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到了越南戰爭的時候，美國的軍需物資全部交由日本來供貨！刺激了日本國內各行業的發展！還有美國的經濟援助，

和日本人自己奮鬥民族的關係！

1945年戰敗投降後的日本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百廢待興：當時由於糧食的缺乏，只得實行配給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餅，米麵和肉類幾乎快要絕跡了。與此同時在國家的配給制度之外整個日本湧現出了6萬個倒賣各類物資的黑市，黑市上的米價漲到了政府配給物價的130到180倍之間。全國城鄉失業者高達上千萬，另外還有150萬肺癆患者、200萬戰爭孤兒和1800萬無家可歸者。戰爭導致了超過200萬人的死亡，除京都和奈良之外幾乎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空襲，一共有250多萬個建築物在空襲中被毀：僅在東京就有709906處住房被毀，當時東京的街頭散佈著200萬噸碎片；大阪也有32.8237萬間房屋被毀；神戶被毀的房屋數量是13.1528萬間；名古屋為13.6556萬間。美國佔領當局必須每天向日本提供100萬美元的資助，至少運來6000噸大米才能保證儘可能少餓死人。日本投降後的第二年（1946年）的工業生產僅相當於戰爭爆發時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產量只有戰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鐵產量只有戰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可我們不要忘了二戰前作為世界八大工業國之一的日本就能自主生產飛機、坦克、汽車、航母等等，儘管戰爭摧毀了有形的工廠、銀行、學校、醫院，但卻並沒摧毀日本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無形的技術、人才、制度優勢。這種優勢甚至也並非完全源於明治維新，事實上日本戰後經濟的崛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於日本古代歷史上的長期積累：早在明治維新之前的1850年日本的男孩識字率就已達到45%上下，女孩在13%左右，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1872年9月明治政府開始正式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儘管比英國晚了兩年，但仍早於法國和美國。到1912年日本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98.2%。戰爭中有形的廠房和機器裝置的確被炸燬了，可作為世界主要工業國積累的技術和管理人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活了下來，這就為日本的戰後復興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戰敗也為日本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恰恰正是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扶植下日本實現了戰後經濟復興和現代化國家轉型。正是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扶植下日本得以解決戰後初期嚴峻的糧食問題，也是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授意下日本的新憲法得以制定，此後日本全體公民無論性別、財富多寡、社會地位首次可以享有平等的選舉權；他們可以自由發表言論和組建社團而不必再像軍國主義政府執政時期那樣謹小慎微；在沒有律師的即時介入和經過合法的審判程式之前任何人都不會被逮捕定罪；人們不用再擔心無端的搜查，也不會再有人闖進他們家中徵錢、徵糧、徵兵。正是1946年10月21日透過的《土地改革法案》使日本的無地農民獲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毫無疑問這對提升日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推動日本戰後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無比重要的作用——至少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令當時的日本政府焦頭爛額的糧食危機問題迎刃而解；而從更為長遠的視野審視日本的農地改革使日本開始真正邁入發達國家的門檻——在戰前日本儘管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工業國，然而戰前的日本農村其實仍是相當落後的，農地改革實際上成為了日本戰後統籌協調城鄉發展的第一個重大舉動。1961年日本又制定了旨在扶植農業生產的《農業基本法》：政府開始有意識為農民提供低息貸款和拖拉機等農業機械裝置。根據日本機械振興協會1964年對2061戶農戶的調查資料顯示：購買農機具的農戶自有資金佔77%。1960-1970年農村地區的拖拉機、耕耘機數量增加了8倍，農用卡車增加13倍，其他農機具增加了2倍。在農業機械化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各種農業協會異軍突起併為農民提供各種技術扶持。

