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明確什麼事存在主義文學

存在主義文學是二十世紀流行於歐美的一種文藝思潮，它是存在主義哲學在文學上的反映。存在主義文學作為一個流派，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主要表現在法國文學，在四十年代達到高潮。存在文學是現代文學中最突出的文學流派，並且世界上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存在主義文學。

存在主義文學的作家主要是薩特、加繆等。

它的特徵是主觀意識決定存在意義，但有獨立意識的存在、人的價值高於一切，並自由選擇價值、貶低藝術的作用，認為藝術並不能反映現實、悲觀消極的處世態度、人並無先天本質、三位一體(作者、作家、讀者三位一體)

本次回答著重於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來分析主觀意識決定存在意義的觀點

在唯物論裡贊同物質決定意識，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物質的，只有了外界反映我們才能形成自己的主觀意識，然後存在主義文學否定了物質決定意識，而是贊同主觀意識決定存在意義 ，犯了唯心論的錯誤。這是我認為的荒謬點一。

不知荒謬何處？存在主義文學是法國文學對二戰的反思，薩特等以存在主義觀點寫出的作品，反應了那個時代的彷徨，存在主義也是人道主義，充滿人性關懷。不過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已不流行。但影響還是很深刻的。我們經過文革十年，八十年代，薩特《存在與虛無》幾乎是大學生無人不知的著作。“存在就是合理的”，哪怕只是一陣清風，都會留下痕跡。

我覺得今天的華人，不僅要補黑格爾的課，也要補上個世紀科學哲學的課，否則，不知何謂思辨，何為批判，躺在東方神秘主義的床上，不可能理解孔子等傳統文化的。

眼畔有一行一行，竟也有羞澀的感覺，不知漫長的四季，星星點點。呼有一滴，浸潤了潑形。唉！原來田裡小表沙沙做響。

二戰後，熊熊烈火縱毀了西歐和北美人民業已接受的價值體系，理性在戰爭面前究竟起了什麼作用？“人”到底是何種性質的構造物？這個世界的哪些部件出了毛病？人能夠控制並有效利用自己所建立的這個世界為已服務嗎？

諸如此類的疑問擺在人們面前，西方人民骨子裡獨有的尊崇理性的世界觀被擊得粉碎，代之以強烈的非理性的世界荒謬感，存在主義文學從而應運而生。

我將從下三點，回答問題。

1、存在主義文學的兩位帶頭大哥，薩特與加繆對“荒謬”看法；

2、存在主義文學裡“荒謬的人”的四種類型；

3、存在主義文學荒謬性的侷限；

01 薩特與加繆對“荒謬”的看法

薩特認為，人的生死存亡沒有任何理性依存和必然理由，所有的生存者都是無緣無故地出生，虛弱無力地綿延，最終又偶然地死去。這種生死的隨意性和偶然性構成了人的荒謬感。

另外，薩特又想到，在他死後，有些人可能根據其“自由選擇”理論而建制法西斯主義，別的人可能根據同樣理論選擇一種懦弱的生活，這樣，法西斯主義便會為所欲為，成為人類的真理。

“自由選擇”的這種沒有共同支撐點的特性，也構成荒謬。

他的名作《噁心》中的主人公洛根丁，有一天突然感到存在是毫無意義的。他發現人們實際沒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只有荒謬是絕對的，然而大家都不覺悟，一個個依舊活得津津有味。

於是，洛根丁感到陌生、狐獨和恐懼，甚至看見慄樹盤根錯節，鬱郁地深陷於泥土中也感到害怕。

而薩特《自由之路》中的主人公馬蒂厄的一生，則是“自由選擇”的一生：

選擇同居但棄絕婚姻，選擇思想上入黨但排斥組織上加入，最後選擇了為民族而戰，拋棄了個人狹隘的自由。馬蒂厄是自由的同時又是惶惑的，因為他認識到“自由就是恐怖”。這種恐怖，實質上就基於薩特所言的荒謬感。

