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都是。

商鞅變法制定了嚴酷的秦律！正式透過商鞅變法，秦國才一步步強大，從而一統六國！

相對來說其他六國的律法相對寬鬆，秦國統一六國後，沿用的還是商鞅時期的秦律！六國百姓並不適應！

這麼說有一定的道理。

我們都知道，秦國就是從秦孝公開始到秦始皇這七代國君的奮發有為，才在秦始皇這一代覆滅了山東六國，統一了天下。

而大家也都知道秦孝公時的秦國變強大是由商鞅變法開始的，商鞅就是法家呃呃呃代表。他在秦國的作為就是把秦國變成了一個以嚴苛厲法為指導的國家，只留下了軍事和農耕，農業在後方提供保障，軍事在前方進行攻城略地，而且以斬殺敵人頭數量多少來衡量將士的軍功，這樣的國家是很厲害的，尤其是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大分裂時代。這也是秦國逐漸走向強大，蓋過六國的基礎。

而始皇嬴政奮六世之餘烈，統一天下後，由於當時的六國貴族並沒有甘心接受秦的統治，仍然不斷製造暗殺動亂甚至反叛，這就讓始皇帝很是氣惱，而且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各種亂說亂寫，這就是“焚書坑儒”的來源，但是大家要清楚，焚的是六國的書，坑的也是一些方士術士，並不是真正的學著，而是相對秦統一反動的人。

秦統一後，全國並不安定，也正因為此，始皇帝仍然使用的是法家思想，其中丞相李斯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但是，此時的國家已經和孝公時期完全不一樣了，經過多年的分裂動亂，老百姓已經苦不堪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大有人在。這時候人民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和減免賦稅徭役，但是現實並沒有這樣，反而始皇帝為了抵禦北方匈奴，大修長城，還有阿房宮和驪山陵墓等等，這就使得百姓們身上的苦難進一步加重，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說秦“成也法家，敗也法家”也有一定道理的。

簡單說，法家思想適合在亂世及部隊裡使用，不能用在太平社會及平民身上。不僅是秦朝，歷來王朝都或多或少的用到法家思想，尤其是最後一個朝代的清朝更為嚴重。如果讀過《韓非子》，《商君書》，瞭解商鞅的馭民五術，就不覺得奇怪了。這裡就簡單說馭民五術。

愚民：禁錮人們思想。在課堂上，如果學生質疑老師講的東西有問題，老師也許是很高興的，但這在軍隊裡不允許，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絕對服從命令與指揮，首長下達命令士兵動不動就提出不同意見肯定是要受處分。亂世的時候秦國用了這條使得軍隊強大從而統一六國，但統一六國之後面臨太平世界時卻又將軍隊該用的一套用在了平民甚至是讀書人身上，使人們無法思考又不能質疑統治者，國家出了問題又沒有指出的人只能會面臨滅亡。（清朝大興文字獄，皇帝下令大臣只會說萬歲聖明）

貧民：奪掉平民手中多餘的財產。戰爭中是可以這麼做的，國家打仗必然要錢，而錢卻只能從老百姓出，當年十月革命列寧的餘糧收集制也是這個道理。如果太平了，統治者還要拿走百姓的錢，觸動了最基本的利益，那勢必會引起農民起義，被百姓推翻。（清朝的最底層的人衣衫襤褸，連英國使團扔掉水裡的死豬死雞都要撈上來吃掉）

疲民：使人們一生為生計而奔波及無暇顧及它事。戰爭年代最忌諱的就是民心不穩，軍心動搖，倘若士兵聽到一些資訊或想到其他事情而無心戀戰，勢必會給局勢造成不小的影響。太平之時這也會觸動人們的利益，也會造成農民起義和後世的工人罷工。（愚民過程和貧民的結果，沒錢了只能想辦法掙錢，滿腦子想著掙錢也就不會胡思亂想）

弱民：國強民弱，國家強大民眾精神就要弱化。俗話說兵慫慫一個將慫慫一窩，這個無論是治理部隊還是治理國家都不適用。（侵略者打進來時都在幫對方扶梯子，清朝民眾沒有了愛國意識）

辱民：打擊民眾自尊心，使其相互挑唆檢舉。這會影響士兵民眾團結性，還有無法上進，也不能用。（跪天跪地跪父母，最後一個朝代卻開創了民跪官，臣跪君的先河。大臣愛用密摺而非光明正大彈劾他人）

