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寫過一本書，就用此年命名，大歷史觀形成於此，書中透過那一年看似一些細緻末端的小事的描述，為今後大明朝歷史劇變提供了辯證的因果。

萬曆十五年發生了很多的大事，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病重垂危，並於次年一月份去世；東北女真勢力崛起，成為大明後期的勁敵；萬曆皇帝朱翊鈞罷工不上朝，為大明滅亡埋下了隱患。萬曆十五年表面風平浪靜，實際上明朝已經開始走向了衰亡。

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翻閱明朝歷史資料，發現在這一年並沒有發生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後世史學家在研究明朝歷史的時候，卻特別的喜歡把這一年作為大明王朝命運的轉折點。

　　實際上，萬曆皇帝朱翊鈞從萬曆十四年就已經不喜歡上朝了，萬曆十五年他開始徹底的罷工不上朝，等到萬曆十六年的時候，滿朝的文武大臣們就再難見到皇帝的身影。

　當然，除了萬曆皇帝不上朝之外，萬曆十五年左右，明朝之外的世界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女真族開始崛起，昔日的抗倭英雄戚繼光去世，明朝的國本把持在文官集團的手中，皇帝任性不上朝。萬曆十五年，大明看上去安然無恙，實際早已在冥冥之中埋下了覆亡的種子。

還有《萬曆十五年》一書，本書作者用近乎平淡的筆觸分析出一個皇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原因。有興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黃先生認為“當年，在明朝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並從幾個人物的不同視角描寫了這一時期內大明朝廷的群像。

我個人的觀點，如果要從這些細微事件中挑選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來和題目《萬曆十五年》相應，就是皇帝不上朝這件。

從史學的意義上講，這個事件是個意義非常深遠的標誌。這意味著大明從成祖皇帝開始建立的，齟齬平衡了百餘年的皇權-相權協調模式的徹底失控；意味著大明王朝政治制度中深層核心的問題和矛盾也徹底爆發了出來，而且在萬曆並不很努力的解決態度下，徹底走進了死衚衕。

萬曆十年張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至少是運轉正常。小皇帝從小在張先生的嚴教下成長，自然也是規規矩矩勤勤勉勉。如果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瘋瘋癲癲，一心修道煉丹，但是嘉靖從小可是經過大禮議事件過來的，對人性對官場對朝廷的認識非同尋常。在位四十多年雖說不見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術用人之權真是爐火純青。因此整個朝廷也能維持著平衡穩定。

但是實際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這套政治制度核心上的弊端已經不經意地凸顯出來了。皇帝只顧用人，要透過維護自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形象來實現中國古典政治語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權和話語權，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終究還是人，經過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眾大臣表面上當然還是頂禮膜拜，但是到了具體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這樣一來，一個嚴嵩下臺了，就會有第二個再上來。文官官僚內生成了一個利益階層，在執行國家機器的同時也派生出自成體系的組織和架構方式。皇帝對於這一階層的影響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隨著皇帝的力不從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跡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頭獵槍。《大明王朝1566》中，張居正建議裕王說，依臣看，倒不如讓浙江徹底亂起來！也恰恰體現著這種失控。但是，四十餘年來，大臣換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卻只有一個人。箇中壓力和疲倦，自然異乎尋常。

一切的變化實際上發端於張居正之死。張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締造了明朝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死後卻被自己一手培養的萬曆皇帝反攻倒算差點鞭屍。不知道萬曆是懷著怎樣複雜的心情開始親政，我們能看到起初皇帝還算是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親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宮。但當他似乎要大權獨攬之時，卻發現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遠沒有那麼簡單，單就是立儲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強烈反對，連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壓。萬曆皇帝扛了五年，到萬曆十四年鄭貴妃生下皇子朱常洵，這個拉鋸的局面徹底被點爆，長達十幾年的“爭國本”事件就此開始。

這一系列事件的本質實際上是皇帝理論上個人的“無限”權力和文官作為經理人進行行政和解釋所必須從皇權割讓而獲得的權力之爭，嘉靖年間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協使得矛盾兩方一直保持著動態的平衡。自從成祖設立內閣制度以來，歷代皇帝都小心地維持這個平衡，卻從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 張居正雖位極人臣，但是他心裡瞭如明鏡，他手上的權力，仍舊是來自皇恩浩蕩，不過是皇帝年幼，自己代為執政罷了。令人想不到的是，萬曆親政後，神宗皇帝面對同樣繁亂的局面， 居然採取了這種自暴自棄的、“賭氣式”的不上朝的方式來進行冷處理。這一賭氣，就是二十多年。

