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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使用者601367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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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兵卒在江湖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天人感應”的理論主張,並且論述了君權與神權之間的關係,將古已有之的“君權神授”論發揚光大,也就是後世所概括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理論了。漢武帝大為讚賞,將其吸收為西漢王朝的統治思想,雖然他本身並沒有重用董仲舒。然而,就是這個“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思想,敲響了西漢亡國的喪鐘。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顧名思義,就是國家的命運與上天的指示息息相關,君王只不過是上天派來管理民眾的工具,君王不能違背上天的指示,如果上天降下災變,那麼就是君王的責任,君王就必須改正錯誤,重新贏得上天的信任,那麼整個國家就太平無事了。問題是,如果說這個君王不再符合上天的指示,一而再再而三違背天意,那該怎麼辦呢?
有一種方法是,取而代之,讓有德之人管理這個國家。
諸君可能付之一笑,誰不知道“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只不過是君王裝潢門面的工具?然而西漢末年的那些儒生們真不這麼想,他們真真切切在尋找有德之人,來取代劉家的統治。可以說,那個時代儒家理想主義盛行,恢復周公之治,實現儒家眼中的大同之天下,這就是西漢末年儒家為之不懈奮鬥的目標。西漢王朝的思想支柱天人感應,碰上儒家的理想主義,註定了它不可逆轉的衰亡。可以說,西漢正是亡於官方一手承認的意識形態,這是毫不誇張的。
漢宣帝死後,滅亡的過程確實加速了,這是因為加入了催化劑,也就是王氏外戚。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漢治陵夷,始於元帝,而其大壞則自成帝。帝之荒淫奢侈,與武帝同,其優柔寡斷,則又過於元帝。朝政自此亂,外戚之勢自此成,漢事遂不可為矣。然而西漢的衰亡,早在漢昭帝在位的時候,就開始了端倪:漢昭帝元鳳三年(前78年)正月,泰山萊蕪山之南,發出了像是有幾千人在一起的喧鬧之聲,百姓紛紛圍觀,只見有塊大石自己豎了起來,有一丈五尺高,有四十八人合圍那麼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塊石頭作為大石的腳。大石自立後,有幾千只白色的烏鴉飛下來聚集在它旁邊。與此同時,昌邑社廟中已經枯死倒地的樹居然又活了過來,而且上林苑中原已折斷、枯萎倒臥在地的大柳樹竟自己豎了起來,重新獲得了生機。有許多蟲子吃這棵樹的葉子,吃剩的樹葉的形狀像這樣幾個字:“公孫病已立”。
當時的符節令,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眭弘,夜不能寐,翻閱經書進行研究,終於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這不就是表明有老百姓要當皇帝的意思嗎?天意不可違啊!(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
他立刻上書朝廷,洋洋灑灑寫了篇奏章: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週二王后,以承順天命。意思是,漢家氣數已盡,漢昭帝你自己退位吧,仍不失封侯之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封奏章中,眭弘提出了禪讓的主張。
當時的權臣是霍光,他雖然專權,可也不敢有取代劉家的意思啊!作為霍去病的親戚,他的方式也很簡單粗暴,抓起來,殺了!這件事就這樣平息下去了。
後來,有人說眭弘是因為揭露了霍光想謀朝篡位的野心所以被殺的,而且“公孫病已立”,不過是在預言漢宣帝的即位(漢宣帝的名字就是劉病已)。然而眭弘改朝換代的主張,我想也並不是一時興起,也並非沒有輿論支援。
到了漢宣帝時代,有個叫蓋寬饒的官員,看到皇帝喜歡嚴刑峻法,而且信任宦官,就給漢宣帝上了道奏章: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 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這封奏章等於是指著漢宣帝的鼻子臭罵,你們劉家幹了那麼多壞事,就是因為家天下,讓子孫一代不如一代,最後更是直接指出,要恢復古時候的禪讓制度,讓有德之人居其位。大夥瞧瞧,這不是公開的謀反嗎?漢宣帝氣炸了,立即將蓋寬饒下獄。按理說,蓋寬饒給點銀子或許就沒事了,可是他為了心中的道,在未央宮北門前自殺。他死後,“眾莫不憐之”。
請注意這個“眾莫不憐之”,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和蓋寬饒一條心的人很多。就是如同呂思勉先生所說,“漢世儒家所懷根本改革之計,雖迄未嘗行,然奮起而主張之者,亦迄未嘗絕。”大家都意識到必須要改,不改不行了。漢宣帝大約也意識到,儒家和他並不是一條心的。所以他就用嚴刑峻法來震懾那些儒生,他痛恨優柔寡斷的太子殿下,他因為太子和儒生走得太近而大發雷霆,發出了“亂我家者太子也”這樣的聲音。然而儒家所謂的改革,已經無法阻擋,試想一下連太子身邊都是儒家,漢宣帝以一己之力又能改變些什麼?
