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前即西周時期，人們使用木製:石制工具進行農業生產，個人艱難單獨完成繁重的生產任務，人們通常在貴族的田地裡集體耕作。春秋時期，鐵製農具開始應用於農業生產領域，戰國時期，人們開始使用兩牛牽引的犁進行耕作，鐵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廣，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個體生產成為可能。憑藉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大量荒地得到開墾，這些額外擴充的私田產品不再繳納給國君，私團的主人把土地租給農民，叫做田租，形成新的生產管理方一式，個體生產取代大規模強制性集體耕作，個體小農逐漸成為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土地私有化開始形成，新興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首先，要糾正一下：春秋戰國時期並不是生產力的發展會導致土地的私有，而是發展生產力的強烈需求導致的土地私有。反過來，土地的私有化，進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土地的分配製度的調整，本質上是調整土地資源的分配，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明確了這一點後，我們再來看在周天子開創的分封制背景下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土地制度是如何發展，而後再向私有制轉變的。

決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技術，另一個是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

農業生產受兩個因素制約：農業生產工具和農業技術。

一、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

農業生產工具所以能夠突出進步，是由於冶鐵技術的兩個重大發明，一個是鑄鐵（即生鐵）冶煉技術，另一個就是鑄鐵柔化技術。正是由於這兩項技術的重大發明，使得鐵農具很快很廣泛使用於農業生產，促使農業生產技術突飛猛進，生產量有很大的提高。

鑄鐵冶煉技術的發明

中國鑄鐵冶煉技術之所以能夠比歐洲早一千九百年發明，並且很早推廣應用，主要由於繼承和發展了青銅冶鑄技術，並運用了長期累積的豐富經驗。早在商代和西周時代，青銅冶鑄技術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鑄造大型青銅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鑄造大型青銅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

冶煉首先需要將生銅鐵熔化。其中，銅的熔點約為1083℃，遠低於鐵1535℃的熔點，而且青銅合金的熔點更低。要達到這樣的高溫，即使在今天也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所以古人要想獲得高溫是很困難的。普通煤炭的火焰溫度在沒有風箱幫助的情況下很難達到鐵的熔點，所以古代鐵的冶煉離不開風箱的發明。（圖| 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冶煉）

春秋時代已使用高大的圓錐形鍊銅豎爐，高達一點二到一點五米左右，爐缸有一或兩個鼓風口，有著鼓風裝置。而到春秋後期，煉爐的鼓風方法得到了改進，冶鐵鼓風爐有重大的進步，提高了煉爐的溫度，於是，發明冶煉鑄鐵的技術，使煉出的鐵成為液體，從而加速了冶鐵過程，提高了鐵的生產率。這對於冶鐵業的發展和鐵工具的推廣使用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鑄鐵柔化技術的發明

戰國時代開始廣泛使用鑄鐵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鑄鐵，是質脆而硬的白口鐵，很容易折斷，不耐用。因此，當時勞動人民從生產實踐中創造了兩種柔化鑄鐵的技術：

一種方法是鑄鐵件的可鍛化熱處理，經過氧化脫碳並析出部分石墨，使成為白心可鍛鑄鐵。到戰國晚期，出現了黑心可鍛鑄鐵，是經過長時間加熱退火而成，韌性比白心可鍛鑄鐵高。

另一種方法是經過加熱氧化，對鑄鐵進行脫碳處理。在脫碳不完全時，鑄件表面的外層已成為鋼，可是內層還是鑄鐵，成為一種鋼和鐵同存於同一工具中的複合組織；在脫碳較完全時，白口組織消失，鑄件組織全部由鐵變成鋼，但還儲存有鑄件的特點（具有縮孔、氣眼等特徵）。

當時還利用控制退火辦法，創造了表面為低碳純鐵、中心為硬度高的體質複合鑄件，使用中把表面層磨損，露出中間層作為刃口，解決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堅硬鋒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韌性的矛盾，這種方法在戰國後期，北起燕趙、南達楚國的範圍內廣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鐵工具的功能。

（圖 |冶鐵壁畫）

中國古代鑄鐵柔化技術的發明要比外國早二千多年。歐洲到十八世紀才有白心可鍛鑄鐵，十九世紀美國才開始熔制黑心可鍛鑄鐵。中國古代鑄鐵柔化技術的發明，對於當時鐵工具的廣泛使用，對於促進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大作用。

二、水利灌溉技術的發展

在春秋戰國間，中原地區已普遍採用桔槔來灌溉，代替過去抱著汲瓶來灌溉的原始方法。桔槔也稱為“橋”，是用兩根直木組織成的，一根直木豎立在河邊或井邊；另一根直木用繩橫掛在豎立直木的頂上，在這根橫掛的木上，一端繫著大石塊，一端繫著長繩，掛上汲瓶或水桶，利用槓桿的原理來汲水。要汲水時，把長繩一拉，讓汲瓶或水桶浸入河中或井中汲水；把繩一放，由於一端結有石塊，汲瓶或水桶就升上來了。《莊子》記載春秋末年子貢的話，說桔槔“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天運篇》）；還記載顏淵的話，說：“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速）如泆湯。”（《天地篇》）這些話都說明桔槔利用槓桿原理來汲水的情況。