戰後初期日本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一樣處於一種萎靡不振的狀態：1946年日本的工業產值只有戰前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產量只有戰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鐵產量大約為戰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鑑於日本戰後糟糕的國內經濟狀態當時東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有澤廣巳提出用傾斜生產方式解決當時日本面臨的困境——利用當時日本還能動用的為數不多的經濟資源集中於重點行業領域以期實現質的飛躍，說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飯。1946年8月12日當時的吉田內閣在根據有澤廣巳的傾斜生產方式理念成立了經濟安定本部並將煤炭和鋼鐵列為重點產業，實行低息優先貸款和價格補貼政策：先將全部進口的重油撥給鋼鐵生產部門，再將由此增產的鋼鐵投入分配給煤炭生產部門，以相互促進的辦法以期實現兩個產業的迴圈增長，進而再把生產出來的煤炭和鋼鐵分階段投入其他產業部門，以擺脫生產萎縮、供給不足的現狀。在這一時期日本儘管在政治上受美國佔領當局的管轄，但在經濟政策上卻沒選擇傳統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路線，而是採取了一種介於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蘇聯的計劃經濟之間的以國家干預主導為基本特徵的統制經濟模式。在日本戰後最早上臺執政的兩屆內閣——吉田茂內閣和片山哲內閣都堅持推行傾斜生產方式，試圖以政府的強力干預重振已陷於崩潰境地的日本經濟。在日本戰後百廢待舉的時期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行為的確促進戰後的恢復重建工作，然而所有資本投入完全依賴於國家的復興金融金庫，財政壓力自然很大。越來越多的日本經濟界人士開始意識到：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模式只能是日本應對迫在眉睫的戰後恢復重建工作的應急對策，真正要實現日本的經濟復興還是要加大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片山哲內閣時期相繼讓著名的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下村治、大來佐武郎、稻葉秀山等人加入內閣，此後日本的經濟學家在日本內閣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對日本的經濟復興顯然是有利的。1947年日本的煤產量比上年增長了28%，達到2932萬噸；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萬噸，比上年增長18.6%。與此同時普通鋼材的產量比上年增長了116.3%，機械工業生產指數比上年增長了71.3%。

由於戰爭的破壞導致日本的對外貿易同農業和工業生產一樣出現了嚴重的萎縮，而對日本這種資源匱乏的島國而言：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事實上戰後的日本乃至迄今為止的日本執行的都是貿易立國的基本國策。然而當二戰結束時日本的對外貿易幾乎陷於崩潰的境地——比起用於對外貿易的商船隊在戰爭中造成的有形破壞而言：更要命的是日本喪失了貿易市場。戰前日本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兩個物件美國和中國都因為戰爭而走到了日本的對立面，儘管戰後不久日本就得以重新恢復對美貿易，然而中國在幾年後誕生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在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封鎖遏制政策下日本是不可能同新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事實上日本自己也追隨了西方陣營這一封鎖遏制政策，這意味著日本失去了戰前相當重要的一個市場。為此日本政府和商人不得不著手開闢新的貿易市場：這一時期日本主要集中精力於開拓東南亞市場，與此同時他們也加強了同歐洲國家的貿易往來。由於戰後日本按美國佔領當局的意志制定了《和平憲法》：“永遠放棄把利用國家權力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使日本無需承擔軍事費用，無形中為日本的經濟發展節省了相當多的資源。1950年6月訪問日本的美國國務卿顧問杜勒斯試圖遊說日本政府重整軍備，美國這一做法實際上是想把日本打造成為自己在亞洲遏制戰略對手的橋頭堡，然而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拒絕這樣做——原因是日本經濟還處於恢復階段，如果此時為非生產性的軍備話費鉅額資金的話，那麼將會使日本經濟的復興背上沉重的負擔。

