏》 神廟震怒 長洲曲解之 弗聽 乃請留中“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鑑·卷七十九》）《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申時行傳》謂長洲請帝下詔“諸司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 於是“群臣爭言立儲事，章奏累數千百，...帝皆概置不問。由是門戶之禍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鄭貴妃傳》） 至票擬不行 批紅不可 國是壅滯 遂有言論龐雜 黨同伐異 門戶大開者 以至於“諸司不問職業，而言門戶。”（《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風》） 而明季之門戶者 大抵若齊 楚 浙 東林 迨乎光廟崩 熹廟以沖齡繼大統 逆賢為東林論去甚窘 諸宵小圖東山之起者 皆附逆賢 是合齊 楚 浙等為一閹黨 與東林勢如水火 比熹廟四年後 權事為閹黨操控 東林遍遭殺戮 為之一挫 夫東林黨之得名 出於東林書院之建造 實出於黨爭 顧憲成 高攀龍時尚且不論國是 此《明史·顧憲成傳》有誤 《明史·孫丕揚傳》可知 他若《牧齋初學集·卷三十八》《涇皋藏稿·第十卷》《第十一卷》《高子遺書·卷八·上》亦可考 彼時東林書院非東林黨 非政黨 所謂東林黨之由來 蓋齊楚等任臆所加耳 呼曰“東林黨” 必論對手去國 若李三才 孫丕揚故事也（參見《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三》《卷十一》《卷廿三》《卷廿四》《卷廿九》《卷四十》）至逆賢殘害東林 著《東林點將錄》 東林黨之名乃坐實 按吳應箕《東林本末·序》言：“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慾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 又《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四》謂廷推錢謙益入閣事 為溫體仁 周延儒所攻訐故事 吏部科臣章允儒曰：“"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防君子，皆是這等説。臣猶記得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於廷，諸臣於會推吏部尚書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缺，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為公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為黨，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 又神廟二十三年 戶部科臣楊恂劾閣臣趙志皋言及朋黨 曰：“邇來進為朋黨之說，激怒聖心。及皇上行其譖，而怒移於言官，然假託天威，肆行胸臆。”又曰：“黨在言官乎？不在言官乎？言官不黨，輒指之曰黨，一網打盡之謀也。”（《萬曆邸抄·萬曆二十三年乙末卷·三月》《神廟實錄·卷二百八十三》略去 故從《邸抄》）如楊恂所言 諸黨欲去對手 必畫一黨 而圖一網打盡 當時李三才為顧憲誠好友 顧以私信壯三才聲勢 宵小輩遂並及東林書院 “以東林為綱，以淮撫秦黨為目，結成一大案綱，無人不推入其中。”（《東林本末·上》） 悲夫 雖窮盡江河之水又焉得雪

所謂東林黨，是通俗和政治對手的說法，他們自己從未說是結黨，因為古代的黨是尚黑二字組成，是有貶意的。萬曆年間一名官員顧憲成被貶官，他回到故鄉的東林書院講學，就和同道一起論政，所以東林原是一個論政團體，這些人中有入朝當官的，就會互相支援，和其他黨派對抗。東林要求大家當正人君子，但政見之爭，是沒什麼君子小人可言，雙方都絕不退讓，當時朝廷的官員，都有同鄉結黨的狀況，有浙黨，蜀黨之類，黨爭就愈演愈烈。今天一些人把明亡的責任歸咎東林黨人，這是有點過了，當日有影響力的人不止他們，非東林的例如溫體仁一類人，也負有很大責任，而明朝皇帝們，就更應負最大責任，說歷史應儘量公道點吧。

組織文會在明代不是什麼稀奇事，型別非常豐富，東林黨不是第一個，早有前例。比如同年會或同鄉會，“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而偶同科第耳”是傳統社會中最重視的社會關係和資源。同鄉會更是了不得，尤其是文風盛大的江南地區，考場都快被江浙、江西的學子包場了。他們畢業後，不用像現在還得整個MBA認識圈裡人，那時只認同鄉，只要一個地方蹦出來的天然會抱團取暖，比啥都親。閒事在一起分韻賦詩，宣上恩、修臣職，敦僚友之義，序少長之禮，最後在把詩文彙編成冊，刊刻於世。