秦朝毀於秦二世跟趙高之手，一個昏君一個奸臣，再加上一個亂了幾百年才穩定下來的社會狀態，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導致的秦朝滅亡。跟法家沒多大關係，睡虎地秦簡已經很好說明秦朝的法家體系還是很先進，很人道的。法家跟儒家一樣只是封建統治者維護自己統治的一種手段罷了

“秦朝成於法家，而敗於法家。”其實對了上半句而錯了下半句，確切地說:秦朝成於法家，而敗於封建反動勢力。其實秦自推行商鞅變法以來，並非一帆風順的，在實施變法推行“耕戰策”“軍功農爵制”“郡縣制”以來，反對勢力是一次次存在的。秦在強大成長到統一的過程中，封建反動勢力一次次在政治上與戰時法治較量，秦國的戰時法治社會的法統根基也一次次離覆滅僅一步之差，由於未統一之前秦的內部反動勢力得到有效預防和打壓才避免了覆滅。然而，到了秦統一之時，秦始皇似乎忘記了更大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復辟在秦帝國中的隱患，結果秦始皇一死，六國遺貴趁秦二世治世不得法，將好不容易統一起來的天下再度分裂為28個諸候國，這次是反動封建勢力的得手，也是秦帝國致命失敗。

翻閱秦的發展史，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的內部曾經發生過“甘龍杜摯之亂”“季君之亂”“義渠之亂”等數次較為重大的危機。這數次危機，究其原因，其實就是封建反動勢力透過勾結內部及外部勢力所引發的，這些叛亂危機的核心人物均為秦國王室、公室、世族，他們有個共同點就是:封地、特權被削地位不保。

“甘龍杜摯之亂”“義渠之亂”均是發生在秦惠文王即位不久，秦惠文王車裂商鞅後，甘龍、杜摯等舊世襲貴族以為新國君反對變法恢復舊制，無奈，秦惠文王不但沒廢商鞅之法，反而要大舉東出與關東諸候爭雄，使得以甘龍、杜摯為首的秦國舊貴族感覺復舊制無望，公然勾結外部勢力發動大規模叛亂，製造內憂外患擁孝公之兄公子虔為新國君。

由於此次打壓反動勢力作了充分的防範和準備，以甘龍杜摯為內亂，以義渠為外部策應的反動叛亂很快得到平息，秦惠文王也順勢一舉剷除秦國世襲舊貴族之患，使秦國的戰時法治秩序得以正常轉運。而然，並非無後顧之憂，復辟的闇火並未完全覆滅，時時盯著找準時機反撲。

“季君之亂”就是一次反動勢力找準時機的反撲，在於秦武王即位四年後意外死亡，公室公子贏壯趁新立之王秦昭王質燕未歸之時企圖奪位自立。“季君之亂”表面上看上去為秦國王位之爭，實則是復辟勢力與戰時法治勢力的另一番較量。季君只是作為眾多公室公子之一，其實早在秦惠文王之時由於論軍功的制度深入人心，“父兄有天下，子弟為匹夫”的局面已經在秦國形成，雖為公室子弟，無軍功則與平民無異。不過嬴壯深得惠文後的信任，加之武王又死於意外，為保住自身尊榮只有推出季君與新王抗衡奪位。

季君雖為公室公子，卻沒得到有權貴的大臣支援，其原因很簡單，就是沒有先王遺詔。由於季君的“非法性奪位”加上勢單，很快就被平息下來，季君被夷族，惠文後被廢。

統一前的秦國靠化解一次次反動勢力反撲危機才得以有足夠的實力與諸候較量，統一後的秦朝，反動勢力其實由小範圍擴充套件到了最大範圍。這個範圍已經不僅僅於原來秦國的舊世襲貴族，而是擴充套件到了原來七國所有的舊世襲貴族。這是一個更龐大、更復雜的封建反動群體，然而這個比原來未統一前的秦國舊世襲貴族反動群體更仇恨秦朝，更仇視統一後的秦朝郡縣制削奪他們的封地和世襲的特權。

秦始皇在世之時，由於功績太大，功業心太強的原故，無視這個曾經使秦在統一路上與覆滅擦肩而過的群體存在，一味窮兵黷武南征北拒大興土木，最後的秦帝國因為皇位替更不當，引發海內政治動盪被封建反動勢力借“秦法殘暴”以“暴秦”反撲而亡。

