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變法者必定會撼動權貴利益，引發人心恐慌，而利用變法的皇帝總歸要找個替罪羊，好給權貴階層一個交代。反正變法已經有了結果，不管這結果成沒成功，提倡變法的人已經沒啥大用了，就只好做替罪羊吧。

歷史的進步，全靠少數精英分子！變法者，多是居安思危，追求富國強兵的大智者！循規蹈矩，風平浪靜，似乎是人間桃園，萬世和諧！然則內憂外患，外敵愈來愈強，內憂愈來愈烈，再不變，坐以待斃？商鞅變法，方使大秦成就一統之基業！王安石變法，雖遭失敗，但北宋的悽慘歷史和悲哀結局，反而說明了變法的必要性！張居正變法，造就了大明中興。為何變法者結局不好？其實不然，變法者要變法，首先必須獲權。爭權奪利中必定樹敵無數，甚至要鎮壓政敵！商鞅死時，其變法已貫徹大秦，故死而無憾！王安石變法失敗，但最後也就是罷相歸隱，憂鬱而終！張居正鞠躬盡瘁，病死於床！至於鞭屍抄家，那是皇帝昏庸報復而已！

為什麼一說到變法，都覺得變法就是好呢？

變法好嗎？

變法一點也不好。

對於那些既得利益者而言，每一次變法都是要動他們的蛋糕。

變法怎麼會好呢？

也許你覺得變法對老百姓好啊。

這又是想當然的誤會。

自古至今，有為老百姓說話，為老百姓謀福而實施的變法嗎？

沒有。

從來沒有。

恰恰相反，我們今天所鼓吹的這些變法者，

他們大抵的變法的目的在於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皇帝的權利。

至於是否有利於老百姓，那是附帶的問題，有時候有利，有時候有害，但是這都不是他們變法的初衷和出發點。

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很多人都講，好，非常好。

好在哪裡？

商鞅變法徹底動搖了秦國貴族的勢力，秦國滅亡之時，再無一家貴族有力量起來為秦國的復國而努力。反之，關東六國雖然亡於秦國，但是秦末六國貴族紛紛起兵，為復興故國而進行了慘烈的戰鬥。秦國呢？商鞅變法已經把秦國權利集中於皇帝一家一人之上，貴族也好，王族也好，早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秦國的亡國局面了。

王安石變法，說起來頭頭是道，最後是，老百姓餓殍遍野，老百姓得到啥實惠了？啥也沒有。自趙匡胤建國以來，宋朝官家養士近百年，深得文人士大夫之心，王安石變法一起，立刻使得君臣相得的局面被破壞，此後朋黨之風興起，間接導致了後面宋朝的滅亡。不客氣的說，王安石這種亡國之人，到今天還能被華人推崇備加，本身就是一件極其怪異的事情。

人就是這樣，為了證明自己的主義的正確，無論怎樣的糊塗話都敢說，敢講。2000年的聖人我們說扔就扔了，2000年來一直被鄙夷，被視為奸邪的商鞅，王安石，我們偏偏要稱之為偉大的改革家。

一個銅幣，以正為正，那正便是正，反便是反；

若是以反為正，那正便是反，反便是正。

孔孟和商鞅，王安石，就是銅幣的兩面。

也對，既然我們以反為正了。

那這些本來奸邪之人紛紛成為了正面人物，也是理所當然的。

歷史中的變法圖強，往往是新制度與舊制度的碰撞，而制度的制定者往往掌握在貴族階級手裡，新君想推翻舊制度，肯定會與舊貴族發生利益衝突。新法一旦動力了貴族階級的乳酪，那麼他們會極力反對變法，所以阻力很大。

其實，新上任的國君也明白這一點，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銳，就是某些制度不合理。要想國家的強大，必須變法，但是變法會涉及到舊貴族的利益。

比如戰國時期，各國都開始變法，唯獨秦國的“商鞅變法”使秦國強大，原因是商鞅變法最徹底，不惜得罪任何人，切國君下了死命令。當時的秦國，土地掌握在大貴族奴隸主手裡，父親的爵位，無論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功勞兒子都可以世襲。貴族之間械鬥，造成人員死亡地方管不了。所以，社會制度和不良風氣阻礙了秦國的發展，其他國家和秦國的情況差不多，但是其他六國君主沒有秦國的君主那麼有魄力。他們在變法的時候避免與貴族階級出現利益衝突，而商鞅變法用其生命捍衛了變法圖強的成果。尤其是，廢除“世卿世祿制”，鼓勵宗室貴族建立軍功，使秦國的戰力逐漸提升。廢除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發展了國內經濟。禁止私鬥，嚴明法律，使秦國國內安定。所以，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強，所以秦國可以笑傲到最後。

