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三監之亂是西周三位皇貴管叔蔡叔霍叔不滿兄弟周公旦輔佐成王而聯合舉兵謀反發動叛亂，結果兵敗落得悲慘結局。三監主惡管叔作為謀反主犯兵敗被殺、蔡叔霍叔謀反幫兇從犯，蔡叔被判流放淒涼而，霍叔被貶為平民落魄而亡，以成王大獲全勝而告終，史稱三監之亂。

武王死後，年幼的成王即位。這時西周王朝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殷商殘餘及方國勢力都存有東山再起之心，而成王不具備行政能力。危急關頭，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毅然承擔起重任，為了堵塞王族內部一些貴族對王位的覬覦之心，他以周王的身份號令天下。這引起貴族的猜忌，甚至連開國元勳召公奭也對周公表示懷疑。雖然周公很快將召公說服，但是負責監視武庚的管叔對周公踐阼稱王十分不滿。他聯合蔡叔與霍叔，四處散佈流言，誣陷周公將要對成王取而代之。這時，以武庚為首的殷商殘餘

勢力，串通“三監”，又聯絡了一直是殿商盟友的東方淮夷、徐、奄及蒲姑等國，發動聲勢浩大的叛亂。

周公對叛亂進行堅決回擊。他首先討滅了參與叛亂的“三監”，殺死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對霍叔也予以貶黜，隨後率領大軍進攻武庚。武庚的軍隊很快就被擊敗，武庚本人也在北逃的路上被殺。“三監之亂”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周王朝的統治。為了鞏固統治，周公乘勝揮師東證，經過三年的苦戰，周王朝的車隊最終擊敗了參與叛亂的數十個東方小國，王朝的勢力深入到東方的廣大地區。經過周公東征，西周對商朝的疆域進一步擴充套件，而且統治權也得到了鞏固。

簡而言之，“三監之亂”引發了周王朝的統治危機，迫使周公東征。而周公在平定叛亂的同時，也將周的影響力擴大化，從而延續周王朝。

參考文獻

［1］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教程（上）,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三千餘年來，一提起周初“三監之亂”，人們無不指責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無情無義，對周公旦則有口皆碑。周公也因此成為仁、義、禮、智、信的楷模，傳頌千古。探究“三監之亂”之根源，周公旦實則難辭其處。

先看“三監之亂”的起因。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史記·魯周公世家》亦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尚書?金縢》亦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第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中國權威史書《尚書》《史記》的三則記述把“三監之亂”的原因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那就是:“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故“流言於國”而“與武庚作亂叛周。”

那麼“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也好，“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也好，有沒有讓“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的地方呢,也就是說“其群弟”該不該“疑”呢,這就要從周公“攝行政當國”的原因、周公“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後的作為與在王權內部產生的社會影響等方逐一闡述。

周公旦“攝政當國”的原因有二:一是“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史記·周本紀》);二是“成王少”(《史記·周本紀》)。因防“諸侯畔周”周公旦不攝政當國，王也可以下命征伐，所以第二點是周公“攝政當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弄清這一根本問題，第一個問題也就無需贅言了。

成王繼位時的年齡，《尚書·金縢》稱“孺子”，《史記·周本紀》謂:“少”，《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少，在襁褓之中”，《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幼”。稱呼不一，但都是強調繼位時年紀幼小。“孺子”《辭源》解釋為“兒童的通稱。”其舉例引《史記?留侯世家》:“漢張良曾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故意墮履圮下，要張良下取履，良強忍為老父拾取而履之。老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孺子可教”一事發生在張良得力士袖百斤鐵錘擊秦始皇不中而逃匿之後，可見此時的張良應是年輕力壯，不然數百斤鐵錘何以勝任,可知“孺子”只是與說話人相比而年紀輕，並非實指多少歲。同樣，“少”也不具體指幾歲，只是說年齡不很大，可包括六七歲到十六七歲的年齡段，甚至更大。杜甫詩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杜甫離家時已有妻兒，年齡會小嗎,“襁褓”所指年齡較準確，應在三歲以下，三歲以上稱“幼”了，“育嬰院”“幼兒園”對兩辭的概念區分最準。對成王“在襁褓之中”這一說法朱熹批駁甚力。史述周公救亂，作《鴟鴞》詩給成王陳己意。朱熹質問說:“問《鴟鴞》詩，其辭艱芷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即理會得”。連朱熹這樣大儒都感到“艱芷深奧”，一個幾歲的幼兒如何“理會得”呢,