當然開文會是得有社會基礎的，明初沒幾個人敢大張旗鼓的這麼幹，明中後期文人集團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勢力暴漲，他們獨立於政府之外，主導社會輿論。東林黨也如此，聚在一起除了研究文學，另一個項內容就是嘲諷朝政，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下野的官員，討論時局議論政治本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形成規模之後東林學者事實上成了在野黨。有人說在野黨和執政黨的區別是：執政黨是拿槍的，你不對就槍斃你；在野黨是拿筆的，你不對就罵你。這樣說我個人覺得太偏激，但東林黨所言所說都標榜成正義、廉潔奉公而執政黨都是奸佞、貪官汙吏顯然也是不合適的。

東林黨的形成是一個過程，起初是由一個不怎麼受皇帝待見的官員在官場失意後，發起成立的一所東林書院，其主營業務是講經論道，副營業務是發發政治牢騷，或者是罵罵政府，過過嘴癮。後因其副營業務頗受憤青及受官場打壓而閒居在野文人的追捧，一時聲名鵲起，粉絲擁躉雲集，逐步發展成為一股影響明末朝局的政治勢力。

“東林黨”的稱呼始自朝廷政敵相互攻訐時產生，並非後人所取。但這個“黨”完全不同於現在有明確政治綱領的政黨，而是為爭權奪利、排斥異己結合起來的“朋黨”，正因為有此特性，當東林黨在明末朝局中不斷壯大、圈佔地盤時，更進一步刺激其它政治勢力為了自保紛紛效仿，一時齊黨、楚黨、浙黨等各種以地域鄉親成分為主的小黨派自立門戶，加上皇帝身邊的閹黨，一時朝廷中黨派林立。

這些朋黨既各自為政、相互攻訐，又各找靠山，或抱團取暖，使明末朝廷政局撲朔迷離，極為複雜。每當朝議，官員們以各自黨派的利益為重，往往是舌戰朝堂，爭吵不休，萬曆皇帝就因為不勝其煩，消極怠工長達幾十年不上朝，之後繼位的天啟皇帝基本上也是長期不上朝。很多人對天啟時期的魏忠賢宦官專權印象頗深，大都認為這個皇帝太荒唐了，怎麼會寵信一個宦官呢？其實根源就在於此。大臣們只有舌頭才幹活，可國家機器的運轉耽誤不起，必須有幹實際工作的人，臣屬官員們只有嘴巴能動，皇帝只能依靠宦官來幹活了，雖然宦官的名聲不好聽，又很貪婪，畢竟能幹實際工作。所以，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還有那個整天痴迷於木匠活的天啟皇帝也不怎麼上朝，但國家大事基本上沒耽誤，鎮守邊關的武將也有受迫害打擊的時候，但基本上都能得到重用，所以，這時候的國家基本平安無事。這種平衡局面到了崇禎皇帝的時候，就完全變了，自信滿滿的新皇帝一登大位，就把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給收拾了，滿朝文武、舉國上下無不歡欣鼓舞，但災難恰恰就來自於此。先是在國內政策上，朋黨們各自劃地，紛紛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爭取權益，造成“西北多加賦東南不收稅”，而且言之鑿鑿“農業是根本”，國家重視農業就要給農民增加賦稅，商業就算了，由於朝廷中來自西北的官員很少，因此無人為西北地區爭取權益，使國家政策嚴重失衡，加之天災不斷，西北地區民眾苦不堪言，而富庶的東南地區賦稅不增反降，如此以來國庫沒錢了，邊關的軍餉告急，朋黨們的巧舌又開始發揮作用了，軍餉短缺是因為武將貪汙所致，必須嚴懲，再輔之以開源節流，就可解決問題。於是一方面開始收拾武將，另一方面又裁撤了驛站等機構，結果是西北地區失業的李自成等農民開始造反，邊關上兵變也不時發生，皇帝又得調兵遣將，到處救火。

