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海岸線很長，防守相對來說是比較浪費精力的，太被動。而且明朝時期的倭寇其實大部分不是日本人，而是元末被朱元璋打敗的其他農民起義軍逃出海為寇，和一些因為海禁而不得不出海為寇走私貨物的人。真正的日本浪人不太多。

而古代因為通訊等方面都不發達，勞師遠征是最忌諱的，而且日本又沒什麼資源，征服了也沒什麼好的，可能還得花精力去照顧他們（大部分的中央王朝都是愛民的）。元朝時期曾經兩次遠征日本，因為不熟悉季風而失敗，這個應該也是一個原因。

嘉靖年間的倭患實際上不是當時日本的政府行為，明朝自鄭和下西洋後進一步發展了宋朝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 ，明朝時期海上貿易發達 ，也導致海盜猖獗，所謂的倭寇不過是當時日本戰國亂世時代流浪的日本武士投靠中國海盜打工混飯吃而已，十個所謂的倭寇裡面最多一兩個日本人，當時的倭寇並不是日本政府行為，明朝政府也因為沿海居民的安全採取過閉關，但沒有鎖國，終明朝一朝，海上貿易一直髮達，在平定海盜後繼續開放沿海貿易。

真正明朝和日本政府間對抗是在北韓，明末援助北韓打擊日本，明朝先後兩次派出不足八萬兵力打的日本幾十萬舉國精銳滿地找牙，逃回日本的不足十之一二，自此三百年不敢窺視中國。直至和滿清甲午戰爭在歷史上首次打敗中國！

朱元璋立海禁，規定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導致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海上貿易商人只能化身為強盜，引倭寇入侵為亂一方，其實真正的倭寇人數是極少的。官修《明史·日本傳》裡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這是嘉靖年的記錄，漢人七成，外華人主要日本人三成。倭寇頭子基本全部是漢人，比如鄭成功老爹大海盜頭子鄭芝龍。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中律，上奏說:倭患的起源，是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雖稱倭寇，“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參與剿倭的將領王忬，也向皇帝報告：據他調查，“倭寇”頭領約有百餘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國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等。另一剿倭名將胡宗憲，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其中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同樣全部是華人。也就是說，在所謂的“倭寇”內部，華人不但在人數上佔了絕對優勢，也同時牢牢把握著領導權。

眾所周知，古代的海上貿易獲利是非常豐厚的，在宋朝海上貿易達到巔峰，宋朝是當時最重要的海上的貿易大國，泉洲、明洲都是當時最大海上貿易港口。海上貿易的稅收是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佔到了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宋朝最高國庫收入為一億兩仠萬白銀，明朝正德元年不足二百萬兩，萬曆張居正最好時期是八百萬兩，崇禎刮地三尺，反了一堆人還刮不到一千兩百萬兩。宋時中國就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北韓。

政府抱著金飯碗不收錢，又不讓民間參與，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吃陳友諒留下的老本只吃到永樂鄭和下西洋為止，陳友諒留下的先進的造船術並未被明王朝所繼承與發揚，反而為東南沿海海商所吸收並發展。那麼問題來了，海商要不坐以待斃，要不造反，不造反還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僱幾個倭寇，招些流民，自己幕後做老闆，搶搶官船，做做海貿，賺的盆滿缽滿，官兵來圍剿，根本不可怕，落後的船舶，生疏的海戰都使得官兵不堪一擊。

違反經濟規律，又沒有足夠了的實力去違護自己的暴力規劃，是明王朝倭寇越剿越多的根源所在！

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在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的第34年，發生了極其詭異的一幕——七十餘名倭寇躲過了明朝軍隊的層層阻擊，直逼陪都南京城下。然而翻閱相關史料就可以發現，南直隸地區有十二萬明朝軍隊，那麼這七十個倭寇是如何突破十二萬大軍的包圍呢？這十二萬大軍當時又究竟在哪裡呢？

▲南京明故宮城牆遺址

眾所周知，明朝首都原本在南京，朱棣遷都後將北平作為事實上的首都。當時的河北地區稱為北直隸順天府，南京和江蘇地區則稱為南直隸應天府。南京作為陪都，駐軍自然不在少數。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大明王朝總兵力超過280萬。然而這一切不過是紙面上的數字，實際數量連一半都沒有——因為當時吏治腐敗，許多部隊都有吃空額的情況。

▲古畫上的明朝軍隊形象

有意思的是，從北至南，吃空額的情況往往會依次加重——北方邊境，可能是實際數字是賬面數字的十分之七，京師和中部省份則是一半左右，而到了江南地區則只有十分之二。原來也很簡單，畢竟越往南邊走，所面臨的軍事威脅就越小，多吃點兒空額也無關緊要。因此，儘管南直隸地區對外稱有十二萬大軍，實際上連兩萬人都不到。而這兩萬人絕大部分都駐紮在浙江、福建和江蘇三省，留在南京的更是少之又少。這也就是為什麼“十二萬大軍攔不住七十幾個倭寇”。