秦亡之後，被各路起義軍首領及六國遺貴迅速將秦朝分割成28塊各自佔山為王，然沒過多久，又因封地問題再度引起戰爭，天下諸候再度混戰。劉邦建立漢朝後，漢朝開始逐步恢復秦法，並在秦法的基礎上繼續修善。可見，秦並非亡於法家所制定的秦法，而是亡於對反動勢力的無視。

戰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有趣的一個時期，諸子百家各自均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學說，百家爭鳴思維的碰撞好不熱鬧，在其中秦國採納了法家學說之後，一躍成為眾多國家中最強的一個，隨後一統六合統一中國，很多現在的法家支持者認為這就是法家優越性的一大體現，但是不同觀點則提出正所謂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秦朝在採用法家治國後僅僅存在了14年正是說明法家不適合用於治國，而這個討論至今仍然存在。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應該對法家這一學說進行探討，什麼是法家？很多現代人對於古代中國治國理念的探討時很容易就加入了西方政治領域的思維模式，認為無論什麼學說什麼體質治國，說到底都是圍繞著權利所展開的，但是法家學說迷人之處在於，作為一個治國理念，其中不僅僅包含有權，還有勢與術在其中，所以單獨以權這一角度來探討法家不免有失公正，在其他人都在廣泛的討論著儒家道德治國，和道家的理想主義時，法家選擇了接受眼前這一事實：僅僅靠道德的約束和畫大餅並不能維持國家的穩定。

法家在治國理念上可以說十分的務實，例如：“利”這一說是對任性十分真實的寫照，也是很多人預設的行事邏輯，民眾之中對於利的思考無非是安居樂業，但是在戰國時代，特別是對於秦國來說，利與當前政治格局下的衝突性十分明顯：戰爭、徭役、重刑、賦稅等等，這些事情的的確確是民眾所厭惡的，但是卻是當時的國家存在的根本，所以法家所討論的治國方案都是基於國家本身足夠的強大，可以不用再去警惕周圍的外敵之後再考慮的事情，從而由民眾對於利的追求，轉而重點放在如何讓國家能夠追求“力”

這裡說的力不僅僅是說軍事的強橫，孫子曾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這裡說的是戰爭對於資源的消耗極其巨大，必須要有足夠強橫的農業實力才能足以支撐的起一臺戰爭機器的運作，商君也總結“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在面對外敵時，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足夠的農業基礎，才能支撐得起一個國家的軍隊以抗強敵。

而對內之力，則是以法服民，法家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民眾，殘酷的刑罰警惕民眾，民眾在戰爭條件下就無法本本分分的為國家的戰爭機器老實務農，如果君王無法讓臣子服從，法律無法使人民服從，就會造成政局崩潰，國家混亂的情況，因此，一個國家如果要想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君主是最重要的一環，君主能夠獲取足夠多的權利並且善於使用權利，則國家的秩序與力量的維持便不在話下，而當時的國家形勢正是強國兼併，若果力守，四面接敵，在當時的政局之下，法家學說能在秦國站得住腳也就解釋的清了。、

有人在這時會說如此治理之下，民眾豈有道德可言？法家學說則不以為然，法家認為之所以發生民眾起義，國君慘死，皆是因為君王不力，君主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獲取權力，或是君主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守住權利才能導致了這種結局，而道德這一項根本就不需要國家來代替民眾劃清界限，在嚴厲的法制之下，民眾自己就會慢慢培養出適合這個國家的道德素養，這便是法家所認同的由外而內以法生道。

秦國在實行這樣的策略之下，國家隨即強盛起來，兵力與嚴法的配合便是一個巨大的戰爭機器，效率之高讓秦王能得以統一六國創立一個統一的王朝，但在創立了王朝之後，各個國家民眾在多年戰爭中早已喪失了對未來生活慢慢轉變的耐心，再加上秦王統一之後的大興土木與軍政問題，最終導致了秦朝只持續到第二世，短短的14年間，一個王朝就此覆滅，實在是令人惋惜。

秦國對於法家學說的應用也是有利有弊的，沒有任何一個政體可以說是十分完美適用於任何情況，對於先秦所處的環境，堅持法家學說無疑是先秦最好的一條道路，而在後來的改變中，秦王沒有能夠轉變對法家學說的認識而導致了秦朝的覆滅，實屬可惜，也引得後世學習。

