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政治有三大特色：一是宦官當權（西漢主要是漢元帝時期）；二是儒生政治（到東漢演變成豪門世族）；三是外戚政治。題幹所說的“後宮干政”就是外戚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之所以出現外戚政治，跟西漢建國初期的政治形態及漢武帝的創舉有關係。

高祖劉邦駕崩後，漢惠帝柔弱，朝中大權由母親呂雉掌握，漢惠帝駕崩後，呂后更是獨攬朝政十餘年。自呂后稱制開始，後族呂氏子弟封王封侯，佔據漢帝國核心要職，由此開啟了西漢外戚政治的源頭。

漢文帝登基後，雖然恪守了高祖“非劉氏不王”的盟誓，但按照呂后留下的舊例，封舅舅薄昭為侯。此後，新皇登基，給外家封侯成了慣例，破了劉邦的“非功不侯”的祖訓。

漢景帝登基後，竇家因為竇太后的緣故，家族勢力擴張迅速，諸竇子弟位列九卿者眾多。漢武帝即位後，竇太后事實上架空了年輕的漢武帝，依靠諸竇子弟及親信掌控了朝政。

由此可見，漢朝外戚政治，自建國初開始，由呂氏、薄氏、竇氏三個外戚，逐步搭建完成，並形成慣例。

內朝官是漢武帝的發明創造，本來是漢武帝用於制約相權的手段。他用一些未入仕或剛入仕的年輕人充當內朝官，這些年輕人大多很有才學，可以充當漢武帝的決策參謀。漢武帝讓他們幫自己做決策參謀，把丞相排除在決策層以外，決策下達後，交由丞相等外朝官執行，讓外朝官成了具體辦事的執行人員。

如此一來，漢武帝獨攬大權。內朝官除了博士弟子，還有很大一部分勳臣子弟和外戚子弟。這些人雖然官職低微，但卻處於決策層中心，作用很大。這些內朝官一般會被授予侍中、常侍、博士等加官，尚書檯就是具體負責內朝官政務的秘書處，“領尚書事”的內朝官慢慢成為內朝官的一把手。

後來，內朝官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一是內朝官由參謀機構演變成決策機構，二是外戚佔據內朝官領導地位，領尚書事由外戚擔任成為常態。

衛青就是以侍中身份參與內朝政務決策，後來他被授予大司馬之職，到漢武帝臨終前，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這種以大司馬領尚書事（大司馬是外朝官的三公之一，領尚書事是內朝官首領），成為帝國除皇帝以外的最高長官的格局成型了。

至此，外戚藉由“內朝官制”，名正言順地成為漢帝國首席執政大臣，並完全掌握朝政。

外戚政治之所以如此強大，也不光靠老祖宗的成法，這中間也經歷了與宦官政治、儒生政治之間的鬥爭與妥協。

比如，漢元帝時期就是西漢唯一一個宦官當權的時代，主要的政治鬥爭表現為宦官與儒生之間鬥爭，外戚不大受漢元帝信任，充當了宦官的工具。

漢成帝吸取父親的教訓，重拾外戚政治。這個其實不難理解，本來西漢就是一個“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人的天性親近親屬，這就是外戚政治的人性之根。

有人說，西漢末年就是儒生政治與外戚政治的合流，我不大同意這個說法，其實當時儒生和外戚之間的關係，還是以對立為主，直到王莽秉政期間，才有所改善。

到了東漢，無論宦官和世族多麼強大，外戚政治的根，已經深入帝國骨髓，顛簸不破。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死後，其後呂雉便開始了奪權之路。在群臣的自保下，漢惠帝劉盈死後，呂雉便臨朝稱制，行使皇帝的權力，她改變劉邦”非劉氏不得為王“的定製，大封諸呂為王，這在實際上已經形成了改朝換代。

司馬遷做《史記》將呂后列入本紀，實際上就是承認她是皇帝。若非呂氏諸男沒有呂后的政治能力，周勃平叛能否成功還是未知數。

呂氏之後，長期把持朝政的是文帝的皇后竇氏。竇太后和其女館陶長公主劉嫖權勢滔天，甚至可以左右景帝立嗣。

在景帝去世後，升級為太皇太后的竇氏把持朝政，武帝親自任命的重臣趙綰只因提出“竇氏不應再幹涉朝政”，竇氏就迫使武帝罷免了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並把趙綰逼死在獄中。在其母王太后的建議下，武帝採取韜光養晦之計，不再過問政事才得以保全。

