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軍隊的部署看，唐對西北的重視遠遠超過其他地區。開元前後，唐政府於河北又設定了一些軍府，以防奚、契丹的入侵。這時，河北的軍事力量才有了不斷的加強。正是由於唐中央重西北而輕河北的政策，才導致了西北邊防重兵雲集，而對河北地區放任自流，使得私人武力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2.在將才選用方面，也表現出唐政府對西北的重視和對河北的輕視。

3.西北、河北文化上的差異，也是造成西北恭順中央而河北叛亂割括的重要原因。文化上的不同，導致一個政權的內部分裂，唐代以前已有先例。河北三鎮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文化脫節，直接造成了河北地區在政冶上半獨立於中央之外。

5.由於朔方軍的地位高於當時所有其他的軍隊，而使朔方軍與其它方鎮的矛盾越積越深，所以，代宗即位之後，逐步有意識地削弱朔方軍的影響，最後其地位被宦官魚朝恩所率領的神策軍所代替。此時的朔方軍，不僅在地位上日益下降，而且其統治區也被分成個小的節度使，朔方軍的地盤最後被振武、鹽夏、邠寧所代替，朔方節度使所領也只有靈州及附近地區。朔方軍地位的下降以及勢力範圍的縮小，使得朔方軍軍事力量也自然削，更無割括一方的可能。

朔方鎮的確沒有作為一個整體成為割據的藩鎮，而是變成了好幾個割據的藩鎮。

西部遊牧民族政權的不斷東進，是唐朝建立朔方軍的原因

朔方鎮是以寧夏靈州（又名朔方，曾名靈武）為治所、轄區包括京畿北部和西北部廣闊地區的一個強大藩鎮。最早是武則天為了防禦和討伐突厥的進犯，而臨時組建的一支方面軍，其主官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後來去掉“行軍”二字，稱朔方道大總管（又稱靈武道大總管，或靈武軍大總管），由臨時成為固定編制。到唐玄宗時期才成為藩鎮，主官為朔方節度使（又稱朔方節度大使）。

朔方鎮轄境相當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及甘肅、內蒙古、陝西各一部分地區，核心區域是黃河河套地區，農耕發達，地豐物饒，比較富庶，有支援大軍長期作戰的經濟基礎；

“朔方近塞，半是蕃戎”，朔方鎮少數民族比較多，剽悍勇猛，誕生了許多少數民族名將，如契丹人李光弼、雜胡安思順、鐵勒人僕固懷恩、鐵勒人渾瑊、薛延陀人李光進、昭武九姓史憲忠等；

朔方鎮第一名將就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郭子儀

作為京畿的西北屏障，朔方軍長期與突厥、吐谷渾、吐蕃等西部強族作戰，裝備好、素質高、作戰經驗豐富，所以在安史之亂中成為平叛的兩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治所在山西太原的河東軍）。

唐肅宗在馬嵬坡之變後，沒有隨唐玄宗入川，而是北上靈武，以朔方軍為平叛基本盤

同時，朔方鎮與唐肅宗的特殊關係使其實力不斷擴大，地位不斷提升。開元十五年，唐太子李亨徙封忠王。“為朔方節度大使，單于大都護”，朔方鎮“將吏歲時致啟，（太子）略識其姓名。”所以李亨會在馬嵬坡之變後，選擇北上朔方，於靈武即位，隨之以靈武為根據地，朔方軍相當於他的近衛軍。

唐王朝將朔方軍分割為六鎮，使其一蹶不振

但是朔方鎮也無法逃脫盛極必衰的規律。在平定安史之亂後，與依賴信任朔方鎮的唐肅宗不同，他的兒子唐代宗開始擔心全國第一強的朔方會像安祿山那樣造反了，開始採取限制和羈控策略，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分割，把朔方鎮的轄區分割為朔方、振武、夏綏、邠寧、涇原和鄜坊六鎮。朔方節度使所領也只有靈州及附近地區。地位的下降、兵力的減少以及勢力範圍的縮小，使得朔方鎮都沒有割據一方的可能。

不過唐王朝自以為是的分割行為實際上是自毀長城，朔方鎮雖然出現過僕固懷恩、李懷光這樣的叛將，但廣大將士都是忠於朝廷的。結果被分割後，唐王朝失去了一支震懾其他藩鎮的力量，原來穩定的後方變得不安起來。夏綏成為党項割據政權的一部分，振武發生兵變，涇原更是叛亂攻陷長安，邠寧長期割據，不再聽從朝廷號令。