《禮記?曲禮上》:“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史記?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於成王”。《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周公旦攝政“七年返政於成王”時，“成王壯”。《禮記》曰周時“三十曰壯”，所以《古本竹書紀年》說武王卒年54歲，成王是武王長子，且其同母弟尚有數人，故應在二、三十歲。《荀子》一書根據《周禮》“二十曰弱、冠”和《史記》“七年返政於成王”斷定成王繼位時應是十幾歲。

再從成王父武王的年齡看。《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對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令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終。”《史記?周本紀》曰:“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尚書?無逸》:“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史料證明文王確實活了九十多歲。按《禮記》“三十曰壯，有室”的說法，作為繼承人的文王三十歲結婚生子，在其正妃十個兒子中排行老二的姬發也該有六十來歲了。所以《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克商後對周公旦說:“自發未生於今天十年。”《度邑》雲“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

《史記·周本紀》載:“西伯(文王)，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十”應是“七”，因形近而混。）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周公旦的嫡長子伯禽，《史記·魯周公世家》是這樣記載的:“子伯禽固已前受，是為魯公。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準夷、徐戌亦興兵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伯禽受封后在三監之亂中能率兵打勝仗年齡該不會小吧,再看武王五弟叔的兒子蔡仲。《史記?管蔡世家》雲:“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訓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所以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周公執政稱》中斷言:“成王年不甚長，周公在嚴重的局勢下稱王而治，乃是戰國以下人由古代傳下來的歷史中逐漸演變出的傳說;而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揹負其上朝，則是秦漢間人把這個故事極度誇張的結果。”此結論確為真知灼見。

成王繼位時不“幼”，更不是“在襁褓之中”，而是在“弱冠”之年(或更大)，那周公旦就沒有“攝政當國”的必要，而是盡到“冢宰”的職責就行了。如果實踐證明成王確實像殷商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那樣，再學習“伊尹放之於桐宮”“攝行政當國”也不晚。(見《史記·殷本紀》和《尚書·太甲》)再說，西周王室是嫡長子繼承製，特殊情況下可兄死弟及。《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考(早亡)，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冉季載。”武王崩後，胞兄弟尚有八人。另外武王三公重臣還有軍師太公望，太保召公奭健在。

這樣的皇權大事，以家事論應與其兄鮮及群弟商量後決定;(特別是應徵得其兄管叔鮮的同意，因按周兄終弟及應是叔鮮為長。周公處死他是否與此有關只有周公知道。)以國事論應徵求其他二公意見。而周公旦卻獨自作主，以“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早終，成少”為由(見《史記?魯周公世家》)，匆匆宣佈“攝行政當國”。周公旦“攝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氣教訓成王及群臣。在《尚書》的《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告》等文獻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稱。在《梓材》中更是直稱“王曰”。《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周公攝政象天子一樣“踐阼”面南朝見諸侯。這怎不使“群弟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而“作亂叛周”呢,

周公的言行不僅使“群弟疑”，與之同侍武王的開國元勳太公望，召公奭也同樣不滿。《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於是召公乃說。”《史記?魯周公世家》雲:“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闢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尚書?金縢》亦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闢無以告我先王。?”

就連成王對周公的言行也是耿耿於懷，敢怒而不敢言。《史記·魯周公世家》載:“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尚書·金縢》亦載:“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詩經序》說得更明白:“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王曰《鴟鴞》。”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說:“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周公東征平亂勝利之後，成王仍對周公旦攝政的行為頗不滿，但畏於周公的威勢只能生悶氣。周公也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作《鴟鴞》詩向成王表白對周朝的一片赤誠之心。就這樣也未能對其“遂無疑”。可見成王對周公旦的成見有多深。

一直到“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向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中國家禮亦宜之。?”(《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方始釋然開悟。”(朱熹語) 以上陳述可證周初三監疑周公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想搶班奪權，而是維護成王之位。他們“作亂叛周”叛的是周公旦踐阼，而不是周朝，目的也是鞏固姬姓天下。三監之亂完全是由周公旦“踐阼”搞一言堂、不搞民主集中、政策不透明所致。

周公旦的獨斷專行、暗箱操作使聖明的周天子成王都對他產生嚴重的誤解，更何況其“群弟”呢,所以說周公旦對周初“三監之亂”造成的慘重後果，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蔡叔度“既遷而死，”周公聞之，舉其子胡為魯卿士，又言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否是其對叔度“既遷而死”的懺悔,)。“三監”不應該獨擔其咎。

“三監之亂”實質已明，那麼三千餘載千夫所指的“三監”“畔周”冤案不昭雪，“三監”怎能瞑目於九泉。

西周“三監”，是指周王室在首次東征勝利之後，留在原來的商王畿之地監控傀儡武庚的三位周人：管叔、霍叔、蔡叔。周武王過世之後，“三監”因為懷疑周公圖謀不軌，而被武庚蠱惑，起來發動叛亂，史稱“三監之亂”。

