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每年都會舉行幾次全國官員參與的大型會議，屆時，所有參會人員都會從四面八方趕往首都，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畢竟，現代交通工具那麼發達，你想去哪，火車、高鐵、飛機隨便挑。基本上，幾百公里的行程睡個午覺的時間就到了，可謂十分方便。可要知道，在古代時期，中國是沒有這些先進的交通工具的，所以那個時候古代官員都是怎麼去首都開會的呢？

說出來你可能不太相信，古代官員是沒有到首都開會的習慣的，也沒有那個能力。在古代，幾千年來的交通能力和社會制度決定了古代人除了赴京趕考外，其他官僚無論職位高低，都不會閒得跑到京城去開會，皇帝也不會開這種會。如果有官員要赴京，那別想了，他不是去領罪就是被皇帝招去述職的，開會什麼的，還是免了吧。

而且很多古代王朝對於京官和外臣都是有明確規矩的，例如外臣不得擅自回京，地方官擅自進京視同勾連京官，武職不奉詔進京視同造反等等。所以袁崇煥當年未經請示，帶著幾萬軍隊來到北京城下，其嚴重性可想而知。

就以江南到長安的距離為1千多公里計算，沿途還算安全與平順，一般人騎馬或坐車一天能走一百華里（1華里=0.5公里），從江南到長安單程就需要一個月的時間，這期間還不能有下雨、生病、過河等情況耽擱。

所以，那時的交通手段和行程距離，決定了那時的社會制度必須以高度集權才能管理和控制如此幅員遼闊的國土。而到了近代，隨著交通能力的飛躍時提升，資訊傳遞和人員流動的能力都大幅度提高了。

即使近代最開始時，以袁世凱手下那麼強的能力，用假的《盛京日本》新聞糊弄袁世凱也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很快就露餡了。所以，可以說現代的交通能力、資訊通暢是現代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也是進步必須的需求和結果。

古代交通不便，地方官員離京城路途十分遙遠，那麼地方官員是如何上京述職的呢？請聽筆者娓娓道來。

首先，我們要知道，在古代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有資格進京述職的。就算是那些有一定地位的封疆大吏要進京述職，也必須要有朝廷的旨意。朝廷不召，即便是封疆大吏隨意進京，後果都會不堪設想！

實際上，古代的官員是沒有進京開會的習慣的，當然身份地位不夠是主要原因。在古代，嚴苛的集權社會制度下決定了古代人除了赴京趕考外，其他的官僚也都不會閒到跑去京城開會。地方官進京一般就是隻有三種情況，要麼是升官或者調任，要麼就只能是過去領罪的了，都是些比較大的事情才會召集地方官進京的。

那麼，如果接到了皇帝的召見，地方官是如何去京城的呢？這就要分兩種情況來說了，一種是在京城做官的官員，另一種是在外地做官的官員。而現代的我們海陸空都有很先進的交通運輸工具，收走就走。但古代這些東西就彷彿和做夢一般，他們除了信鴿以外沒有別的空運，因此只能選擇走陸地或者水路。

對於第一種來說，雖然在京城做官的官員肯定相對於外地的官員來說方便很多，但是京城也是一座城，古代京城住宅分佈十分的講究，其官做的越大，家離宮廷就越近，相反，則離宮廷就越遠。而一般在京城做官的是必須要每天早上去上早朝的，且早朝時間都是很早的，所以他們都是天都沒亮就要起床收拾趕去上朝，睡懶覺什麼的更像是在做白日夢。

接著來說說第二種情況：外地的官員該如何進京呢？接下來我們就來說一說。

首先就是步行。我們可能認為古代的人一般都是步行出門，但實際上對於官員來說則恰恰相反，官員很少透過步行出門。步行速度慢是一個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們覺得步行是十分丟臉的。這些官員大多數都是些讀書之人，一路風塵僕僕的趕到京城，難免會讓人顯得有些憔悴，但做了官就都會講究一些排面的，步行就會讓人有一點丟臉。

接著便是騎馬。馬的速度快，且餵食馬的草料也是十分廉價的。但是長時間騎馬會很容易把大腿磨傷，因此一些文將是很少會選擇馬來作為交通工具的，當然如果有緊急的事情還是會用這種方式的！

