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清代二百多年的歷史，像榮祿這樣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實在是多如牛毛，不勝列舉。然而同時又像他這樣忠心耿耿、辦事幹練的，則鳳毛麟角，少得可憐。所以，慈禧將其列為重點培養物件。數年間，榮祿節節攀升，將工部尚書、步軍統領和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大要職一併收入囊中。此時，他尚不到40歲。　　

按照清制，內務府一差，同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在權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勢。上朝時，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軍機位置次之，但權而要;內務最後，卻親而要。可見內務府大臣是個能夠時常與太后接觸的好差事。況且榮祿握有全國的工程審批與營造大權和一支精銳的京城衛戍部隊，可謂集宮廷、朝堂及市井大權於一身，不知惹來多少同僚的羨慕嫉妒恨。　　

不出3年，榮祿便嚐到了木秀於林風必摧的苦澀。光緒四年( 1878)，貴州巡撫出缺，奕訴徵求慈禧意見，應派誰去補缺。當時慈禧正為軍機大臣們爭權奪利的情形所困擾，於是決定殺雞儆猴，脫口而出：“著沈桂芬去!”此旨一出，內外一片譁然。群臣紛紛議論，認為巡撫乃二品官，沈桂芬現任兵部尚書，又是軍機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遷邊地。祖宗之法，朝廷舊制，不應隨意更改。面對如潮的廷論，慈禧心知眾議難違，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舊當差。雖然躲過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餘悸。他尋思：穴本無風，風何由入?此事肯定與一貫主張打壓漢人官員的榮祿有關。於是，沈找來門生翁同穌，決心上演一出“反問計”。

一天，翁來榮家造訪，剛進門便狠狠數落沈桂芬一通。話說榮祿跟李鴻藻是死黨，而翁同龢與李都是名冠京師的清流派骨幹，故榮時常同翁飲酒酬答，交情匪淺。加上此刻翁神情憤怒，言語激昂，居然將沈的齷齪家事都和盤托出，榮被翁的精湛演技所矇騙，認定其很夠哥們，是來給自己通風報信的。於是他放鬆了警惕，將慈禧如何厭惡沈桂芬之事據實告知。從榮祿口中偵知實情後，翁同穌這個“臥底”馬上向沈彙報。沈深感不除掉榮祿，必有後患。思來想去，他心生一計。沈說服自己的另一門生寶廷，以滿族大臣兼職太多，勢必拖累本職為由，主動要求辭去自己的諸多職務，同時他還強烈建議卸去榮祿工部尚書與內務府總管大臣兩職，以專心維護京師安全。慈禧覺得寶廷此言頗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風點火道：“榮祿宣力有年，明敏幹練。年紀尚輕，將來必受重用。”

於是，慈禧免去榮祿兩大要職。寶廷的“苦肉計”大獲成功。牆倒眾人推，沒多久，沈桂芬又聯合眾人力薦榮祿去外地磨練。恰值當時西安將軍空缺，慈禧不明底細，一聲令下，將榮發配過去。好端端的一顆政壇新星，愣是被一群無良文人從京師中心忽悠到了邊緣地區。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載，昔日意氣風發的榮大總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頭翁，他深深體味到“官場沒有永遠的朋友，唯有不變的利益”這句話的真諦所在。

榮祿作為清末最受慈禧寵信的大臣，參與了清末許多重大事件的決策。榮祿作為慈禧的馴服奴才而飛黃騰達，榮祿也因助紂為虐而遭千載罵名。而從他的一些思想上可以 看出，我個人認為他還是力保大清不到的。

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軍在北韓摧毀了清軍後，兵分兩路發起了對中國遼東半島的進攻。清軍軍無鬥志，在日軍凌厲攻勢面前潰不成軍，遼東重鎮相繼失陷。清軍的節節敗退和屢戰失利，使清廷龍興之地的遼寧頻頻告急，京師為之震動。這時，慈禧、奕忻卻不思採取積極的應敵之策，一味乞求予列強的調停，急切地企求停戰議和。榮祿卻以“急固根本之策”疏陳清廷，提出；“馭夷不外和戰二策，然必先以戰為根本，而後能以和蕆事。”外敵“未有不受懲創而能成和者也”。顯而易見，榮祿的這些言論，和慈禧、奕忻的言行是大相徑庭的。榮祿還提出募重兵，用宿將等具體措施來對抗日軍。

