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事物都是矛盾的，看問題的方向不同，都會有爭議。爭議過大是一切變法的屬性，因為變法都是強烈的不同利益集團的碰撞。

“官不司職，民不守法”的開端就是王安石搞出來的，還引入了不可調和的兩派黨爭，國家的內部分裂導致了一些列的內政外交問題。不是他滅了北宋是誰！他自己倒是不貪，守貧率己。但經過他的新法提拔上來的一群人，可謂是奸臣輩出。南宋徹底拋棄了王安石的變法內容，才使得整個宋室王朝才延續國祚100多年，於此同理的張居正變法之後，到崇禎結束整個國家的稅收改革制度得以保留，使得在風雨飄搖的明末徹底把明帝國送入深淵！

有多大爭議呢？

無非某時期捧之為先進思想，批評舊勢力。

事實上，早在宋仁宗時期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及造成的冗費，已經令整個國家處於不得不變的境地。這是整個國家統治階層的共識，只是爭議在於，誰來主持變法，如何變法這兩個最大的利益爭執。

簡單說，北宋優待士大夫，給予官員疊床架屋式設定，大肆蔭封。一個官員就可有階官、職官、差遣、貼職等若干職務。比如隨便一位宰相，薪資待遇能夠達到十萬貫。

由於缺乏馬匹，北宋採取強幹弱枝政策，首都地區蝟集六成禁軍，又大肆招募廂軍以緩解地方災荒。到宋神宗初期，全國禁軍60萬，廂軍也有60萬，這還沒計算邊境地區的藩勇、效用軍，當然造成大量財政收入用於養兵養官。

宋神宗變法前，國家的年度財政收入是7000萬貫（石），變法高潮時期達到1.2億，那麼這些錢財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

顯然是從百姓頭上掠奪來的。

因此，當王安石的學生鄭俠寧願承擔罪責也要違法透過銀臺司快遞向宋神宗呈遞《流民圖》來描繪變法的惡果，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變法主題就徹底破產了。

同時，變法於國家財政收支，國防建設，地方經濟發展，無一成果。反而因為黨徒的各種違法而與舊黨產生激烈衝突，遭到反對也就不足為奇。而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急迫心情以辭職脅迫皇帝處分反對派大臣，嚴重破壞了君子政治傳統，遭到報復也就實在難免。

此外，王安石本人號稱是清廉，但其弟弟，兒子，侄兒，學生，利用變法積聚大量財富。這樣的清廉也就是一個笑話。

所以宋神宗死後，舊黨在太皇太后支援下全面廢黜新法。哲宗掌權再啟用新黨，徽宗最初廢黜新黨再持續寵信蔡京。新黨舊黨歷經70年黨爭而終於亡國，究其根源，王安石變法及其引導作用都難逃其咎。

有人說王安石是穿越的人：有一項改革——青苗法，就是農民在播種的季節缺錢可以向朝廷借錢，收穫後再還（典型的一個農業銀行）。但地方官員在執行中規定每家農戶必須向朝廷借錢，收穫後再還，（利息比較高但遠低於之前社會借錢的利息），這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後來激起後人的詬病……

王安石變法爭議最大之處是對於民間財富的大量掠奪，我們知道宋朝能夠有高度繁榮的民間經濟以及文化發展，離不開宋朝前期對於民間監管的放鬆，也就說宋朝對於民間保持一種開放態度。這不得不說是宋朝面臨的十分嚴重的外部情況所決定的，遼西夏大理對於宋朝都有一定的威脅，如果對內部統治過於嚴格，很可能激起國內的反抗，所以說宋朝寬鬆的政策讓發展得非常好。

但是在，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時期。宋朝所面臨的問題也很多，歸根到底就是國庫空虛，整個朝廷缺錢了。當時宋神宗繼位之後，就想解決這些問題。王安石就提出了整個變法政策，但王石變法政策中，青苗法免役法法市易法，都大量涉及了對於民間財富的掠奪，特別是市易法的推行，政府既要維護市場秩序，又要參與市場交易，破壞了整個社會發展秩序，老百姓對此怨聲載道。