元成哀平時代,一方面,外戚集團興起,說來實話西漢本來就是夫妻店,外戚是很尋常的事,然而這個王氏外戚集團,和之前的呂氏,衛氏不同,他們已經和儒家的改革派融為一體,尤其是這個外戚集團出了個王莽,在當時簡直就是當世周公;另一方面,當時自然災害頻繁,還發生了幾場農民和礦工的起義,說老實話,這些災害和漢武帝時期相比,規模差不多,而且西漢王朝強大的中央政府很快就將它們解決了,然而每當災難發生的時候,儒生們便去指責皇帝陛下的過失,連陛下的家務事都要管,比如什麼任用小人,什麼寵幸趙飛燕等妃子皇后,用的理由無一例外——“天人感應”,反正上天降災,民間暴動,就是你皇帝的錯。
皇帝陛下也往往選擇妥協,因為老祖宗給你定下的就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你必須遵守,這些儒生並沒有做錯什麼。面對那麼多自然災害,難民問題,官民之間的衝突,讓儒家學者們覺得,這個世道必須改變,只有恢復周公時代的政治,整個國家才有希望。
當時有個大臣叫谷永,他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徹底改革的願望: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看到了吧,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你姓劉的自然可以不當皇帝。這種話,當然有些叛逆,然而到了漢成帝耳中,他沒有動怒,僅僅付之一笑,並繼續讓谷永發表意見。他實在痛恨谷永,也只好讓其閒居在家,谷永最終是享盡天年而死的,沒有遭遇眭弘,蓋寬饒的悲慘命運。因為皇帝明白,儒家要求的改革已經成了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一發不可收拾。更何況皇帝本人也在討儒家學者的歡心,實際上,在元成哀平時代,皇帝不止一次施行仁政,釋出了赦免囚犯,節約用度,賑災等詔令,例如漢成帝曾經多次減免稅賦,赦免囚犯,他甚至能容忍臣下的諫言,某種程度上要比後世的昏君好很多。
然而當時的輿論已經不姓劉了,尤其是當人們看到漢成帝沒有子嗣,漢哀帝又體弱多病的時候,是不是總有一種氣數將盡的感覺?漢成帝時期有個道士叫甘忠可,偽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就公然宣稱:“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看上去就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早期版本。
漢成帝大怒,將甘忠可下獄,甘忠可最終病死在獄中。然而皇帝們可以制裁一個道士,卻堵不住儒生們的悠悠眾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已經改變不了當時的輿論環境。
其實皇帝陛下並不是沒有做出行動,比如漢哀帝時代有名的夏賀良事件。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漢哀帝本人身體就很差,多病多災,國家又如此多災多難,他為了挽救自己,也為了順應天命,就聽從了夏賀良的建議,不僅僅要改元,還要改皇帝稱號,弄個“陳聖劉太平皇帝”這種讓人啼笑皆非的稱呼。由此可見,夏賀良就是一個弄臣,然而這種娛樂大眾的事情居然被漢哀帝認可了!他也想以這場鬧劇來挽救自己的天命。然而實際上證明它不僅不能挽救漢哀帝的生命,也救不了搖搖欲墜的西漢王朝。很快,夏賀良就被殺,支援夏賀良的丞相朱博自殺而死。夏賀良的失敗,說明“前漢王朝為振興帝國實力而作的最後努力失敗了”(劍橋中國史),從此再也沒人能阻止以王莽為代表的儒家理想主義者。
漢哀帝死後,隨著王政君太后殺死漢哀帝寵信的董賢,奪回大印,王莽重新上臺,儒家理想主義就徹底佔了上風。因為王莽在當時就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所作所為,什麼解放奴婢,什麼分封土地,什麼抑制豪強,種種,無疑不是向著儒家終極理想邁進的一大步。他是衷心贏得大家的擁護與支援的。雖然當時還有反對派存在,然而他們已經威脅不了王莽,並且在政治鬥爭中很快就失敗了。
當時的著名作家楊雄寫了《劇秦美新》一文,極力讚美王莽,現在可以告訴大家,這位著名作家並不是在拍馬屁,絕對是出自真心,因為在當時,王莽就是儒家理想主義者心中最期盼的人物。就算是透過暴力手段排擠趙家傅家勢力,就算是得罪了豪強貴族,甚至殺死兒子,暴虐成性,那又怎樣?只要建立一個儒家理想的世界,流血犧牲又怎樣?