秦國雖然強大了，但是商鞅卻慘了。支援他的國君一死，舊貴族就死灰復燃，想方設法的汙衊他。所以，商鞅最後被車裂。後來的吳起在楚國變法，其下場和商鞅一樣慘，都是得罪了舊貴族。支援他的國君一死，就沒有了靠山，最後死路一條。

其實，歷朝歷代的變法，最大的阻礙就是舊貴族的老頑固們反對。凡改革涉及到了貴族階級的利益，變法家們的結局都不好。比如春秋戰國後的王莽，王安石，戊戌變法等幾乎沒有一個成功的。所以，新君不是不改革，而是某些老頑固在其中作梗。

變法者下場不好的多，但更多的是：只是人走了變法才被轉彎，這沒有啥。商秧變法慘遭車裂，但他的變法沒改變而被強化，所以秦國強勢而起。王安石人在法不在了，所以宋朝走向滅亡。而變法者日子過得好，說明不是真正的變法。

縱觀中國歷史，十幾次改朝換代都成功了，而十幾次大的改革卻鮮有成功的。以至於有外華人認為華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卻拙於制度創新，且改革者鮮有好下場的。

中國的改革史和西方的改革史有很大不同，中國每次改革大多是加強中央集權，（鴉片戰爭以後的不包括）越到後來權利越集中，經濟上也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西方的改革到了後來是把集中的權利分解，並加強監督，比如“宗教改革”，“大憲章”，“英國議會改革”等都是把教會、國王的權利進行限制，經濟上也一樣。改革所涉及的既得利益者也就集中在最上面那幾個，中國的歷史上的改革，所涉及的往往是龐大的官僚地主階層，面臨的既得利益集團是非常龐大的。分析一下中國歷史上改革者所碰到的利益集團，就會明白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都難得善終了。

主要講各個改革者變法中損害舊的利益集團的法令，以及引發的對抗。先從吳起變法開始，吳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自己改革而被殺的改革家。吳起的改革是拿楚國舊貴族開刀，制定法令。一、加強王權，對楚國無功勞的貴族及其後代實行均爵減祿，三代而收爵祿。把爵位受於有軍功和其他有功勞的人。二、縮減大臣的權利，同時整頓吏治，杜絕楚國較嚴重的私人請託行為，要求官員公私分明。三、裁減冗官，罷無能無用之官，選賢能。把貴族遷移到邊境和人煙稀少的地方，以充實地方。吳起的這些改革極大損害了楚國舊貴族的利益，史記記載“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可見變法改革最難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雖然吳起變法讓楚國“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巴蜀”成為諸侯中的強國。

商鞅變法可以說是中國曆次變法改革中最成功的，可商鞅最後是被五馬分屍的。一、建立軍功爵制，廢除以前的貴族、官員級別，重新制定二十級爵位。舊貴族沒有戰功，一律廢除爵位，按照戰功確定新的級別、爵位。二、建立郡縣制，封侯以後的貴族，只能收取食邑內的租稅，不管理民事。使貴族失去在食邑里的特權，變封建領主製為地主制。三、經濟上推崇農耕，打擊商業和知識分子，凡從事商業活動的，收到官府做奴隸。各國的縱橫家，遊說之士都歸入“末流”、“遊民”，不許入秦。還嚴厲的鎮壓反對派，反對派唆使太子觸犯新法。商鞅把太子老師公子虔割鼻，公孫賈臉上刺字，並訓斥太子，燒掉太子所藏儒家著作。商鞅變法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變法改革的成功在於沒有“人亡政息”，秦惠文王沒有因為商鞅的死，而盡廢“商公之法”，才使商鞅變法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變法改革。

