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以來,宦官擅權常被作為朝政不修的源溯,而為禍最烈者無出明朝之右。明太祖時，曾鑄鐵牌置宮門內：“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明成祖給宦官委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等軍政大權。永樂十八年（1420），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親信宦官掌管，後來例用司禮監太監提督，開宦官干政之端。

明宦官專權，始於英宗時之司禮監太監王振。與漢、唐相比，明代宦官數量龐大，機構發達，權力廣泛。

明朝宦官機構非常龐大，重要的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合稱“二十四衙門”。

明朝廢了宰相，形成了部分的權力真空，這為明代宦官專權提供了空間，使得宦官得以以皇帝家奴的身份竊取了部分皇權。皇帝不理政事的時候，容易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

票擬製度——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替皇帝在大臣的奏章上“批紅”，成為皇帝的代言人，甚至利用職權之便擅自更改內閣的票擬。

1.明朝中期以後，君主不問政事，導致奸臣把持朝政。奸臣把持朝政，又加深和表現了政治腐敗，加深了社會危機。王振、劉瑾勢傾天下，嚴嵩把持朝政，都是生動的例證。

2.明中後期皇帝不理政事，使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先後專權，政治局勢更加混亂.

3.宦官專權，土地兼併嚴重,對農民經濟剝削加重，加上天災不斷，農民被迫起義，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

《廿二史札記》卷三三“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條：“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尚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明代首輔權雖重， 而司禮監製權又在首輔上。”

英宗 王振 司禮太監 1435-1449

曹吉祥 司禮太監 1457-1461

門達 錦衣衛指揮使 1463

憲宗 汪直 西廠提督太監 1477-1483

孝宗 李廣 太監 1488-1498

武宗 劉瑾 司禮太監 1506-1510

錢寧 錦衣衛指揮使 1513-1521

神宗 馮保 司禮太監 1572-1582

礦監、稅監 1583-1620

熹宗 魏忠賢 司禮太監 1620-1627

毅宗 曹化淳 司禮太監 1628-1644

明代宦官掌握東、西廠和錦衣衛，是明朝特務政治的代表，是其得以專權一因。大家覺得是不是這樣呢？

首先，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宦官這種特殊的群體，也就是通常所稱的“太監”。他們其 實並不是一種官職，而是一批專門侍奉皇帝和其他皇室成員的特殊奴僕。東漢以後，所有的宦官都用閹人來充當。

自古以來，歷代皇朝都禁止宦官參與或干涉國家大事，但事實上，由於宦官與皇帝和皇室成員十分接近，關係密切，所以常常能竊取某些權力。

特別是在一些朝代的末年皇帝昏庸的時候，例如東漢、唐朝末年就都曾經出現過宦官專權的現象，而到了明代，宦官專權現象變得尤為嚴重。

明朝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曾經在皇宮內攜刻鐵牌，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干預朝廷政事，對宦官控制很嚴。

可是，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皇權時，卻是得到宮內太監提供的情報才成功的，所以，朱棣稱帝后，開始重用太監，對宦官委以出使、專征、監 軍等軍政大權，如“七下西洋”的鄭和就是內官監太監。

為了清除建文帝的餘黨，朱棣還設立了特務機構——東廠，由親信太監掌管，專門緝拿“要犯”。東廠只對皇帝負責，不必經 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但在當時，皇帝還親自掌管朝政，宦官尚且不敢擅權。

明代的宦官專權，大約始於明英宗正統年間。英宗當皇帝時年僅9歲，不懂國事，因而越來越寵信太監王振，使得王振的權勢日益增大，飛揚跋扈，不可抑制。 王振假借皇帝的意旨，控制了朝廷上下，連英宗也時常被他所左右，從此開了宦官干政之端。

明英宗還授權太監審理囚犯,宦官從此又插手司法。後來，由皇帝批准，精銳的京軍“團營”又歸太監節制，從而開了宦官總領京軍的先例。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間，劉瑾等8個宦官勾結成 夥,人稱“八虎”。 他們與一些大臣結成閹黨,幾乎控制了整個朝廷，發號施令，權擅天下。

