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夏天，直隸總督曾國藩派人押送兩名犯人來到北京，送到刑部聽候審訊。可是，在刑部尚書鄭敦謹的授意下，刑部直隸司郎中拒絕接收這兩名犯人。

原因是，這兩名犯人不簡單。他們一個是天津府知府張光藻，一個是天津縣知縣劉傑。曾國藩為什麼要將他們押送到刑部呢？他們犯了什麼法？

這事還得從頭說起。

就在這一年的初夏，天津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教案。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在與天津民眾發生衝突之際，首先開槍打傷了天津縣知縣的遠房侄子劉七，引發了眾怒。憤怒的天津民眾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西門，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又放火焚燒了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和法國領事館。

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發生後，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前往天津辦理此案。7月23日，法國駐華公使羅叔亞來見曾國藩，提出處決天津道員、知府、知縣3名地方官員，為豐大業抵命，並以戰爭相威脅。曾國藩義正辭嚴地拒絕了羅叔亞的無理要求。

曾國藩隨即奏報朝廷，稱：“本案兇犯已拿獲九名，惟羅叔亞意欲三員議抵，斷難允求。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

當然，曾國藩也知道，不處理一兩個地方官員，顯然無法在法國方面作一個交代。於是，他不得不免除了天津道周家勳的職務，將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送到刑部，聽候發落。

對曾國藩而言，這是無奈之舉。對於張光藻、劉傑兩人來說，他們也很冤枉。

一方面，他們兩人在任期間，兢兢業業，非常稱職，官聲很好；另一方面，他們在天津教案裡，並沒有犯錯，反而敢於堅決維護津民利益，據理力爭，秉公辦事。

曾國藩將張光藻、劉傑撤去職務，解交刑部治罪，受到朝廷內外的一致指責。如果刑部真的將他們兩人治罪，豈不是正好將自己變成靶子，引得清議攻擊？刑部尚書鄭敦謹是一個歷經道光、咸豐、同治3朝的元老，做了幾十年官，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利害呢？所以，在鄭敦謹的授意下，刑部直隸司郎中直接拒絕接收張光藻、劉傑。

緊接著，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張光藻、劉傑又被送回了天津。

這樣是不是很尷尬？

曾國藩當然很清楚，這是刑部在推卸責任。可是，他不但沒有什麼不快，反而覺得很欣慰——因為他一直對處理張光藻、劉傑兩人心懷愧疚，認為“二人俱無大過，張守（張光藻）尤洽民望”。張光藻、劉傑也是聰明人，他們見朝廷和曾國藩都無嚴懲自己的意思，便提出請病假。曾國藩自然照準。

​於是，張光藻、劉傑離開了天津，到外縣“避風頭”去了。

不過，法國駐華公使羅叔亞對張光藻、劉傑的“失蹤”很生氣，一定要找曾國藩的麻煩。在各方壓力下，曾國藩不得不將張光藻、劉傑召回來。經刑部審理，雙雙流放黑龍江。兩年後，他們才被放回來。

其實，天津教案對曾國藩的打擊最大。他陷入深深的自責中：“吾此舉內負疚於神明，外得罪於清議，遠近皆將唾罵，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內當再有波瀾。”“餘才衰思枯，心力不勁，心膽俱裂，不料老年竟無善策，惟臨難不苟免，此則雖耄不改耳。”

一年多後，曾國藩黯然辭世。

按滿清官制慣例，直隸總督，屬全國9個最高階的封疆大吏之首，駐所保定。此職任上，劉鏞、李衛、琦善、曾國藩、李鴻章、榮祿、袁世凱個個皆是名揚四海、世所公知之人。

這麼說來，刑部之舉動，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

曾國藩押送到刑部的2名人犯，都是犯官。一個是天津知府張光藻、另一個天津知縣劉傑。而這兩個官員，皆與“天津教案”有關。

“天津教案”發生後，因駐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推卸責任的緣故，直隸總督曾國藩，被朝廷強令處理此案。

說句老實話，重病中的曾國藩，頗有官場“老司機”的嗅覺。本想以病推託，卻因英名已立於朝野，被慈禧認為處理棘手洋務之高手，而強令驅策，當然，這是明話。

從其未至天津之前，給兒子曾紀澤、曾紀鴻所寫之家書，便可得窺內情之一二。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官、焚燬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驅，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餘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 ”

