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娜作為一個阿爾法種姓的女子，可以透過其姣好的容顏和身材，吸引很多男子與他共寢。而在開頭，列寧娜似乎想與一個人保持“長時間的戀愛”，這不符合新世界的信條，不是這個聲色犬馬的社會秩序所倡導的一夜情般的浪蕩歡歌。直到伯納德出現了，處於對這個世界的怨恨和自卑，他經常思考這個世界的不合理之處，並期望有“家庭、愛情、思想”的出現。當然，伯納德被視為異端，起初這些想法也著實讓列寧娜感到噁心、不理解。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所著的《美麗新世界》與俄國作家扎米亞金的小說《我們》、奧威爾所著的《1984》並稱為“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反烏托邦”這個名詞有一點古怪，其實大家都在吞吞吐吐，但心裡都明白，這裡包含著極其強烈的政治資訊。

王蒙當年寫的一篇評價“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文章，也對這個稱謂裡的政治意義諱莫如深，那麼，我們也不妨沿襲尊敬的隔壁文壇上的老王的習慣，對此在合適的距離裡繞道而行吧。

我們先有必要看看這三個反烏托邦小說之間有沒有內在的呼應關係。

先看小說的發表年代。扎米亞金的小說《我們》發表的時間最早，寫於1920年，雖然這部小說在前蘇聯一直屬於地下文學，但在蘇聯國境線外，卻傳播甚廣。我們可以看到，後出的兩部烏托邦小說對《我們》有著很強烈的模仿跡象。

第二部發表的就是阿道司·赫胥黎所著的《美麗新世界》，出版於1932年。

而《1984》則出版於1948年。

這三部反烏托邦小說，都假想了一個遙遠的未來時代。《我們》裡的時代在一千多年之後，人類曾經經過兩百年戰爭，城市與鄉村發生激烈交戰，最後，城市取得了勝利，把鄉村裡的人，都趕到了城裡，然後在城鄉結合部建成了巨大的城牆，城牆裡的統治者施恩主高高在上，發號司令，他的理論是，自由不會帶來幸福，而現在專制的體制，能夠給予市民以幸福。

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美麗新世界》的背景設定，與《我們》十分想象。

《美麗新世界》中，是把“吾主福特第一部T型車面市的那一天，被選定為新紀元的創始日。”（P60）這一年是1908年。小說裡的年代是福特紀元632年，折算成公元紀年是2532年。這個時代是一個人類的慾望得到全部滿足的時代，幸福、快樂與穩定成為這個社會的標誌。像《我們》中設定的一樣，來到這個美好的年代，經過了“九年戰爭”（發生在2049年），戰爭動用各種化學武器，造成了經濟大崩潰，政府開始考慮，如何建立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看來戰爭不能解決問題，那麼，便提出了消費主義的觀念，全社會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有足額的消費，本質上，這是一種經濟利益至上的觀念。然而，這種消費主義卻引發了社會的大規模的良心抗議，那些反潮流的人，提出什麼都別消費，迴歸自然。政府對這些異見人士，採用了暴力鎮壓手段，於是小說裡提到了“格爾德斯綠地血案”與“大英博物館大屠殺”，異見人士被滅口。2058年，開始查禁之前出版的書籍，讓過去的歷史徹底消失，這一設定在《1984》中得到了忠實繼承，男主人公在這部小說裡的主要工作就是偽造歷史。2086年，發明了“索麻”藥，可以讓人產生快樂的情緒。小說裡發生的年代已經是2532年。

一個高度發展的未來社會，給人帶來的最深刻的影響，無疑是人的情感體系，這種體系通常情況下，由靈與肉的密切配合而組成。而小說這一個體裁，最大的職能，就是探討靈與肉的關係。

《美麗新世界》像其它兩部反烏托邦小說一樣，也把它依託小說裡打造出的未來世界的整體框架下的主體情節線，放在核心的人物情感衝撞之上，透過人物的情感鏈條，來展現社會的衝突。這基本就是小說的慣例手法與標配做法。在《我們》中的未來社會里，男女之間只有性關係，而排斥感情因素，男女交往，完全是按照一種程式進行配置的。這種設定模式，基本被《美麗新世界》繼承了下來。可以看出，《我們》對《美麗新世界》的最核心的情節設定，也是影響巨大的。而在《1984》中，未來的社會里，政府實行禁慾主張，讓性無趣化，剝奪性的快感屬性，而小說的主體故事，就是透過“性”作為反抗現政權的一種工具。

