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太宗遣蕭翼賺蘭亭序之謎
蘭亭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千百年來傾倒了無數習書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後人尊稱為“書聖”。宋代姜夔酷愛《蘭亭序》，日日研習，常將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雲：“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
”歷時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門，可見釋讀之難：一千六百多年來無數書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釋讀過，何嘗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奧，但最終只能得其一體而已。因此，《蘭亭序》可以說是由傑出的書法智慧所營造成的迷宮。
據說，永和九年（353）農曆3月3日，王羲之與文友、親族謝安、孫綽等41人， 修禊（一種臨水消災的禮俗）于山陰之蘭亭。
飲酒賦詩，王羲之“用蠶繭紙、鼠須筆”乘醉作序，計28行、324字。酒醒後再寫數十百通，均不如原作，乃稱“最得意書”， 王羲之將《蘭亭序》視為傳家寶，並代代相傳，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孫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為僧，身後自然沒有子嗣，就將祖傳真本傳給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蒐集王羲之書法珍寶，經常臨習，對《蘭亭序》這一真跡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懸賞索求，但一直沒有結果。後察出《蘭亭序》真跡在會稽一個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從此引出一段 ，唐太宗騙取《蘭亭序》，原跡隨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蘭亭序》的傳奇色彩和神秘氣氛。
唐人記載蘭亭故事有兩種版本。 劉悚《隋唐嘉話》記：“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眾所得。……果師死後，弟子僧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后，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四年入秦府。
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太平廣記》收何延之《蘭亭記》記載大有不同。何文稱，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仿摹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後訪知在辯才處，三次召見，辯才詭稱經亂散失不知所在。
房玄齡薦監察御史蕭翼以智取之。蕭翼隱匿身份，喬裝潦倒書生，投其所好，弈棋吟詠，論書作畫成忘年交，後辨才誇耀所藏，出示其懸於屋樑之《蘭亭》真跡，《蘭亭》，遂為蕭翼乘隙私取此帖長安覆命。太宗命拓數本賜太子諸王近臣，臨終，語李治：“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也？汝意如何？”於是，《蘭亭》真跡葬入昭陵。
何延之自雲，以上故事系聞辯才弟子元素於永興寺智永禪師故房親口述說。
劉、何二說，情節懸異。一般以為，何說漂浮失實，劉說翔實可信，騙取與耳語沒有了。兩者情節雖異，但《蘭亭序》真跡埋入昭陵，說法卻一致。
此事又有餘波。據《新五代史·溫韜傳》，後梁耀州節度使溫韜曾盜昭陵：“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依此記載，則《蘭亭》真跡經“劫陵賊”溫韜之手又復見天日。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說，《蘭亭序》偕葬時，為李世民的姐妹用偽本掉換，真跡留存人間。然此後《蘭亭》真跡訊息便杳如黃鶴，其下落如何，更是謎中之謎了。
唐太宗得到《蘭亭》後，曾命弘文館拓書名手馮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諸人鉤摹數本副本，分賜親貴近臣。
太宗死，以真跡殉葬。現傳世的《蘭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跡。
傳世本種類很多，或木石刻本，或為摹本，或為臨本。著名者如《定武蘭亭》，傳為歐陽詢臨摹上石，因北宋時發現於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馮承素鉤摹本，稱《神龍本蘭亭》，由於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龍”小印，所以將其定名為神龍本《蘭亭序》，以區別於其他的唐摹本。
此本墨色最活，躍然紙上，摹寫精細，牽絲映帶，纖毫畢現，數百字之文，無字不用牽絲、俯仰嫋娜，多而不覺其佻，其筆法、墨氣、行款、神韻，都得以體現，基本上可窺見羲之原作風貌。公認為是最好的摹本，被視為珍品。 馮承素摹的《蘭亭序》紙本，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高24。
5釐米，寬69。9釐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為郭天錫所獲，後歸大藏家項元汴，乾隆復入御府。
（二）關於蘭亭序的真偽
傳世至今的《蘭亭序》摹本，為中國楷書書法之珍品，千餘年來，人無問言，獨至清末，廣東書家李文田對此疑問叢生，斷言“文尚難信，何有文於字”，晉人書法不應脫離漢魏隸書，所以《蘭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書。
清人李文田對此有些疑問，卻並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發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指出，《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郭沫若撰文斥《蘭亭》為偽作，一時熱鬧非凡。1965年7月8日，毛澤東致函郭沫若，就《蘭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
