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禎和七十年代的小說，已將筆鋒轉向開掘民族主義題材，全力抨擊那些因為西化而給臺灣社會帶來的崇洋媚外、民族精神淪喪等嚴重病症。

其小說色彩漸趨明朗，表達風格亦由冷漠轉入熱情，常把自己的喜怒哀樂轉換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去，筆下蘊藉著積極向上的情懷。《小林來臺北》、《素蘭要出嫁》、《香格里拉》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以純樸農村青年小林的眼睛來觀社會，以小小的航空公司為整個社會的縮影，對崇洋媚外的社會風尚進行了狠狠的抨擊；在刻畫被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逼瘋的素蘭，為其家引來了一連串禍端的情節中，揭示了造成不幸遭遇的社會背景，諸如石油漲價、經濟萎縮、貨幣貶值等等；而貧窮、困苦在災禍中掙扎的寡婦阿緞正是臺灣城市資本主義吞噬偏遠農村而產生畸形土壤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尤其力作《玫瑰玫瑰我愛你》更是將那些見利忘義、不惜拿自己同胞姐妹的身體向以臺灣島為渡假基地的浸越美軍來換取硬通貨，而一夜成為暴發戶的敗類推向了民族審判臺。並且，小說採用嬉笑怒罵的強烈諷刺手法將作者鮮明的民族立場和民族情感溢於紙中，不能不使讀者深省。“用喜劇的方式來寫悲劇，用喜笑的角度來面對命運的刻薄”，乃是王禎和身處社會最底層的平民生活中確立的人生態度，及在長期創作實踐中練就的藝術本領。因而，他小說藝術最突出的特色：一、用喜劇色彩刻畫悲劇人物形象，將包含辛酸的悲劇內容用嬉笑怒罵的嘲諷手法展現給讀者，蘊意深長。王禎和的作品中刻畫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並無分明的褒貶，而“大部分是中間人……，有對也有錯，對對錯錯，錯錯對對的中間人”。這些“中間人”的生活狀態、性格特點乃至身材相貌都是大相徑庭，且萬花筒似的轉來轉去；性格懦弱的殘疾人萬發曾是一貧如洗，但為了一輛牛車卻甘願戴上一頂“綠帽子”(《嫁妝一牛車》)；所謂的“知識分子”董斯文，卻患著崇美金的“軟骨病”，雖名為“斯文”，行為並非斯文——甚愛放屁，無處不放，無屁不響，真是極為形象的諷刺，是含著淚的嘲笑。二、採用戲劇表現手法利用明快的場景轉換來展現人物的心理狀態和人物行動，以推動情節懸念的產生。公務員小林急於到臺北車站接從鄉下來的老爸，可鋪天蓋地的公務讓小林無法脫身，小林火燒火燎，讀者也在為他焦心；場景轉換到車站，老人正舉目無親地在車站靠背椅上痴候，讀者此時在為遲遲未到的小林焦慮，亦為苦苦等待的林父擔憂，緊接著，作者所建立的懸疑隨著事態的發展接踵而至，吊著讀者的口味追逐著懸疑前進。王禎和嫻熟的將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借鑑到小說之中，如《香格里拉》中恰到好處的把人物心理狀態的描繪與人物所置身的場景結合起來，來結識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無疑更具有拓取性。三、多種富有濃厚地方特色的語言運用，生動活潑，極富想象力。如長篇小說《美人圖》中以那諧音寫就的怪里怪氣的、帶有嘲弄意味的人名、地名及公司名，極富諷刺性。將民間語言的精華吸收到作品的人物對話中，使讀者產生親和力，擴大其閱讀面。四、追求適度的陌生和隔阻效應，更好地表現作者語言創新的風格特色。五、大膽使用各類語調並融入到作品人物語言中去，善於啟用諧音、歇後語、諺語和俚語，因而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