三、耕作技術的進步

中原地區原本使用一種腳踏耕具，稱為稱為耒耜。耕作的人用手把著耒耜的柄，用腳踏著刃部，把鋒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撥，才能把一塊土掘起來。墾耕就是把土一塊塊地挨次掘起來，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塊土，退一步。這種一步步後退而間歇的墾耕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自從春秋後期，農民推行了用牛拖犁來墾耕的方法，墾耕就變為連續向前的運動，用力少而效果好。

（圖|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時期青銅牛尊）

從山西渾源出土的牛尊來看，春秋後期晉國的牛都已穿有鼻環，說明牛已被牽引來從事勞動。戰國時稱牛鼻環為“棬”，《呂氏春秋·重己篇》說：

“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而且，古人的名和字往往有相連關係，孔丘的學生司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可知當時牛耕已較普遍。

隨著鐵農具的應用、牛耕的推行、耕作技術的進步、灌溉工具的改進，農業產量較之前也自然也有所提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沒錯，但它有個制約條件：一套合理的制度。

社會制度與生產力的關係

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土地制度為“井田制”。所謂井田制，就是將一塊耕地用“井”字隔開，分成九宮格。外部周圍的八個格子屬於“私田”，其土地所有權屬於貴族，但是交給八戶農奴人家去耕種，土地產出所得是八戶農奴自己的。井字中間的那個格子是“公田”，由八戶人家共同去種植，土地所產出的糧食要交給貴族，就相當於稅收。

圖| 井田制

當然，統治者不會傻到讓“井田制”像聽起來這麼美好，在井田制在真正執行的時候，貴族所屬的公田面積要遠大於交給農奴的私田。因此，對農奴而言，打理貴族的公田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他們在公田裡勞動時，自然是去偷奸耍滑。

一個社會的制度之所以決定生產力水平，在於：

首先，人天生是都有惰性的。每個人都想要“錢多、事兒少，離家近”的工作，但是，一個好的社會制度，會激勵人去努力工作。其次，每個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同樣上一天班，做一樣的工作，不同的人的生產效率和質量都不一樣。好的社會制度，應該儘量將生產資源分配給生產效率高的人。

在周代的井田制下的社會中，上述兩個問題都無法解決。農奴在公田中耕作，缺乏積極性，生產效率也就十分低下；而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自己吃飽飯是沒問題的，也想不出什麼激勵措施，只能透過低效率的人為監管。

更要命的是，貴族們經營土地的能力也各不相同，由於土地屬於國有，不善經營土地的人，也不能透過土地交易，將手中生產資源交給生產效率更高的人。如果土地所有者是個紈絝子弟，其土地邊際收益的價值就被白白浪費了。

正是這樣，井田制下的土地生產效率低下，也制約了國家的發展。各國勵精圖治的諸侯，以及他們手下的客卿們，看到了井田制的弊端後，懷著發展生產力的強烈訴求，在各國掀起了變法的風潮。

發展生產力的需求，促成了土地私有制的變法

以秦國的商鞅變法為例，秦國廢除了井田制，將土地制度私有化，即允許土地資源的自由交易。

秦國將井田制廢除後，國家也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

農業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商鞅的新法規定了，農民必須以財物來交稅。這樣，稅賦的標準就相對固定了，勞動者就得到了稅後的勞動剩餘，其勞動的積極性必然會提高，社會的農業生產效率也大幅度提高。可進行農業生產的耕地面積增加了。新法對耕織者進行獎勵，對墾荒有特別獎勵，者使很多貴族手中很多荒蕪的土地有了交易的價值，他們紛紛將其開墾成農田，這樣全國的耕地就無形間變多了。土地資源生產效率提高。透過土地交易市場對資源進行調節，就是所謂的“市場那雙看不見的手“，讓不善經營土地者，將手中的土地交易給善於經營土地的人，以實現資源的動態分配。可用的兵源增加。井田制的廢除，解放了大量農奴，使其成為農民。同時，在農業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閒置的勞動力就可以轉變為兵源。影響政治的貴族沒落。貴族之所以被稱為貴族，是因為他們擁有永久的土地。但是，在新法允許自由土地買賣後，貴族一旦賣了土地後，也就淪為平民了，再也沒有能力對諸侯的政治施加影響了。商鞅變法，使得秦國的農業生產力大幅度提高，使得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經多代人的不懈努力，終於在秦王政治下統一了天下。結語

古代的土地私有制，雖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它也在古代社會種下了一顆惡果——那就是“土地兼併”。