薩特對“荒謬”的看法，可總括為三點：1、現實令人“噁心”，因而現存世界是荒謬的， 2、人的生死存亡是荒謬的；3、人的“自由選擇”是荒謬的。

它告訴人們對傳統價值觀的懷疑和失望，也使我們看到二戰所帶來的血淋淋後果。

與薩特同時代的存在主義文學作家中，論述荒謬最有力者當屬加繆。他的散文集《西西弗神話》論述的主題就是“氾濫於這個時代的荒謬感性”，整本書論述的出發點和結論都是“荒謬”。他在其中說道：

“如果我是林中一株小樹，獸中之貓，此生便會有意義，或者這問題根本就不會產生，因為我屬於這世界……這荒謬的理性，正是使我和一切創造對立的原因”。

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恰巧使他發現這個世界是非理性的，因而，“在任何一個街角，荒謬的感情都會陡地襲上任何人”。

作者承認，這種荒謬感是不自覺的，是潛意識的自動揮發，是難以捉摸的，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把“荒謬”分成了幾類，並作出了闡釋。

第一類“荒謬”在於生活的機械性。

加繆如是說道：

“起床、街車、辦公室或工廠四小時，吃飯、街車、工作四小時；吃飯、睡覺、以及接踵而來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依照著同樣的節拍—大部分時間這種步調很容易跟上。但是有一天‘為什麼’這問題產生了，於是，萬事復始時，便會感到極端不耐和疲憊。‘開始’—這是很重要的。履行機械化生活最後的結果是疲憊，但同時它卻產生了意識的衝動。它喚醒了意識和接踵而來的一切。接下去的行為，便是逐漸重新套上那鏈環，再不然就是豁然的覺醒。”

加繆認為，這便是荒謬的起源，那種“豁然的覺醒”便是人的荒謬感。

他認為，西西弗的生活便是單調重複的、機械的，而“今天的工人”畢生都做著和西西弗斯同樣性質的工作，因而可以說，“西西弗斯是諸神腳下的普羅階級”。

第二類“荒謬”在於世界的不合理性。

加繆說：

“一個能夠用理性解釋的世界，不管有著什麼毛病，仍然是人們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削奪了幻想與光明的宇宙裡，人感到自己是個陌生人。他的境遇就象是一種無可挽回的終身流放，因為他忘卻了所有關於失去的家鄉的回仁，也沒有樂園即將來到的那種希望。這石一種人與生活的分離，演員與環境的分離，真實地構成了荒誕的感覺”。

他分析了諸多哲學理論後，得出了一個結論：

“世界本身，它純粹的意義我不瞭解，也不過是一個龐然的非理性主義者罷了”。

他還說“荒謬就是沒有上帝的罪惡”。荒謬的人會感到一塊石頭是陌生的，面對一個女人熟悉的面孔，會覺得也許她是幾個月或幾年前曾經受過的陌路人。

荒謬的人能意識到大自然是強烈地否定他的，會感到一切美感的深處都隱藏著某種無情的東西。

總而言之，世界對他是遙遠而充滿敵意的。與《西西弗神話》同年發表的《局外人》是加繆的代表作，主人公莫爾索是一個典型的荒謬的人，世界對他來說是荒誕不經的，他對世界來說是個“局外人”。

他漠視愛情，看淡母親的死亡，對友情無動於衷，尋歡作樂而又絕非性崇拜者，殺起人來也是一副無所謂態度。

在他和世界之問，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深厚的情感或精神方面的聯絡。

加繆筆下的莫爾索形象，實際上是薩特筆下的洛根丁形象的延續和深化，莫爾索的荒謬感本質上就是洛根丁“噁心”的絕好註腳。

第三類“荒謬”是人生的短暫性和虛無性。

加繆認為，人“在時間中生存”，“隸屬於時間”，最終將走至生命的終點，死亡的恐懼感因而纏繞周身。人嚮往明天，而自身的一切卻拒斥明天。生命終將完結，而一切有關靈魂的美麗言論又都是不存在的：

“靈魂已經從這個無自動能力，甚至鞭答都不落痕跡的肉身上消滅了。”

