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基於現實需求 在漢初搞了相對寬鬆的政治

在劉邦一統天下並建立漢朝前，集權過程就已經出現在諸夏大地上。不過在經歷了春秋戰國兩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劉邦並不會像暴秦那樣強行終止很多地方的基層自治，而是權宜地分封了大量諸侯國，避免重蹈二世而亡的覆轍。

不過，劉邦並不想成為第二個周天子。從他登基開始，不論是否有意為之，藩王的權勢都在不斷的削弱。這個過程也被他之後的漢景帝與漢武帝給繼承了下來。所以《削藩策》、《推恩令》才被拿上了檯面，由此帶來的變化則是諸侯國到漢武帝時已徹底被中央所壓制。

漢初的多級格局 成為了皇帝們逐步消化的物件

既然諸侯都不斷受到中央的削弱，直轄的郡縣就更是難以避免被皇帝的強權管控了。漢初就繼承了秦制，以郡為最大的地方行政單位，其下設縣，而諸侯國則與郡同級。為了保證地方上沒有坐大的能力，劉邦海對直轄的郡實行軍政分離的策略。一郡的長官雖為太守，但他卻主管民政。至於軍政事務，除每年進行的軍事演習外，都由都尉總領。

有人會問，這兩個職位即便權責分開，也可以沆瀣一氣啊！因此針對這樣的情況，漢代規定都尉雖要協助太守管理地方，卻直屬於中央的太尉。為此都尉和太守的官府甚至都不在一個地方。除此之外，還剝奪了都尉的調兵權力，一切軍隊的調動都要憑藉皇帝的虎符和羽檄才可進行。這樣，地方的軍事便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了。

漢朝地方軍的調動其實並不方便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由於敵情總是瞬息萬變，而且距離中央也路途遙遠，因此邊郡和內地是完全不同的。在漢初的邊郡，太守不但總領軍政大權，而且常常直接領兵作戰。同時為了更好的進行軍事管理，其治下還額外配備長史這樣的幕僚。

只是從理想層面來看，漢初的中央集權還是“漏洞百出”的。因為在軍政方面，漢初不光有諸侯國這樣的自治區，還有邊郡這樣軍政一體的行政系統。而真正被中央牢牢掌控的，只有數量有限的內地郡縣。

除了軍政以外，漢初也再無對地方過多的管控。劉邦去世後的諸位漢帝也繼續奉行黃老學說，以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為經濟方針，對地方的經濟發展並未過多幹涉。同時鼓勵商業流通和農業發展。這樣的舉措也促使地方的商人和豪強崛起，其勢力有時甚至超過了地方官吏。

富起來的民間團體 一度在漢朝很有勢力

2 漢武帝的極端集權

漢武帝的統治期是割韭菜的黃金時段

經歷了文景之治的寬鬆統治，漢武帝終於有了足夠的資本來收割韭菜。他首先於公元前127年頒佈了《推恩令》，將諸侯國不斷拆解消化，使其勢力變得羸弱而分散。之後再透過處罰諸侯王罪行的方式，取消部分諸侯國的編制。

當然，光有這些舉措還滿足不了他的集權夢想。因此在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將全國郡國劃分為13個州。同時設定了13名刺史進行每年的定期巡查，打擊地方官員和豪強的不法行為。之後還要將當地的情況向皇帝進行報告。由此，無論是內郡還是邊郡，都被牢牢控制在皇帝的監視之下。隨後，漢武帝又不斷擴充中央軍隊的編制和人數，以保證中央在武力上擁有鎮壓地方叛亂的絕對優勢。

漢朝時的一盞銅製油燈

在推恩令頒佈的8年後，漢武帝開始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對商戶、手工業者和運輸業者徵收財產稅。同時，還將鹽、鐵、售賣權收歸國有。這樣的舉措為漢武帝帶來了大量的利潤。

初嘗甜頭的他，接著在公元前110年向全國推廣“均輸”的政策。這是一種國家參與的商業行為，它以各地應繳貢品為資本，折算成當地的特產。然後由中央控制下的均輸官運往其他地區高價賣出，以同商人逐利。

五銖錢 漢武帝為了斂財而濫發的著名貨幣

雖然已經獲得了大量的額外收入，還是讓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感到不能滿足。公元前98年，他進一步將酒的釀造和售賣權壟斷，以儘可能的搜刮民間的財富。經過這連番的折騰，漢武帝狠狠的削弱了地方勢力和民間經濟，使國家機器的觸手更深入地探向了方方面面。

漢朝權貴階層才可持有的金餅

3 修補與崩壞

漢武帝供養著規模遠超前人的官吏隊伍

這樣的強權管控，不斷榨取著各個地區的活力。加上各種窮兵黷武的消耗，到漢武帝末期，漢朝已經呈現出凋敝的景象。漢武帝的繼任者們，不得不開始著手調整漢武帝的極端集權。

公元前81年，漢昭帝下令召開鹽鐵辯論，以評估漢武帝的經濟政策是否應該保留。經過一番唇槍舌戰，最終罷除了朝廷對酒的壟斷。但僅僅這一項改革，並不足以改變國家的現狀。於是漢昭帝緊鑼密鼓的下令各地官員要抓農桑之事並頒佈多項減免稅、役的法令。