可以看出，三部反烏托邦小說，都有著相似的情節動機，就是透過人類的“性與情”（實際上就是靈與肉），來對抗看似完美的鐵板一塊的現實政權。

這三部小說，透過人人都可以有發言權的對“性與情”的認知，揭示出未來社會里最本質上的扼殺，就是剝奪人類對自我情感的擁有。

不管是什麼樣的天花亂墜的時代，一旦在情感的維度上，有悖於我們人類通常的認知，那麼，這樣的社會，本質上都具有了荒誕的性質。《我們》中的男女抽號配對，《1984》中的性禁制，都是有悖於人性與當今認可的社會道德的。

《美麗新世界》裡的未來世界，是超級穩定的，而快樂也是社會最為終極的理想與目標。我們都知道，這世界上有不快樂的原因，是因為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在小說裡，“穩定”是透過終止戰爭來完成的，這種社會建設起來還是透過外在的手段，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的。而“快樂”涉及到人的靈魂，任何一個社會，恰恰是在碰到人類的“靈魂”這一個層級，遇到了困難，也就是說，“穩定”容易做到，“人心的快樂”難。畢竟無止境的慾望，欲讓它得到滿足，可以說是一條絕境。

《美麗新世界》裡的未來社會設想的路徑，可以說是兩條辦法：一個是釋放慾望。“你們被制約到不由自主會做你們該做的事。而你們該做的事大體來說如此令人愉快，有那麼多自然的衝動被允許自由展現，真的沒有任何誘惑要抗拒。”（P244）你有什麼慾望，就讓你滿足。“性的苦悶”在人的慾望中佔據相當大的比重。每年兇殺案裡，除了“錢”引發的暴力，就是為了“色”而導致的暴戾。“錢”在未來世界裡容易得到滿足，而“色”的滿足，《美麗新世界》裡設想的辦法，就是“性放縱”，男女只要對上眼，儘可以滿意配對，任意交媾。這種文化體系，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透過催眠法，灌輸進幼兒的思維體系裡，這樣在他們性啟動的時候，便可以縱情地釋放自己的情慾。這種像“大禹治水”一般的疏導情慾的辦法，排除了情慾堵塞導致的堰塞問題。小說裡的漂亮女孩列寧娜被這個社會的價值體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與任意的男人，可以發生性關係，而一旦她期望保持一個性伴侶的時候，卻受到了社會的指責。這樣的把“性”恢復到動物的屬性的所謂“進化”，成為未來社會的一種最常規的情感渠道，究竟是人類的社會進步，還是一種倒退？人類為什麼會走到一種對“性本能”的社會化制約的道德模式？剔開這種我們當下社會遵從的價值與道德體系，是否是步入真正的快樂的“自由之路”？

小說深刻的對人的生命與價值的詰問，正糾結在這裡。而這也構成了小說裡的問題的核心關鍵點。我們必須看到，正是在這裡，《美麗新世界》與《我們》及《1984》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我們》是藉助情愛的鏈條，男女一道走上了反政府的共同選擇，《1984》中的男女，則透過兩人之間的情慾釋放挑戰現政權，而《美麗新世界》與此不同的是，它透過小說裡設定的一個恪守著人類的原始道德的“野人”形象，衝撞著未來世界裡的這種看似先進卻“反人類的傳統道德”的亂交文化。

未來社會的另一條釋放方法，就是“藥物造幻”。小說裡的管制官對此說道：“如果因為某種不幸的巧合，真的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哎呀，總是有索麻可以讓你從這些事實中放個假。”（P244）。也就是說，當你真的有不舒心的時候，就服一種致幻劑吧，如此一來，很快就會拋棄心裡的不良情緒，獲得一種快樂的體驗。

當以快樂為社會的終極目標的時候，任何的文化、科學乃至信仰都對人是有害的。在小說的末尾部分，“野人”與管制官有一篇長篇對話，在這裡，管制官系統地闡述了未來的社會里為什麼不需要文學。因為文學裡的那種痛苦、那種慾望，在現時代都不存在了，看這種東西，只會引起不適。雖然現代社會喪失了人類的自身的真實的情感，但作為現在社會里的沒有營養的替代的高階藝術，“它們的意義是一大堆對觀眾而言愉快的感官知覺。”只要能夠產生瞬間的快樂的藝術才是當下時代裡值得存在的。