榮祿在甲午戰後中國愈益貧弱、民族危機日甚的嚴重關頭是主張練兵自強、雪恥復仇的。在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甲午戰爭中，中國遭到慘敗。戰後，中國被迫割地賠款，籤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日戰爭的結局，給世界資本主義列強以強烈刺激，列強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戰後迅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華人民發出了強烈的救亡圖存的呼聲。然而，在清統治集團中，還有那麼一些人仍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醉生夢死，不思振作。榮祿對於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險惡局面是有著清醒認識的。

榮祿認為：“自強之策，莫如多練兵，治國之道，惟在兵強，無不可復之仇，無不可雪之恥。”榮祿這種將復仇雪恥的願望建立在自身自強基點上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

榮祿在甲午戰後是主張對封建統治的陳法作一些改革的，在清末的兵制改革中，所起作用尤大。榮祿在戰後出於復仇雪恥的強烈願望，主張對舊法實行變革，其中尤為注重對養兵、練兵之法的改革。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榮祿首請變通武科舉。他在給朝廷的上疏中，力陳在“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的情況下，仍沿用武科舉來選拔軍事人才的弊端。他建議清政府，將全國參加武科舉考試的三四十萬年富力強、裡籍可考的應試武童，於各省延聘精通洋操之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年之後，即可成精兵。同時，於應試武童中挑選材武聰穎者，進入武備學堂學習，“習格致、輿地諸學，分炮隊、槍隊、馬隊，工程隊諸科”。學習三年，由督撫進行考試，列優等者，作為武舉人。再將這些武舉人，諮送京師大學堂，限以三年，由欽派王大臣考試，列優等者為武進士，再經過廷試“驗其技藝，詢以方略”，即“以侍衛、守備分用”，“各路軍營自哨長以上，均用此項武舉人、武進士充補，以備干城之選。”榮祿認為，“似此參酌中外兵制，造就將才，於國實有裨益。”

榮祿的一生是效忠清王朝的一生，更明確一點說是效忠於慈禧的一生。對他一生的功過是非，歷史已作了結論，我個人無意對其作新的評價。但是他在清末的一些積極主張我認為他是為了力保大清不到。

瓜爾佳.榮祿，滿清正白旗人。比起其他滿清子弟，榮祿天生就有更好的條件。首先，正白旗是滿洲八旗中的上三旗之一，地位要更為尊崇，也比其他人更容易成為大官。其次，榮祿的祖父、父親、伯父全都為國戰死沙場，榮祿一家可以算得上是滿門英烈。因此，他受到朝廷的特別照顧，仕途比起其他人，要順利得多。

不過，這些條件遠遠不夠，想要在朝堂中混出頭，怎麼著也要有一個皇親國戚的身份。榮祿先是娶了皇帝元妃本族的薩克達氏，後來又娶了宗室靈桂之女愛新覺羅氏。而榮祿的女兒嫁給醇親王載灃，生下了宣統皇帝溥儀，這就是後話了。

總而言之，榮祿憑藉先天的優厚條件和正確的政治聯姻，保障了自己在朝中的話語權。

“辛酉政變”期間，年輕的榮祿把握住了機會，在慈禧和恭親王奕訢面前掙了一個良好的表現，得到了兩人的賞識。

之後，榮祿很快被升為左翼總兵。他在職期間兢兢業業，表現尤為出色。醇郡王奕譞與軍機大臣文祥對他都很欣賞。兩人的保舉和慈禧的賞識下，榮祿很快成為工部侍郎兼任總管內務府大臣。

年紀輕輕便出任要職，這讓榮祿難免有些忘乎所以。1878年升任為工部尚書後，榮祿因得罪了醇親王奕譞與軍機大臣沈桂芬等人，在第二年因受賄的罪名，被連降兩級。

這件事讓榮祿成熟起來。此後的十多年裡，榮祿一直低調地蟄伏著。直到1894年，恭親王奕訢再次得勢，榮祿才又被啟用為步軍統領。

1895年，榮祿出任兵部尚書，並被清廷委以練兵的重任。在當時，清廷的軍權長期被李鴻章等漢族將領把持。榮祿先是提拔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到後來統領北洋軍隊，再到建立武衛軍。榮祿一步步將漢將的軍權，回收到了中央。毫無疑問，這是他為加強滿清集權乾的實事。