但在文官們的舌頭底下，仗打勝了，武將們有罪，打敗了更有罪，於是在一篇篇彈劾檄文中，袁崇煥、盧象升、賀人龍、孫傳庭等一代名將慘遭殺戮，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武將有被革職永不敘用的，還有被逼投敵的，大明朝的柱石就在朋黨們的口誅筆伐中完全搬空。眼看著四處狼煙，京師不保了，皇帝開始動了遷都南京的心思，那些舌頭又義正詞嚴，鼓譟“天子守國門”，皇帝只好打腫臉充胖子死守北京。面對紛紜而來的攻城炮火，京師危在旦夕，崇禎皇帝親自敲鐘召集平時“革命性”最強的大臣們，居然一個人都不來，悲情萬分的崇禎帝此時才醒悟，那個把帝位傳給自己的前任臨死之前叮囑他，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這一句話的深刻內涵，於是後悔不迭，連呼“文臣誤我”，又吩咐身邊人給魏忠賢修墓，下完這最後一道命令後，上吊而死，大明王朝就此滅亡。

那麼，東林黨人最後的命運怎麼樣呢？其結局出人意料地好，那些非常“革命”的黨人，大都投靠了滿清政府繼續為官了，而且其中的佼佼者大都被委以重任，成了修《明史》的骨幹，繼續以妙筆生花的特長，書寫著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客觀的歷史，而今人大多都非常肯定，明王朝的滅亡是宦官和袁崇煥等所為，東林黨人在歷史上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寫到此處，同為文人的我不知該如何評說，還是留給諸位看官自己判斷吧！

東林黨與我們熟知的黨派有所不同，並非嚴格意義的政黨，沒有黨章黨規入黨儀式，也不需要寫思想彙報，只要大家覺得你是，你就是了，就是這麼隨意。

傳統意義的東林黨早在閹黨之前就存在了，萬曆年間，萬曆想立自己的小兒子為太子，遭到了一些以三綱五常為信條的大臣集體反對，史稱爭國本。

早期黨派皆以地域，師承而分，以彈劾，京察為手段互相傾軋，但是手段單一，今天齊黨強過了楚黨，明天浙黨又幹掉了齊黨。而東林黨出現後，黨爭形式立刻發生了變化，利用黨內成員成分複雜的優勢，時而聯合，時而打壓各路地域黨，致使東林黨逐漸一黨獨大。

而在泰昌，天啟兩朝初期，東林黨人對新皇登基有擁戴之功，故備受重用，後來天啟啟用魏忠賢，魏忠賢本也想加入東林黨，可惜東林黨鄙視其為人，對其冷嘲熱諷，致使魏忠賢懷恨在心。

後來魏忠賢日益得到天啟信任，於是眾多在黨爭失利的文人紛紛投於魏忠賢麾下，史稱閹黨。

而閹黨為了打擊這些清流人士，才給他們這些人統一起了個名字--東林黨。

東林黨屬於後人對其一類人（即出自東林書院）的稱呼，而不是自發結成的黨派。故而東林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黨。何謂朋黨，就是指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傾軋的宗派；何謂政黨，即社會中一定階級或階層的活動分子，為了實現某種目標而有計劃地組織起來的一種政治組織，社會承認它具有組織於擴張其主張的合法權力，它也積極接入到政治生活中，為取得或維護政權，或影響政治權力的行使而發揮自己的作用。顯然，東林黨不具備政黨的標準。

所謂的東林黨，其實就是明朝內閣大學士（相當於宰相）顧憲成被罷官後回到家鄉沒事可幹，就開始教書，同時在教書的時候不忘為自己的政治主張打廣告。而他選擇講學的地方恰巧是東林書院，故而顧憲成與當時的名士錢一本、高攀龍（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定期組織聚會，既講學又議政，逐漸成為輿論中心，成為東南新興資產階級（實業）的代言人。因他們的政治主張與閹黨（實際上代表皇權）相左，又因集聚東林書院，故而被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的出現，開啟了明朝末年黨爭的激烈局面。雪峰居士認為，“東林黨”的強勢出現，促進了明朝文官集團內部中以地域結成同盟，即“齊黨”、“浙黨”“昆黨”、“宣黨”、“楚黨”的出現，在多項重大決策上進行相互爭奪。而同時因為東林黨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換言之，因為東林黨的出現加劇了黨爭，皇帝無法無法平衡皇權與東林集團之間的矛盾，從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