至於科學，同樣與“快樂”是不相相容的。因為科學追求的是真理與美，但不一定能帶來快樂。所以，小說裡強調，“吾主福特本人就做了許多事情，把強調的重點從真理與美轉移到舒適與快樂。”

至於人的價值體系，管制官強調的是，信仰（就是小說裡的“神”）跟機械、科學醫藥與普遍的快樂不相容。”（P240）。因為“神”能夠解決的問題，在未來世界裡都透過兩種途徑實現了，不需要再採取其它的人類標準。

憨厚的“野人”，一個來自於印第安人居住的“野人區”的異議者，對此提出了不解，他用價值觀具有客觀性這一點，來否認美麗世界的價值觀念中的“造偽”、“造幻”因子。管制官再一次強調，“如果人們開始自行其是，會打亂整個社會的秩序。”（P243）。

經過這麼一番晦澀而枯燥的哲學對話，美麗新世界的權威人士對自己社會的設定，可以看得一目瞭然了。這就是個人的情感是不需要的，個人的意志是危險的，因為這種狀況的存在，只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導致戰爭與死亡。

這個理論體系的邏輯性，不可謂不合理，不義正辭嚴，但又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漏洞與疏缺。我們可以看看《美麗新世界》中的不美麗的另一面。我們看到，在這個未來的世界中，人分成五等，而這五等，是人為製造的，因為當時已經實行了全面的人工孵化技術，透過卵子與精子的人工配對，在流水線上，產生出新生命。但在這一過程中，透過注射藥物，人為地把生命分成三六九等，其中最低階的一個等級，是採取缺氧手段製造出來的智障兒，但他們的體力，卻為這個美麗新世界提供了最基礎的勞動支援。可以看出，美麗新世界的背後，卻是以人性淪喪為代價的。如何彌補這種比我們今天的現實世界更沒有人性、更沒有平等意識的社會毒素？新世界採取的辦法，就是採用一種致幻術——麻索的迷醉效用。但這種麻醉只會讓人失去對社會的真實感知，陷入到一種虛幻的滿足之中，最終損害的，卻可能是人類群落的生存能力。小說裡的管制官認為“不穩定又意味著文明的終結”（P243）。然而，一個“絕聖棄智”的社會，一個超穩定的社會，一個全體成員陷入到麻醉的假象的幸福感中的社會，最終會走向哪裡，我們華人是最有發言權的。大清王朝走到末年，正是做著超穩定的夢，吸著鴉片，沉湎在自得其樂的虛幻情境中，是洋人的炮火震醒了沉睡的中國，開始了奮發圖強的自強之路，才有了中國今日的命運。小說裡的“美麗新世界”看似完美無缺，但正在踏著萬劫不復的沉沒之途。

在三部“反烏托邦”小說中，《美麗新世界》可以說在情節上是最完整的一部。《我們》僅僅是由情感為導火線策反了一次反政府的暴動，《1984》中的反政府行動，最終因為人性的缺失而流產，而《美麗新世界》在情節的層面上是顛覆性的。小說裡的最核心的人物，是流失到美麗新世界之外的“野人”，他保真了人類既往的傳統道德，當他回到了美麗新世界中之時，他的道德體系與新世界的價值觀發生了格格不入的衝突。新世界裡個體女性的最美麗代表列寧娜豐滿妖嬈，可愛迷人，在這個體系裡，她身上全無人類恪守的價值標準，可以與任何男人發生肉體關係，但卻不會在心靈上產生情感的反應。“野人”別無選擇地愛上了她，但“野人”的道德觀與我們是一樣的，希望他愛著的女人是貞潔的，能夠在皮肉之外還有靈魂的相通，而這個要求，對於列寧娜來說，幾乎是天方夜譚。她不能理解，男人在得到了她肉體之後，為什麼還要有更多的靈魂的要求。“野人”無法忍受列寧娜的“公共汽車”式的情慾觀，即使她裸身奉獻，他也無法接受她的愛情。“野人”在美麗新世界裡無法找到靈魂的棲身之所，經過管制官的同意，選擇了自我放逐，到山林裡尋求靈魂的自由與安逸。然而好景不長，新世界沒有放過他，天天有人來騷擾他的安寧的生活，而更為可怕的是，他的“無法釋欲”又沒有“迷幻劑”為他解決的“性的苦悶”，死死地糾纏著他，令他的逃避生不如死，所以，當一次列寧娜隨著一幫新世界裡的人圍觀他的生活的時候，他似乎放縱了自己的肉慾，沉醉在“索麻”的迷人效果裡，因而擊潰了他的既有的道德觀，他過去恪守的對女人的“貞潔觀”與靈魂相通的價值體系被這一次放縱給擊敗得體無完膚，在精神幻滅之後，他選擇了最後的自殺。新世界的價值體系，再一次吞滅了那些意圖擋住它的強制推行一種狂奔的所有的力道，與另兩部“反烏托邦”小說的結尾呈現的一樣，任何對抗一個強權的力量，最終都不堪一擊，落荒而逃。

