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佔領益州後，首要的是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政權。按照當時的慣例，城破之後，所有的金銀財物都可作為戰利品賞給眾將士。劉備自然也不敢破這個例，但還是作了變通：金銀財寶分給眾將士，谷帛等生活必需品則各還其主，以保證人民的生活。

　　劉備的部下還曾建議將名田豪宅賞賜給諸將，也遭到趙雲的反對。他說：“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多之，以私所愛也！”劉備欣然採納了趙雲的建議。

　　劉備還採取了一項重要措施，那就是實行“蜀人治蜀”的方針，留用和網羅了一大批當地人才，包括那些曾經激烈反對自己的人。正是在這些人的輔佐之下，益州的社會秩序得以逐漸穩定。

　　劉備對益州人才的使用，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情形：

　　一類是積極幫助劉備入川的原劉璋部下，這類人是劉備主要依靠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正。

　　劉璋聽取張松建議，派法正去聯絡劉備；法正卻暗中向劉備獻策，乘劉璋之懦弱，以張松為內應，奪取益州，然後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

　　劉備攻佔益州之後，幾乎所有重要的軍事活動都以法正為謀主，諸葛亮僅僅是“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而已。例如，劉備攻取漢中，斬夏侯淵，大破曹軍，主要輔佐者就是法正。

　　法正去世後，劉備為奪回荊州，發兵攻打東吳，結果大敗而歸。諸葛亮感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另一類是在益州素有聲望的人士，這類人是劉備建政後主要網羅的物件。

　　董和任益州太守時，以“清儉公直”著稱，“為民夷所愛信”。劉備定鼎西川后，任命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董和任職20餘年，無論是“外牧殊域”還是“內幹機衡”，都兢兢業業，“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再一類是曾經拒絕同劉備合作甚至是反對劉備的人，如劉巴、黃權。

　　曹操奪取荊州後，劉巴投靠曹操，奉命招撫長沙、零陵、桂陽。劉備奪得三郡後，諸葛亮曾寫書召他，卻被他拒絕。劉巴到益州投靠劉璋，劉璋請劉備入川抵禦張魯時，劉巴曾予以勸阻。

　　但是，劉備對劉巴非常敬仰，攻打成都時甚至專門下令：有殺害劉巴的，誅及三族。得到劉巴後，劉備委以重任。法正死後，劉巴還代替他擔任尚書令。史書記載，劉巴為官“躬履清儉，不治產業”，聲名遠揚。

　　黃權原為劉璋主簿，劉璋迎劉備入川，黃權也進行勸阻，卻被外放至廣漢做縣長。劉備襲取益州，郡縣望風歸順，黃權卻閉城堅守，直到得知劉璋投降後才歸順劉備。劉備對黃權非常器重，發兵攻打東吳時，任命其為鎮北將軍，統帥長江以北的軍隊防衛魏國。夷陵一戰，劉備兵敗，黃權不得已投降魏國，但劉備認為“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依然善待他的家人。

　　此外，對於一些有才幹卻並未得到劉璋任用的人，劉備也能量才而用。正如《資治通鑑》所言：“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姻親也；彭羕，璋之所摒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是以大和。”用今天的話說，劉備透過對各種人才的使用，團結各方面力量，結成了牢固的統一戰線，進而在益州建立鞏固的政權，最終確立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劉備進軍益州前在荊州是有點猶豫的。當時，劉璋的謀士法正帶了四千人馬來迎接，加上龐統是劉備的軍師。他堅決主張劉備到益州去，益州十分富饒，荊州貧瘠，而且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不容易根基發展，要想建立大業，可以拿益州坐後盾根基。當時曹操對劉備無暇以顧，劉備又和東吳接好。而且還有張松作內應，益州唾手可得。