這種生存的短暫和死後的虛無便是荒謬。加繆如是說：

“在遭遇荒謬之前，人的生存懷有目的，那便是對將來的關懷。他估計著他的機會，他依賴著‘某日’，他退休了或他子孫的勞力。他仍然以為此生有所指向。事實上他的行動彷彿是自由的，即使所有的事實都和那自由牴觸。但是經過荒謬之後，一切都被顛覆了。‘我存在’的那個觀念，我那彷彿萬物皆有意義的行動方式——這一切都被死亡以千變萬化的方式證明為謊言。”

於是他認為，人死了，一切都會化為烏有；人沒有未來，“死亡是最明顯的荒謬”。

第四類“荒謬”是他人和自我的不可理喻性。

他說：

“人類也潛藏著無人性的一面。在某些清明的片刻，他們動作機械化，他們那毫無意義的啞劇，使得一切環繞他們的事物顯得愚蠢可笑。一個人隔著電話亭的玻璃板說話，您聽不到他們所說，但您卻可看到他那無法理解的啞劇：您不知他為什麼而活著。同樣地，有時在鏡中和我們照面的陌生人，在自己照片中出現的那位熟悉卻又令人驚惶的兄弟，也正是荒謬。”

加繆更以現身說法來證明人之自我的不可捉摸：

“我能感覺身體內有一顆心，我斷定它存在。我能接觸這世界，同樣地我斷定它存在。我的一切知識總結於此，其餘便是虛構的了。因為如果我試圖去抓住這個確定的自我，並且試圖去界定和描述它，它只不過是從我指縫間流掉的水罷了。”

加繆更關心的“問題是在荒謬狀態下的生存”，他說他對於發現荒謬之興趣，遠不如對它們的影響興趣更大。

所以，加繆在作品中推崇對荒謬的反叛、在束縛中求自由、在冷寂的世界上熱情洋溢地生活下去。他認為，這種反叛賦予生命價值，它恢復了生命的威嚴。

所以基於此，在存在主義文學裡，薩特直面荒謬，結論是“自由選擇”：可以擇善，可以擇惡，只要勇於承擔自己選擇的後果。

而加繆的結論更富有悲劇色彩和英雄氣概：

荒謬的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巨大的荒謬的背景下，愈發顯得清醒、高大，富有一種令人蕩氣迴腸的浪漫情調。

這種浪漫，本質上是積極向上的，而絕非消極遁世的，它的核心是一種悲觀主義基礎上的英雄主義。

02 存在主義文學裡“荒謬的人”的四種類型

基於以上對“荒謬”的看法，存在主義文學家們的筆下，出現了四種“荒謬的人”。

第一種“荒謬的人”是唐璜式的人。

唐璜（拜倫長篇詩體小說《唐璜》的主人公）遊蕩在脂粉群中，終生追求愛慾的滿足。他不是憂鬱傷感的，因為他從不冀望未來；對他來說，最虛無縹緲的，便是對彼岸的信仰：

“地獄對他只不過是一個可堪戲弄的玩意兒。對神明的憤怒，他只有一個答覆，那便是人的榮耀。”第二種“荒謬的人”是演員。

演員能夠進入所有的生命，體驗他們的多姿多采。“演員有三個鐘頭的時間就可以扮演任何人。在那短暫的時間空檔，他使他們復活了，使他們死在五十碼方圓的舞臺上”。

在演員孤單單一個肉身中包裹著無數個靈魂，正是這無數個異己的靈魂成就了他的自我，在加繆看來，這便是荒謬。

第三種“荒謬的人”是征服者。

所謂“征服者”，即征服永恆、征服死亡的人。他選擇歷史而不選擇永恆，因為歷史是確定的。

他是他自己的目的，且是他僅有的目的。他明知自己的諸般努力是荒謬且無果的，但仍不輟進取。

他是個戰士，是個革命家；他能夠剋制自我，經受嚴酷考驗，且直到自己力量的偉岸之處。

這類人坦然面對生之大限，在自己寫作的王國裡信筆漫遊，處處綻開意象的花朵，極盡嬉樂之能。

凡此，我們可以看到，所謂荒謬，實質上就是西方人民在舊有理性標準失落和傳統價值觀念崩潰後的那種廣闊無邊的空白。恰如加繆所言：

“相信生命的意義永遠表示著某種價值標準，某些抉擇以及我們的偏好。相信荒謬，根據我們的定義，卻啟迪完全相反的事……今天人們對真知識已感到絕望……世上的一切知識對我一無所賜，無法使我確定這世界是屬於我的。”