就這樣，明代宦官專權的局面一步步地形成，並發展成了明代政治上的一大“毒瘤”。因為太監這種人畢竟是身體有缺，導致心理不健全，思想扭曲，他們做出的政策也就不可避免的比較極端，嚴重的危害到了當時社會的安定和文明的進步！

因為私禮監批紅制度

明代是內閣票擬，對一件事情提供應對方案，但也只是建議，決策權在於皇帝，而皇帝又沒時間處理所有的檔案，就秉筆太監代筆，把內閣的建議抄一遍，或者稍微修改一下。再由掌印太監蓋印，發回內閣擬旨。

這個過程中，皇帝若是不勤勉，或者宦官有弄權的心思，那麼就很容易在批紅的時候做手腳。而皇帝又不勤政，那麼內閣只能遵守，因為批紅是皇帝賦予的權力，內閣不敢不執行。由此，便有了天啟皇帝做木工，魏忠賢專權的事情發生。

明朝撤了宰相，雖有內閣，缺也只有建議的權力，內閣首輔也無法牽制宦官，原本設立司禮監就是為了牽制內閣，卻賦予了司禮監過大的權力。內閣無法和司禮監抗衡。

這是定製，東廠耳目眾多，監察官員，可以快速獲得訊息，東廠濫用私刑，而且殘忍。文官們懼怕，就算想彈劾宦官，要麼被東廠提前知道了，要麼也被宦官壓下，皇帝看不到。

主要就是皇帝給了宦官過大的權力，而一旦皇帝不勤政了，很多權力就放給了宦官。其實宦官也是代行皇權。因為皇帝覺得宦官不可能造反，所以更加放心。在這種情況下，宦官雖然可以專權，但是想換個掌印和秉筆太監也是皇帝一句話的事，其本質是狐假虎威，還是皇權至上。

明朝之所以出現宦官專權，是因為朱棣開了一個壞頭。後來明朝的許多帝王，又十分昏聵，大肆任用太監，以致於朝政敗壞，天怒民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明朝的滅亡。

明朝開國太祖朱元璋，曾經下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而且把這塊鐵牌掛在了宮內。後來的建文帝對此更是嚴格執行，太監稍微犯一點錯，便會受到嚴厲的處罰。這樣的制度，自然是很受太監的憎恨。後來朱棣起兵靖難的時候，這些太監聽說朱棣對太監十分信任，甚至有的人能帶兵打仗。於是有部分太監便偷偷聯絡朱棣，給他送情報。後來朱棣得了天下之後，對於宦官十分信任。他派遣太監鄭和下七次下西洋，就是一個例證。也就是從永樂時期，開啟了任用宦官的先河！

明初的時候，明朝是設有宰相一職的。只是後來胡惟庸案發後，朱元璋感覺宰相的權力太大，甚至威脅到了皇權，所以此後一直不設宰相。但是廢除宰相之後，也是有弊端的。，皇帝需要承擔起一部分宰相的職責。所以皇帝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大。而且沒有了宰相這個緩衝地帶，皇帝便需要直接面對百官。皇權和文官集團的鬥爭，一直貫穿於明朝始末，這也導致了後來許多皇帝厭煩了上朝，甚至幾十年不上朝。為了制衡文官集團，皇帝便起用了宦官集團。而且，廢除宰相之後的一些權力真空，便被分到了太監的身上。“十二監、四司、八局”，太監的機構多達二十四個。