　　戌戌變發時，隨著“帝黨”和“後黨”矛盾的不斷激化，一場你死我活的宮廷鬥爭不可避免。先是榮祿定計要在太后和光緒在天津檢閱新軍時實行政變。光緒知道了這個訊息，秘密通知維新派設法營救。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託在統轄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身上。袁世凱曾參加過維新人士的團體“強學會”，維新派對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議光緒加以籠絡。光緒破格召見了他，並提升他為兵部侍郎，專司練兵事務。然後維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說出了維新派的計劃：在慈禧和光緒閱兵時，實行兵諫，誅殺榮祿，軟禁慈禧，擁戴光緒。袁世凱聽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擔，說：“殺榮祿象殺一條狗爾!”譚嗣同有意試探地說：“你要不幹也行，向西太后那邊告發了，也有榮華富貴。”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凱看成了什麼人!”可是他送走了譚嗣同，當天就奔回了天津，向他的上司榮祿作了全盤報告。榮祿得訊，連忙乘火車趕到北京，告訴了慈禧。結果，光緒被幽禁，譚嗣同等六個維新人士被害，康有為逃到日本，百日維新曇花一現。而在這次政變中立下首功的榮祿，正如梁啟超所說的是“身兼將相，權傾舉朝”。《清史稿》裡也說是“得太后信仗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鉅細，常待一言決焉”。

　　在庚子那年(1900年)，慈禧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又利用洋人殺義和團的一場大災難中，榮祿對慈禧太后的忠誠，更有了進一步的表現。洋人殺了中國老百姓，搶了中國的財寶，這些問題在慈禧看來是不算什麼的，但洋人保護了康有為，又反對廢光緒和立皇儲，直接表示反對她的統治，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於是下詔“宣撫”團民，下令進攻東郊民巷使館和兵營。結果東郊民巷沒有攻下，大沽炮臺和天津卻先後失守，八國聯軍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

　　在這一場翻雲覆雨的事變中，榮祿儘可能不使自己捲入旋渦。他順從地看慈禧的顏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時，他也給慈禧準備著後路。他承旨調遣軍隊進攻東郊民巷外國兵營，但又不給軍隊發炮彈，而且暗地裡還給外國兵營送水果表示慰問。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計負責議和的李鴻章和奕劻，在談判中掌握一條原則：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讓慈禧交權歸政，一切條件都可以答應。就這樣，簽訂了連利息近10億兩白銀、讓外國軍隊駐兵京城的《辛丑條約》。榮祿辦成這件事，到了西安，寵禮有加，賞黃馬褂、雙眼花翎、紫貂，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轉文華殿大學士。除了《清史稿》裡這些記載外，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太后為榮祿的女兒蘇完瓜爾佳·幼蘭“指婚”，嫁與醇親王載灃為福晉。

　　關於使榮祿與醇親王結親一事，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來戊戌變法之後，西太后對醇王府頗為猜疑，據說醇王(奕譞)墓地上有棵白果樹，長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誰在太后面前說，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於醇王墳地上有棵白果樹，“白”字和“王”字連起來不就是“皇”字嗎?慈禧聽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樹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實不是白果樹，而是洋人對於光緒和光緒兄弟的興趣。

　　庚子之亂後，聯軍統帥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國為克林德公使被殺事道歉。載灃到德國後，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這也使慈禧深感不安，加深了心裡的疑忌。洋人對光緒兄弟的重視，這是比維新派康有為更叫她擔心的一件事。為了消除這個隱患，她終於想出了辦法，就是把榮祿和醇王府撮合成為親家。西太后就是這樣一個人，凡是她感到對自己有一絲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細加以考慮和果斷處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還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裡淹死，又何嘗不是怕留後患而下的毒手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她考慮的一切根據。就這樣，在德國賠禮道歉回來，在開封迎上回京的鑾駕，奏復了一番在德國受到的種種“禮遇”，十一月隨駕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慈禧“指婚”的懿旨。

對榮祿的人物評價：

　　榮祿並不反對變法，只不過不贊成康梁的變法，遵循的是另一條變法思路。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傳家，他們希望中國迅速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形容當時的中國為一敗壞已極、日久失修的大廈，不僅急宜興修，而且應全行拆卸，然後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萬鈞之力，罷黜舊臣，任用新進，從根本變起，首先改變法律、官職，然後將變法在各個方面全面鋪開。而榮祿是變法時期統治階層中的一員，雖然他也認識到唯有變法才能使中國擺脫危亡，但身為實負其責的政府大員，在推行變法的權力、步驟、內容等方面與康梁不盡相同。早在光緒任命林旭等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榮祿就致信林旭，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紛更。(注：榮祿致林旭，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榮祿函稿底本》第三冊。)政變後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財、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痺，輔以善藥，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並以此評價政變事。