王政君摔掉的玉璽的一角,只是為西漢無可避免的滅亡,儒家理想主義的奮鬥獻上的禮炮。
然而王莽的登基,只不過是頂點而已,儒家理想主義,到最後還是擺脫不了失敗的命運。一天到晚在古代典籍之中尋找治國的方略,卻挽救不了社會危機,最後,王莽連同他的理想帝國一同毀滅於長安的戰火之中,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操治理之權者,其利正在於剝削人民。不能輔翼平民,使起與厲己者爭,而望厲民者行保民之政,則與虎謀皮矣,有是理乎?元帝以後,所行仁政甚多,然民獲其利者,未知幾何,而權臣貴戚,競肆貪殘,民之受其害者,則不知凡幾矣。此其所以日趨衰亂,終至不可收拾歟?
空懷著理想,卻不讓百姓們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綠林赤眉起義,劉秀的崛起,讓這片土地上的子民覺著,還是劉家好。於是大漢王朝又延續了二百多年的統治。然而王莽臨死之前,還跪在神廟面前哭訴: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奈我何!
他不明白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為支柱的統治思想只不過是荒謬的空中樓閣罷了。
而儒家理想主義,因為這次社會實驗的徹底失敗,從此再也抬不起頭,逐漸讓位給了儒家現實主義。而“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也成了君王們確立政權合法性的工具,無論是李淵,還是朱元璋,還是順治,都是如此。
最後做個總結吧:西漢王朝的衰亡,始於漢武帝一朝“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統治思想的確立,像霍光漢宣帝這樣的強硬派,尚且能控制住局勢,一旦漢朝天子們徹底倒向了儒家學派,一旦儒家理想主義佔了上風,西漢便亡了,而漢宣帝之後君王的軟弱無能,外戚的專權,成了這個社會實驗的催化劑。西漢在宣帝之後的結局,其實就是早已埋下的意識形態的種子,開出來的惡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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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折緣
西漢王朝後期,土地兼併和農民奴隸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劉氏政權日益危機。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中,發展出了“再受命”和“易姓受命”,王莽利用“易姓受命”思想,籠絡士人和好租,一舉登上了皇帝寶座,建立新朝,宣告了西漢王朝的滅亡。
西漢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封建社會的老問題,土地兼併,王莽不篡漢,其實西漢政府大概也運作不下去了。漢宣帝以後,西漢短暫的中興之像立即就熄滅了,繼位的漢元帝,在是書上的評價是“柔仁好儒”。
他還在是太子的始皇,對他老爹重法家人物很不以為然,曾經十分委婉地向老爹表示:“陛下你使用刑罰略過分了啊,應該多多任用儒生。”
漢宣帝聽完後很是生氣,厲聲說:“我大漢自有制度,本來就是王霸兼而用之,怎麼能像周代那樣單純地用德政呢?更何況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變化,最喜歡厚古薄今,連名與實都分不清,怎麼能交給他們以重任。”
漢宣帝教育完兒子後,無奈地長嘆一聲:“亂我家者,太子也!”
