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正》可否作為夏代存在的證據？

一、《夏小正》，相傳為夏代遺留之物候及農事歷也，文極簡奧，古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大戴禮記》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夏小正》篇原收入於《大戴禮記》，即漢代學者戴德所傳之《禮記》。

二、《夏小正》經文連同傳文，今存本共約四百餘字。傳說大禹曾頒“夏時”於邦國。（今本《竹書紀年》）《禮運》記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史記·夏本紀》記：“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據此，戴氏所傳之《夏小正》，原應來自孔子所傳，而孔子則是得之於杞國所存的故夏朝遺典。

三、今傳本《夏小正》中之經文與傳文相混淆不分，致難卒讀。且作者不詳。因原稿散佚與成形之問題，成稿年代爭論很大，或為託古。據《史記‧夏本紀》載:"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故人們認為是孔子及其門生考察後所記載下的農事曆書

《夏小正》相傳是夏朝時留存下來的星象、物候以及農事曆書，眾所知周，中國遠古時代的文言文都非常的古奧難懂，一個字或詞可能需要用現代漢語的一整段或更多的文字來釋讀，又因為時代過於久遠，史料記載中今古混雜，對於《夏小正》這部僅有四百多字的史料來說，同樣如此。

如今，透過考古發掘，中國上古的三個朝代——夏、商、周，商朝和周朝的歷史脈絡因為有考古發現和文字記載，至少在王朝脈絡等方面得到了比較一致的共識，但是，對於夏朝，卻連其到底是否存在都要打上問號。

所以《夏小正》這部書就有了更大的研究價值。

（夏朝先民）

一、《夏小正》的簡單考釋。

今天流傳下來的《夏小正》正文最早見於漢朝時期戴德所著的《大戴禮記》，這並不是說《夏小正》最早見於史書是這一時期，實際上，《史記·夏本紀》中就有關於《夏小正》的記載：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而實際上，《夏小正》這部書最初也不叫這個名字，在書中很多地方自稱是“小正”，比如：

鴻不必當小正之逝者也。

由此可見，《夏小正》這一名字是後人認為這部書應該是夏朝流傳下來，其中的內容多與夏朝相關，所以特意在書名前加了一個“夏”字，才有了《夏小正》。

有關於《夏小正》的成書年代，眾說紛紜，至今為止學界還沒有定論。

有夏朝所作說，有周代所作說，有春秋所作說，也有戰國所作說，還有成書於秦漢時期之說。

我個人認為，《夏小正》的主要內容應該在夏商時期就已經有所流傳和記錄，到了周朝時期大致成書。

《禮記·禮運篇》中記載：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也。”

鄭玄註釋這段話的時候，認為孔子所說“吾得夏時”，說的就是《小正》也就是《夏小正》。

由此可以推知，至少在春秋時期，《小正》就已經存在了，那麼，相隔五六百年，周朝記錄夏朝時期的物候星象的書籍又是怎麼流傳下來的呢？

（《夏小正》的舊刻版）

《尚書》中有說：

惟殷先人,有典有冊。

其實中國古人留下的記載是相當精確的，《尚書》中說，殷商時期，就有了書冊，在未發現甲骨文前，這件事還存疑，當大量甲骨文出土，人們才發現《尚書》所言確有其事。

所以，我們也可以推斷一下，繼承自夏王朝的殷商，很可能收集或記載了夏王朝時期的物候星象等資料，甚至編輯成書也不無可能。

所以，《夏小正》的成書年代，我認為可以推到西周，更遠一點，甚至是殷商。

（根據《山海經》繪製的地圖）

1、《夏小正》中的歷法。

《夏小正》雖然在內容上是十二月文，但是隻有正月到十月是有星象記載的，而剩下兩個月份的星象記載空缺，同時這十個月的星象記載與後世研究中全年的星象記載相當。

比如《夏小正》中“五月”有記載“時有養日”，而“十月”有記載“時有養夜”，所謂的“養日”或“養夜”，根據後人的釋讀，應該分別是夏至日和冬至日，從“養日（夏至日）”到“養夜（冬至日）”只相隔五個月份，由此也可以推斷，《夏小正》中用的歷法是十月曆，也就是說一年是按十個月算。

所以，空缺星象記載的這兩個月，應該是後人不明白上古時期的十月曆，而畫蛇添足上去的。

這也是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經常會出現的問題。就是後人因為或筆誤或誤解或其他種種原因而篡改古籍。