▲倭寇形象

進一步說，明朝和倭寇之間的戰爭之所以輸多贏少，一方面是明朝軍隊戰鬥力有限，另一方面則是兵力上的巨大差距。作戰時號稱萬人大軍，實際上只有千人，然而執行的卻又是萬人大軍的任務，如此情況之下，明軍又怎能不輸呢？

此外，七十餘名倭寇之所以能直逼南京城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和南京當地官員未下達出城圍剿倭寇的命令有關。由於擔心倭寇有詐，是在引誘他們出城作戰，誘敵深入，故選擇防守，要求全城戒嚴，在城上迎擊倭寇。畢竟城內兵力有限，萬一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城內士兵傾巢而出，那麼南京城就陷入危難之中，所以那些官員才“放縱”這些倭寇直逼城下。

▲明代大臣上朝場景蠟像

對於軍隊吃空額的問題，明朝的文武百官們早有耳聞，只不過一個個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心照不宣罷了。嘉靖皇帝在位時期，明朝賬面上有兩百萬兵力，實際只有一百萬，而到萬曆年間，經過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也才勉強把這個數字提高到120萬左右，剩下80萬依舊是水分。

▲明代將領劇照

當然，客觀地說，其實歷朝歷代都有吃空額的問題，宋朝時這一情況甚至還比明朝嚴重，一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善，但是也存在綠營兵吃空額的問題。哪怕到了抗日戰爭期間，依然有許多地方軍隊面臨這樣的尷尬境地，一支軍隊號稱是一個師的兵力，實際只有三千不到的人。

參考資料：

《明史》

有明一代277年，中國東南沿海倭患不斷。其中，嘉靖年間倭寇猖獗，對東南沿海的社會生產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社會經濟和人民生命安全損失甚大。

在抗倭戰爭中，湧現了戚繼光、俞大猷、胡宗憲等名將，但實際上，嘉靖朝首任治倭長官是不為人熟知的朱紈。朱紈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終以個人悲劇收場，湮沒在故紙堆中。

明朝建立初期，中國東南海上有較多的張士誠、方國珍餘部，這些殘餘勢力與原統治區有著千絲萬縷萬縷的關係，不斷對東南沿海進行侵襲。元末以來,來自日本的倭寇愈演愈烈，東南沿海地區形式較為緊張。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對東南沿海地區海上貿易的重要性與人民對海洋的依賴認識不足，面對這樣的局勢，於洪武七年將泉州、明州、廣州三處市舶司裁撤，並於洪武十四年“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濱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正式開始了海禁。此後，明政府又多次下令嚴厲海禁。洪武二十七年，為徹底取消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

圖1 朱紈，明朝大臣、抗倭名將，字子純，號秋崖

為了嚴格海禁政策的執行，明政府於洪武二十年將舟山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至內陸，廢棄了這些土地。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盡。”

與海禁政策同步的是設立東南沿海衛所。為了防備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朱元璋在東南沿海整頓海防“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信國公湯和往浙江整飭海防，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並設立了大量的衛所。洪武十九年又命信國公湯和於至江浙一帶築城五十九座以庇護百姓。

海禁政策初期對保障東南沿海不受倭寇侵擾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從長遠看並不利於抗倭與東南地區發展：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生活大多依靠海洋，海禁使得閩浙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許多百姓鋌而走險出海貿易以資生存，在受到官府追捕時被迫加入倭寇的行列。而對沿海地區島嶼的棄置，又給海盜提供了棲身之所。海禁政策並不能完全禁絕海上貿易，走私商販為謀取暴利活躍於東南沿海。為了保證自身利益，不法商販往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並勾結海盜，與沿海勢家大族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圖2 明代倭寇侵擾地區範圍圖

到了嘉靖年間，經過將近200年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海盜群體日益龐大，走私活動猖獗。此時的日本正值戰國時代前夜，國內戰亂不斷，越來越多的破產武士難以生存，來到富饒的中國東南沿海劫掠。而中國承平多年，東南地區武備廢弛，“浙、閩海防久墜，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寇“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對東南沿海造成很大的破壞“吳粵之民食不暇炊，臥不安枕，農夫釋耒，紅女寢機。甚則族類離散，逃竄別邑。或父子老弱系虜相隨於路，其死傷者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縣幾為丘墟，其禍慘於正統時矣”。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倭患，明政府於嘉靖二十六年命右副都御使朱紈“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負責起東南沿海的抗倭事宜。

圖3 倭寇搶劫的畫面

朱紈是正德十六年進士，在各地任職多年，有豐富的政治經驗，正直清廉，並有指揮軍事作戰的經歷。朱紈到任後，發現當地局勢很複雜。當初太祖下令“片板不許入海”，之後走私貿易猖獗“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在此時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組織機構“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龐大的走私團伙背後是閩浙地方豪強“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之通婚。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

在貿易中，中國走私商人“頗抑勒其值”，在無法償還時便以報官恐嚇以求拖延。由於始終無法兌現，倭人大怒，勾結中國海盜殺人取償“內地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哃喝官府以縱寇為詞，共出則陰洩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資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踞島中，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飢寒困苦者鹹相率從亂”。在報復的過程中，倭寇看到中國東南沿海武裝力量極為薄弱，於是便放棄走私貿易轉而進行無本萬利的武力劫掠。

