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正統年間，軍隊裡早就腐爛了，說是精兵，不如說是一群少爺兵。正統皇帝治國治兵並無才能，且不自知，在他的授意下，王公公拿蒙古進貢的事挑動雙方政治神經。 但是英宗的被俘虜，這個屬於他自己作大死，明朝皇帝沒有必須親征的嚴格規定，英宗出於個人要求，非要親征，勸都勸不回來。然而他的整個行軍路線是個z字型，王振不停的給英宗背鍋，一會兒說怕傷莊稼，一會兒說要去老奴家裡，但只要有腦子的想一想，英宗是木偶嗎？讓人這麼操縱著？身邊沒有將軍進言？他身邊跟著的可都是軍隊大將級別的，能否定將軍們的看法的，一定是皇帝自己。王振一個從來沒有參與軍事的太監，能操縱皇帝到整個軍隊？王公公這是要逆天啊？所以走出這個詭異路線完全是英宗自己的主意，包括後來他奪門後，還說王振死的冤枉，給他背鍋了。後來英宗駐紮城外，說什麼也不進關，請也不進去，所以..... 後來大家就都知道了，英宗被俘虜，多位將軍殉國，幾十萬大軍死傷殆盡，周圍村落十不存一。 按理說一個王朝不至於原本國家安定，然後到第四代一下子就完了的，雖然後來北京保衛戰，代宗信任於大人，也對軍隊民生後來進行了改革，使得明朝又振興，但不得不承認，明朝從此一戰，元氣受損，精銳被傷。已經有了衰敗的苗頭了。

土木堡之戰，瓦剌總兵力不過 2 萬，明軍總兵力50萬，以25倍於敵軍的優勢，敗在戰略決策、指揮失當上。明軍欲阻厄瓦剌的攻勢，主動出關，出發點是好的。 但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處處盲目被動。明軍主力進至大同時，才知敵軍雖少，但戰鬥力強大，多次臨時改變作戰方針，倉促後退，終於釀成土木堡的慘敗，令後人扼腕嘆息。 如果回顧一下戰役的主要過程，足夠拍一部教科書級的反面電影了。戰役的開端：盲目自大的開戰決策1449 年，瓦剌也先率部大規模南侵，兵分四路：東路由脫脫不花和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進攻甘州（張掖），中路為進攻重點，又分兩支，一支攻宣府，另一支攻大同。七月十一日，大同失利，塞外城堡相繼陷沒。大同敗報傳至京師，明英宗在王振的蠱惑下，決定親征。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率百官勸阻，英宗不聽，發大軍 50 萬，要求所有部門在幾天之內將人、馬、糧草備齊。由於時間倉促，大軍領到的軍需物資不足，而主戰場宣府、大同等地也同樣缺乏糧草。 七月十六日，英宗率 50 萬人從京師出發。由於倉卒出行，組織不當，行伍一片混亂，自相驚擾。七月十九日，抵達居庸關。群臣請求駐蹕休整，英宗不聽，繼續北行。七月二十三日，到達宣府，扈從諸臣接連上章請留宣府，王振怒而不允。未至大同，兵士行糧已經用完，狡猾的瓦剌軍對佯裝撤退，引誘明軍深入。戰役的發展：沒有方向的50萬大軍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建議大軍繼續前進，兵部尚書鄺埜堅絕請英宗回駕。 王振十分不滿， 命其隨老營行動，不許參與決策。憤怒之餘，鄺埜從馬上跌下，幾乎摔死。這時，傳來了大軍前鋒部隊全軍覆沒的訊息，大同守備太監郭敬密告王振敵鋒甚銳，決不可繼續前進。這是王振才開始害怕了， 決定於八月四日回師。大軍沿著回師路線行了 40 餘里，經過王振家鄉，王振考慮到大軍會踩壞其家鄉的莊稼，臨時改變行軍路線，準備先到宣府。兵部尚書鄺埜上書請求，加速進軍入關。 王振不聽， 鄺埜又到英宗面前申請，王振怒稱“腐儒安知兵事”，命左右將他綁了下去。八月十日，大軍總算到達宣府。此時瓦剌追兵突至，分出一支幾萬人的斷後部隊拒敵，皆戰死，全軍覆沒。戰役的終局：愚蠢坐等和低階判斷帶來的全軍潰敗八月十三日，大軍退至土木堡，隨從官員都主張迅速入城，但王振居然以輜重車千餘輛還沒有到達為由，全軍坐等。八月十四日， 瓦剌大軍逼近大營，大軍不敢行動，土木堡地高無水，掘井深 2 丈也見不到水，大軍人馬兩日未飲，飢渴難耐。土木堡之南 15 裡有河，已經被也先佔領。 也先主力從土木堡旁的麻谷口進攻明軍，明軍在麻谷口拒守一夜。八月十五日，也先再次佯裝撤退，並派出使者議和，王振居然相信了， 命令大軍取水。此時明軍行動混亂，才出發三四里，瓦剌軍突然進攻，明軍“兵士爭先奔逸， 勢不能止”。此時，2萬的瓦剌如狼入羊群， 長刀揮舞，砍殺明軍。