觀此信，行文凝重瑣碎，心緒哀極惶恐，其暮氣夕息、有去無歸之哀鳴，鋪陳於滿幅信箋，直同於遺書？！

從信中，還可看出曾國藩將趨天津前，已具先籌之定見，謂此案雙方“俱難和協”、“雖反覆籌，殊無良策”之斷論，及勉力一搏，或不可善終之糾結，躍然紙上，也為曾氏在此案打擊下，最終以身死國，埋下伏筆。

素稱晚清官場第一“忍者”的曾國藩，以一介書生建湘軍、滅太平天國，挽狂瀾於既倒，縱橫於洋務運動，當屬同治中興中能力、謀略俱佳之幹臣。

遇此區區一域，涉外之“天津教案”，竟說出這種喪氣話，可見此案之兇險幽深，應為其殘生中，所遇之罕見難關，自慮斷難跨越。

為什麼？不就區區一域洋務案麼，以曾氏歷經風雨之洋務之才，雖沉痾在身，竟會自慮殉職此案，令人疑惑不解。

所謂“天津教案”，發生於同治9年（1870年），天津民眾先是發現大量死嬰，斷肢殘目，橫陳狼藉，曝現在亂葬岡上，而後發現這些死嬰，與教會（望海樓）及育嬰堂有關。

與教會有關，這點沒錯。這批棄嬰本為所棄之病嬰，再因時疫流行而夭折，被教堂所葬；錯就錯在，當地民眾聽信所抓到人販子的虛言，認為教堂搞了一些見不得人之事。如將收購的棄嬰之眼珠、腦子等器官，用作藥引子。

後查之，卻是人販子情急之下，誹謗教堂所為。在當時，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棄嬰、溺嬰之惡俗。西人教會出於慈善和培養未來教民之慮，收留這些送過來的棄嬰。

後來，教會考慮到光收留民眾送過來的棄嬰，還是不行。有些棄嬰因家長怕麻煩，得不到及時地收留，被凍死、餓死，屢皆有之。遂透過金錢獎勵送嬰者，來促使應救之棄嬰，得以盡救。

慈善，一旦與金錢掛鉤，就等於挑逗某些華人嗜利的神經。一旦被逐利之徒所乘，好事就變成了斷子絕孫的壞事。於是民眾之嬰兒被迷拐、搶奪之事，漸漸就多起來了。

百姓本來對西人掠奪，而令生活無著，久已生憤；又對洋教不同於儒家文化，因無知而生懼；更因文化不高，對坊間所傳，洋人對棄嬰挖眼剖心，種種似有似無之恐怖傳言，是莫辨是非。

結果，民眾對天主教會收嬰之舉，疑竇叢生、腹腓四起。這一次，抓住人販子武蘭珍，被民眾暴揍送官，人販子情急之下，便誣陷教會是透過教民王三，來收購她所拐來的嬰兒。

顯然，武氏企圖利用官府懼洋，不敢細究之習，以求減輕罪責。在不明真相，又缺少思辨能力的第三者看來，情況確實也該如此呀。修女與人販子，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直在做“一手交孩，一手交錢”的生意麼。

豈料天津知縣劉傑並不懼洋，徑直帶武氏，前往教堂查勘對質。一查，在教會里，哪知一無教民王三，二無武氏所供認之蓆棚、柵欄等物證。三，遍傳教堂眾人中，更無一人，能被武氏所指證。

事實雖說如此，但為時已晚，群情激昂、眾口鑠金之下，終讓群體情緒，走向傳染的盲目和狂熱的盲從。最終一定要用突破的決口、肆虐的打砸，得以發洩民眾不滿的情緒。如此，津民聞訊，蝟集於教堂門外，開始拋磚攻毆、肆殺洋人。

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聞訊趕赴通商署衙，態度咄咄逼人，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兵彈壓。並以派法軍將天津夷為焦土而相脅（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某些洋人漂洋過海，還那麼驕橫，真是作死）。

通商大臣完顏崇厚，鑲黃旗，金代皇室完顏氏後人。因皇室之緣，曾署理過直隸總督之職。“三口通商大臣”駐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與“南洋通商大臣”對應。

該職於崇厚去職後，同年被清廷裁撤。由直隸總督經管，直隸總督辦理洋務時，又稱又“北洋通商大臣”。該職裁撤後，似更與“南洋通商大臣”契合。

完顏崇厚曾為僧格林沁專司過文案，襄理大沽口海防事務。這個人，本該是晚清外交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