武帝時代，儒學興起。儒生根據夏桀、商紂、周幽王寵愛女色、荒政亡國的事實得出“女色亡國”的結論，甚至把帝王寵妃視為“禍水”。

不過儒家的興起並沒有阻擋住後宮干政之路，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在元帝病故後，便開始了60年的當政生涯，先後經歷了成帝劉驁、哀帝劉欣、平帝劉衍和劉嬰五朝，最終由王莽篡漢。后妃得寵一般是憑藉色相而非才能，即所謂“女以色進”。這其中有少數極具政治才能的女性，例如秦昭王的母親宣太后、呂后、漢和帝皇后鄧綏、武則天、清孝莊太后等人，但更多的女性從未接受過治理國家的教育，加之年紀尚幼便入深宮，對國情民意一無所知，一旦掌握權力很容易帶來災難。另一方面，后妃沒有執政合法性，她們又不得不依靠外力干預朝政，一般後宮干政都與外戚干政相連。

尤其東漢政權實際上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援下建立起來的，而光武帝劉秀不同於其它開國皇帝的是，沒有大肆屠殺或者壓制開國功臣，反而對他們禮遇有加，功臣們大多能保全性命、待遇和地位。東漢時，婚姻講究門當戶對更成為一種牢固的觀念，於是，與皇帝結親的大多是將相功勳和世代公卿巨族的家庭，他們本來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當他們的女兒姐妹甚至姨姑成為后妃特別是皇后或太后時，靠著這種裙帶關係，他們會得到更多的恩寵，獲得更高的權力和地位。如漢章帝的竇皇后在年僅十歲東漢和帝即位後，尊竇氏為皇太后，竇氏臨朝稱制。竇太后的兄弟竇憲、竇景、竇篤等人都在朝中任要職。竇家兄弟為所欲為，公報私仇，凡是對他們專權不滿的人都被致死。在近五年的時間裡，竇太后一直把持朝政，和帝聽之任之，是一個傀儡。永元四年（92年），和帝14歲時，與宦官鄭眾合謀，將竇氏兄弟一網打盡。竇太后被迫歸政，臨朝稱制5年。

另一方面，由於漢朝又確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斷時，皇太后可以監護人的身份監督、選立嗣位人，以至臨朝稱制。太后臨朝稱制，其權力與皇帝相等，東漢“臨朝者六後”，這種情況下，太后們在選擇嗣君時大多“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有些太后為了滿足自身的權欲，還廢長立幼。

如和帝皇后鄧氏，以長子劉勝有痼疾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劉隆，其生時才百餘日，剛立不久就夭折，後又立劉牿，也才12歲，一太后竟兩立幼帝，把持朝政達16年之久。

公平的來講，無論是章帝皇后竇氏、安帝皇后閻姬、順帝皇后梁妠以及桓帝皇后竇妙都知書達理，其家族外戚並非市井，雖然行事跋扈，處理政事也算及格。但靈帝生母董氏以及皇后何氏出身市井，一貪財一貪權，董太后開啟賣官鬻爵的地獄之門，何皇后家族則將士大夫排擠出權力中心，兩人的爭權奪利加劇了東漢末年動盪的局勢，最終導致天下大亂，群雄割據。

在中國古代，皇帝是一國的象徵，君臨天下。而皇后則是一國之母，母儀天下。漫漫歷史長河中，不乏有許多傑出的皇后，她們不單是作為皇帝正妻，統領後宮佳麗，更是參與朝政與皇帝共同治理天下，這被後世稱為“後宮干政”。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死後，其後呂雉便開始了奪權之路。在群臣的自保下，漢惠帝劉盈死後，呂雉便臨朝稱制，行使皇帝的權力，她改變劉邦”非劉氏不得為王“的定製，大封諸呂為王，這在實際上已經形成了改朝換代。

司馬遷做《史記》將呂后列入本紀，實際上就是承認她是皇帝。若非呂氏諸男沒有呂后的政治能力，周勃平叛能否成功還是未知數。

呂氏之後，長期把持朝政的是文帝的皇后竇氏。竇太后和其女館陶長公主劉嫖權勢滔天，甚至可以左右景帝立嗣。

在景帝去世後，升級為太皇太后的竇氏把持朝政，武帝親自任命的重臣趙綰只因提出“竇氏不應再幹涉朝政”，竇氏就迫使武帝罷免了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並把趙綰逼死在獄中。在其母王太后的建議下，武帝採取韜光養晦之計，不再過問政事才得以保全。