正在為自己政策辯護的桑弘羊

在統治國家13年後，漢昭帝駕崩。不過繼位的漢宣帝延續了其鼓勵農事、減免稅、役的政策，並在其基礎上整頓吏治，還利用國家干預的方式抑制了高昂鹽價和糧價。

昭、宣二帝的修補，一度使漢朝經濟得到恢復，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兩位君王修補傷口的方式和漢武帝制造傷口的方式是一樣的。都是利用朝廷的強勢干預手段，達成一種立竿見影的短期效益。因此，一旦明事理的君主不在，這樣的努力便立刻會遭到極端的反噬。

任何皇帝的改革 都不能觸及核心利益階層

西漢末年的情況便是最佳的證明。從漢宣帝死後到新莽代漢的4位皇帝，個個都是缺乏手腕之輩。在他們的治下，外戚弄權、官吏腐敗。而託集權所賜，這些權貴又可以將魔爪伸向普羅大眾。於是，上至皇帝、丞相，下至公主列候，無不侵吞土地奴役平民。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還大肆增加賦稅和勞役，甚至昔日惠民的政策也成為他們巧取豪奪的手段。

最終，在百姓的哀怨中，西漢王朝被道德完人王莽取代。但王莽還是沒有嘗試用正確的手段去解決問題，很快就迎來了又一個大亂世。

王莽的勝利 是對漢朝制度的極大嘲諷

4 東漢的維持與改變

劉秀本身就是地方權力重建後的得益者

新朝末年，各處勢力的割據使以往的集權體制被強制洗牌。後來成為光武帝的劉秀，也是參與和利用了這次大洗牌，才有幸脫穎而出。但面對一片百廢待興的國土，他須要做出改變。

所以在登基之初，劉秀便強調以柔治國。先是廢除了大量王莽時期定下的繁複法條，減少刑事處罰。而後又降低田租稅賦，招納流民並租借給他們公田從事生產。接著他精兵簡政，將鹽鐵專營的控制權由中央改為地方。還裁撤了地方的預備兵員，代之以屯兵、募兵等常備部隊。最後取消了郡國兵每年的軍事演習，並將內郡都尉一職從常設改為臨時。同時讓太守獨攬軍政大權，不復設定虎符制度，可以不受干涉的募兵或調兵。

東漢地方軍的調動比西漢時更為靈活

劉秀死後，這些政策多數得以保留，甚至還有發展。比如在公元88年時，漢和帝下令取消鹽鐵專營。由於兵役和賦稅的減少，公田的租借使得民間的經濟得以恢復。而地方軍政許可權的提高與官僚的精簡，又得以讓地方軍政官員可以便宜行事。每有叛亂和軍情，即便是內地太守，都可以在第一時間領常備兵員進行征討。大大提高了國防效率的同時，還避免了徵調兵役、勞役對經濟和國家財政造成的損害。正是這些反集權的舉措，造就了東漢前期的復興局面。

雖然東漢前期進行了可貴的嘗試，卻仍然沒有觸及關鍵性的核心。時間長了，就免不了出現反覆。如鹽鐵專營的問題，就曾在漢章帝時期全面恢復。即便在漢和帝下令取消後，鹽鐵官營也仍然存在。這樣不徹底的改革，造就了後來的窘境。

漢庭的內鬥 讓更早遭殃的百姓選擇依附豪強

由於國家管控無處不在，官僚系統依然臃腫龐大，所以當賢明君主不再存在的時候，官吏的壓榨便如脫韁Mustang般愈演愈烈。這又造成了更多對外戰爭，而在頻繁武力衝突的影響之下，即便下放軍政權力到地方，也會漸漸難以抵擋。持續的戰爭，最終使得被波及的地區人口逃亡、依附於豪強的現象加劇。朝廷的稅收迅速減少，人力資源也趨於緊張。為了更多的榨取資源，就要進一步的稅。於是，惡性迴圈就產生了不可逆的發展。

從兩漢的集權體制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規律，集權程度並非線性增長的。它的成長總是伴隨著各種起起伏伏，時而加強時而削弱。但無論如何變化，少部分權力滲透到方方面面的決心永遠不會變，區別僅在於到什麼程度。

應該是選人用人被士族壟斷，導致權臣一個一個出現。選人用人都是舉薦，開始還認真執行。後來都是看關係，沒才能代代當官，有才華也不可以當官。

隋文帝的科舉打破了士族壟斷，形成一種科學的人才流動模式。

因為國家是皇帝的，是少數皇族和權臣的，而不是全體人民的。 沒了“漢朝”自有“馬朝”，老百姓與官僚，小官僚與大官僚，大官僚和皇族看中的不是一回事！

土地私有化，最終必然產生地主階級。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比如工業革命時期，土地兼併逼著農民前往城市務工，這也是推動工業革命發展的一個原因。但是漢朝時候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農民沒有機會到城裡從事手工業，城市也沒有足夠資源養活手工業者，所以農民只能再回過頭去找豪強，混口飯吃。