整個社會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其實王安石變法及政策出發點是非常好的，就是解決國家財政危機，並且這些政策設立也有自己的完善考慮，但是，上面的政策到下面基本上就變形了。比如青苗法的設立，在老百姓困難的時候，推行給老百姓，但是下面的官員為了完成自己的政績，不顧實際情況大量把錢貸給老百姓讓他們還錢，造成民間壓力極大。

同時王安石變法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導致宋朝皇帝權力與大臣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在王安石被貶出之後，宋神宗一手抓改革，極大的加強了皇帝權利，打破了北宋初期建立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平衡。自此之後，皇帝權力在北宋越來越強大，君權和大臣不再是一種平衡，而是打破了士大夫與皇帝之間的均衡狀態。

所以說王安石變法爭議之處，就在於對於老百姓財富的掠奪，國家及當裁判又當運動員，這對於老百姓來說是十分殘酷的事情，政府的事情就是管理天下並收取賦稅。而你卻既收取賦稅又經商，把老百姓的血汗統統都搜刮上去了，這雖然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宋朝國庫空虛的問題，但是對於民間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所以說王安石變法之處就在於加強了對於民間的控制，以及對於民間財富的掠奪，這不是一個政府所應該實行的政策，你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把一個社會發展的良性迴圈打破了。

並且王安石變法到成了惡果是非常嚴重的，那就是導致宋朝君臣之間的權力平衡被打破，在宋徽宗時期，這種惡果就體現出來了，並且王安石變法導致宋朝朋黨之爭的激化，這也是導致宋朝在徽宗時期出現極大問題的原因。

其實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比較好的，但是王石本人是一個國家主義者，認為老百姓犧牲一點沒有什麼，只要這個國家發展的好，老百姓犧牲再多也是應該的，不體恤老百姓的困苦，只為發展自己，這是一種錯誤的發展理念，但是王安石變法又解決了國家一些問題，解決的問題和製造出的新問題都很大，這就讓王安石變法充滿了爭議。

宋朝的神宗時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開始全面推行旨在“強國”的新的政策體系，也就是歷史上統稱為“變法”的改革。

國家的管理之所以要改革，一般情況下無外乎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原有的體系已經不能夠激發社會的活力，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這種變法的意願來自於統治者，也就是君王本身，這樣就很容易成為“國策”，推行起來就比較順理，效果也會很明顯，比如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發起的秦國變法，也就是“商鞅變法”，對秦國的崛起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種情況，是國家的管理體系的弊端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國家執行的正常進行，也就是國家“入不敷出”快要破產的時候，必須進行“以增加國家收入”為核心的管理體系的改革，這種所謂的變法，通常是被動的，統治者對於改革的決心也是搖擺不定的。這樣的改革，基本上的結局就是：以良好的願望為出發點，經過執行的走樣和跑偏，得到的常常是和改革願望完全相反的效果，典型的比喻就是

種下的是龍種，長出來的卻是臭蟲。

王安石的變法就是如此。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張居正的改革，皇權相權集於一身，改革就基本上沒有什麼阻力，並且儘量的不去觸動“體制”這根神經。改革的效果就會更大些。

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從開始醞釀的時候，就爭議很大，並一直伴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且一直延續到今天，爭議依然很大。

這種爭議，在宋朝開啟了長達七十多年黨爭，新舊兩派勢力唇槍舌劍，黨同伐異，如果不是徽欽二宗被金朝擄了去，北宋被滅，估計新舊兩派的黨爭不會停止。

王安石變法的爭議為什麼會這麼大，大到支援變法和反對變法的兩派幾乎勢不兩立？

歸根到底，也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王安石的“新政”，簡單的講就是“增收節支”，在新政設計上，是以犧牲“地主士紳”的利益為代價，來使國家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那麼必定會帶來“既得利益者”的不滿。王安石認為“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的稅收收入”，是一個理想的“國富，民也富”的好辦法，但是這個辦法明擺著就是奔著從富人那裡增加稅收去的，比如國家對商業的壟斷。

在節支方面，王安石雖然看明白了由於仁宗時期（實際上是各朝的積累）的所謂仁政，整個國家因為包括軍隊，官員的冗員過多，加上朝廷的開支過於龐大而財政負擔沉重，簡單的講，就是養的兵太多，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編制過於龐大，加上朝廷的“公務支出”太猛，使得每年的國家稅收絕大部分用於養兵，養人和“三公支出”，用於支援發展的資金嚴重不足。但是在如何節流的問題上，卻沒有一個系統的辦法。