唐代朔方軍是唐王朝的一支邊防軍，也是唐代藩鎮中勢力較強的軍隊。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先後不同程度脫離甚至反叛中央，唯有朔方軍始終恭順中央，且在平定安史之亂以及削平各地藩鎮叛亂戰爭中起過很大作用，與其它割據藩鎮形成鮮明對比。對於這一奇特的歷史現象，史學界大多認為，朔方軍對中央經濟來源的過分依賴，決定了它只能恭順中央而不能割據自立，這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然而考察唐代歷史，自安史之亂後，唐代的經濟重心南移，南方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唐政府也曾於南方設立了為數眾多的節度、經略使等，而這些地區與朔方軍鎮一樣，對唐中央政府採取恭順的態度。顯然，經濟因素並不是解釋朔方與其它割據藩鎮不同的主要因素。在小編認為，唐政府的政治策略丶將才選用以及文化上的差異，才是朔方軍未形成割據勢力的根本原因。

從軍隊的部署看，唐對西北的重視遠遠超過其他地區。括史書記載，唐代西部河西、隴石、朔萬、河東兵力總數達二七百人，而河北地區兵力不過十二萬八幹五百人，還不到西北邊防力雖的一半，正如史家所言：“唐代以十節度為主的邊防力量，其九皆西北邊繳也，唯河東一鎮冶太原，較居內地”。而且在唐代初年，河北地帶初不設軍，直到開元后才開始有所改變。《新唐書·兵志》雲：“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玉海〉一百三十八卷唐府兵條引會要：“關內建府二百六十一，精兵二十六萬，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給舊府六白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壯勇，故不置府，其諸道亦置。”這裡記載唐初河北不置軍府，到玄宗時“奚、契丹二蕃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蕃上以備兩番。”

開元前後，唐政府於河北又設定了一些軍府，以防奚、契丹的入侵。這時，河北的軍事力量才有了不斷的加強。西北地區，朔方節度設於開元九年，在時間上雖晚於范陽、平戶節度使的設立，但實際上在此之前，其都督、總管已開始行使節度使的權力了。因此，從兵力的部署以及軍鎮的設定前後來看，小編認為這是唐前期政府重西北而輕河北的態度所致。正是由於唐中央重西北而輕河北的政策，才導致了西北邊防重兵雲集，而對河北地區放任自流，使得私人武力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唐政府重西北、輕河北的態度，不僅表現在唐前期一系列政策、措施之中，而且在安史亂後，這種狀況也未予以改變。安史之亂爆發後，西北邊兵為討內亂，挺進中原，造成邊防空虛，吐蕃乘機攻陷了河隴地區，史稱“邠州以北、隴州以西，晝陷吐蕃”，京師長安處於緊急狀態。因此，為了鞏固國都，唐政府對關內道之朔方、涇原、鄜坊、夏綏等鎮更為關注，“年調河北、江淮兵赴西北邊，謂之防秋。這樣，內地大批兵力調往朔方等鎮，使原來重兵雲集的關內道兵力更強。因此，單就中央政策而已陳寅先生所述是切中要害的，“唐初繼承宇文泰關中本位之政策，西北邊疆本重於東北，至於玄宗之世，對於東北更取消極維持之政策，而對於西北，則取積極進取之政策。”可謂一針見血。

在將才選用方面，也表現出唐政府對西北的重視和對河北的輕視。西北邊防守禦回紇、吐蕃、駐紮重兵，因此，對於這一地區將領的選用，唐政府費盡心機，始終採取先求易制的政策，從唐代歷任朔方節度使可以看出，唐前期，朔方節度使大多是文人為使，自開元二十九年王忠嗣開始，武將的比重才大幅增加，這是由於天寶以後，邊防戰事逐漸居多，文人為使已不能適應日趨緊張的邊防形勢，同時，此時的河北軍事力量已逐漸強盛，這就需要有中央控制的藩鎮與之抗衡，唐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派遣武職官員充當西北邊鎮的節度使。

由於唐政府以“先求易制”為根本，所以在對諸將領的人選上，統治者也費了一番功夫。僅以郭子儀為例，即可說明。郭了儀在天寶十四年開始繼任朔方節度，自任職之日起，作為朔方軍的最高軍事長官，無論是對內治理，還是對外防禦，均得到朝廷的認可。因此，肅宗北上靈武即位之後，迅速河從戰場召回郭子儀、李光弼率頜的朔方軍，使之成皇帝的護從部隊，正因如此，平定安史之亂，朔方軍致力相助，在平亂中功居第一，而這些功績的取得，自然是離不開郭子儀的。以後藩鎮割據。朔方軍能保持恭順而不亂，始終為朝廷所用，其中的原因也少不了郭子儀的影響。