土地兼併引發了大規模的移民，新的移民地區抵抗風險的能力很弱，官員又容易胡作非為，一旦遇上天災，就可能爆發起義。這就是，古代中國農民起義頻繁發生的原因。所以，任何制度都是一把雙刃劍，社會能否保持穩定，就在於執劍者能否保證制度的平衡。

從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到春秋戰國時期趨於土地私有化，生產力發展只是外部因素，更多的推動力，來自生產關係、社會形勢、管理主體等內因。

就拿生產關係來說，打一個比方，一家之長領著幾個孩子過日子，指揮孩子們按時到“公田”參加勞動，收了糧食歸家長保管，孩子們吃飽了飯就行，沒有自己的糧食儲備。家長有威信時，這種生產關係沒問題，但隨著孩子們長大了，生產工具進步了，這些分家單過的孩子們也就不滿足於僅僅吃飽飯了，也不滿足於存有少量餘糧了，所以就不安於聽從指揮在“公田”上勞動，加之家長的威信一天不如一天，這種情況下，原來的“公田”就名存實亡，最後徹底消失，相反的，成年孩子們手裡的“自留地”就大片增長。

這只是簡單的比喻，下面以晉國為例，分析導致土地私有的內因。

從井田制到爰田制，代表著以宗族分封為主體的土地制度漸趨瓦解，逐步向新興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化的過渡

在晉獻公之前，晉國實行的還是西周時的“井田制”，即全國的土地在名義上都歸國君、國家所有，就像《詩經》裡所說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在這種宗法分封制的土地管理中，分配土地的多少，不是看勞動付出多少、功勞大小，而是大多按照與國君的血緣關係遠近。以宗室血緣為基礎的土地分封制，在西周時期發揮了鞏固統治的作用。

但到了春秋時期，宗室成員間的鬥爭加劇，這種以大宗、小宗、親疏遠近為原則的分配製度，反而加劇了宗室成員爭奪王位的激烈程度，為了獲得土地分配權，不惜生死相爭，《史記》評價春秋時期的狀況：

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晉獻公上任後，鑑於公族成員爭戰的教訓，廢除了宗法分封制，消滅了大量公室貴族，同時又將一些非公室成員列為新的貴族，逐步終結了宗親血緣紐帶下的土地分封制。

到了晉惠公時，出於與秦穆公抗衡的需要，推行“爰田制”以收買人心。這一臨時制度的主要特點，就是對晉獻公的分配原則進行了範圍擴大，已經不只限於高層的非公室貴族，所以其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到了春秋五霸晉文公即位時，晉人對土地私有化的呼聲已非常高漲，此時的晉文公，出於穩定王位的需要，也要順應這樣的發展大勢。晉國重臣欒枝是這樣向晉文公解析當時時勢的：

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說苑》）

晉文公將新的土地分配原則加以制度化保障，此時的土地分配已經向私有制邁進了一大步：

首先是按照才能、功勞分封土地。

其次是“公食貢”，也就是由公卿大夫代為管理王室的土地，再向王室交納大量貢賦，而代管者為了自己的收入，必然會加大對勞動者的盤剝力度，這就是新興地主階級的過渡時期。

再有就是“加田”的出現。“加田”是相對於需要上交稅賦的“祿田”而言的，就是加賞的田地，這部分田地已經成為公卿大夫的私有土地。加田的增多，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速度。

王室土地所有權下移到非公族公卿大夫、甚至平民，在造成公卿大夫勢力擴張的同時，也加劇了土地兼併鬥爭，造就了擁有大量私有土地的新興地主階級

晉國公卿大夫對私有土地的貪慾日益加大，在晉文公時期還沒有影響到晉國的根基，但隨著公卿勢力的不斷加大，到了春秋後期，已經到了王室不能命令公卿大夫的地步。王室不但不能收回交由公卿大夫代管的土地，也不能阻止公卿大夫之間為爭奪土地而發生的兼併鬥爭。在此時期，公卿大夫的私有土地收入不但可以全部歸自己所有，而且還可以轉贈、交換、買賣。

春秋後期，晉國六卿的勢力，已經完全取代了晉國國君的地位，他們為了提高自己的實力，都把爭奪土地作為首要目標，只有擁有比別人更多的土地，才能有資本供應軍隊，提高戰鬥力。這種競相擴張的直接結果，就是後來的趙、魏、韓三個卿大夫集團的“三家分晉”。

到了戰國時代，土地私有化的範圍，已經從公卿大夫擴大到士、平民。以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為例，實行這種土地管理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更進一步提高普通勞動者的耕種積極性，從而提升整體國力。看商鞅獎勵耕戰的力度，也就知道土地私有化的廣泛程度：

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商君書》）

也就是說，一個普通士兵，如果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就有可能白手起家成為“地主”。這個時候，國家對民眾的管理原則，已經從土地的分配權，向賦稅的徵收權轉變，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土地私有化不但是得到絕大多數國民歡迎，同時也已經得到了國家管理層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