王莽這位靠著表演和忽悠坐上皇帝寶座的人，開始中國第一場平均地權的改革。王莽非常準確地看出漢朝土地兼併的危害，他認為“漢朝三十稅一，豪強侵佔土地後，租給農民要收十分之五的地租。”太不像話了。一紙令下，全國土地改稱王田，廢除土地私有制，實行土地國有制，按每人100畝標準，有多餘土地的人，應把多餘土地分給族人或者鄰居。如此激進剝奪既得利益者的改革，立即把原先的擁戴者趕到對立面。而且土地國有化也沒在地方上推廣，那些眼巴巴的等著分地的農民，因為沒有分到土地感覺被忽悠，也走到對立面。加上王莽在貨幣改革上的失敗，導致經濟混亂，很快被推翻。（比王莽早一百多年，羅馬的格拉古兄弟進行類似的改革，結局差不多）

王安石變法也如同商鞅一樣對社會的各個方面進行改革，看似利國利民，法令看著也超前，很多改革後世都有用到。但王安石變法卻是所有階層都受到打擊，受益的也就是國庫收入和那些善於斂財的官員。“市易法”與“均輸法”打擊擁有壟斷經營地位的皇親貴戚，官僚商賈，同時普通的小商小戶也在利益受損之列。“青苗法”看似讓底層民眾受益的法令，由於官員不管是否需要，攤派式的要所有人貸款或者越有錢越讓你多貸款，真正需要的卻貸不到糧款，以及官員為私利隨意增加利息。這個在王安石任地方官時執行的非常好的改革，成了各級官員斂財的法寶。

張居正的變法，改革了驛站，讓拿著路條和公文的勳貴與官員及其家人親戚在驛站大吃大喝、吃拿卡要的行為受到懲處和杜絕。為驛站提供物資的附近百姓，極大的減輕負擔。“一條鞭法”減少中間環節，讓負責收賦稅的糧長、里正及各級官員沒有上下其手的機會。把按人頭收得賦稅、徭役攤到土地裡，減輕百姓負擔。萬曆皇帝要是學秦惠文王，繼續執行張居正變法內容，大明王朝就不會只是萬子萬孫。

吳起與商鞅的變法打擊的是舊貴族，受益的是新的憑軍功獲得爵位的人；王莽變法打擊的是擁有土地面積過多的，受益的是無地、少地以及奴隸。王安石變法是各個階級都受到影響。張居正與雍正的改革打擊官僚與士紳階層，受益的是按丁徵稅的普通百姓。以上的變法例子說明，中國歷史上的變法改革有一個無解的難題。要改革的物件，或者說改革對立面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可避免的是國家除統治者外的整個貴族、官僚、士大夫、大地主、鄉紳階級。這是國家的上層、中上層階級，是封建社會的棟樑、精英，更可笑的是改革的法令是要靠這些人去執行，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最典型莫過於王安石變法，不要說任地方官被王安石執行很好的“青苗法”，被各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式的執行。就是王安石自認最靠譜的“免役法”，在最初的執行過程中，被一個反對變法的知縣（平時是個清官、好官哦），來一個曲解法令的執法。百姓不滿，知縣來句：“這是王相國讓我這麼做的，你們找王相國去。”出現整個封建社會極少有的宰相被上訪群眾堵在家裡，沒法上朝的事件。中國封建的官僚體制，最高層的皇帝和勳貴、官僚、士紳階級是對立的，皇帝為了自己統治的安全當然不希望最底層的百姓被壓榨的起來造反。所以皇帝很多時候是支援變法改革的，可是當變法遇到的阻力過大，變法過程中引起混亂，改革有可能危及統治時，改革者無可避免的成了背鍋俠。

人類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改革史。社會其實每天都在進行著微調，比如發生的一個案件，就會形成一個案例；比如一些正在發生的趨勢，需要加以立法引導等等。這些細小的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是開放、成熟的社會具備的特點之一。

變法，變的是祖宗之法。可為什麼要變祖宗之法？因為所謂的“法”，即是社會資源及利益分配機制。儒家崇古，常常借古喻今。因此祖宗之法代表的正統地位常常難於撼動，實是既得利益群體的阻礙的原因。除了出現工業革命這樣的生產力顯著增加的情況，使得原有的既得利益群體透過變法獲得的利益要多於他們所放棄、讓渡出來的政治、經濟權益之外，更多情況下，變法是在原有的盤子裡做利益調整，必然會涉及到數量龐大的厲害衝突。

歷史上不僅僅是那些知名的失敗的變法，有一個說法叫做“倖存者偏差”，成功的變法其實數量更多。比較有名的有漢武帝時期的大變法，南北朝時期的各種變法，還有唐太宗時期的裁汰冗員等，都在當時起到很大的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這些變法中，也摻雜了很多血淚，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依然很激烈，但是最終變法得以強制手段推行。