在攻打益州的過程中內應張松暴露，北劉璋殺死，龐統戰死！也是很艱難的，後來諸葛亮帶兵支援，劉璋一看這是收不住了，只好投降。

給劉備留下來不少的兵馬和補給。

關於治理益州都是由諸葛亮去做的，當時劉備攻佔益州後，因法正功勞大，封他為蜀郡太守，並管理益州。法正專橫跋扈，心胸狹隘，睚眥必報。而諸葛亮和法正不同，嚴明執法，不講私情。當地豪門被治理的埋怨及深，法正勸告諸葛亮，學習漢高祖約法三章，能得到百姓的擁護。諸葛亮確認為高祖廢除秦法，制定約法三章，是因秦法嚴酷，百姓怨恨，正是順了民心。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劉璋庸碌軟弱，法令鬆弛，蜀地的官吏橫行不法。現在我要是不注重法令，蜀地怎麼能安定下來。之後法正自己也收斂了不少，也不敢像以前那樣專橫跋扈。

主要還是因為劉璋庸碌無為，軟弱無能，法令鬆弛，蜀地的官吏橫行不法，百姓困苦。加上劉備要以蜀地為根基，不能有一點馬虎。諸葛亮的嚴厲給蜀地的治理帶來了非常可觀的效果，也讓劉備的根基更加穩定。

劉備取得益州就嚴刑治蜀，是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權、打壓劉璋的舊部，防止政變。所以劉備秉承的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戰爭帶來的影響蜀國剛剛經歷了易主之戰，老百姓的生活和內政的發展，可以說都處在百廢待興的狀態。必須以嚴刑控制，防止民變和暴亂。益州諸郡相比劉備當時手中荊州兩郡要富庶的太多太多了。而且劉備已經把這裡變成了恢復漢室的根基所在，兵力和糧草的主要出處。只有自己的權利中心穩定了，才能夠高枕無憂的出川北伐東征。不然前方戰事激烈，後方大本營再發生叛亂，這樣一邊平叛一邊征討，會空耗國力勞民傷財。為未來戰爭奠定基礎劉備入川的時候就遭到劉璋手下的強烈反對，入主以後手下文臣武將又不足，只能繼續任用劉璋舊部。如果不以嚴刑治蜀，怎麼能統御、威懾這些劉璋舊部；怎麼打消這些降將的不臣之念。這個時期必須要有鐵腕的手段建立威信。不然再起戰爭的時候，人心不穩怎麼防禦敵人入侵；或是北伐時各地方官員生出異心，從中掣肘，會影響北伐的腳步。

要讓蜀中迅速穩定恢復國力，最好的辦法也就是嚴刑治理了。

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總是有階段性的規律，每個時期都有一些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著政局的穩定或者影響到社會的進步。比如明清時期的貪腐問題，宋朝的重文輕武政策，唐朝的節度使割據，兩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兩週秦漢的分封制問題等等。其中門閥政治問題，一直到唐朝武則天時期才差不多解決完，而這個問題最初是從漢朝，尤其是東漢宦官、外戚交替專權導致的政局紊亂，遺留下的問題。

每每讀史比如《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鑑》以及現代的歷史學家解讀的書籍等等，會經常遇到一個詞--豪強。顧名思義豪強指的是強橫而有權勢之人，經常對那些比自己弱小的人恐嚇、苛刻或殘酷的人。而這個群體，則是門閥政治的一個縮影，正因為在東漢末年不斷抬頭，才最終導致三國分立，而且對兩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體系影響也極其深遠。

豪強一般大多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地主官紳，其二是名儒知識分子，二者可以身份重合，也可以分開，但前者主要是擁有土地、政治權勢、軍事力量為主，後者主要是名望影響。豪強這個群體，在東漢末年乃至三國時期影響力非常大，整個社會也是由他們跟諸侯群雄集團、下層百姓三個階層組成。

所以對於這個階層，各地諸侯對待他們無非是兩種態度，其一是拉攏轉變成自己的勢力，其二打壓削弱。這兩個辦法，有時往往是並行的。曹操在北方是如此，劉備在益州也是如此。

不管是《三國演義》還是《三國志》記載當時的益州劉璋實力是比較弱的，對外無法抗爭，對內也是多數屈服順從內部豪強的勢力。關鍵的是，益州稍微離混戰的中原稍遠一些，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相對和平，所以逐漸養成了當地豪強安逸的特性。一旦曹操南下，他們就想著投降曹操，劉備來了又想著投靠劉備，總之就是想依附強者，避免大規模戰爭，最大程度保住自己階層的利益。