強調增收，而不能有效控制支出 ，這就是一個不平衡的“改革設計”。

所以，在王安石提出自己的改革設想的時候，就遭到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所謂“保守”勢力，也就是地主士紳的勢力的激烈反對，司馬光認為，國家的稅收收入已經很高了，要想改革，重點應該是“節流”，而不是“開源”。

爭論由此展開。

第二，王安石變法在執行層面上嚴重的跑偏了（鑑於篇幅就不展開論述如何跑偏），本來的“惠民政策”（比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到了執行層面最終變成了加劇老百姓負擔的負面政策，美好的願望最終成了讓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現實。一副《流民圖》讓宋神宗感到了事態嚴重，於是，從堅決支援王安石變法變成了反對變法，王安石的變革在上至皇帝下到百姓的反對聲中草草收場，反對變法的司馬光上臺了，改革的首倡者王安石被罷免回家。

而司馬光對於這場出於美好願望但設計有缺陷、執行更加離譜的“變法”進行了過分的“清算”。

這種過分的清算，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事更對人”。全面否定了“變法”，同時也全面否定並不遺餘力的打擊支援和執行變法的官員，也就是所謂的新派。

這才是真正的悲劇。造成這個悲劇的根源，就是中國士大夫集團的所謂“道德，正義，和情懷”。改革之爭總是會變成道義之爭，正義之爭和情懷之爭。

從做事到做人，從來都是做人的那些人會很容易佔到“道義，正義，情懷”的制高點。

中國計程車大夫集團和他們衣缽的繼承者，直到今天，還在習慣於在任何“技術，理論和執行”層面的爭論當中用“道義和情懷”來佔領精神的高地，似乎“精神”永遠都是要高於物質。

這是因為，對於士大夫集團來講，即使是說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時候，那個“匹夫”也僅僅是代表士大夫集團自己而已。而真正的“匹夫”是不配有這種情懷的。

中國的歷史上，倡導變法的人，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其個人的歸宿都是很悲慘的，王安石似乎是結局最好的一位。至少他不像商鞅那樣被車裂，也沒像後來的張居正被掘墓。

因為王安石變法並沒有挽救宋朝，而是加速了宋朝的腐敗和滅亡。

人們現在都說王安石變法純粹是為了國家和人民，如果是這樣，變法失敗就是令人扼腕的，何況宋朝是唯一的知識分子統治的國家，所以後世的知識分子普遍同情宋朝，不象其他朝代完全把知識分子當成犬儒來對待，可是宋朝又死的最慘！這讓後來的知識分子十分的惋惜，爭議。

在我看來，任何朝代的任何改革都含有有層目的，一個是確實是國家出現了問題，而且是動大手術的問題，所以改革的目的確實是為了富國強國，減輕人民負擔，以緩解社會矛盾。其次是以皇帝為首的新興勢力要奪建制派的權，並重新分配國家資源，為什麼皇帝要和下層階級聯合而對附上層集團呢？

其實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是很容易被駕空的，除了少數幾個厲害的皇帝能夠壓制群臣，大部分皇帝大部分時間是和群臣鬥，而且歷史上絕大部分政爭，黨爭及改革其實質都是皇帝鬥群臣，這種情況明朝最激烈，宋朝當然也是，因為北宋的文官政治基本任用的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結成朋黨，互通婚姻，拜師認友，互相奧援，形成一個不可撼動的權力網路，動一牽百，動百牽萬，既使皇帝也奈何不了他們，國家的資源已被他們佔盡，權力也被他們瓜分完畢，只有外部勢力才能打破他們。

宋神宗時有”三冗“，即冗官多，冗兵多，冗員多，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尤其宋朝的兵多，共有常備軍一百五十多萬，全分佈在全國各地，就是為了鎮壓人民，宋朝是各朝最腐敗的，這點從小說《水滸傳》中就可以看的出來，已經完全無所謂王法了，當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只是軍隊無處不在，雙方能夠勉強維持平衡，一旦外敵入侵，輕易就能推翻。