明英宗與親兵衛乘嘗試逃跑， 被瓦剌軍擋了回來，乃下馬盤膝，南面而坐。一個瓦剌士兵前來剝其衣甲，見其衣著、舉止與眾不同，就推其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就這樣大明皇帝做了瓦剌的俘虜。隨同明英宗出征的數百隨從官員皆戰死，50 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

下圖為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為整頓邊防，在宣化興建的時恩寺。希望土木堡之變中的亡魂們在此終於可以得到安息。

土木之變，也稱土木之戰、土木堡之變(今河北懷來土木鎮)，是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的兵敗事變。土木堡坐落於居庸關至大同長城一線的內側，是長城防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年7月，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集合韃靼、兀良哈等部，分四路大舉進攻大明。也先所率騎兵進攻大同，大同的明軍參將吳浩戰死在貓兒莊。大同前線敗報頻傳宮廷，當時年輕氣盛的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率領50萬大軍，御駕親征，最後在土木堡慘敗被俘。

防務工作不實是根本原因

積極防禦，是克敵至勝的重要法寶。明朝之初，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做好邊境防務工作。洪武時期，朝廷在邊境地區設定九邊，派兵屯守，逐漸形成了內外呼應的防禦體系。同時，還在北部各邊鎮大力發展軍屯，當時北部的邊境防禦可以說是固若金湯，相當穩固。然而，從永樂開始，到正統時期，邊境防禦體系卻日漸薄弱，防務工作做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永樂時期，明廷為結交周邊蒙古部落，裁撤放棄北部重要邊鎮，防線內縮。在洪熙和宣德時期，對蒙古多以安撫為主，防線一再南移，北部防務毫無建樹。等到了正統時期，朝政腐敗，宦官當權，對於瓦剌也先的南攻野心，雖有大臣一再建言，要加強對蒙古邊事的重視，並提出防禦策略，但最終卻難以實施。《中國通史》記載，正統八年（1443），直言敢諫之士劉球曾上言十事，其中之一：

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劉球諫言不成，反被英宗朱祁鎮的腹心之臣王振秘密處死並肢解。這個宦官王振，英宗敬稱其為“先生”，很受寵信。英宗倚信的重臣張輔、軍將王驥，特別是宦官王振，都主張南征，致使正統時期的北部邊境防禦更加脆弱。這種情況下，長期疏於北部邊境的防範，給策劃周密的瓦剌軍入侵大明創造了有利條件，明英宗親征的失敗厄運也就在所難免。

戰爭準備不足是主要原因

戰爭準備，歷來為戰爭指導者和軍事理論家所重視。戰爭準備的程度，直接影響到戰爭雙方的主動與被動，勝利與失敗。而明英宗此番親征造成土木敗事，與未做好相應戰前準備工作而倉促出兵不無關係。

首先，選將用人失誤。宦官專權，必亂朝政。明太祖朱元璋曾建鐵碑鑄“禁內臣干預政事”,立於宮門。但到正統英宗這會兒，宦官王振開始干預朝政，特別是張太后病逝後，元老“三楊”或死或貶，於是王振更加兇狠猖狂，肆無忌憚，廣植私黨，排斥異己，陷害忠良，而明英宗對宦官王振卻言聽計從。此次出兵，年輕氣盛的英宗，恰恰是不顧文武大臣的勸告，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決定御駕親征，並將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毫無軍事指揮能力的宦官王振，這為土木失利埋下了禍根。

其次，戰前練兵不夠。繼永樂之後，仁宣之治，天下太平。京城大軍長期未作操兵演練，平時基本上處於務農狀態，久疏戰陣。特別是對此次出征使用的新型火器，未組織提前演練，大多數士兵根本不熟悉新火器的操作，不能充分發揮火器對蒙古騎兵的威懾作用。從宣府東北防禦全面潰敗，大同守軍敗退告急，便是很好的證明。大明英宗親征軍數量之多，是瓦剌軍無法比擬的，但因平時練兵少，遇戰則軍心煥散，軍隊缺乏凝聚力，戰鬥力低下，所以當瓦剌軍圍追堵截到土木堡，大明軍隊便一潰千里。