在劉備到來之前，益州由劉焉把控，本身益州人士很多對劉焉不滿的，甚至還爆發過流血衝突。比如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劉焉誅殺州中豪強王鹹、李權等數十人，以立威刑，犍為太守任岐和校尉賈龍起兵反叛，劉焉派東州兵和青羌兵鎮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後面的劉璋的勢力也搖搖欲墜了，劉備一來就被輕而易舉地拿下了。要知道劉備的舊部集團跟諸葛亮的荊州集團，都是以匡扶漢室為己任，對外要與群雄競爭的諸侯集團，這根當地豪強的主和意願是完全衝突的，所以進入益州之後，當地豪強多有抵制，哪怕是投靠了劉備的益州系的謀士、將士都一直在旁推側敲地提醒劉備或者諸葛亮。

比如法正曾勸諫諸葛亮寬刑法度，但諸葛亮卻反駁說劉焉、劉璋父子治下的益州法度不嚴，導致君臣之道，逐漸廢棄，積弊甚多，所以現在需要威之以法，使得“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

又比如益州大姓雍闓叛亂，李嚴給雍闓寫了六封信，曉以利害，儘量勸服，但諸葛亮的態度確是要強硬剿滅立威。

從這些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其實是很嚴重的，所以劉備、諸葛亮對待他們都是打壓為主的策略。當然了這裡也要說明一下，劉備的做法會比諸葛亮要平和一點，而諸葛亮則更徹底一些。後面隨著劉備白帝城託孤，大權落在了諸葛亮、李嚴手上，而二者背後的集團階層的衝突也隨著諸葛亮數次北伐而愈演愈烈。

所以總結一下，劉備、諸葛亮嚴刑治蜀，這個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地豪強勢力龐大，反對戰爭，主張休養生息，與劉備、諸葛亮的匡扶漢室、對外戰爭的志向相違背，自然他們成了打壓物件，而打壓的手段自然也就靠嚴刑來實現。

劉備取的益州後，打算施仁政於民，殊不知劉璋之所以失敗，正是自己的闇弱綱紀的鬆弛，民不知法，不畏法，自古治國之道，張弛有度，剛柔並濟，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以猛，諸葛亮看出了弊端所在，採取斷然措施使朝廷上下民間百姓面貌煥然一新，朝野請明，百姓知法畏法，淺見謝謝。

感謝推薦～

劉備為什麼要從嚴治蜀，我覺得首先要從益州自身特點來看。

《蜀道難》這首詩完美的反應了益州的地理情況——“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益州地緣政治的看法——“所守或匪親，化作狼與豺。”

所以說，益州本地勢力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他們很排斥外來的統治集團，為此不惜引狼入室，所以外來勢力想要在益州掌握實權，大清洗、大屠殺是一種簡單粗暴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從西晉末年到大清定鼎中原，有很多血淋淋的例子。

東漢末年，政府無力鎮壓黃巾起義，各方勢力開始興起。為防止地方割據，朝廷接受劉焉的建議，讓劉姓宗親去地方做州牧，防止地方勢力做大。

劉焉獲得益州牧職位後在荊州西部觀望，等待益州局勢穩定後，劉焉入駐益州，駐紮在綿竹，他吸納了大量的逃難豪族，東州派就此形成。利用東州軍，劉焉成功的鎮壓了益州土著豪族，從而入主益州掌握了實權。

但是劉璋作為繼承人，顯然是不夠格的，他無法維持其父對益州土著的高壓手腕，益州本土勢力極速膨脹。感覺到威脅的東州派開始物色新的領導者，他們拋棄了劉璋選擇了赤壁剛剛獲勝的劉備，這也是劉備入蜀後東州派普遍地位高的根本原因。

劉備穩固統治後必然維護東州派的利益，指定法律的五個人中法正、劉巴、李嚴是東州派代表人物，他們必然繼續不遺餘力的壓制益州土著豪族；諸葛亮和伊籍雖然是荊州派，但此時荊州派和東州派的利益是一致的，加上諸葛亮的法家主張，嚴格的律法可以說勢在必行。