其實十月曆在其他古書中也是有記載的，比如《逸周書·周月》中就有記載：

周正歲首，數起於一而成於十。次一為首，其一則然。

漢代的經書《太平經》中也有記載：

十號數之終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

這是一種相當古老的歷法，以多種星辰為座標來進行觀測和製作曆法，所以，在《夏小正》中會有比較詳盡的關於星象的記載，這是因為星象是夏朝時期曆法製作的根由。

根據《夏小正》中的記載，古人把這種曆法稱之為“古夏曆”。

這與後世記載中的殷商所用的每年兩季的太陽曆法，以及後面的周朝使用的我們比較熟悉的歷法是不同的。

而周朝時候用的新夏曆，也是來自夏王朝時期流傳下來的古夏曆，也有學者因此推斷，夏王朝與周王朝之間可能同源。

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也可以確定《夏小正》這部分內容，也就是星象和曆法，確實是記錄自夏朝，或者至少是夏這個文明圈。

（後人繪製的祭祀用夏禹畫像）

2、從《夏小正》到《詩經·七月》。

《詩經·七月》也是一首記載了許多時令和物候的長篇詩歌，這首詩歌與《夏小正》最大的關聯在於也是用的古夏曆，也就是十月曆。

從“二月　(春日)有鳴倉庚 ”到“十月　蟋蟀入我床下　獲稻　納禾稼　滌場”。

後世的學者對這兩個史料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比對，認為從物候的記載來看，可以認定這兩個史料用的是同一種曆法。而且在用詞的相似度、物候、天時以及時令，節氣慶祝等方面來看，也有高度的相關性。

《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夏小正》：二月採蓄。《七月》：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夏小正》：三月攝桑 《七月》：蠶月條桑。……《夏小正》：九月王始裘。《七月》： 九月授衣。

這種相似性至少代表著一種文明的繼承，顯然，周王朝與夏王朝之間有極大的相關性。

史書上記載周朝的先祖是后稷，《史記·周本紀》中記載：

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

又說：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從史書記載看，周朝的先人是夏朝時期的農業部部長，周朝的興起也正在此時。從這一點看，周朝應該是夏朝時候的一個比較重要的諸侯國或方國。

而這個諸侯國在商代夏後，“自竄於戎狄之間”。

從史料記載看，商代夏的過程並不算殘酷，對於大部分的小諸侯國和方國，商朝並沒有舉兵征討，在這種情勢下，周朝的先人卻逃走了，這從側面證明，周朝與夏朝的關係匪淺，甚至就是夏朝的高層，所以在面對商朝來襲的情勢下，選擇了逃跑。

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解讀，那就是周王朝的建立者是夏王朝的分支或同族，所以周王朝才會在前期 的時候沿用了夏王朝的歷法。

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夏文明的存在。

3、《夏小正》中的思想。

《禮記·表記》中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從這段話裡可以看到夏、商、週三代在天命觀上的變化，夏朝的時候人們比較親近自然，雖然對鬼神懷有敬畏之心但更尊重天命自然，跳過畫風既然不同的殷商，到了與夏王朝關係匪淺的周朝，雖然同樣是“事鬼敬神而遠之”，但是其精神核心卻已經既然不同。

這一點在《夏小正》中表現的還是比較明顯的。

《夏小正》這部書中沒有周朝以及其後書冊中比較多的陰陽五行以及其他類似學說。它是一種更貼近於直覺的更古樸的天地觀。這種觀念與史料記載中的夏朝是相符的。

（早期老木刻木版年畫版畫：歷代帝王圖之夏朝）

綜上所述，我認為《夏小正》是留存下來的極其稀少的對於夏朝的比較直觀的史料記載，對於夏朝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僅僅靠著《夏小正》這一部四百多字的書籍是無法確認夏朝的存在的。

但是，反過來說，《夏小正》與其他史料的相互佐證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商、周這兩個朝代前是存在一個高度發達的與商、周王朝前後相繼的文明。

至於這個文明是不是夏文明，而夏文明又到底是不是一個類似於商、周的朝代目前還是存疑。

《夏小正》，如果能被證明確為夏世典籍，儘管屬於孤證，對於證明夏代的存在，也有重要意義。

問題在於，雖然漢以後不乏認為其是為夏典者，但現代學者，幾乎沒幾個人認為此書成於《書.堯典》之前。以其佐證夏之朝代曾經實存，過於不足為憑了。

這是說，夏之是否存在，是另外的事情，但起碼不可以《夏小正》證明之。

《夏小正》，因載入戴德的《大戴禮》而流傳。

值得注意的是，《漢書.藝文志》裡，將其收入屬於先秦古文的《記》之中，為二百一十四篇之一。

班固對於《記》之選擇標準，是以為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並非先秦“六經”典籍。

稍晚於班固的鄭玄，在其《月令注》中引《夏小正》，凡引“經文”，為“《夏小正》曰”；凡引傳授者言，則為“說曰”。

郭璞在《爾雅注》裡，亦分為“《夏小正》曰”和“《夏小正傳》曰”。

由以上可知——

第一，《夏小正》原來“經”“傳”是明確分開的。

第二，《大戴禮》所收《夏小正》，亦為“經傳”混同，這大約是班固將其歸入《藝文志》“記”的根本原因。

漢以後，註釋《夏小正》者無數；同樣，註釋《大戴禮》者也頗多。這使不論從北宋有了關澮單行本的《夏小正》，還是《大戴禮》中的此文，何“經”何“傳”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專門有過評說，不詳贅引。