再次，後勤保障滯後。兵法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當年成祖北征的後勤準備:

呼叫武剛車3萬輛，運糧20萬石，沿途每10天行程存一批糧，以備回返時食用，發山東、山西、河南及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

而這次大明倉促出兵的結果就是：“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不懂兵法的明英宗和王振，集結兩日便倉促出兵，火藥、糧草、用水等後勤補給跟不上，行軍不到十天已缺糧斷水。在準備如此不充分的情況下，明軍接連敗績在所難免。

作戰指揮不當是直接原因

最高作戰指揮員的正確決策指揮，是戰場致勝的決定性因素。此番英宗親征，由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大臣護駕。但扈從官員懦弱無能，無法干預手握軍事大權的王振，整個行軍均受王振節制。從親征部署到紮營土木堡，由於英宗和王振的錯誤指揮，致使明軍疲於應付，始終處於被動狀態，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可想而知。

一方面，回師路線錯誤導致明軍中計被困。明軍行至大同，王振得知前線諸軍慘敗的訊息後，才同意班師回京，從聲勢浩大的出征變成狼狽不堪的逃跑，使當時的明軍軍心更加不穩。當時，明軍班師回京路線有兩個：一個是東北向路線，大同→陽和→宣府→懷來→居庸關→北京；第二個是東南向路線，大同→陽原→蔚州→紫荊關→易州→北京。東南路線即為先遣將守大同總兵郭登建議明軍的回軍路線，若沿此路線返京，可以避開瓦剌的圍剿。但是，王振根本不聽他人勸告，在其錯誤的指揮下，明軍沿東南向行四十里後，又改東向，仍走東北路線，正好迎敵而去，進入到瓦剌軍的包圍之中。

另一方面，明軍露營土木堡貽誤退兵時機。明軍回師行至土木堡，為等待輜重車輛，王振不顧部隊將士安危，令部隊就地露營，這個錯誤註定了明軍在土木堡的慘敗。土木堡為居庸關同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驛站，地形複雜，群山環繞，山高缺水，駐紮於此，完全不利於軍事調動。當時，兵部尚書鄺野考慮到部隊安全，再三要求把部隊立即撤到居庸關內，但王振一意孤行瞎指揮亂作決定，致使明軍在土木堡陷於瓦剌軍的合圍之中。雖然土木堡南邊十五里處有河，但早已被瓦剌軍佔領控制。也先利用明軍缺水斷糧而遣使詐和，主動撤離，明軍不知是詐，飢渴難耐的將士們便一哄而起奔向河邊，場面極其混亂。瓦剌軍趁機發動迅猛攻勢，明軍如一盤散沙，已無力抵抗，露營後的第二天於土木堡以徹底慘敗而告終。

土木堡之變，罪魁禍首宦官王振也死於亂軍之中。此戰，使明朝國力受到嚴重削弱，成為明朝由前期進入中期的轉折點。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對外軍事史上一次巨大的失敗，而且是首次，在此之前明朝的對外戰爭從未有過這麼大的戰損。

而在此戰之前，無論是明朝人還是瓦剌人，沒有一個人想像得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明朝一方，最壞的預計不過是有可能達不成戰略目的，無法全殲瓦剌軍，白來一趟勞民傷財。但凡此事有百分之二十的危險性，明英宗朱祁鎮都不可能御駕親征，他再傻也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大臣們拼命阻攔他北征，並不是覺得此事有多危險，而是認為天子不可輕動；

瓦剌一方，最好的預計無非是多搶一些財物，然後跑回老家。他們根本想不到能搶來個皇帝，以至於拿這個皇帝不知道怎麼辦了。

開戰之前，戰局很明朗，明朝佔據優勢，瓦剌軍只能東躲西藏，根本不敢和明軍正面對抗。那麼一場意料中的勝仗怎麼會變成敗仗呢？我認為有這幾個原因：

我認為“私屬”應該是指軍中高層的奴僕之類，這類人沒有戰鬥力，不能算為兵力，而且有沒有這麼多都不一定。

明朝大臣李賢是事變的親歷者，他寫了本書叫《天順日錄》，裡面提及“二十萬人中傷居半”，這種說法無疑更可靠，明朝此次北征軍應該就是二十萬左右。

按照當時動員兵力時間以及京城附近佈防情況來分析，也不可能有五十萬那麼多，二十萬比較合理。

朱祁鎮剛登基的時候（1435年），各地軍營建制不滿這個問題就已經爆發出來了。當時京營有18萬人的編制，實際上只有6萬人。其他人去哪兒了呢？要麼被調去屯田或做工部的勞動力，要麼跑了，明軍待遇並不好。