比馬更好的工具便是馬車和轎子了，相對於馬車來說，轎子在經過一些不平坦的地段會相對更加平穩些，但是在《清史稿》中就有明確的記載了當時對不同等級的官員所能使用的不同種類的轎子的規定，要是違背了，也是會被判刑的。

最後便是水路了，水路說起來也就只有船了。古代的官員有的時候也會選擇水路，有個缺點就是速度也不是很快。

由此可以看出了吧，古代上京述職是十分麻煩，都很不容易。就像是現在的年輕人每天都辛苦上班工作一樣，都是為了生活奔波了。

對於古代的地方官是如何去京城開會述職的，在古代農耕文明，安土重遷。從商鞅變法的時候，老百姓就不可以隨隨便便流動，出門要有“路引”，也就是官方介紹信，他們要把“你是誰？從哪裡來？要去哪裡去？要做什麼？”都要寫清楚。沒有這個玩意兒，住宿沒人敢收留你，也沒有人敢給你提供飯食。往往離京城遠的州府，走個大半年是很正常的。就算有人收留，這一大筆費用撒也是筆不小的開銷。

一般官員們、送信的差役們，有便利的驛道，可以大大的縮短進京的時間。而且一路上有驛站，可以解決食宿問題，這些都是由朝廷出錢。朝廷召令地方官進京的同時，還會發給官員們“火牌”，可以免費吃住驛站，相當於公費報銷差旅。古代，地方官進京一般是三種情況，要麼是升官或者調任，要麼就是皇帝要找你算賬了，都是比較大的事情。如果地方官要去京城，或者京城的官員要去地方怎麼走呢?現代我們是海陸空都可以跑，北京到南京只要幾個小時，在古代顯然是做夢都無法實現的。古代除了信鴿沒有別的空運，因此要走只能選擇陸路或者水路。古代驛站兼有招待所，郵局的功能。明代李自成就是驛站的普通員工，因為被裁員活不下去才決定造反的。通常陸路就是走官道，騎馬或者是坐車，因為速度有限，路上肯定是要住宿的。進京的地方官一定奉旨，所以可以住到各地的驛站，有當地地方官負責接待，起碼可以保障食宿。如果路程短，可能大半個月，甚至是幾個月都是稀鬆平常的事情;甚至有特別遠路特別難走的，走個一年半載才能跑到也不算奇怪。。水路也是一個選擇，如果是通河道的地方，可以選擇官船。實際上，官船比陸路這個選擇好多了，畢竟船相對更穩(古代可沒有橡膠輪胎防震，也不是一馬平川的柏油馬路)，如果航路順利可能還會比較快，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我是沫白，我來回答。

古代中央對官員的的管理也是極為嚴格的。畢竟要想能長久統治下去，還是需要清廉，為民辦事的好官。

《孟子·告子下》說過“一不朝，則殆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有三次不“朝”，就不只是罷官了這麼輕了。由此可見，古代中國中央對地方官員管控的嚴格程度。

那麼，地方官員是多久回京述職的？清朝，對文職官員的考核為六年一期，三品以上的官員直接面見皇上。四品及以下由都察院、吏部、大學士考核。對外官是三年一考，也就是說，外官回京述職的時間為三年一次。

如此龐大的外官回京述職路上的保障措施也一定是有的。各朝各代都修有官道，回京述職的官員可從此道直接回京。

沿途各地也都有驛站，可為遠途的官員提供食宿。驛站也為遠途的官員提供馬匹等交通工具，以便官員能按時回京。

相比於現在，古代的交通確實很不發達，古人出行的交通方式沒幾種。至於說官員如何去京城辦事，這個要分情況講，京官就不用多說了，他們本身就住在京城裡或京郊一帶 ，古代的京城不像現在的大城市那麼幅員遼闊，所以京官去面聖主要應該就是坐轎子吧，可能也有少數人坐馬車或騎馬去的。

至於地方官員如何進京？首先應該要明確一點，古代的地方官很少需要親自進京開會之類的，很多事可以透過信函、奏摺等方式取得溝通，除非是奉旨進京面聖等事。地方官進京的交通方式，我認為也有幾種情況：