”此後，啟功、李長路、章士釗、高二適等名家都對《蘭亭序》真偽問題的公開論辯，雙方各執其理，這就是著名的“蘭亭論辨”。傳言高二適先生頗用意氣，有“何來鼠子敢跳梁，蘭亭依舊屬姓王”句回擊郭沫若。然迄於今日，由《蘭亭序》引發的疑案，仍聚訟紛紜，難有定論。
一、《蘭亭序》一文的真偽
《蘭亭序》是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禊”，會上各人做詩，由王羲之揮毫作序。首先讀一下《蘭亭序》一文：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關於《 蘭亭序》一文真偽，基於下列事實：
一、王羲之的《蘭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為什麼此前晉文最完備之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未見此文。
兩位六朝文專家許??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也不選此文。東晉至初唐200餘年間，《蘭亭序》未見著錄，與此文地位殊不相稱。 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不收此文。 在文章家的 眼裡，它似乎還沒有獲得認可。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辭類纂》和吳氏昆仲的《古文觀止》給它以肯定。
二、《臨河序》之名見《世說新語》的南朝梁人劉（峻）孝標的註文。郭沫若認為《臨河序》文可信，《蘭亭序》文不可信。《蘭亭序》與《臨河序》文字上有異， 主要有兩點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與”以下述王羲之情懷襟抱之167字；
2．文末，無“右將軍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
此外，文中有兩處改易，語序亦略有不同。
《蘭亭序》，唐人方見著錄。是《世說》注刪改增補《蘭亭序》而為《臨河序》，還是後人擴充移易《臨河序》而成《蘭亭序》？上述疑案，撲朔迷離，延續千年， 真偽難辨。
二、《蘭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蘭亭序》，首先耍肯定《蘭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 。
傳統看法是，《晉書》本傳明載《蘭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蘭亭序》出於後人偽託，是在《臨河序》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
清代順德人李文田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跋文中率先提出這一見解。汪中藏本後歸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應端方之請而寫的。
理由如下：
1．《世說》注引王羲之文，題作《臨河序》，無傳世《蘭亭序》述懷大段文字，“則唐以後《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
2．蘭亭之會乃仿金谷之會，序文亦擬石祟《金谷序》。《臨河序》、《金谷序》內容篇幅“相應”，而《蘭亭序》、《金谷序》文次結構“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
3．《臨河序》文末40字，為《蘭亭序》所無，“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據此，李文田斷然否定《蘭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說李文田“議論精闢”，並認為相傳的《蘭亭序》後半文字，興感無端，與王羲之思想無相同之處，書體亦和近年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類。
郭沫若針對“夫人之相與”一段文字補論據：1．《蘭亭序》興懷太悲，與蘭亭會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暢在所因”，“俯瞰綠水濱”，而“《蘭亭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2．《蘭亭序》悲憫情感，與王羲之性格不合。蘭亭修禊，王羲之47歲，“以憂國憂民的志土自居”，本傳亦記其人“以骨鯁稱”，王羲之“決不至於像傳世《蘭亭序》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蘭亭序》依託何時？梁代是不會有，郭認為文章必依託於唐代以前，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餘年。郭沫若進一步考證，《蘭亭序》之依託者是王羲之七代孫、陳代永興寺僧人智永。郭氏認為：“智永很會做文章，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於無’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
”至於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盤”，則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一語。
郭沫若的觀點遭到高二適、章士釗等人的猛力反駁。高二適認為：
1．關於文題。王羲之寫此文時並無標目，其標目乃是同時人及歷代錄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蘭亭詩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稱。
《臨河序》其實是注家作了刪削的《蘭亭序》
2．關於增文。《世說》註文“有移動及增減處”。文末40字，“是記述禊詩事”，“此或是禊飲中人寫的，劉既刪節右軍文，遂不妨給他添上，這也是注家之能事”。
3．關於思想。本傳稱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許多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反映在《蘭亭序》以及詩句的情感變化上”，“則‘人之相與’一大段，確可說是右軍的本文”。