榮祿可謂是晚清第一重臣，慈禧的第一心腹。以至於野史說，榮祿與慈禧青梅竹馬二人是初戀。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榮祿力保是對的，難道讓榮祿當革命黨嗎？榮祿更沒有開歷史倒車，站在滿清的角度，榮祿卻是最開明的人士。榮祿的小女兒是溥儀的生母。

榮祿（1836-1903年）字仲華，滿洲正白旗人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屬於軍人世家出身，蔭官出身，先後任內務府大臣，工部尚書，後任西安將軍十餘年年。入京以後受到慈禧太后重用，任步軍統領衙門統領，總理衙門大臣（外交部長），兵部尚書。內務府大臣。加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光緒二十九年病逝，贈太傅，諡文忠。

嚴復對榮祿評價很高，評價榮祿四個字“忠於所事”。英國駐滿清公使朱爾典評價榮祿是“一個不英明政府裡面最英明的人”應該說，榮祿是滿清貴胄裡裡面最聰明的人，榮祿比慈禧小一歲，實際就是一代人。二人最開始交際時間不多，榮祿早年因為得罪軍機大臣沈桂芬被貶到西安十餘年，直到甲午戰爭爆發以後才重新返京。出任步軍統領，這才開始受到慈禧的重用。榮祿為人謹慎，輕易不得罪同僚，更很少在慈禧面前彈劾他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政治智慧很高。

榮祿的政治原則是慈禧怎樣我就怎樣，始終保持與慈禧的政治觀點一致，但他的思想卻並不保守，很“先進前衛”榮祿與李鴻章關係很好，支援李鴻章的洋務，厭惡剛毅，徐桐這些只會靠嘴啥事也不幹的酸儒。在義和團的問題上，正式榮祿對西方外交使團的保護，才使得事情沒有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促成東南互保是榮祿的最大功績。在李鴻章死後，榮祿基本上接手了李鴻章的政治“遺產”。又實際上控制京畿地區的兵權，是當時慈禧最重要的心腹一點沒錯。榮祿對慈禧也始終是忠心不二。但又絕對不是盲從，翁同龢沒有死，光緒沒有被廢掉都是榮祿力保的結果。

榮祿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康梁的激進派，榮祿是溫和與改良派，與張之洞、李鴻章等人一樣，希望慢慢來，封疆大吏，激進做法沒有任何益處。所以在戊戌變法中，他堅定地站在了慈禧一邊，晚年的榮祿越發精幹，多次勸阻慈禧不要廢掉光緒，榮祿對袁世凱的評價是：“此人有大志，吾在尚能駕馭，然他終將有出頭之日”。榮祿看人還是很準的。至於榮祿力保大清，這是他的立場決定的，無可指責，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不是那個人可以保住的，榮祿死後不過8年，滿清就走進了歷史。這是誰都改變不了的命運。

榮祿是清末滿人中難得的開明能臣，關鍵他還忠。以光緒帝搞戊戌變法的節奏，清朝估計要提前關張。榮祿能鉗制袁世凱，袁世凱如果沒人鉗制，他敢稱帝，信不信？至於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榮祿一直在做的事，光緒帝改不動的事，榮祿能改的動，新軍軍制改革就是榮祿主導的，他只是生命給的時間不夠了。庚子國變與列強開戰，榮祿一直是不以為然的態度，他認為這屬於自殺。外有東南互保，內有榮中堂虛與委蛇，否則庚子國難太后是收不了場的。清朝不可能領導中國走向共和道路的，有一個根本原因，他們是中華民族裡的少數，他們是滿人。日本明治維新不存在這個民族問題，英國虛君共和也不存在少數民族統治的問題。恰恰中國有這個問題，而滿人階層已經集體腐朽了，榮祿只是滿人中的一個異數而已。清朝的滅亡，還有一個大背景，清國只是在世界政治制度變革的大潮流中為孔孟之道殉葬了，千年儒家思想的單必須有人買，清朝就是那個買單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