也因此，在存在主義文學家們看來，普遍的理性、宿命論都成了虛飾無聊之辭。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荒謬的根本著落點不在於人，也不在於世界，而是根植於這兩者之間，也即荒謬的本質就是主客體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就是它們之間的不統一性。

這些存在主義作家們，是以整個西方文化作為背景的。西方文化在總體上比較偏重個人主義，重視個體的獨立，強調個人奮鬥，而“荒謬是他由於孤軍奮鬥而產生的極端緊張”。

另外，薩特過分強調了生死的偶然性，而不提其必然性；加繆則過分強調了人生的短暫和虛無，而忘記了人的生命固然短暫，但本是可以放出奪目光彩的；死後固然了無靈魂，但人的精神、風範可以永在。

而且，加繆認為人的幸福建立在對荒謬的反叛上，這無疑是一種積極的、入世的態度，但這同時又把人的幸福源泉狹隘化和固定化了。

再說，個體生命雖說短如朝露，但從人類整體上看，生命更如不斷流的水，而且將會越流越大。

因為人的心靈、人的自我本就是一個混合物，而絕不是單一的。再者，即便單一也並不意味著自我，混合不等同於沒有自我；準確地說，人的自我是多面體，有無數個稜，且形狀各異，千姿百態。

人的心靈如一塊海綿，在人生不同階段，從不同渠道多方面點點滴滴、零零碎碎地揀拾起所需之物，從而愈來愈豐富、愈來愈飽滿、愈來愈成熟。

所以，存在主義一味找尋所謂純淨初始本原的自我，只會陷於抽象怪圈中，其結果也只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這就要說到存在主義文學裡的荒謬性的缺陷了。存在主義文學從純粹的個體出發考察人之生死存亡，沒能夠胸懷整個人類歷史和放眼群體，這是它悲觀主義結論之得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其特點和侷限。

03 存在主義文學荒謬性的缺陷

如上所說，存在主義文學的荒謬性最大缺陷在於它的抽象性，這一點和它最大特點，哲理性相伴相生。

首先，以上說的關於存在主義文學荒謬性種種的觀點，是有具體生存條件和適應度的，而它的倡導者卻把它當作一種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適應的普遍觀點，這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其次，這種觀點的前提是抽象的：它認為世上本就存在著一種先驗的東西，正是由於這種先驗之物和現實世界相較，才得出了“世界是荒謬的”的結論。

最後，反映這觀點的人物形象是抽象的，以西西弗為例，他是“荒謬的人”最典型代表。

他蔑視諸神，仇視死亡，熱愛生命；他喜歡看那海灣的曲線，閃爍的海洋和大地的微笑。他的命運就是要把那塊註定要不斷地滾下來的石頭不斷地推上去，這是諸神對他的懲罰。然而他超越了這種命運，在悲劇性的奮鬥中居然獲得了幸福：

“對他來說，投有主宰的宇宙既不貧清，也不徒勞。石尖的每一個原子，夜色朦朦的山上的每一片礦巖，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奮鬥上山此事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實”。

西西弗斯是一個被塑造的而且是極端抽象化了的例子，他離實際生活和普通人太遠，幾乎被淨化了一切社會關係和全部歷史聯絡，在他那兒社會消長等於零。

他無需贍養父母，無需教育子女，無需為夫妻關係而焦慮；沒有朋友，沒有同事；不用處心積慮如何生存，不用為養活家庭而操心；而終生做著一件不是工作的工作。

這種處理是一種對生活蕪雜現象的極度蒸發，是一種純淨化結果，是一種被典型化了的情境，但同時也是一種對生活全面性、豐富性和複雜性的狹隘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歪曲。

回過頭來，儘管存在主義文學裡的荒謬性有種種侷限，但它依然是人類自身理性的折射，所折射出的是人文主義之光，它的根本出發點是“人”，它尊重人的個性，弘揚人的自由，鼓吹人的獨立，宣講人的價值。以至於胡經之先生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裡說，存在主義文學是“新的人學”。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