與此同時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格局日益形成，美國決心將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亞洲封鎖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橋頭堡，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由打壓逐漸轉向扶持。這一時期美國對自己的歐洲盟友推行了馬歇爾計劃以恢復振興歐洲經濟，而在日本道奇路線則應運而生：日元對美元的單一匯率被確定為1美元兌換360日元，這一措施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經濟的穩定。道奇宣佈單一匯率後進出口商品實行統一匯率，擴大了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更是有利於日本的出口，為日本的貿易立國奠定了金融基礎。在日本國內經濟學家的傾斜生產方式下生產逐漸恢復了，然而通脹問題又日益嚴峻起來。在道奇路線的指引下通脹被遏制住了，卻帶來了近百萬工人的失業問題。1949年9月由於英鎊貶值壓迫到日本的出口，於是日元匯率也隨之下跌。這時日本政府開始認為道奇路線已無法解決日本經濟面臨的新問題，因為這時其他國家的戰後經濟復興都已走上正軌，日本卻依然在蕭條的邊緣徘徊，於是日本政府打算放棄道奇路線而改弦易轍，可美國佔領當局卻不同意。無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採取金融緊縮政策，而這使本就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變了，因為北韓戰爭爆發了：北韓戰爭中美軍的司令部就設在日本東京，日本成為美國海軍、空軍出擊的基地，同時也是美軍軍需物資的中轉補給基地。一時間軍事訂單如潮水般湧來，而以船舶、鐵路等為代表的交通運輸行業則直接在軍需物資的週轉排程過程中被最大限度地運營起來。不難想象這些對當時處於蕭條狀態中的日本經濟而言將帶來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續3年的北韓戰爭使日本從美國獲得了高達10億美元的“特需”收入，這還沒考慮到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在日本消費所支付的款項。相比直接的經濟收入而言：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需要日本人為其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這就為日本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就業的增長又進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內需，從而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整體發展。整個北韓戰爭期間日本興辦了大量工廠，基本實現充分就業，股票市場也開始回暖，外匯收入猛增，棉紡織品的出口量躍居世界首位。到1951年日本經濟已全面恢復到戰前水平，隨後日本利用從西方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與裝置實現了經濟的加速發展。

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下美蘇展開了日趨激烈的軍備競賽，這導致美、蘇兩國往往將資金優先用於軍工研發生產，而在民用工業領域則不可避免有所收縮。這種現象蘇聯表現得更為明顯，最終導致了蘇聯在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比例上的失衡，進而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為蘇聯解體的誘因之一；然而即使強大如美國者在冷戰期間也不可避免出現了民用工業萎縮的現象，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趁機佔據了美國民用工業所退出的國際市場份額。與此同時美國出於扶植日本的目的而向其開放了國內市場，技術方面也對日本進行有意識的扶植。事實上在二戰之前乃至戰後初期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幾乎等同於廉價劣勢的代名詞，然而在獲得美國的技術扶植後善於學習的日本人迅速令世界改變了對日本產品的既有印象。當然打鐵還需自身熱——儘管日本戰後經濟的崛起有美國扶植的因素，但至少日本並不是扶不起的阿斗。戰後經濟重建時期的日本沒走傳統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而是選擇了一種介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與蘇聯計劃經濟之間的統制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指導下日本政府有意識地加大了對企業的扶植力度。同時日本企業形成了在全世界範圍內都較為獨特的經營理念：首先日本企業並不將盈利作為第一目標，而是將佔據市場作為第一目標，透過更為物美價廉的產品培養固定忠實的消費者群體；其次日本企業極為重視人才，也極為講究團隊協作意識，甚至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日本公司實行的是終身僱傭制——只要員工不存在令公司蒙受重大損失的嚴重過失就不會解僱員工，同時隨著員工工齡的增長會使其在工資福利待遇上水漲船高，即使在遭遇經濟危機時當時的日本企業的第一反應通常都不是裁員。這一時期的日本企業表現出很高的創新能力：生產摩托車的本田公司在開始生產汽車時組織了一個研發小組專門分析歐美髮達國家的汽車技術，結構在半年內就設計出具有自己風格的汽車。