西北、河北文化上的差異，也是造成西北恭順中央而河北叛亂割括的重要原因。安史之亂後河北三鎮在文化上與中央嚴重脫節，形成”魏燕趙之地莽為盜區，掌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的現象。作為胡化地區，其地”王道寢微，教化不及，人民軍士，尚武輕法，染祿山、思明之風，多務逐，習苦忘非，而且不知君臣逆順之理”。文化上的不同，導致一個政權的內部分裂，唐代以前已有先例。河北三鎮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文化脫節，直接造成了河北地區在政冶上半獨立於中央之外。

西北藩鎮則不然，其漢化程度之深，自然與唐中央形成一致。朔方軍中蕃兵蕃將能夠為唐所用，不僅因其自身勇敢善戰的技能所決定，而且還在於，這些蕃將久居中國接受漢化或雖居塞外而嚮慕漢化，如李光弼出身契丹，其父時已入唐，至光弼已歷二代。其它如論誠節、王思禮等，均為朔方主將。這些番兵番將，由於對漢族文化的嚮往自然在政治利益上傾向於中央政府，在具體行動上也就表現為效忠唐王朝而不致割據一方。

朔方軍與河西、隴右諸軍的對立以及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有其不能割括的原因存在。唐代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諸軍，是唐代設定較早的軍事機構，其最初的目的，是使三大軍團形成聯臺的整體，共同防禦來自西北和北方的少數遊牧民族入侵，但由於內部諸多因素的存在，嚴重影響了西北軍鎮之間的團結。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諸軍在一些重大的軍事行動中不能同協力，共同抗敵，而引起戰爭失利，這在唐初就已經有所表現，如開元初，突厥寇邊，朝廷命朔方軍大總管王晙率兵出擊，隨後又委派魏元忠與之相助，由於兩者之間的矛，使已經降服的突厥部落再度反叛。雙方爭鬥的結果，王晙被貶梓州刺史，這是由朔方將帥矛盾衝突引起的軍事失利。

朔方軍與隴右諸軍的矛盾也是經常存在的。天寶八載，玄宗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率隴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並益以朔方、河樂兵八萬三幹攻吐蕃石堡城。由於攻城失利，哥舒翰召河東、朔方將頜張守瑜、高秀嚴、欲以處斬，最後由於兩將致力挽回戰局，才得以免死。從中以看出河隴、朔方諸軍之間矛盾的對立。

朔方軍與河隴諸軍一系列矛盾的產生，實質上是由朔方軍地位的不斷升高而引起的，更準切地說，是由唐肅宗直接扶植朔方軍而引起的。開元十五年，唐太子李亨徙封忠王。“為朔方節度大使，單于大都護。”這時諸王領使，雖不出閣，但與部下將領，並非完全隔絕，所以，建寧王倓說：“殿下昔曾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略識其姓名。”透過這種途徑，領使諸王與部下形成一種無形關係，正是這種關係，促使太了李亨在安史叛亂爆發後，北上朔方，於靈武即位，隨之以靈武為根據地，依靠朔方軍，而一舉平定了安史叛亂。這樣，朔方軍的地位，等於皇帝的直隸部隊。

正是由於朔方軍的地位高於當時所有其他的軍隊，而使朔方軍與其它方鎮的矛盾越積越深，所以，代宗即位之後，逐步有意識地削弱朔方軍的影響，最後其地位被宦官魚朝恩所率領的神策軍所代替。此時的朔方軍，不僅在地位上日益下降，而且其統治區也被分成個小的節度使，朔方軍的地盤最後被振武、鹽夏、邠寧所代替，朔方節度使所領也只有靈州及附近地區。朔方軍地位的下降以及勢力範圍的縮小，使得朔方軍軍事力量也自然削，更無割括一方的可能。

朔方軍受地理條件的限制，也是其不能割據的原因之一。朔方地處偏僻，隅居一方，若能聯合河西、隴右以及河東諸軍，足有割據自立的條件。然而正如以上所述，由於朔萬軍與河西、隴右諸軍的矛盾直接影響了各種軍事力量的結臺。由於勢單力薄，孤立無援，自然沒有力量割據，即使稍有叛亂，也不能抵抗與四周矛重重的藩鎮軍隊的大舉圍攻，所以在極短時間內也就消滅殆盡。同時這一地區地近京師，中央控制較易，所以在這種條件下，西北諸鎮任何一軍都不可能有割據一方的機會。河北藩鎮則不同，他們之所以能割括河北，一方面由於他們有強大的兵力物力作後盾，另一方面則是他們與鄰近藩鎮結成了同盟，儘管這種同盟不穩定，但在利害衝突相互一致時，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綜上所述，朔方軍與其它軍鎮的關係以及朔方軍的自身條件的限制，都決定了它對唐中央只能恭順而不能割。