之所以不為眾所周知，是因為此人既是個膽大妄為、獨斷專橫、又是個膽小如鼠、推諉卸過，大節糊塗、自利精明之輩。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忠君體國、精於洋務之專才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光緒4年出使俄國，他膽大妄為，擅自賣國與俄簽訂《里瓦幾亞條約》。約成後，竟不等朝廷的批覆，未經奉旨，就自顧自地回國了。

如此目無綱紀、視國事為兒戲之人，一時令朝野震動。被修撰王仁堪、洗馬張之洞等連續彈劾。光緒帝大怒，判崇厚斬監候。後經俄華人說情，仍著羈禁，終，崇厚交銀30萬兩勞軍，方予放歸。

面對烏龍事件。被動之中的清廷，又派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前往俄國更改崇厚原籤之約，費盡周折才勉強爭回伊犁南路、嘉峪關等地之主權。

但仍失霍爾果斯河以西，及齋桑湖以東的地區。將中國7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白白地送給了俄國。

此次“天津教案”，崇厚起先不循法國領事豐大業之請，是對的。這也體現了當時，無論是在滿清官場，還是在大清民間，對洋人久在中華之為所欲為，殊為不滿的國家情緒。

但他任由其事態擴大，不積極籌措應對，則有違朝廷命官之責。可以說，“天津教案”之爆發，其部分主要的原因，是由崇厚失職所點燃的。如果其當時積極籌措應對，是不易引起民眾暴亂的。

自洋人入侵至今，無論在政治、文化、經濟、外交等方面，國家之耐受力皆幾近極限。滿漢官場、市井坊間，對洋人、洋教，乃至洋務之不滿憤恨，瀰漫全國。此不爆，彼亦必爆，但只要此時不爆，則與崇厚無關。

再說，法國領事豐大業又是驕橫之輩，鬧鬧嚷嚷從通商衙門裡出來，回教堂時，與知縣劉傑相遇理論，一言不合，怒而開槍，幸只擊傷了知縣侄子劉七。

尾隨之民眾，一看洋人敢襲擊縣太爺（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本來，大家就對洋人橫行不法、“殺嬰做藥”、教民胡為、宗教衝突就怒不可遏，官府又一昧不敢整肅彈壓，這下好了，抓到“開工”由頭了。便一擁而上，將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倆人，當街群毆致死。

然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津民順勢攻擊法國天主教教堂。欲撥掉“殺嬰作藥”（坊間揣測）的據點。此舉造成10名修女、2名神父、幾名法領事館人員、僑民、及30多名中國教民被毆殺。

再加上2名不明不白，被順路殺掉的俄國僑民。此外，還放火燒掉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及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後波及至英美4座基督教教堂，可見民情洶湧之可怕，崇厚失職之可恨。

騷亂後，法教會請求法國政府動用武力。在中華大地上，又將上演了一套慣常的訛詐劇目。法軍艦急吼吼地駛近天津，七國公使群起向總理衙門，遞交抗議摺子。

法國政府強求清政府，一定要處死仇洋、反教最甚，驍勇善戰的天津提督陳國瑞、以及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

此時，崇厚雖然麻木，也知闖下滔天大禍。開始由膽大妄為、獨斷專橫的戲路，轉向膽小如鼠、推諉卸過的表演。

遂上書總理衙門推卸責任。說自己雖為三口通商大臣，但用兵權、行政權皆在直隸總督、道臺、知府、知縣那裡；推說自己獨有署理洋務之責，卻無維護治安之任。

巧言令色，極盡奸佞。

獨不言此為涉外事件，通商大臣有主事協調之責，並有其處置不當、垂拱而觀之行。

嚴重失職，無從寬宥！

然而，因朝中有靠山恭親王之接應、朝庭昏庸且偏袒於滿人，這個責任竟給他卸下了。朝庭拿著“大黑鍋”，到處看哪個漢官之頭大小合適，就給扣他的頭上。

崇厚奏請朝廷後，朝廷令駐節保定之直隸總督曾國藩，赴津處理爛攤子。同時崇厚在奏摺中，還反咬天津府、縣漢官，並唆使曾國藩將天津府、縣官員交刑部議處，以平洋人之氣。

其中，其還貌似為曾氏和天津官員貼心籌謀般指出，“且謂交部，則輕重尚可自主”，乍一聽，還真特麼的有道理。

可惡，大清官場怎麼有這等奸佞狐狡之貨色？

曾國藩拘於來津前，不瞭解詳情，不清楚崇厚為人（到光緒年間，大家才看清他是個敢於甩個人、民族、國家之黑鍋，是個極端自利、無家、無族、無國、無底線之“四無”人才），曾經對崇厚寄予不切實際的幻想，去信中，有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的會辦之意。