王安石本人就屬於新興階層，當然對當權派不滿，神宗感到好處都讓大臣們佔了，就提拔了一批來自民間的所謂”新黨”來奪“舊黨”的權，有了皇帝的支援，改革派取得了一時的勝利，守舊派只是策略性的妥協，有機會必要反撲，主要是找到對手的毛病。

但是王安石變法確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三冗人員裁撤了不少，奪回了不少權力，實際上改革的每一項都是相應的權力落入了新黨手中，階級矛盾有所緩和，形成了政壇上新舊兩黨勢均力敵的現象，神宗又可以高居兩黨之上，行使皇帝的權力了，但造成了一個後果，即新舊兩黨的激烈黨爭，使後來的皇帝時而扶持這黨，時而又扶持另一黨，一黨獨大時，皇帝被駕空，兩黨平衡時，內外就會失衡。

當王安石的學生給皇帝呈上《流民圖》時，變法失敗了，守舊派等的就是這一天，他們群起攻擊王安石是禍國殃民，變法造成了大量的流民，還要不要國家了，宋神宗自己也頂不住了，雖然他活著沒有廢除法令，但也不再執行了，當然，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只能說明守舊派勢力太強大了。

王安石的變法之所以飽受爭議，是因為王安石變法最大的成就，主要是讓北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事實上，皇帝在說王安石變法成功時，也是常常會拿著國庫收入上升來說事。

但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人，總會告訴皇帝。在生產力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之前，天下的財富是一定的，政府的收入明顯上升了，這部分收入從哪裡來的，肯定是從社會聚斂而來的。所謂的變法，不過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財而已。

當然，支援王安石變法的人，通常都試圖證明，政府財政收入上升，主要是從有錢有勢的人那裡得來；而且，在相應過程中，底層的老百姓都是獲利的。所以，變法之後，廣大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

至於反對變法的人，則會說變法的內容，都是說一套作一套，實際上都是從底層百姓手中斂錢，最後買單的都是那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所以變法之後，廣大老百姓都是苦不堪言。

更關鍵的是，在新法和舊法的爭論中，舊法從理論上來說，也確實比新法更人性化。比如，按舊法，家庭貧困、或者沒有成年勞動力的家庭、以及收入低於某個標準的人，都是不用服役的。但在新法中，則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服役。

再比如，按舊法，老百姓窮得沒飯吃時，可以無償向政府申請救濟，而且政府也必須給予相應的救助；但在新法裡，老百姓窮得沒飯吃時，只能向政府借錢，到期之後必須連本帶利歸還。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王安石的新法並不全是對底層老百姓有利的。

而且，新法在實施過程中，也會出現很多偏差，所謂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以較低的利率向遇到困難的老百姓發放借款，本來是一件好事，既可可增加政府收入又還兼有抑制民間高利貸的作用。

但問題是，當時朝廷將放貸多少作為考核官員是否能幹的主要指標，很多官員為了出業績和往上爬，於是強迫老百姓向政府借錢，不僅如此，這些官員還和民間高利貸合作，先將國家的錢以較低利率借給民間放貸者，然後再強迫老百姓找民間放貸者借高利貸，結果自然是把許多底層老百姓弄得更難以生活。

當然，新法在執行過程中有問題，不代表舊法在執行過程中就不會出問題。事實上，在實施過程中，舊法也會產生許多弊端，相關代表底層民眾的內容，都不會被實行。比如所謂的低保等，都會被既得利益者給冒領。

所以，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恐怕誰也不知道，因為，反對變法的人，是以司馬光領銜的，而司馬光的私生活近於無可挑剔。所以，我們很難說，司馬光激烈的反對變法，是被既得利益者收買了。同樣，領銜變法的王安石在私生活上也近於無可挑剔。不論人們怎樣否定王安石，絕不會有人會把貪汙腐敗與他聯絡在一起。

王安石改革的最大問題在於，他把人當作機器，而不是富有情感和個性的人，這一點有點像秦的商鞅變法，商鞅變法造就了秦，但最終也葬送了秦。如果說這樣的改革在貧窮落後的秦可以在一定階段成功的話，在富庶和文化發達的宋是不可能被人們接受的。從另一方面說，王安石的改革禁錮了人的創造性，消弱了民眾的力量對官員權力的制約，強化了封建集權，使得宋早期較為清明的政治轉向腐化，間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