因為許多皇子都是由太監從小陪到大，等到這些皇子登上皇位之後，感情上便天然地和這些太監親近，自然也就更相信他們。這些太監從小看皇帝長大，也就更加深知皇帝的脾氣。他們往往會順著皇帝的脾氣，貢獻一些好玩的東西。這和那些整天拿著國家大事來煩皇帝的大臣對比，自然是太監更加貼心。長此以往，太監攫取到的權力越來越多。任用太監監軍、到各地收取賦稅。設立東廠、西廠、內廠等監察百官，相比於錦衣衛，太監出入宮門更加方便。太監使著越來越順手，而後來的皇帝，往往沒有朱元璋、朱棣那樣的才幹，駕馭不住太監，慢慢地就形成了太監專權。

太監專權的危害自然是極大，很容易造成“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的局面。有明一代，宦官權力大的時候，甚至可以直接任免官員，而不用透過皇帝，這就把皇權給架空了。尤其是，明朝後來的皇帝，一個個的都不願意上朝，這就給了太監更大的作惡空間。他們任人唯親，大肆索賄，隨意誣陷大臣，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此外，他們還插手人事、軍隊、稅收等等部門，加大了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也極大地摧毀了文官和武將集團。這就導致了明朝統治根基的不穩。

王振專權，導致了“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敵人掠走，簡直就是奇恥大辱。後來劉瑾專權，人稱他是“立皇帝”，正德皇帝是“坐皇帝”。後來的魏忠賢更是鼎鼎大名，把太監專權推向了新的高度。太監專權使得政治更加腐敗，人民的苦難更加深重，社會更加不安，也加快了明朝的滅亡速度。

綜上所述，明朝之所以出現了宦官專權的現象，就是因為朱棣開了一個壞頭，後面的皇帝沒有朱元璋和朱棣的能力，且大多懶於政事，讓太監把皇權架空。這樣的危害是，太監把觸手伸向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幾乎所有領域，直接撼動了帝國的大廈，使得明朝的統治天怒人怨，加速了其滅亡的程序。

本質上，明朝宦官勢力的崛起和強大，都和皇權的延伸有關。

明朝太祖朱元璋有過“內臣不得干政”的祖訓，其立意主要是為了皇權的獨立性和絕對性。但是同樣，朱元璋也非常明白，皇權真正的敵人來自內部，老朱家江山最大的敵人也來自內部，即——文官集團。

整個明朝的歷史，其實可以看作是皇權和文官集團的鬥爭史。從朱元璋開始，裁撤宰相，頒佈《大明律》，建立錦衣衛等等手段，其實都是為了對付和約束文官集團。

朱元璋做的很成功，但是孫子朱允炆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從小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朱允炆一上來就和文官集團很親近。這自然也不符合宦官集團的切身利益。事實上，朱棣後來發“靖難”之師，能夠成功奪取皇位，和朱允炆身邊諸多內官投誠，提供情報有關。

朱棣上臺後，第一件要面對的事情就是平息文官集團的反撲。朱棣很直接，就是用宦官集團去壓制。也就是從朱棣時期開始，明朝宦官勢力開始抬頭。鄭和一個太監能夠受到重用，七次遠洋；東廠開始創立，轄制錦衣衛，監視百官，都是基這點考量。

之後朱高熾，朱瞻基兩朝，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的博弈一直平衡地保持著。這種平衡也證明了皇權的穩定性。

但是到了朱祁鎮時期，開始發生了變化。因為登基的時候年紀太小，朝政自然由幾名內閣大臣把持，比如著名的“三楊”。而隨著朱祁鎮年紀的增長，對於收回權力的意願也越來越強烈。

明朝的外戚勢力，一直被控制得很好，所以朱祁鎮能夠依仗的，也就是宦官集團。最著名的就是大太監王振了。王振的出現，其實是朱祁鎮對朝局掌控的加強。所謂的王振一黨，其實就是朱祁鎮的爪牙。

而“土木之變”，其實就是文官集團和王振一派鬥爭的綜合結果。之後朱祁鎮被俘，朱祁鈺上臺，自然要和哥哥朱祁鎮的勢力做分割。於是，于謙這種中間派和外戚勢力得到了重用。宦官勢力受到了壓制。