在白帝城託孤時，劉備很清楚崇尚鐵腕領導的東州派不會信任年幼的劉禪，他們會再次尋找新的領導人從而出賣劉備的繼承人，因此劉備賦予荊州派代表人物諸葛亮極大的權力。而諸葛亮在世時也繼承了劉備的高壓政策，在繼續壓制益州土著同時，防止了東州派反水。

諸葛亮和蔣琬相繼死後，荊州派後繼無人劉禪無法維持劉備時代的鐵腕統治，益州再一次落到了東州派和益州土著的手裡，蜀漢的滅亡也直接反應了劉備嚴刑治蜀的英明。

劉備取得益州後為何要嚴刑治蜀？因為前期劉璋政令鬆弛，而為了威懾地方豪強，必須嚴刑治蜀，而且當時是亂世，治亂世必用重典。

《蜀科》的誕生

劉備取得益州後，以諸葛亮為肱骨，以法正為謀主。而益州的法律正是由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等人共同擬定的，名為《蜀科》。

而《蜀科》實行後，由於法律嚴厲，還遭到了很多人的不滿，法正還專門寫信給諸葛亮說這法律太嚴，請求修改，並舉了秦朝法律嚴苛失去天下，漢朝法律寬大得到民心的例子來勸說。而諸葛亮的回信反駁了法正的觀點，並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累，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土，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資治通鑑》

諸葛亮認為秦與漢跟益州情況不一樣，益州經過劉焉，劉璋的統治，德政不施，威嚴不肅，如果繼續實行寬政，這些人更是會不知好歹，而實行嚴政，才會扭轉他們的觀念，恩威並行，才能使國家有序的發展。

嚴刑治蜀的原因

個人認為劉備取得益州後用嚴刑治蜀的原因。

其一，當時天下大亂，劉備好不容易有了個大本營，且劉備對於益州來說是個外來政權，而益州的地方豪強勢力極大，如果不用嚴刑，就震懾不了這些在益州根深蒂固的勢力，也無法穩固政權。

其二，劉璋為益州之主時，地方豪強欺壓小民，貧富差距極大，而推行嚴政，也是為了打壓地主階級，扶持農民，提升生產力。

總結：之後在諸葛亮的主政下，秉承以法治國的理念，蜀國的發展也確實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禮法並用，威德並行，雖然確實嚴厲，但老百姓還是比較認可的，也確實是打壓了豪強，獲得了民心，提升了蜀國的國力。

所謂劉備嚴刑治蜀，表述並不準確。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劉備諸葛亮嚴格依法治蜀，實行嚴格管控。他們所遵循的法律是漢法，而不是嚴峻的秦法。所以不能說是嚴刑峻法。

諸葛亮只是執法必嚴。不管親近還是疏遠，不管士族親貴，還是普通平民，漢法面前一律平等。有功必賞、有過必罰。一時間風化肅然。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 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煉，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諸葛亮傳》

為什麼劉備諸葛亮要用這樣做呢？第一，這是維護統治的需要。

劉備之前，由劉璋統治蜀中，史書記載：劉璋闇弱。什麼意思？就是劉璋沒手段，難以控制蜀中各方勢力。由此導致整個社會秩序混亂。而且劉備集團屬於外來戶，其最上層管理者和一大批中層管理者，都是荊州人士。來到益州進行統治，勢必會遭到當地世家豪族的牴觸。壓制這些豪族，要麼就是統統殺光，要麼就是嚴加管束。劉備仁義，選擇了後者。用漢法嚴格監督約束蜀中豪族，從而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秩序。

第二，這是諸葛亮施政理念的體現。

諸葛亮是外法內儒。儒家為體，法家為用。用儒家作為根本，行仁政，這就有底線，保證老百姓最低限的生活。但是亂世裡要建功立業，就必須建立起崇高的權威和強有力的統治，動員一切能夠動員的力量，這就需要法家的嚴峻手段。兩者結合，才能激發整個國家最大的潛力，才有可能中興漢室。這就是諸葛亮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