章土釗引蘭亭與會者謝安詩“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以印證《蘭亭序》“齊彭殤為妄作”，證明《蘭亭序》正反映出與會者之心態。
三、《蘭亭序》書帖真偽
唐太宗親撰的《晉書·王羲之傳》只載《蘭亭序》文字，沒有提到王羲之的《蘭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書帖二百七十餘軸，也沒有《蘭亭序》在內。
《蘭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書， 南宋姜夔率先質疑：“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蘭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則從書體上否定定武《蘭亭》為王羲之筆跡：“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也。
”認為晉人書法，應不脫漢魏隸書面貌，故世無《蘭亭序》書。結論曰：“文尚難信，何有於字？”（《定武（蘭亭跋）》
1965年，郭沫若據南京出土《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1972年，又據新疆出土寫本《三國志》殘卷，認為墓石上的字型，與神龍《蘭亭》、定武《蘭亭》筆跡迥殊，斬釘截鐵斷定：文章“根本就是偽託的，墨跡就不用說也是假的”。
其主要論據是：
1．書體論。“天下的晉書都必然是隸書體”，“《蘭亭序》的筆法和唐以後的楷書是一致的”。
2．字跡論。王羲之書，“筆勢雄強”，《蘭亭》法帖，字跡“相當嫵媚”，與王謝墓石字跡迥殊。
3．筆意論。晉人草書，須有“隸書筆意”，《蘭亭》法帖被“稱為行書的最高峰”，已脫隸書筆意，“王羲之是隸書時代的人，怎麼能把隸書筆意丟盡呢？”
郭沫若深入考證說，陳代知名大書法家智永，“用筆結構和《蘭亭序》書法完全是一個體系”。
“可以直截了當地說：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 智永是陳代永興寺的僧人。據說他臨書三十年，能兼諸體，尤善草書，他的真草書《千字文》就寫了八百多本 ， 石刻至今還儲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煬帝曾經稱讚他的書法是得“右軍之肉”。
向他求書的人太多，連門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鐵皮來保護著。象他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寫出蘭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不僅文中“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因此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
郭最後說，說《蘭亭序》依託於智永，並不是否定的書法價值，認為《蘭亭序》是佳書，是行書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又是書法界巨擘，當時地位顯赫，此論一出，破石驚天，引起軒然大波。贊同郭說有啟功、宗白華等人，反對者有章士釗、高二適等人。
章士釗驚呼：“夫如是，吾誠不知中國書史，經此一大破壞，史綱將如何寫法而可！”高二適認為，此論“驚心動魂”，“此乃不啻在帖學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適等人著文駁議，認為郭氏以兩塊碑石而斷東晉只有隸書一種字型，是“孤證不立，偏難概全”。隸書用於碑板，行書用於筆札，不可苛求王羲之書《蘭亭》亦用隸體。
王羲之以“書聖”得名，“定以當時永字變體而來，他人未能變，或變而不克，右軍正以變而作聖焉”。“東晉時代的章草、今草、行書、楷書確已大備，比較而言，後兩者是年輕的書體，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進變化，因而在書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在當時字型演變時期，《蘭亭》法帖部分字跡仍未脫離隸書筆意，說明《蘭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一文中認為，從東漢起，隸書一方面向草書發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東晉則己成熟。商又說郭沫若所謂《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都是智永所託，但未舉出神龍本與智永書法相同的特點，是缺乏事實根據“想當然”的說法。
智永所書《千字文》的刻本與手寫本有幾本傳世，風格還是一致的，今將神龍本與《蘭亭序帖》比對探索，同一作者的個性就會使人失望，即神龍本與《千字文》在風格筆勢有出入，前者骨多於肉，後者肉勝於骨，特別是兩者的風格筆勢不能謂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報》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發表了王元軍的《從六朝士人不屑碑誌看“蘭亭論辯”的失誤》一文，從新的角度對老問題作出質疑。
他認為六朝尤其是東晉士人視尺牘為展現風流的藝術，而對於技藝性的碑誌書法不屑一顧。由於對於這一點認識不充分，導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誌書法與士人尺牘書法相提並論，從而使蘭亭序為偽的論爭失去了根基。郭沫若從當時出土的幾方墓誌以及磚刻文字書法與《蘭亭序》有明顯的不同就斷言《蘭亭序》不是當時社會的產物，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侷限性。
《蘭亭序》的疑案，涉及對王羲之思想，《蘭亭序》內容的評價，涉及文學史、書法史。考古學諸多方面，其意義已遠遠超過了《蘭亭序》本身。 隨著歲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蘭亭序》。今日書壇,有頗不以《蘭亭序》為意者,謂《蘭亭序》已被"神化",此淺人妄言，也無損於王羲之“書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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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太宗遣蕭翼賺蘭亭序之謎