“三監之亂”從政治上來說，意味著周人內部矛盾的第一次徹底爆發。“三監”參與叛亂，表明崤山以東幾乎全部落入了叛軍之手，周人第一次東征的勝利果實瞬間喪失殆盡！但周武王克商的勝利果實之所以喪失得這麼快，根本還是在於第一次東征後周王室統治天下的政治基礎並不牢固。

周人第一次東征，是為了推翻暴君商紂王，這一目的完全達成。但商紂王的倒臺，並不意味著天下人就立刻會臣服於周。

事實上，在周人攻下商王都之後，周武王的表現極為奇怪。按史書記載，周武王先是手持大白旗以指揮諸侯：各國諸侯紛紛對周武王行拜禮，而周武王則答以揖禮。其後，周武王又接見了商國百姓：百姓也對周武王行稽首大禮；可這時，周武王居然以拜禮來答謝百姓！

古人見面時，常用拜禮和揖禮互相問候。

對於拜禮，男子通常有三種：稽首禮、頓首禮、空首禮。其中，稽首禮為最隆重的禮節，為臣拜君、子拜父、學生拜老師時的禮節；頓首禮屬於地位相等之人互拜；空首禮則是古人通常會見的禮節。無論是哪種拜禮，都必須先跪坐再行禮，所以顯得更為隆重和正式。

揖禮，周時是天子接見諸侯的禮節，分為天揖、時揖、土揖。揖禮屬於拱手禮，以站立姿勢，不需跪拜。因此，整體上揖禮要比拜禮輕一些。

諸侯們用拜禮來參見周武王，周武王僅以揖禮迴應，這是因為隨同周人伐商的八國都已歸順於周，君臣名分已定。可當商國百姓以稽首禮拜周武王時，周武王居然答以拜禮——難道商國百姓的身份還高貴過周人的同盟諸侯嗎？

這明顯極不合理。

周武王之所以作出這麼不合理的舉動，關鍵就在於商紂王被推翻後商人是否臣服於周人還是個未知數。

長期以來，商國整體實力強於周國，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即便是周人在牧野之戰中戰勝了商紂王、推翻了其統治，可這種勝利是在於商紂王自己的眾叛親離，而不是周人憑實力戰勝了商國。牧野之戰中，周人幾乎可以說是兵不血刃，基本上是商人武裝內訌。說明，商國實力也沒遭受致命損失，整體實力仍然強於周國。對於很多商人來說，與周人合作推翻了暴君固然是心甘情願；可現在暴君一死，商人是維持舊有秩序，還是改換門庭、歸順於周人？

這可以從箕子身上得到答案。

第一次東征兩年之後，周武王接見商紂王叔父箕子。兩人見面時，周武王突然問起“商國為什麼會亡國？”可箕子聽了，卻答非所問地“以存亡國宜告！”周武王問商為什麼會亡，可箕子卻答要儲存亡國——箕子這是有點當面示威的意味，顯然是不甘心去做周人下臣。商紂王統治時期，箕子曾裝瘋賣傻以避禍，可仍然被投入了監獄。後來還是周人攻克商王都，才將他解救出來。但在武王伐紂兩年之後，箕子仍然不甘心歸順周人，可見商人對周人滅商有多不服氣了！

很多商人雖然反對商紂王，但仍然忠於殷商社稷。這使得周武王在攻克商王都後，就隱隱感受到了來自於商人的不友好目光。為了籠絡商人百姓，周武王才不得不屈尊降貴，對他們行拜禮！

也因如此，在第一次東征之後，周人放棄了立即東遷的想法，無可奈何地重返渭河平原。

無論是周武王還是周公旦，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商人遲早還會發起一場大規模的叛亂。因此，周武王在臨終前還特意囑託周公旦，以嵩山為抵禦商人叛亂的屏障，在伊水和洛水之間修建一座城池：“唉！姬旦啊，要想平息商人，只有依傍天室（嵩山）。……從洛水以北直到伊水以北，地勢高陽，沒有屏障，那裡曾是有夏人居住的地方。……”（《逸周書·度邑》）為了確保他死後天下政治局勢的穩定，周武王才放棄了“父死子繼”的傳位方式，改讓周公繼承王位：“如今我兄弟相繼，我哪裡還用得著占筮、占卜？所以，我要立弟弟你姬旦！”（《逸周書·度邑》）

只不過，周武王沒想到，這種非常規的傳位模式居然先引爆了周人的內部矛盾，促使“三監”與武庚合作，加快引爆了商人這一大火藥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