1955年日本農業取得大豐收，與此同時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都已超過戰前最高水平，這一年日本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戰前的135%、工業產值達到戰前的158%、農業產值達到戰前的148%、人均實際國民總產值達到戰前的105%。以此為標誌日本已走出戰後經濟恢復重建時期，開始真正邁向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在這一年日本政府公佈的戰後《第十次經濟白皮書》中強調：在恢復中求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從此以後日本的發展要依靠實現現代化，於是提倡科技創新的呼聲日益強烈。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科技教育領域奠定的基礎並沒在二戰中被摧毀，相反在戰後日本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在科教領域的實力——義務教育從六年提高到九年，到70年代日本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已達到100%、高中入學率達到97%、大學入學率達到30%。日本在科教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為日本經濟的進一步振興提供了人才優勢。1961年12月27日當時的池田內閣正式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一計劃的核心在於：以10年為期限力爭使日本國民的收入在進入70年代時比60年代初增加1倍以上。這一計劃的提出和實施極大提升了人們的勞動工作熱情。戰前日本的工人曾在財閥的盤剝剋扣下一天辛勤工作十幾個小時，卻連維持他們和家人基本生活的食物都無法獲得；然而在1945年12月22日終於可以組建自己的工會組織，1946年9月27日他們獲得了罷工的權力並且企業主不再能隨意開除他們，1947年9月1日他們獲得了最低工資保障和對最長勞動時間的限制性規定。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開始完善各種國民社會福利保障，這一切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積極性，到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這一時期取得的成績除了日本人自身的努力之外還存在一些客觀因素：日本作為一個呈狹長狀分佈的多山地島國、人口多、資源匱乏曾被視為是對經濟發展不利的，這甚至成為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誘因之一；然而在戰後日本的地理特徵卻顯示出一定的優勢：呈狹長狀分佈的眾多島嶼之間整合得異常緊湊(本州與四國之間的瀨戶內海,最狹窄處寬度僅約10公里,本州與九州之間的關門海峽,最窄處甚至僅有1公里），這就為建設連線各島嶼的交通運輸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日本海岸線綿長，擁有眾多的優良港灣，而多山地形使日本的城市和重工業幾乎都集中分佈在海岸線上，這就大大方便了用船舶進行大量運輸，在國際貿易日益繁榮的時代日本這種島國優勢就得到了進一步釋放。戰前令日本政府困惑的人口問題不再被視為負擔，恰恰相反一億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被視為是寶貴的勞動力資源。

在農業、工業、貿易、金融等方面穩步發展的同時日本的流行文化與其工業製成品一樣開始佔據國際市場。從1951年4月起“光文社”的《少年》漫畫雜誌開始連載手冢治虫的漫畫作品《鐵臂阿童木》，如今阿童木已成為日本動漫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影響力早已跨出了日本的國門。1954年的電影《哥斯拉》創造了此後數十年間經久不衰的日本流行文化符號，1956年《怪獸王哥斯拉》登上了美國銀幕，從此這一日本流行文化符號開始走向世界。1970年1月《小學1-4年級生》雜誌開始連載藤子·F·不二雄創造的漫畫作品《哆啦a夢》，這部作品很快就和《鐵臂阿童木》一樣成為整整一代亞洲青少年的童年回憶。1974年三麗鷗公司為其設計的凱蒂貓形象創造了一段頗具世界性的簡歷：“凱蒂貓出生於英國倫敦並於父母和雙胞胎姐妹咪咪生活於此。凱蒂和咪咪都念三年級，她的興趣是音樂、讀書、吃妹妹自己做的餅乾以及最重要的交新朋友”。凱蒂貓這一卡通人物形象為三麗鷗公司創造了100億日元的利潤。由井出博正作詞、遠藤實譜曲、千昌夫演唱的《北國之春》於1977年4月5日發行，到1979年《北國之春》唱片累計賣出500萬張，這首歌的影響力同樣跨出了日本國門——1988年中國大陸將其評為“過去10年最為人們所熟悉的外國歌曲”。這首歌曲還在泰國、蒙古、印度、越南、菲律賓、美國夏威夷、巴西唱開，成了一首為15億人所喜愛的歌曲。1984年鳥山明創造的《七龍珠》截至2018年在全世界範圍內累計發行超過2億5000萬部，同時這部作品還作為被改編為遊戲次數最多的漫畫而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同年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風之谷》使其獲得了國際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