其一，京城周邊城市的地方官應該會選擇馬車，然後走的是驛道，畢竟驛道安全性高，途中還有驛站可以休息，驛站裡還有專門負責接待的人員。如果是年輕的武官，也可能騎馬進京，簡單省事。

其二，遠離京城的地方官進京，在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很可能就是選擇走水路或者是水路和馬車等交通方式都用，畢竟有些城市沒在水路沿線邊上。走水路要平穩的多，不會像長途馬車或騎馬那麼累，而且也比較快。

古代的官員分為京官和地方官兩種，一般來講京官面見皇帝的機率要比地方官大得多，由於朝代不同，各自的上朝規定也不一樣。以唐宋明清為例：

唐朝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京官每逢朔望（初一、十五）上朝，五品以上的則要每天述職；

宋朝宋神宗之後則是要門下省起居郎以上，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尚書省侍郎以上，御史臺中丞以上等品級很高的官員才能每日參見皇帝，稱為“朝官”；

明朝朱元璋曾破除高官上朝的規定規定凡是京官皆可上朝奏事，但一般都是六部尚書、大學士等品級高的官員和御史、六部給事中等監察官員每日上朝。

清朝規定三品以上的京官以及親王、貝勒等皇親貴戚可以每日參加朝會，其中一品可以站在殿內，二品站門口，三品站門外。

古代對於地方官員進京這方面每個朝代都把控很嚴格，皇帝最怕的就是地方官員與京官相互勾結威脅自己的統治，因此地方官只有在朝廷大朝會的時候（元旦等節慶日）可入京述職，其餘時間除非皇帝召見不得私自入京或擅離職守，抓住的話一般就是死罪（特別是一些封疆大吏）。

那麼古代地方官都是有哪些方式入京述職呢？

古代各朝很少要求地方官參加朝會的另一原因就是交通不便，中國地域又很遼闊，遠一些的官員來回光在路上折騰了。趕上大朝會或者皇帝召見入京述職的時候，皇帝會根據官員離京的距離遠近規定時間，一般時間要求都比較寬鬆，地方官入京一般有兩種途徑：

一是走陸路。

走陸路一般有坐轎子、坐馬車和騎馬三種，至於走路，那麼不符合身份的事情怎麼能幹呢？如果官員任職地離京城不遠，而皇帝給的時間也很寬鬆，一般會選擇坐轎子，畢竟轎子比起騎馬和坐馬車要舒服得多。離得遠的一般會選擇騎馬，雖然累一些，但速度還是可以的。很少會有選擇坐馬車的，因為古代的路不同於現在，就算官道也是坑坑窪窪，坐一路的馬車還不得被顛死。

第二種就是走水路。

中國地大物博，除了高山平原，還有大江大河，古代漕運也很發達，對於一些任職地靠近河道的官員也會選擇坐船，只不過有時速度要比走陸路慢一些。

古代地方官定期進京述職的制度，確立於明朝洪武時期，官方稱呼為“朝覲考察”。

朝覲最早指的是周代時，各諸侯入京向天子行禮、覲見。之後歷代也有藩國朝覲之禮，到了明代，朱元璋將朝覲的範圍擴大到各地方官，天下府、州、縣官都要入京朝覲。

《明會要》記載：“洪武元年正月，天下來朝官陛辭，上戒諭之，遂為令”。

所以地方官來京朝覲始於洪武元年，但那時國家新立，各項制度還不完善，朝覲之禮也是如此。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下令，天下諸司官來朝，都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

而洪武十六年，明廷又設功業冊，用來記錄來朝地方官任職時的履歷和官績，以此達到考察官吏的目的。

這時的朝覲時間還是每年一次，每年入京的官吏高達四千多人，不僅吏部考察任務繁重，地方官每年來回奔波，既耗費錢財，又極大影響地方治理，負擔過重。

於是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將地方官朝覲的時間定為每三年一次。

《明太祖實錄》記載：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道里之費，得無煩勞；自今定為三年一朝，資其紀功圖冊、文移稿薄，赴部考核，吏典二人從。其布政司、按察司亦然，著為令。