事實也確實如此,漢元帝這個人性子軟,繼位沒多久,就導致了宣帝臨終前安排的三輔臣、宦官、外戚之間激烈的政治鬥爭。
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角逐,最後宦官成為了大贏家,漢元帝天真地認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結外黨,於是特別信任宦官,宦官石顯被他提拔成為中書令後,中樞的權力急劇失衡,向石顯一方傾斜,最後大權旁落,西漢皇帝的權柄自此失衡。
到了漢成帝繼位的時候,漢成帝年長卻貪樂,荒於酒色,他母親皇太后王政君的外戚親族擅政,大權幾乎全部為王氏一族掌握,為王莽篡漢埋下了禍根。
西漢王朝的衰落,實際上就是始於漢元帝。歷史上的昏君,或暴虐冷酷,或者昏庸低能,或者荒淫怠政,或恣意妄為,但這幾條漢元帝劉奭一也不沾邊。
劉奭繼位初期,尚能選賢任能,後因寵信宦官,太好糊弄,威權旁落,終至國勢日衰,形成了西漢王朝由盛轉衰的拐點,結束了昭宣中興的短暫局面。
劉奭不失為一位品行不錯、多才多藝的好人,然而,好人不一定能夠成為好皇帝。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擊案嘆道:“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
好人未必就是天然的合格好領導。而西漢朝政的失衡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倘若把短暫的王莽新朝劃到西漢王朝中,(畢竟新朝還是西漢王朝的基礎)那麼,西漢的滅亡,其實更多的是社會矛盾問題。
王莽新朝的各項政策並沒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終導致各種社會勢力參與了反莽的大起義,除了活不下去的一部分流民外,其實最先反莽的乃是“郡國豪傑”和最為了解王莽為人的親屬和心腹大臣。在推翻王莽的“新朝”新動作吧,豪族武裝集團起了重要作用,各地域豪族的起事,瓦解了王莽政權的社會基礎,新朝在豪族的反對下滅亡。
倘若沒有王莽的新朝,西漢王朝的滅亡方式大致上也是這一種,大的農民起義,會因為尖銳的人地矛盾最終爆發,王莽的改革,雖然一塌糊塗,但其出發的方向,是為了抑制土地兼併,縮小兩極分化,以此來增加帝國財政,鞏固帝國有些搖搖欲墜的統治,顯然,這種改革,即沒有讓勞苦大眾得利,反而深受其害,而利益損害更大的豪族們,也紛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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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94310417小云
西漢帝國在漢武大帝時鼎盛國泰民安,他強勢剪除了外戚勢力,母舅田坋,和大將軍大司馬竇嬰勢力,禮賢下士任賢理政,使大漢帝國五穀豐登九州方圓龍鳳呈祥。經過昭宣盛世,被剪除的外戚勢力死灰復燃,宣帝出自召獄,無依無靠,乃大封許姓為皇親國戚,宣帝仙逝後其與許平君皇后子繼承了皇位為漢元帝,漢元帝時亦大興外戚勢力,其後為王政君,只一次寵信而有了太子漢成帝,王政君氏同門權貴有五王而封侯,權傾天下,王鳳侄王莽家道敗哀,王鳳不久於人世,乃託於皇太后政君提撥重用,而顯於世,時漢哀帝劉欣亡,大司馬大將軍董賢手足失措,禮法不尊,被71歲的太皇太后罷官,令王莽為大司馬安葬劉欣事,自此一發而不可收,那王莽恭順有禮,禮賢下士廣佈黨徒聲名日隆,僅親殺兒子為奴扺命,夫人穿著粗布衣衫岀堂入室,被文武大臣們視為神明賢達,進安漢公位,嫁女於平帝,進而一步步呑食了大漢帝國江山萬里十一五年,真是亂臣賊子禍國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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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滅亡的根本原因是皇帝幼小,外戚專權。新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天災。 古代政治穩定的時候,都是上面有一個強人,下面控制著好幾個派別。如果皇帝能當這個強人,那麼是最好的。如果皇帝幼小,下面的派別就會互相鬥爭,直到決出一個勝利者。然後勝利派別再分裂成幾個小派別。 西漢末年的幾個派別就是幾個太后的家族,而最後的勝利者就是王太皇太后。因為她活得特別長,因此家族勢力在幾十年的發展中越來越大,最後控制了朝廷。但是王太皇太后並沒有注意到在自家人馬中培養對抗勢力,使得王家的權力最後又歸到王莽一身。於是王莽就有了篡權的基礎。因此皇帝不能控制局勢和當時外戚專權的局面,是西漢滅亡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王莽,王家也會有別人來篡權的。 王莽改制雖然得罪了少數民族和天下人,但是這些並不重要。因為那時候的匈奴等加起來也不是中原王朝的對手。而一般人再不滿,只要能活得下去,並不願意造反的。事實上,王莽改制了十年都沒有叛變,直到公元17年蝗災、旱災、黃河氾濫各種天災同時發作,當年才開始出現大規模叛亂。因此天災是王莽滅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