沒辦法，慢慢往上補吧。好不容易補滿，到1437年又被調走或逃跑了25000多人。這還是直屬天子的禁衛軍！其它部隊就更不用說了。

根據史料記載，到1449年（也就是土木堡之變發生的年份），逃兵數量已經升至160多萬，佔全國兵額的一半左右。

況且朱祁鎮出征之前只用了兩天的時間進行兵力動員和調集，在沒有電話的年代，效率必然不會很高，調動的也只能是京城以及大同附近的兵力，所謂的五十萬只是個虛數。

二、明軍戰力不如瓦剌軍

明軍兵力再少也有二十萬，而瓦剌軍最多隻有五、六萬，兵力還是幾倍於瓦剌軍。但兵力雖多，戰力卻不是一個等量級的。

明朝自朱棣之後，承平日久，京城大軍沒打過什麼大戰。大家的日常就是屯田或者幹其它活計，如同明朝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生產搞得不錯，演習什麼的就忽略了，戰鬥力低下。

反觀瓦剌軍，在也先的帶領下南征北戰爭奪地盤，從未懈怠過，一直保持著強盛的戰力，到1448年時已經控制了東起女真，西達哈密及其以西的裕勒都斯河流域，北抵葉尼塞河上游，南臨長城的廣袤地區，史稱“漠北東西萬里，無敢與之抗者”。

兵種上，瓦剌幾乎都是騎兵，明軍卻以步兵為主。以步兵戰騎兵，先天就輸一頭。

不過也先的騎兵雖強，其實明軍也不是沒有一敵之力。他們擁有當時最先進的新型火器，正是對付騎軍的利器。但問題就在於，大多數明軍不熟悉新火器的用法，朱祁鎮沒給他們時間去練習。

另外，軍隊的意志力對於一場戰爭的勝負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瓦剌軍都是殺出來的，早已意志堅定；而大部分明軍前幾天還在種田，以其說他們是士兵，不如說他們是農民，沒殺過人，沒見過血，稍有不順就會軍心潰散。

李賢在《天順日錄》裡是這麼記載戰爭經過的：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

明軍毫無鬥志，兵敗如山倒。

三、明軍的補給不及時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中國古代兵家的智慧結晶，打仗有時候打的就是後勤。但朱祁鎮太自信了，以為能早早結束戰局，京城大軍每人賜銀1兩，3個人共用1頭驢，這就出發了。

後續又沒跟上，大軍還沒到達戰場，士兵們已經斷了糧，餓著肚子還怎麼打仗？瓦刺軍一到就亂了陣腳，不戰而敗。

且土木堡地勢高，缺水，明軍都快渴死了。《天順日錄》裡說“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

後來也先久攻不下，遣使詐和，朱祁鎮不疑有他，命令部隊撤營，出了土木堡往河流奔去，士兵們不聽指揮，個個往水邊跑，全軍譁亂，瓦剌軍趁機進攻，明軍大敗。

現在有種言論說于謙故意不給前線充足的補給，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于謙要真這樣做了，後來他怎麼還敢迎朱祁鎮回去？

四、指揮不當

土木堡之變最大的責任人當屬朱祁鎮，是他任命了不懂軍事的太監王振全面負責軍政事務。

王振的軍事指揮能力怎麼樣？他壓根就沒有這能力！

在他的混亂指揮下，朱祁鎮被俘，五十二名跟隨出征的大臣皆死於混戰中，護衛將軍樊忠憤怒至極，掄起鐵錘砸碎了王振的腦袋，說“吾為天下誅此賊！”

但所有責任都是王振的嗎？給他權力的朱祁鎮不是更應該被問責？

最後朱祁鎮也為此付出了代價。

【結語】

總之，土木堡之變，是“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它對明朝的影響太大了。

軍事上，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從此就慫了；政治上，土木堡之變及由之而來的皇嗣之爭、奪門之變讓明朝君臣離心離德，皇帝不信大臣，扶持宦官集團貫徹自己的意志，大臣不信皇帝，大結黨羽形成文官集團對抗皇帝。

大明，就在這樣的內鬥中走向滅亡，直到滅國的那一刻，君臣還在互相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