但不管是成功的變法，還是失敗的變法，主導者一般都不會善終。好一點的能夠急流勇退，從此遠離廟堂，差一點的就是萬夫所指，身敗名裂。這裡面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變法者承擔了所有的矛盾的集中點，避無可避，逃無可逃，因此，非有大氣魄之人不能為之。

中國與西方不同，這來自於東西方選擇的政治道路的發展方向存在根本上的差別。中國從春秋戰國以來，在大一統政治、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君主專制在明清時代達到頂峰。西方社會由於複雜的地理條件產生的足夠多的差異，盛行封建制，各地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為了共同的發展利益，甘願放棄一部分政治獨立組成了聯盟。因此聯盟政治是西方社會政治的主流，各種會議磋商，各種妥協談判成為西方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技能。

這樣的政治文化，使得中國的君主權力極大，社會資源的集中程度也最高，因此妥協文化基本上就不能存在於王朝政治中，因為底層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與代表君權的官僚階級攤牌。

中國儒家的政治倫理，講究天地君親師，君主可以被當做“君父”。權力已經人格化到這個份上，犯上即使忤逆。所以，中國歷史上可以有很多次的暴力革命，終結一個秩序，卻很少有幾次透過談判重新開一片天地的例子。所以，西方人說華人拙於制度創新，而習慣於屈從於暴力，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其實也可以這樣理解，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的設計，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排除了妥協的可能。所以，黑格爾看到西方歷史，都是有商有量的，逐步發展進步，他們得出來歷史演進的理論。而他來看中國的歷史，確實治亂興替，好似一個個輪迴。因此他說中國沒有歷史，只是在一個框架裡往復迴圈。

中國的先秦時代，與歐洲的政治體制是相似的。當時的貴族也有領地，貴族們也有跟君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君主也需要折節下士，不可能為所欲為。此時由於各國越來越頻繁的兼併戰爭，中央統一集權的變法，即霸道政治成為主流。可是各國貴族階層對君權增強天生是具有牴觸心理的，因此變法往往都不夠徹底。趙武靈王變法，只是改變服裝樣式，就遭到了很多貴族的反對。趙武靈王不得不親自跑到貴族家裡去，說明只是改變服裝樣式，方便打仗，不動貴族的家族利益，才逐漸說服了幾個大貴族支援趙王主導的改革。至於商鞅變法，則是更為徹底的變法，遇到的阻力更是強大。秦孝公更是組織了一支3000人的護法隊，鐵腕強力推行，死了不少人，這些人的賬都算在了商鞅頭上。所以，秦孝公一死，商鞅的人生也就到頭了。

秦朝之後，中國的封建貴族為之一空，布衣將相登上歷史舞臺。布衣將相短時間內形成的地方貴族勢力一般尚不足以對皇權造成威脅，所以歷代帝王的變法，都是衝著增強中央權力去的。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皇帝的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為了控制國家機器，皇帝被要求熟稔帝王之術。平衡，是權謀的重要手段。所以，一旦涉及到利益調整，不管是出於公心還是私心，往往都會發展為“黨爭”。黨爭嚴重危害社會政治的正常發展，使得吏治腐敗，國家機器崩潰，已而造成亡國慘像。

歷代變法者的悲慘結局，就是由於“黨爭”的原因所造成的，與事實關係不大，只在於立場——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變法，只是黨爭時互相攻訐的工具。由於這樣的政治文化，所謂的變法也就不能群策群力，往往都有故意拖後腿的。除非像商鞅那樣，把反對派全都殺了——可是皇帝要考慮的是平衡，不會同意這麼做的。

所以，不管變法成敗與否，皇帝都會將變法時集中了所有的矛盾的焦點人物給繩之以法，來獲得一個圓滿的結局。變法者以熱忱增強了君主的權力，以鮮血換得了既得利益群體的心理寬慰。社會暫時又達成了脆弱的平衡，而變法者則成為了獻祭。

所以，中國變法者的下場之所以悲慘的原因即是，在一個缺少妥協文化政治制度裡，任何形勢的變法都將獲得大量的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社會恢復平靜的唯一辦法即是變法者的慘淡收場。如果如商鞅一般，身死法存，倒也不失為以身殉法。而在一個“正統”文化強大的政治制度裡，將一切新希望都扼殺在萌芽之中是制度慣性使然，人亡政息是一個更為常見的現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