蘭亭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千百年來傾倒了無數習書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後人尊稱為“書聖”。宋代姜夔酷愛《蘭亭序》，日日研習，常將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雲：“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
”歷時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門，可見釋讀之難：一千六百多年來無數書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釋讀過，何嘗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奧，但最終只能得其一體而已。因此，《蘭亭序》可以說是由傑出的書法智慧所營造成的迷宮。
據說，永和九年（353）農曆3月3日，王羲之與文友、親族謝安、孫綽等41人， 修禊（一種臨水消災的禮俗）于山陰之蘭亭。
飲酒賦詩，王羲之“用蠶繭紙、鼠須筆”乘醉作序，計28行、324字。酒醒後再寫數十百通，均不如原作，乃稱“最得意書”， 王羲之將《蘭亭序》視為傳家寶，並代代相傳，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孫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為僧，身後自然沒有子嗣，就將祖傳真本傳給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蒐集王羲之書法珍寶，經常臨習，對《蘭亭序》這一真跡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懸賞索求，但一直沒有結果。後察出《蘭亭序》真跡在會稽一個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從此引出一段 ，唐太宗騙取《蘭亭序》，原跡隨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蘭亭序》的傳奇色彩和神秘氣氛。
唐人記載蘭亭故事有兩種版本。 劉悚《隋唐嘉話》記：“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眾所得。……果師死後，弟子僧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后，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四年入秦府。
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太平廣記》收何延之《蘭亭記》記載大有不同。何文稱，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仿摹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後訪知在辯才處，三次召見，辯才詭稱經亂散失不知所在。
房玄齡薦監察御史蕭翼以智取之。蕭翼隱匿身份，喬裝潦倒書生，投其所好，弈棋吟詠，論書作畫成忘年交，後辨才誇耀所藏，出示其懸於屋樑之《蘭亭》真跡，《蘭亭》，遂為蕭翼乘隙私取此帖長安覆命。太宗命拓數本賜太子諸王近臣，臨終，語李治：“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也？汝意如何？”於是，《蘭亭》真跡葬入昭陵。
何延之自雲，以上故事系聞辯才弟子元素於永興寺智永禪師故房親口述說。
劉、何二說，情節懸異。一般以為，何說漂浮失實，劉說翔實可信，騙取與耳語沒有了。兩者情節雖異，但《蘭亭序》真跡埋入昭陵，說法卻一致。
此事又有餘波。據《新五代史·溫韜傳》，後梁耀州節度使溫韜曾盜昭陵：“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依此記載，則《蘭亭》真跡經“劫陵賊”溫韜之手又復見天日。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說，《蘭亭序》偕葬時，為李世民的姐妹用偽本掉換，真跡留存人間。然此後《蘭亭》真跡訊息便杳如黃鶴，其下落如何，更是謎中之謎了。
唐太宗得到《蘭亭》後，曾命弘文館拓書名手馮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諸人鉤摹數本副本，分賜親貴近臣。
太宗死，以真跡殉葬。現傳世的《蘭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跡。
傳世本種類很多，或木石刻本，或為摹本，或為臨本。著名者如《定武蘭亭》，傳為歐陽詢臨摹上石，因北宋時發現於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馮承素鉤摹本，稱《神龍本蘭亭》，由於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龍”小印，所以將其定名為神龍本《蘭亭序》，以區別於其他的唐摹本。
此本墨色最活，躍然紙上，摹寫精細，牽絲映帶，纖毫畢現，數百字之文，無字不用牽絲、俯仰嫋娜，多而不覺其佻，其筆法、墨氣、行款、神韻，都得以體現，基本上可窺見羲之原作風貌。公認為是最好的摹本，被視為珍品。 馮承素摹的《蘭亭序》紙本，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高24。
5釐米，寬69。9釐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為郭天錫所獲，後歸大藏家項元汴，乾隆復入御府。
（二）關於蘭亭序的真偽
傳世至今的《蘭亭序》摹本，為中國楷書書法之珍品，千餘年來，人無問言，獨至清末，廣東書家李文田對此疑問叢生，斷言“文尚難信，何有文於字”，晉人書法不應脫離漢魏隸書，所以《蘭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書。
清人李文田對此有些疑問，卻並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發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指出，《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郭沫若撰文斥《蘭亭》為偽作，一時熱鬧非凡。1965年7月8日，毛澤東致函郭沫若，就《蘭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