圖4 1380年的倭寇

面對這樣的狀況，“淸強峭直，勇於任事”的朱紈採納了僉事項高和部分士民的意見，認為“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朝廷要求再次嚴厲海禁，以求杜絕倭患。朱紈在此次禁海中做的極為出色“視事日悉掃一切應酬，早夜申約束通海內地奸民”，在最高長官以身作則下，閩浙地方海禁執行嚴格“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

在這樣的高壓下，走私貿易受到嚴重打擊。但是，閩浙大族與普通百姓都靠海為生，如此嚴厲的海禁政策截斷了其收入主要來源，招致了地方上下的一致反對“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勢家大族想要拉朱紈下水，從金錢和仕途上對朱紈威逼利誘“寧波趙文華啖以南京侍郎，挾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內外交煽尤力”。但是朱紈一心以海禁除倭報國為重，不為所動，厲行海禁“公有文武才略，清強峭直，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讎，前後所操切，黃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

圖5 明軍出征抗倭寇 水上激戰

在嚴格海禁的同時，朱紈還採取了一系列強硬的軍事措施，有效地打擊了沿海倭寇“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人；移鎮定海，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於溫、盤、南麂諸洋”，並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擒獲賊首許棟，填塞了海盜的重要根據地雙嶼島。但是在朝中閩浙籍官員的左右下，朱紈僅僅得到一次封賞。

由於利益上的不可調和，朱紈與閩浙大族的矛盾愈演愈烈。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僅僅在填塞雙嶼島的後一個月，日本貢使未按期來貢，朱紈請求朝廷允許。夜晚有人以書信投到貢使居住的驛館，挑撥貢使襲殺朱紈，閩籍官員得知此事但並未告訴朱紈。所幸這次挑撥未能得逞，而朱紈的請求在阻撓下也未得允許。與此同時，閩浙大族藉口朱紈擒獲的“皆良民，非賊黨”，並且“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為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朱紈上疏申辯，“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並使用手中的權力便宜行戮。閩浙士大夫對此驚恐痛恨，“於是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發動在朝為官的閩浙籍言官周亮、葉鏜彈劾朱紈。世宗受到蠱惑發生動搖，將朱紈由原任提督閩浙軍務、巡撫浙江改為浙江巡視，“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圖6 嚴嵩（1480年－1567年）

此次落職對朱紈影響極大，他手中的權力大大縮水，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效貫徹自己的政策。面對這種情況，朱紈數次上疏朝廷申辯，在奏摺中“語多激憤”，觸怒了當時朝中的首輔嚴嵩“因而有侵執政語，執政聞之亦不善也”。

在落職之前，朱紈擊敗了劫掠詔安的佛郎機人，抓住了另一個重要賊首李光頭，將之處死，並以此為契機彈劾世家大族“復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這一次，言官陳久德彈劾朱紈擅殺，朝廷“落紈職，命兵科給事中杜汝禎按問”。朱紈自知因為自己行事清廉剛果，得罪了朝廷大員與閩浙勢族，又無錢賄賂前來調查的官員，不願對簿，於是飲毒藥自殺“公居恆嘆吾貧無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縱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引鴆以卒。年僅五十有八”。果然，朱紈死後按問官員回覆朝廷，坐朱紈擅殺。朝廷下令逮捕朱紈，朱紈已死，便把朱紈的兩個得力副手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問成死罪關押。

圖7 倭寇的盔甲

朱紈死後，朝廷罷免巡視大臣數年不設，海禁再度鬆弛，朱紈整頓的武備也再度廢弛。“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佈海道，在臺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為黃岩外障，副使丁湛盡遣散之，撤備弛禁”。

此後未有多久，東南沿海倭患大作。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勢力最大的正是在閩浙勢家庇護下逃走的大盜許棟的手下汪直“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素窟穴其中者以內地不得逞，悉逸出海島中為倭謀主，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旗號，並分艘掠內地，倭患日劇”。捲土重來的倭寇遇上再度廢弛的東南軍備，直將大明繁華富庶的東南地區攪得一片狼藉，明政府動員了極大的力量方才重新將滿目瘡痍的東南安定下來。

圖8 登州設防海港（現為蓬萊），1560年

朱紈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朱紈個人為官清廉敢於任事，在具體執行中，他才兼文武，從政策貫徹和軍事手段上雙管齊下，有效的打擊了東南地區已成規模的倭寇，是難得一見的優秀官吏。但由於他所有效維護的是一條已經落後於時代的政策，海禁在當時已經成為阻礙東南地區發展的障礙，所以他的悲劇可以說是註定的。

在朱紈自殺後的17年，即隆慶元年（1567）年，大明宣佈解除海禁，允許民間商人遠販東西二洋。東南各地的民間貿易走向繁盛，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文：清涼山居士

參考文獻:《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