武帝時代，儒學興起。儒生根據夏桀、商紂、周幽王寵愛女色、荒政亡國的事實得出“女色亡國”的結論，甚至把帝王寵妃視為“禍水”。

不過儒家的興起並沒有阻擋住後宮干政之路，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在元帝病故後，便開始了60年的當政生涯，先後經歷了成帝劉驁、哀帝劉欣、平帝劉衍和劉嬰五朝，最終由王莽篡漢。

民國初的歷史學家蔡東藩對王政君作了高度評價“孝元皇后，無傅太后之驕恣，又無趙氏姊妹之淫荒，亦可謂母后中之賢者。乃過寵王莽，使其罔上行私，得竊國柄，是則失之愚柔，非失之驕淫也。”但是經歷了新朝代漢的者班彪認為“孝元后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明學者王夫之對漢代母后這一現象做出了總結“所見所聞不出於闈闥，其擇賢辨不肖、審是非、度利害，一唯瑣瑣姻亞之是庸”，故“母后臨朝未有不亂者也”。

這確實言中要害。后妃得寵一般是憑藉色相而非才能，即所謂“女以色進”。這其中有少數極具政治才能的女性，例如秦昭王的母親宣太后、呂后、漢和帝皇后鄧綏、武則天、清孝莊太后等人，但更多的女性從未接受過治理國家的教育，加之年紀尚幼便入深宮，對國情民意一無所知，一旦掌握權力很容易帶來災難。另一方面，后妃沒有執政合法性，她們又不得不依靠外力干預朝政，一般後宮干政都與外戚干政相連。

尤其東漢政權實際上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援下建立起來的，而光武帝劉秀不同於其它開國皇帝的是，沒有大肆屠殺或者壓制開國功臣，反而對他們禮遇有加，功臣們大多能保全性命、待遇和地位。東漢時，婚姻講究門當戶對更成為一種牢固的觀念，於是，與皇帝結親的大多是將相功勳和世代公卿巨族的家庭，他們本來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當他們的女兒姐妹甚至姨姑成為后妃特別是皇后或太后時，靠著這種裙帶關係，他們會得到更多的恩寵，獲得更高的權力和地位。

如漢章帝的竇皇后在年僅十歲東漢和帝即位後，尊竇氏為皇太后，竇氏臨朝稱制。竇太后的兄弟竇憲、竇景、竇篤等人都在朝中任要職。竇家兄弟為所欲為，公報私仇，凡是對他們專權不滿的人都被致死。在近五年的時間裡，竇太后一直把持朝政，和帝聽之任之，是一個傀儡。永元四年（92年），和帝14歲時，與宦官鄭眾合謀，將竇氏兄弟一網打盡。竇太后被迫歸政，臨朝稱制5年。

另一方面，由於漢朝又確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斷時，皇太后可以監護人的身份監督、選立嗣位人，以至臨朝稱制。太后臨朝稱制，其權力與皇帝相等，東漢“臨朝者六後”，這種情況下，太后們在選擇嗣君時大多“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有些太后為了滿足自身的權欲，還廢長立幼。

如和帝皇后鄧氏，以長子劉勝有痼疾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劉隆，其生時才百餘日，剛立不久就夭折，後又立劉牿，也才12歲，一太后竟兩立幼帝，把持朝政達16年之久。

公平的來講，無論是章帝皇后竇氏、安帝皇后閻姬、順帝皇后梁妠以及桓帝皇后竇妙都知書達理，其家族外戚並非市井，雖然行事跋扈，處理政事也算及格。但靈帝生母董氏以及皇后何氏出身市井，一貪財一貪權，董太后開啟賣官鬻爵的地獄之門，何皇后家族則將士大夫排擠出權力中心，兩人的爭權奪利加劇了東漢末年動盪的局勢，最終導致天下大亂，群雄割據。

這是因果。

劉邦就是靠外戚起來的，開國功臣裡多是呂后一支。

《道德經》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劉邦所倚重的最終演化成了束縛。

他曾經對抗過，就是在立儲的問題上，並非僅僅是喜歡戚夫人，然而商山四皓那四位的出現讓劉邦認識到大勢是站在呂后那邊的，尤其是不可能殺掉。牽一髮而動全身，軍政一半以上都是外戚。