漢朝出現地方豪強的原因有兩個：

一、政權結構權不下鄉，中央派出的官員都只到縣級，其餘管理多由地方上的人出任，就導致縣以下多為自治狀態，有了滋生豪強家族的土壤。

二、選官方式為孝廉制度，將新任官員的選拔全靠官員的自覺，一旦有人謀私或地方豪強施加影響就會導致地方選出的人為地方有權有勢認可之人，從而助長了地方豪強氣焰，使得豪強在地方官員的支援下佔有更多的人口和資源。

但西漢壓制豪強方面做的比較好，會定期將地方出現的豪強以為皇帝守靈的理由遷移到首都，不讓他做大。

但東漢，由於其建立就是因西漢末年亂局中在地方豪強支援下建立的。

所以對地方豪強沒能有有效手段壓制，地方豪強不斷蠶食地方的資源，取得地方的實際控制權，所以才有了漢書中“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地記載。

在隋朝以前，每個朝代都是靠推舉制而走上仕途，這就導致一些世家大族把握著朝政，而那些有才華的寒門子弟只能依附世家大族，做幕僚。

影響最大的是州牧和刺史制度。東漢末年起義不斷，為了應對層出不窮的暴動，東漢王朝設立州牧制度。州牧的人選除了是名門之外，一般都是由當地的豪強擔任。而地方州牧因為可以自己募兵和囤積錢糧，為了快速增強實力所以就加緊了對農民的剝削，導致土地兼併嚴重，大量的土地成為地主豪強的私物，而普通農民則淪為佃農、僱農甚至是奴隸，為少數的地主服務。比如曹操的手下曹洪就經常在新佔領地或者家鄉圈地。而刺史本來是中央御史大夫的派出機構，後來隨著州牧實權的確立，刺史也變成了握有實權的封疆大吏。

因此，在地方豪強的掌控下，大量的人口和資源被控制在大地主的土地上。地方實力太強，中央也就相對弱小，所以即使君主專制在加強，也改變不了中央集權在衰弱的局面。

我們要先了解階層的形成，根據我學習歷史的知識作如下回答：

地主階級的形成：地主主要是三部分人員，一部分是從貴族轉化而來，他們在私田上採用封建的租佃剝削方式，使農民 依附於他們，成為新興地主。第二部分是一些建立軍功的將士轉變成為地主階級。第三部分是一些大商人和 高利貸者，他們將商業利潤轉移到土地上，大肆兼併土地，成為地主階級。

自耕農的形成：自耕農從庶人中轉化而來，是治田百畝的個體農民。他們除負擔“什一稅”外，還有其他苛捐雜稅，一年所剩無幾，難以維持生活。

佃農與僱農的形成：為了逃避日益加重的負擔，許多自耕農放棄土地奔匿他鄉，或者因種種原因失去土 地，就只好依附於地主當佃農，從地主那裡佃耕小塊土地，把收成半數以上作為地租交給地主。

到了漢朝時，隨著農業生產技術提高，西漢中期土地兼併更加激烈，透過土地買賣， 同時經營“貨殖” ，不斷積累資產，逐漸產生了豪強地主，對社會政治與經濟產生了巨大沖擊。

豪強地主特點：（1）規模大，多種經營 。在規模巨大的田莊中，一般以農業為主，兼營林、牧、漁各業，還 從事某些手工業，或進行一定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 （2）聚族而居，賓客相附 。以宗族為核心聚族而居，宗族、賓客、徒附、部曲、奴婢，雖然在莊園裡所處的地位不同，都對莊園主有極強的依附關係，有嚴格的長幼尊卑之序。(3）宗族宗法色彩。在宗法籠罩下的地主田莊裡，階級矛盾與對抗相對比較緩和，從而顯 示了較強的凝聚力，或聚族遷徙，或築塢自守，或合族征伐。 （4）擁有私人武裝。地主私人武裝多由徒附和賓客組成，逐漸擴大規模，按軍隊的編制組織 “部曲” 。

豪強地主的 影響： （1）豪強地主經濟與自耕農經濟相比較，具有很強的生存與發展能力。具有興修水利、製造推廣 新農具、實施耕作新技術等等的能力。以宗法關係聚族而居的地主田莊可以組織大規模農業生產，田莊 經濟比自耕農經濟具有明顯的進步性。 （2）隨著地主莊園經濟的形成，中國封建社會初期的宗族組織和宗法制度也有了發展。到了漢代，則 以財富和權力來劃分社會等級。

正是以上關係，所以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只有消滅土地私有，只有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物質財富大量富足時，才不會產生依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