”此後，啟功、李長路、章士釗、高二適等名家都對《蘭亭序》真偽問題的公開論辯，雙方各執其理，這就是著名的“蘭亭論辨”。傳言高二適先生頗用意氣，有“何來鼠子敢跳梁，蘭亭依舊屬姓王”句回擊郭沫若。然迄於今日，由《蘭亭序》引發的疑案，仍聚訟紛紜，難有定論。
一、《蘭亭序》一文的真偽
《蘭亭序》是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禊”，會上各人做詩，由王羲之揮毫作序。首先讀一下《蘭亭序》一文：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關於《 蘭亭序》一文真偽，基於下列事實：
一、王羲之的《蘭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為什麼此前晉文最完備之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未見此文。
兩位六朝文專家許??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也不選此文。東晉至初唐200餘年間，《蘭亭序》未見著錄，與此文地位殊不相稱。 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不收此文。 在文章家的 眼裡，它似乎還沒有獲得認可。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辭類纂》和吳氏昆仲的《古文觀止》給它以肯定。
二、《臨河序》之名見《世說新語》的南朝梁人劉（峻）孝標的註文。郭沫若認為《臨河序》文可信，《蘭亭序》文不可信。《蘭亭序》與《臨河序》文字上有異， 主要有兩點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與”以下述王羲之情懷襟抱之167字；
2．文末，無“右將軍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
此外，文中有兩處改易，語序亦略有不同。
《蘭亭序》，唐人方見著錄。是《世說》注刪改增補《蘭亭序》而為《臨河序》，還是後人擴充移易《臨河序》而成《蘭亭序》？上述疑案，撲朔迷離，延續千年， 真偽難辨。
二、《蘭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蘭亭序》，首先耍肯定《蘭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 。
傳統看法是，《晉書》本傳明載《蘭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蘭亭序》出於後人偽託，是在《臨河序》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
清代順德人李文田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跋文中率先提出這一見解。汪中藏本後歸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應端方之請而寫的。
理由如下：
1．《世說》注引王羲之文，題作《臨河序》，無傳世《蘭亭序》述懷大段文字，“則唐以後《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
2．蘭亭之會乃仿金谷之會，序文亦擬石祟《金谷序》。《臨河序》、《金谷序》內容篇幅“相應”，而《蘭亭序》、《金谷序》文次結構“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
3．《臨河序》文末40字，為《蘭亭序》所無，“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據此，李文田斷然否定《蘭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說李文田“議論精闢”，並認為相傳的《蘭亭序》後半文字，興感無端，與王羲之思想無相同之處，書體亦和近年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類。
郭沫若針對“夫人之相與”一段文字補論據：1．《蘭亭序》興懷太悲，與蘭亭會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暢在所因”，“俯瞰綠水濱”，而“《蘭亭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2．《蘭亭序》悲憫情感，與王羲之性格不合。蘭亭修禊，王羲之47歲，“以憂國憂民的志土自居”，本傳亦記其人“以骨鯁稱”，王羲之“決不至於像傳世《蘭亭序》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蘭亭序》依託何時？梁代是不會有，郭認為文章必依託於唐代以前，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餘年。郭沫若進一步考證，《蘭亭序》之依託者是王羲之七代孫、陳代永興寺僧人智永。郭氏認為：“智永很會做文章，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於無’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
”至於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盤”，則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一語。
郭沫若的觀點遭到高二適、章士釗等人的猛力反駁。高二適認為：
1．關於文題。王羲之寫此文時並無標目，其標目乃是同時人及歷代錄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蘭亭詩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稱。
《臨河序》其實是注家作了刪削的《蘭亭序》
2．關於增文。《世說》註文“有移動及增減處”。文末40字，“是記述禊詩事”，“此或是禊飲中人寫的，劉既刪節右軍文，遂不妨給他添上，這也是注家之能事”。
3．關於思想。本傳稱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許多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反映在《蘭亭序》以及詩句的情感變化上”，“則‘人之相與’一大段，確可說是右軍的本文”。