秦朝為何“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狼煙四起，群雄奮起，各地英豪諫言獻策，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空前盛景，以法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為代表的各學術流派，在不斷爭鳴的過程中，締造了一場燦爛輝煌的思想盛宴。這不僅豐富了當時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當時的思想開放程度以及學術發展，不僅為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政治思想武器，同時也為各行業的發展奠定了必然的基礎。但是縱觀歷史無論哪個流派的學說還是思想，要想得到長久的發展，都必須符合於當時封建社會統治者的統治需要。

法家儒家等思想流派，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才在“百家爭鳴”的混亂局面中脫穎而出，尤其是在秦朝統治時期，法家思想更是被作為統治思想所推崇，這一法家所推崇的“依法代禮”也就是“主張法治，反對禮治”，對於秦朝發展和強大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秦朝運用“主張法治，反對禮治”的法家思想，從開始的積貧積弱，到最後統一六國，就說明法家思想具有一定的積極性。但是在秦朝末年，卻因為秦朝由一個大一統國家，統一六國後稱帝不到廿年間，在秦二世的時候就土崩瓦解，雖然原因多種，但不容否認的是由於不適國情、盲目執法、教條理政、唯權是舉、不能變通、無視百姓疾苦等，正所謂成也法家，敗也法家。秦朝是法家思想的忠實信徒，雖然秦朝已推崇法家而盛，又因推行法家而亡，但這也不能全盤否定法家思想的指導性和實用性。

目前史學界普遍認為法家思想形成於先秦，在春秋戰國時成熟並形成體系，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法家與其他學術流派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百家爭鳴”之戰。法家以商鞅，韓非為代表，他們不斷闡述和完善法家的學說和思想，法家學派其實代表了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以“富國強兵”為己任，主張透過變法進行革新。“主張法治，反對禮治”，強調加強封建統治者的權利，同時提倡積極發展經濟，“鼓勵耕戰”，這種思想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可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其思想體系上，法家思想可以用包羅永珍來形容，涵蓋了法家思想，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以及政治思想等諸多方面。上至君臣，下至黎民，既有對上層建築的統治構想，同時也有涉及到社會各個層面的實際應用。這也是秦朝統治者能夠大力推崇法家治國的根本原因。秦朝秦孝公時期重用商鞅變法，商鞅根據秦國當時的實際現狀向秦孝公提出，“主張法家，反對禮治”的基本治國思想，秦孝公和商鞅為了能夠讓法家思想在秦朝順利實行，透過“徙木立信”的方式讓秦華人認可了法家治國的可信性。在秦國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中，商鞅變法無疑是一種具有進步性的創舉，秦孝公大膽任用商鞅變法，也說明作為當時的秦朝統治者，為了能夠讓國家早日擺脫困境，並且有朝一日能夠入強國之列的改革決心。以秦孝公和商鞅為代表的改革變法派，為了對抗“崇尚禮治”的舊貴族，不得不培養和提拔“耕戰之士”，這其實也是商鞅以法治思想為中心的一次變革手段，除了“獎勵耕戰”改革之外，其實“遷都咸陽，設立郡縣制，開阡陌”等變法活動，為秦朝中心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秦朝興於法家也敗於法家，出現這種現象既有歷史偶然性，當然也無法逃離歷史的必然性。秦朝在秦孝公時期大膽任用商鞅變法，在變法之後將朝從一個邊陲弱國，遷都咸陽， 這也為後來秦始皇“掃六合”，建立中國第一個封建“大一統”國家埋下了伏筆。這是當時統治者、變法者的一次完美結合，秦國統治者的支援和商鞅變法的成效，都是秦朝中興的必然結果。在變法之後不僅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同時，農業生產的發展也達到了一定高度。

但是在秦始皇時期，雖然依然堅持“以法治國”的法家治國思想。但由於秦始皇個人好大喜功、驕奢狂傲的性格，再加上當時秦朝過於嚴苛的律法，其實都與當時的時代發展格格不入。“主張法家，反對禮治”的意識形態其實並沒有任何錯誤。只不過這種法家思想已經成為了不合時宜的統治思想而已。時代在不斷變化統治思想也應該隨之變化，只有這樣才能符合國家發展利益。但是在秦始皇以及秦二世時代，卻一味拘泥於“法治”而不懂得變通，導致秦末社會矛盾極度激化。這其實也是秦朝一統天下之後，繼續實行法家治國思想的必然滅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