雖然後來被清算了，但兩漢的氣質就此形成。威猛如漢武帝者殺鉤弋夫人本就說明連他都怕這個，就是榜樣的影子。

唐代自從太宗靠政變上位以來，幾乎代代權利更迭都是腥風血雨，從他自己的兒子開始就殺得昏天黑地。

包括周朝原是殷商的諸侯，自己最終亡於諸侯；秦朝是周朝的諸侯，最終亡秦必楚；曹丕篡漢，自己被司馬篡；司馬篡了曹魏自己就開始篡；李唐算是隋的一個藩鎮，最終自己亡於藩鎮……

百丈懷海禪師有個有意思的公案:一句“不落因果”做了500年野狐。

終以“不昧因果”得超脫。

第一，劉邦死後，呂雉便開始了奪權之路。在群臣的自保下，漢惠帝劉盈死後，呂雉便臨朝稱制，行使皇帝的權力，她改變劉邦”非劉氏不得為王“的定製，大封諸呂為王。

第二，後宮干政都與外戚干政相連。

第三，東西漢後期的皇帝壽命都不長，不是20多歲就是30來歲就駕崩的，小皇帝只能聽命於太后。

後宮之所以能夠干政，就在於勢大！後宮的權力可以凌駕於皇權之上，那就必然會出現後宮干政的情況。那為什麼兩漢最多後宮干政的情況呢？那是因為漢代的制度和漢代權力掌握者構成導致的。

漢代是劉邦建立的，劉邦發家前就相當於是一個平民，不是什麼世家大族出身；更別說是有任何背景的。所以跟他起事的差不多也是同類人，但到了劉邦功成名就，漢朝建立，要想統治那就得獲得統治階層的支援。劉邦這一類打天下的算統治階層的一部分，但還有許多世家大族他們也是做為統治階層存在的，劉邦要想坐穩江山那必須得拉攏。而拉攏的手段不僅僅是封侯賞爵，還有的就是宗族聯姻，以此來穩固關係。

所以這就導致了後宮裡除了皇帝有權，後宮妃嬪也大多都有背景，這就為後宮有實力干政提供了前提條件。

後宮背後靠有勢力，話語權才能強起來。但如果皇帝本來正值壯年，後宮也不可能翻起太大的浪花，不至於臨朝干政。所以可以發現兩漢後宮干政的情況多是出現於皇帝更替的時候，而且是繼位皇帝年幼的時候。這時候後宮主位的必定是新皇的母親或是繼母皇太后這種的。這時候母壯子弱，是最容易出現後宮干政得逞的情況的。而兩漢新皇繼位年幼是太多了，尤其是在後期帝國疲憊的情況下，這種局面是家常便飯。

那為什麼後宮要干政呢？由權力而來的權利，也必然要積累權利來捍衛自身擁有的權力。後宮做為一個權力聚集很特殊的存在，沒人逃得了權力的誘惑，甚至必須要有權力在手，因為這不僅僅是權力爭奪也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皇帝寵愛那固然好，但若一朝相棄，又為之奈何？再說不為自己，也應該為自己身後家族子弟所考慮。舊皇殯天，那時改朝換代的大事，不坐穩自己那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故事。後宮要坐大，那就得讓自己孃家人坐大，信不過兒子畢竟是外姓人（而且是他們家的天下）自己家人才信得過，這對漢代來說是常有的。一代呂后就是如此。

所以在這些方面兩漢是給了很大的空間讓後宮的發展空間的。還有就是漢代的制度，尤其是做官方面的。那時候要做官，就只有推薦，舉孝廉那種的，沒有後來那種的科舉制。可這就大大限制了階層的流動。那世家大族就大部分壟斷了統治階層，出來做官的大多是這些家族子弟了。所以也就導致他們得和後宮合作，因為後宮靠著皇權，而他們靠著後宮的親權（親人關係）所以他們是互利互惠的。

到了後來的歷代王朝，隨著制度的進步和專門對後宮干政的禁制出現，這種情況是逐漸少了的。其實很多主要是因為科舉制的出現，統治階層不只在於世家大族門閥大家，統治階層出現了很好的流動。因此皇權得到了極大的加強，不再要緊緊依賴於大家族的聯姻了，後宮的權勢背景不再大了。而那些子弟也有合理的晉升制度，可以透過科舉來出來做官，所以後宮的利用價值又不在了。從此而往，後宮干政的情況是少了很多了，除了後宮真的出現女強人的那種，反正後宮是沒有像兩漢那樣那麼容易干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