哪知崇厚為擇清自己，早佈局不惜亂甩鍋、栽贓他人，並想一跑了之。最後，連曾國藩也被甩中“大黑鍋”，終日自感“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憂憤積鬱，臨死前，還不知是死於崇厚之大甩鍋。

向來有忠君體國、中興名臣之譽的曾國藩，被慈禧強令中止養病，拖著患有眩暈症之病體（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赴津善後此案事宜。

一到天津，便釋出《曉諭天津士民告示》，對天津民眾頗多指摘，誡其勿再啟事端。大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怪象，又一次活脫脫地得以呈現。

經過2次鴉片戰爭的摧殘，滿清政府深知“洋槍洋炮”的厲害。遂命曾國藩以“不與開釁”為最高準則。哪怕在其他方面吃點虧，也都可以。這個，我們都見識過國力衰弱的晚晴政府奴顏婢膝之嘴臉。無需多言。

而曾國藩既是滿清政府的官吏，又是“漢文化”的衛道士，除保證滿清王朝皇室的利益外，自然而然還會追求儒家“平允中和”之道，以平華人對資本主義國家欺壓大清國的憤怒。

曾國藩所面臨的局面，這樣看來，確是複雜兇險。一邊是朝廷“不與開釁”之旨，一邊是儒家“力求平允”之道，一邊是洋人槍炮機械之脅，一邊是自身病體冗沉之弱。

怪不得自利又有小聰明之崇厚想跑，換上任何無洋務專才之人，都頓生“跑路”之意。口頭上的愛國，有個鍵盤就可以，作態義憤填膺或痛哭流涕，自由又瀟灑；而真正的愛國，卻是要大智慧、行大作為的。

口號山響、手低眼高，朝廷、洋人、民眾終皆會BS你的。

由此可知，風燭殘年之曾國藩，顫顫巍巍走在四顧深淵、雷池之上，實在是送人頭、損名聲之舉。

扯遠了，回來。曾國藩聽信崇厚讒議，所幸還不太昏庸，在除去提督陳國瑞之責後，遂將倆無辜官員即行革職、送交刑部。

刑部又不是傻狍子，透過密切關注“天津教案”之態勢發展，又得與朝庭中樞較近，有先天轉奏、下諭之優勢。豈不知該案所蘊之風險利弊。

早知該案是“坑官”之深潭，又自問扛不動。當然利索地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將球踢還給直隸地方當局，如此，曾國藩死國之日近矣！

終於，在膽戰心驚、誠惶誠恐地處理完此事後，曾國藩發現，辦此案之效應，給外界的觀感、效果，卻是令人意外的差（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直被視為畏洋如虎、諂媚曲腰之人。

由此還引起大清官場和百姓強烈的不滿（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也使曾國藩積攢的一世之名，付諸東流（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連湖南家鄉，也以他為恥。有人將曾國藩手書“湖南會館”之牌匾砸爛，以曾氏擁三湘之籍為恥。

再說幾句題外話。“天津教案”中某些一致對外的情景，是腐朽落後、以民為壑的晚清政治生態中，一次極為難得的官民同忿、朝野同欲的場景表達，這裡不作詳析，估計一分析，應有精彩深入之情景表達，下次再寫。

只能說，這種本應視為正能量的表達。在當時政府整體畏洋如虎、割地賠款的習慣中，又顯得又是那麼蹊蹺和突兀，與30年後的“庚子之變”，忽悠義和拳，以匪代軍，參與攻擊洋人，並對11國宣戰，最終先兵敗西狩，次又割地賠款，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也許這次戮洋焚屋，真的是”庚子之變”的預演。

而曾國藩呢，章太炎曾評之“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兇”。對曾氏之此一評價，“劍雄品評”認為，這是迄今看到的，對“同治中興”名臣曾國藩之一生最為全面的評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