《美麗新世界》裡的故事情節線放在了列寧娜與“野人”的價值觀的撞擊上，從這一生命的悲劇中，折射出新世界對人倫的泯滅，對人性的扼殺，對人慾的異化，也完成了整個小說完整的情節的逆轉。相對而言，小說裡開始出現的是列寧娜與另一個精神自卑的伯納德之間的情感糾葛，只不過是後面的列寧娜與“野人”關係的預演，小說作者開始的構思，似乎是準備在列寧娜與伯納德之間做一些文章的。伯納德雖然屬於新世界裡的上層人士，但他似乎有某種殘疾，可能與他在胚胎養育期注入了過多的酒精有關，這導致他的思想有一些異類，對新世界的一套整肅的價值體系產生了牴觸，內心裡生成了對自由與個性的嚮往，他與另一個十分完美的男人海姆霍茲成為一對映象，兩個人都在內心裡產生了對現行政權的不滿，所以，當後來“野人”出現的時候，兩個人都站到了“野人”的一邊，認同了“野人”的追求個性與自由的價值理念，這兩個人都被髮配到遙遠的地方，對抗著新世界對他們的襲擾。小說的後半部分，作者顯然被“野人”身上的強烈的反對新世界的氣質與精神所俘獲，從而讓“野人”躍升為小說裡的覺醒的男主人公，構置了小說裡的核心的情節敘事，完成了小說裡的近乎是歐·亨利式風格的主題設計。

三部“反烏托邦”小說都把人的性關係與慾望作為抗衡社會體系的一個視窗，使得這三部小說，都帶著一種逾越人類道德的“性感”，這也正反映了“性”在一個強悍的極權體系裡，是一種反抗的武器，這種說法，在《1984》裡得到了貫穿整個故事的主題強調。而從小說作者的操縱層面上來講，任何表達社會的文學作品，最終都會迴歸到“人”的靈與肉的本身來折射社會的風雲與動盪。而“性”的強烈的突兀與反差，很容易成為一個逆轉式的最容易顯示社會屬性的色蕊試紙。《美麗新世界》裡的未來世界中的道德體系是完全逆反人類的傳統模式的，所以小說裡對映在情感範疇裡的價值觀，也是逆反與違拗人類道德的，這構成了小說裡的最容易外觀到的內在的矛盾與齟齬，也讓這一部小說裡對新世界的烏托邦的迷夢作了最無情與最不留情的揭露。因為顯然，一個逆行著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義的支柱，能夠撐起人類的社會執行嗎？美麗新世界看似美麗，是否在醞釀著一次不可救藥的瓦解與傾倒？這才是小說裡真正想表達的作者的意念。

另外，我們必須說到的一點，在三部“反烏托邦小說”中，《我們》、《1984》都有著諷刺前蘇聯的極權體系的明顯跡象，而《美麗新世界》則更多的是對西方享樂社會的美好理想的一次強烈諷喻，小說裡沿用的情節，比如滯留著印地安人的“野人保留區”都直接將批判的鋒芒與矛頭指向了所謂的西方文明社會曾經有過的對其它文明曾經施展過的殘暴與猙獰。而阿道司·赫胥黎這樣的認定，與作者曾經在美國停留多年很有關係。而《我們》與《1984》的作者，都吃過俄蘇的極權體系的苦頭，相比之下，赫胥黎在他所寫作的1932年更看到的是西方社會人慾橫流、階級差異及種族隔離所帶來的社會痼疾，從而產生了他在這一部假想未來的小說中，將荒誕的冠蓋，封給了西方社會的體制上的病症，使得這一部反烏托邦的小說與另外兩部出現了明顯的站位上的差異。這一點，對於弄懂三部小說之間的微妙的異與同，有著不可忽略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