參考《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全唐文》

朔方軍未割據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

第一，武則天時期，主要為了防禦突厥而建立朔方軍，最初帶有很強的臨時性，沒有正規軍建制。直到約公元707

年—710年，才逐步正規化。

第二，從建立朔方軍到唐亡，前後足有七十餘人擔任過各種明目的指揮官（例如行軍總管、總管、節度使等等），導致沒有任何一位將領，有足夠的凝聚力，使整個朔方軍系統完全忠於個人，為其所用。

第三，當年的西北地方，財政經濟極不發達，屯墾荒地有限，農業發展極其緩慢，朔方軍割據沒有財政支援。這與安祿山根本無法相比。

基於前述三點原因，個人以為，朔方軍實際上是始終沒能具備反叛或割據的條件。

朔方軍與河隴諸軍一系列矛盾的產生，實質上是由朔方軍地位的不斷升高而引起的，更準切地說，是由唐肅宗直接扶植朔方軍而引起的。開元十五年，唐太子李亨徙封忠王。“為朔方節度大使，單于大都護。”這時諸王領使，雖不出閣，但與部下將領，並非完全隔絕，所以，建寧王倓說：“殿下昔曾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略識其姓名。”透過這種途徑，領使諸王與部下形成一種無形關係，正是這種關係，促使太了李亨在安史叛亂爆發後，北上朔方，於靈武即位，隨之以靈武為根據地，依靠朔方軍，而一舉平定了安史叛亂。這樣，朔方軍的地位，等於皇帝的直隸部隊。

正是由於朔方軍的地位高於當時所有其他的軍隊，而使朔方軍與其它方鎮的矛盾越積越深，所以，代宗即位之後，逐步有意識地削弱朔方軍的影響，最後其地位被宦官魚朝恩所率領的神策軍所代替。此時的朔方軍，不僅在地位上日益下降，而且其統治區也被分成個小的節度使，朔方軍的地盤最後被振武、鹽夏、邠寧所代替，朔方節度使所領也只有靈州及附近地區。朔方軍地位的下降以及勢力範圍的縮小，使得朔方軍軍事力量也自然削，更無割括一方的可能。

朔方軍受地理條件的限制，也是其不能割據的原因之一。朔方地處偏僻，隅居一方，若能聯合河西、隴右以及河東諸軍，足有割據自立的條件。然而正如以上所述，由於朔萬軍與河西、隴右諸軍的矛盾直接影響了各種軍事力量的結臺。由於勢單力薄，孤立無援，自然沒有力量割據，即使稍有叛亂，也不能抵抗與四周矛重重的藩鎮軍隊的大舉圍攻，所以在極短時間內也就消滅殆盡。同時這一地區地近京師，中央控制較易，所以在這種條件下，西北諸鎮任何一軍都不可能有割據一方的機會。河北藩鎮則不同，他們之所以能割括河北，一方面由於他們有強大的兵力物力作後盾，另一方面則是他們與鄰近藩鎮結成了同盟，儘管這種同盟不穩定，但在利害衝突相互一致時，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綜上所述，朔方軍與其它軍鎮的關係以及朔方軍的自身條件的限制，都決定了它對唐中央只能恭順而不能割。

參考《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全唐文》

朔方軍不割據是扯淡的說法，因為它的地盤非常窮苦，根本就養活不了自己的近10萬軍隊，所以必須仰仗唐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從東南地區得到財富和供養。安史之亂以後，唐朝進行了財政改革，以東南地區的賦稅供養西北地區的大軍，朔方軍的生存離不開從東南轉運來的糧食、物資。此外劉晏等人進行了鹽稅改革，透過收取間接稅的方式，把唐朝的軍費開支再次控制的中央政府手中，朔方軍也需要唐朝中央政府給它轉移支付西北地區的鹽業收入。

另外朔方軍也不是總是乖孩子，在郭子儀的統帥下朔方軍還能反覆同唐朝皇帝博弈獲取利益。但其他的朔方軍統帥就沒這麼精明瞭，僕固懷恩一家為了平定安史之亂陣亡46人，僕固懷恩的女兒也不得不遠嫁回紇。對李唐皇室的猜忌，僕固懷恩不得不走上了造反之路，他帶走了部分朔方軍將士。郭子儀的老部下李懷光也不是善茬，在涇原後還同朱泚聯合造反，朔方軍也成了逼迫李唐天子的主力。在戰爭失敗後，朔方軍將士才殺死了李懷光，投誠了唐朝。“僕固懷恩、李懷光，鹹以勇力，有勞王家，身陷猜疑，為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兇終一致。”這兩個朔方軍統帥造反，朔方軍就是“任勞任怨”的乖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