章土釗引蘭亭與會者謝安詩“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以印證《蘭亭序》“齊彭殤為妄作”，證明《蘭亭序》正反映出與會者之心態。
三、《蘭亭序》書帖真偽
唐太宗親撰的《晉書·王羲之傳》只載《蘭亭序》文字，沒有提到王羲之的《蘭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書帖二百七十餘軸，也沒有《蘭亭序》在內。
《蘭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書， 南宋姜夔率先質疑：“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蘭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則從書體上否定定武《蘭亭》為王羲之筆跡：“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也。
”認為晉人書法，應不脫漢魏隸書面貌，故世無《蘭亭序》書。結論曰：“文尚難信，何有於字？”（《定武（蘭亭跋）》
1965年，郭沫若據南京出土《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1972年，又據新疆出土寫本《三國志》殘卷，認為墓石上的字型，與神龍《蘭亭》、定武《蘭亭》筆跡迥殊，斬釘截鐵斷定：文章“根本就是偽託的，墨跡就不用說也是假的”。
其主要論據是：
1．書體論。“天下的晉書都必然是隸書體”，“《蘭亭序》的筆法和唐以後的楷書是一致的”。
2．字跡論。王羲之書，“筆勢雄強”，《蘭亭》法帖，字跡“相當嫵媚”，與王謝墓石字跡迥殊。
3．筆意論。晉人草書，須有“隸書筆意”，《蘭亭》法帖被“稱為行書的最高峰”，已脫隸書筆意，“王羲之是隸書時代的人，怎麼能把隸書筆意丟盡呢？”
郭沫若深入考證說，陳代知名大書法家智永，“用筆結構和《蘭亭序》書法完全是一個體系”。
“可以直截了當地說：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 智永是陳代永興寺的僧人。據說他臨書三十年，能兼諸體，尤善草書，他的真草書《千字文》就寫了八百多本 ， 石刻至今還儲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煬帝曾經稱讚他的書法是得“右軍之肉”。
向他求書的人太多，連門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鐵皮來保護著。象他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寫出蘭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不僅文中“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因此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
郭最後說，說《蘭亭序》依託於智永，並不是否定的書法價值，認為《蘭亭序》是佳書，是行書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又是書法界巨擘，當時地位顯赫，此論一出，破石驚天，引起軒然大波。贊同郭說有啟功、宗白華等人，反對者有章士釗、高二適等人。
章士釗驚呼：“夫如是，吾誠不知中國書史，經此一大破壞，史綱將如何寫法而可！”高二適認為，此論“驚心動魂”，“此乃不啻在帖學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適等人著文駁議，認為郭氏以兩塊碑石而斷東晉只有隸書一種字型，是“孤證不立，偏難概全”。隸書用於碑板，行書用於筆札，不可苛求王羲之書《蘭亭》亦用隸體。
王羲之以“書聖”得名，“定以當時永字變體而來，他人未能變，或變而不克，右軍正以變而作聖焉”。“東晉時代的章草、今草、行書、楷書確已大備，比較而言，後兩者是年輕的書體，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進變化，因而在書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在當時字型演變時期，《蘭亭》法帖部分字跡仍未脫離隸書筆意，說明《蘭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一文中認為，從東漢起，隸書一方面向草書發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東晉則己成熟。商又說郭沫若所謂《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都是智永所託，但未舉出神龍本與智永書法相同的特點，是缺乏事實根據“想當然”的說法。
智永所書《千字文》的刻本與手寫本有幾本傳世，風格還是一致的，今將神龍本與《蘭亭序帖》比對探索，同一作者的個性就會使人失望，即神龍本與《千字文》在風格筆勢有出入，前者骨多於肉，後者肉勝於骨，特別是兩者的風格筆勢不能謂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報》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發表了王元軍的《從六朝士人不屑碑誌看“蘭亭論辯”的失誤》一文，從新的角度對老問題作出質疑。
他認為六朝尤其是東晉士人視尺牘為展現風流的藝術，而對於技藝性的碑誌書法不屑一顧。由於對於這一點認識不充分，導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誌書法與士人尺牘書法相提並論，從而使蘭亭序為偽的論爭失去了根基。郭沫若從當時出土的幾方墓誌以及磚刻文字書法與《蘭亭序》有明顯的不同就斷言《蘭亭序》不是當時社會的產物，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侷限性。
《蘭亭序》的疑案，涉及對王羲之思想，《蘭亭序》內容的評價，涉及文學史、書法史。考古學諸多方面，其意義已遠遠超過了《蘭亭序》本身。 隨著歲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蘭亭序》。今日書壇,有頗不以《蘭亭序》為意者,謂《蘭亭序》已被"神化",此淺人妄言，也無損於王羲之“書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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