到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復辟，宦官勢力再次開始抬頭。比如曹吉祥等人。但是因為之前朱祁鈺清算王振一黨的時候，宦官勢力得到了削弱，故而此時皇權也有點大權旁落的意味，以李賢為首的文官集團一直掌控著朝局的大走向。

朱見深時期，深感文官集團勢大，開始刻意疏遠文官集團。再加上宦官集團會來事，故而宦官勢力在這個時期再次得以成長。汪直建立了西廠，就是典型代表。

接著的朱佑樘，為了平復文官集團的積怨，對爸爸朱見深一些人事做了改動。包括打壓了一部分宦官勢力。這個時候，史書裡的宦官集團都比較低調，朱佑樘用自己的方式制衡者文官集團。這個制衡，主要體現在其執政後期，前期還是和文官集團有過一段蜜月期的。

到了朱厚照時期。朱厚照雖然有些舉動顯得很荒唐，但是事實上是一位牛人。劉瑾，八虎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朱厚照用劉瑾等宦官，完成了對機要部門的人事安插，比如軍隊，比如廠衛系統，比如司禮監等。同時，朱厚照用劉瑾新政，進行改革，其目的也是兩個——錢和權。

但是因為劉瑾得罪的人太多，朱厚照最後只能犧牲劉瑾，防止自己被引火燒身。但是此時的朱厚照已經大權在握。

到了朱厚熜時期，小宗即大宗位，自學成才的朱厚熜一開始對宦官集團是強力壓制的，並且透過挑唆文官集團內鬥，來掌控朝局。他是一個權謀的天才，卻不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帝王。這個時期，鬥爭形式是宦官集團透過司禮監和文官集團的內閣相抗衡。

明代政府的運作流程是：

內閣票擬（建議權）——司禮監或皇帝批紅（決策權）——六部實施（行政權）——都察院，六部給事中檢查（監督權）

所以，當皇帝怠政，懶政或者故意授權的時候，司禮監的批紅就顯得至關重要。

之後是朱載垕，高拱等文官集團再次奪權。

六年後，朱翊鈞繼位。前十年，李太后，張居正，馮保的三角聯盟，保證了皇權的基本獨立。馮保作為李太后的心腹太監，牢牢把控著廠衛系統和司禮監。

萬曆十年後，張居正死。此時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務體系，內閣權勢日重。朱翊鈞用躲避的方式，疏遠了朝臣。並且讓大批的宦官勢力，染指經濟事務。皇權得到了加強。

朱常洛只做了一個月的皇帝，暫且不論。

朱由校這個木匠皇帝，魏忠賢出現了。這個時候的，因為黨爭的演變，魏忠賢已經不能算是簡單的宦官勢力。他是一個龐大的政治聯盟，集合了文官集團，外戚，宦官勢力的大成者。有魏忠賢這麼一個人在把控全域性，不說國家如何強大，起碼朝廷不會太亂，因為反對者都被閹黨踢走了。

如此，朝中就有人做事，有人擔當。這也是為什麼後世說魏忠賢在，大明不一定會亡的原因。而魏忠賢的權力，又是依附在皇權身上，所以雖然木匠皇帝什麼也不管，但是從來不擔心自己的江山會易姓。

朱由檢的時候，為了掌控權力，上臺就打倒了魏忠賢。同時大批閹黨遭到清算，其中包括大批的文官集團成員。黨爭再次顯現。皇權雖然變得更加絕對化，但是朝中已經混亂不堪，甚至比朱厚熜的嘉靖朝，朱翊鈞的萬曆朝還要混亂。

沒人做事，為了鬥爭而鬥爭，派系林立，一個人做事，一群人挑毛病，沒人能夠控制整體的局面。

當然，很多時候，特定的人，特定的事，又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終有明一代，即便宦官勢力如何強大，其始終依附在皇權之上，無法獨立運轉。所以，沒有出現類似唐朝晚期的宦官手握大權，肆意更替君主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