一般認為，宋代學者傅崧卿所釐析《夏小正》“經文”，頗見功夫，附於文後。

那麼，《夏小正》成文於何時呢？

有五個“視角”可供參考——

第一個。

小戴《禮記.禮運》記孔子云：“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鄭玄《注》曰：“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

這是說，孔子想弄明白夏代的典籍制度，於是去了“杞”地，但沒搜尋到足夠證據，不過搞清楚了夏代的“四時”。鄭旭說，孔子見到的夏代“四時”書中，有《小正》。

《史記.夏本紀》雲：“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

可知，《夏小正》或許更應該稱作《小正》。

但其流傳於世，在孔子之前。

第二個。

從甲骨卜辭中，殷商曆法概貌已可看個七七八八。儘管何為“歲首”仍有不同意見，但秋分之後的一個月是“新歲”初始，得到了大多數學者贊同。

《周易》，至晚是周族的卜筮“總則”和哲學合成，或者，還要早得多。其乾、坤兩卦的爻辭，前一個講的是從秋分始至秋分終，後一個講的是自霜降始至秋分終。其所反映的，證實了至少在西周前期，沿用了殷商的歷法的“建正”方法。

有人舉出《詩.豳風.七月》來作為《夏小正》為夏代文獻的證據，其實恰好反了。《七月》是說“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短期內收穫所有農作物，這正是商周曆法和農作週期的實際情況。

第三個。

《夏小正》雲，三月“祈麥實”。所謂“祈麥實”，《月令》曰：“季春之月，乃為麥祈實。”鄭玄《注》：“求其成也。”

這說明，《夏小正》已經是“建寅”，就是北斗的斗柄指向“寅”為“正月”。

殷商“建子”，即十一月為“正月”，周初沿用此歷，後來改為“建醜”，十二月為“正月”。

“建寅”，過去曾被認為是夏代的“建正”方法。但實際上，春秋時期，才逐漸開始這樣做，戰國時被普遍接受。

道理是，所有曆法，都經歷了“物候歷”“觀象歷”和“推步歷”三個階段。商周曆法，符合“觀象歷”的特徵，“建寅”無疑更符合“推步歷”特點了。

比殷商還早的夏代，如《夏小正》所說採用“建寅”法，這種可能性太小了。

第四個。

從語言和文字學角度講，《夏小正》通俗簡明，與《堯典》等《尚書》中的比較，可知道，其必然不會出現比《堯典》等更早，反而非常與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漢代語言文字更加接近。

所以，其成書，必不會太早。

第五個。

前面說到，《夏小正》所謂三月“祈麥實”，與《詩.七月》中所云不合。不過，其所言“風俗”卻又與“豳”地相近。

所以，一些學者稱，《夏小正》或形成於“豳”地附近至少緯度相同地區。

進一步說，《夏小正》詳載諸多“物候”內容，但對於很有名的《月令》所說到的“十干”“五帝”“五神”“五行”“五祀”“五色”“十二律”等等絲毫未提，這是不是說明《夏小正》的年代更早呢？

對此，更多學者認為，這或許說明，《夏小正》並非王朝“正朔”，而確實是地域性的物候月曆記載。

這也就能解釋，為何《夏小正》沒有記載更多天文觀象資料，而且更重要的，沒從天象與王朝關係的高度來論證夏朝存在的“天理”和必然性。

這是歷代王朝“正朔”的“要害”所在。

曾有學者，論述過《夏小正》證明了曾有“十月太陽曆”的存在。這是另一個問題，主要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這一觀點，並未被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附：宋傅崧卿所釐析《夏小正》“經文”——

正月：啟蟄，雁北鄉，雉震響，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獸祭魚，鷹則為鳩，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採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雞桴粥。

ニ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蘩，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䏲，剝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三月：參則伏，攝桑，萎楊，䍷羊，螜則鳴，頒冰，採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拂桐芭，鳴鳩。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萯莠，取茶，莠幽，越有大早，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鴂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翖望乃伏，啟灌藍蓼，鳩為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煮梅，蓄蘭，頒馬。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如鷙。

七月：莠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蘋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茶，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慄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駕為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遰鴻雁，主夫出火，陟玄鳥蟄，能羆豹貉鼬鼪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崔入於海為蛤。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於淮為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糜角。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糜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