因洪武十八年為乙丑年，所以地方官三年朝覲的時間便定為“辰、戊、醜、末”年份。

地方官朝覲天子，並接受吏部的考核，自然會被吏部根據考察的等第有所升賞、罷黜，明初對貪汙零容忍，貪汙一項也是作為重要的考察專案。

既然地方官三年朝覲形成制度，在沒有飛機、高鐵的年代，這些官吏又是如何進京的呢？

這要感謝古來已有的驛遞系統。

中國的驛遞機構，可追溯到商代，到了周代，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政治交往頻繁，名為“乘傳”、“侯館”的驛站開始大規模出現。

《周禮》有這麼一條記載：“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

侯館便是後世的驛館。

到了秦漢時期，統一的中央王朝建立，以長安為中心的驛遞系統通往全國各地。當時的驛路上每十里設定一亭，由亭長管理。

到了唐代，國家空前強盛，土地幅員遼闊，對驛遞的需求自然更為強烈。據統計，全國有水馬驛站1639所，每三十里路程，便設定一驛。

明朝建立以後，在前代的基礎上，分別設定了驛站、遞運所、急遞鋪三種驛遞機構。遞運所主運送軍事物資；急遞鋪專責轉呈公文；驛站主要遞送使客。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兩京並建，於是出現了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兩大交通樞紐，全國各地驛路，水路交匯都會有大的幹線通往兩京。

比如北京，就有六大幹線通往四面八方：京遼線，經通州到遼東瀋陽、開原；京成線，經保定到四川；京桂線，經保定到廣西；京昆線，經鄭州到雲南；京廣線，經山東德州再到廣東；京福線，經山東德州到福建。

這還不算南京的幾大幹線，和各省的支線，如此密密麻麻的交通線路，自然可以有效保證公文傳遞，人員往來。

所以地方官進京根本不是問題，拿著公文堪合，一日一程路，無論水路自有驛館提供食宿車馬，完全不用擔心到不了京城，當然除了速度慢點。

眾所周知，古代交通不便，陸路靠馬，水路靠槳，全靠人力驅動，加上人困馬乏，這速度自然快不起來，可能到了京城兩句話就把你的事說完了，而你卻要在路上花費幾個月的時間。

古代官員可以分為京官和地方官，按照朝會制度，皇帝與京官們一起商討國家大事，當然這些京官擔任著重要職責，京官也就隔個幾天就要進宮面聖，彙報掌握的情況。但是地方官就不同了，對於地方官來講，進京述職主要有，一、任期已滿，回去給皇帝彙報在外工作這些年的工作情況，報個工作總結；二、被調任原崗位，皇帝覺得另外一個地方比較適合你，一道聖旨，你就要進京面聖，然後到你新的工作崗位報道，會升遷也會有被貶，會回京做官，也會再次調離到外地；三、你做了不該做或者不符合皇帝胃口的事，把你召喚進京是找你算賬來了，意味著進京就是等著挨收拾。

無論哪種原因，地方官員回京的次數很少，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皇帝懶，而是路上真的是太不好走了，出行工具有限，路面也糟糕，只有慢慢走。現在我們要去哪裡開會，沒有一張飛機票或者高鐵票解決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買一張。古代官員可就沒有這麼便捷了，外省到京城少十幾天，慢則大半年，平均下來回就要半年在路上，而實際工作的時間卻沒有幾個月，這顯然是不可以的，讓官員定期來京述職也是不合理的，再說那些“天高皇帝遠”的大老爺們怎麼會受地得了一路的顛簸，再加上一些身體不好的，路上再有個三長兩短，不划算呀，所以你要回京開會還需要一點勇氣。

那麼，不回京述職，怎麼回報工作呢？我們大家看古裝劇或者武俠小說的時候會出現官兵騎著快馬高喊“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的場景，雖然大多數要表達的事情危及，但也從側面說明古代交流彙報靠的是書信往來，所以才會出現驛站、驛差、歇馬亭等服務於書信往來的設定，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郵政和郵局，有了官方支援，書信的暢通度要提高不少，這可比地方官員自個跑一趟要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