這說明，到了萬曆十五年，皇帝已經對這種無休止的、耗費精力的權力平衡束手無策甚至感到厭倦了。

這也說明，大明朝政治體制核心的這種矛盾，在皇帝放棄的前提下，機制上已經徹底失去了調節能力，不但凸顯化了，而且潰爛了。

我個人覺得，這既是很多史家認為，明實亡於萬曆的原因，也是黃仁宇先生提出萬曆十五年“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的原因。萬曆十五年，實際上是一個結果，而不是根源。大明帝國執行至此，病態已無可挽回。

明朝開國之時洪武皇帝為了最大程度地集權，廢除宰相，皇帝不但要扮演上天在人間的代表、終極的裁判者、國家權力的根源的天子角色，還要成為終身的政府首腦。這種壓力和工作之繁重，非常人所能承受。成祖設立內閣的初衷也是作為皇帝的助理和秘書班子。逐漸地當皇帝的個人素質出現波動時，以內閣為代表的文官官僚的權利也就逐漸變大，到張居正達到頂峰。可是，這樣的分析就能看出，這套制度的本質並不是分權和制約的關係，而是代理和讓渡的關係。這就意味著這種協調的模式是不穩定的，沒有法理依據的，也就導致了有明一朝持續不斷的圍繞皇權讓渡而來的權力爭鬥。這才是困擾整個明朝政治，乃至唐宋文官階層出現以後，困擾整個中國古典政治的核心問題。

任何一種政治模式的確立和維持，首先要解決的並不是組織和架構的問題，而是思想和方向的問題。用一個大家很熟悉的說法，就是“理想與信念”的問題。對於參與者而言，要從理論上說清要解決什麼社會問題，究竟“為誰而戰”；對於被管理者而言，要解釋為什麼要把權力讓渡給管理者，也就是合法性的問題。在中國古典政治模式下，這個問題最終得到解釋是在宋代理學建立之後。理學家們構建的天-天子-大臣-百姓-天的權力邏輯體系才真正給這一套政治制度提供了完整的合法性。可是，問題也恰恰出在這個邏輯的解釋上。由於整個體系的權力傳遞是單向的而不是制約的，導致皇帝作為天子也作為鏈條上的關鍵一環，其權力的體現和對整個體系的維持都太過依賴於這個具體的人的素質和道德水平。順從者如宋仁宗、明孝宗，兢兢業業扮演著“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職責，能得到“仁”和“孝”這種至高無上的廟號，但是皇權本身也就被沖淡了。而個性者如明武宗，最後死的離奇蹊蹺。強勢者如嘉靖，到了後期也力不從心。而到了1587年，卻遇到了放任自流，自暴自棄的萬曆神宗皇帝。當這個極其重要的關鍵環節出了問題，整個鏈條也就堵塞了。同時由於沒有制約模式，整個體系也毫無調整機制。對於明末的局面來說，除非再次出現絕頂的明君或者政治強人，局面是無解的。

然而張居正作為史上一流的政治家，能不明白這其中的問題麼？很多人都很奇怪，為什麼張居正為什麼至死都沒有留下政治繼承人。可是我們仔細看看他對皇帝的教育和培養，他的繼承人，正是萬曆皇帝啊！

張居正明白，只有皇帝是“明君”，這個體系才能最高效最良性地運轉下去！

每每至此我都很感嘆，嗚呼張江陵，既看明白了政治的本質，也洞察了其中核心的漏洞，甚至在他所能做到的極限上找到了最佳的解決方案。最後，還是敵不過人性之私慾，人性之仇恨！

人類自有文明至今，還未出現“完美無缺”的政治制度。對於政治哲學的深挖和探討，最終都會觸及人性和社會的本質這種很難有答案的問題。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明朝的歷史全景地展現了一個龐大帝國在百年中由於經濟模式轉型失敗和始終無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帶來的後果。對於我們研究和理解中國，有著深遠的意義。

萬曆十五年發生了很多的大事，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病重垂危，並於次年一月份去世；東北女真勢力崛起，成為大明後期的勁敵；萬曆皇帝朱翊鈞罷工不上朝，為大明滅亡埋下了隱患。萬曆十五年表面風平浪靜，實際上明朝已經開始走向了衰亡。

　　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翻閱明朝歷史資料，發現在這一年並沒有發生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後世史學家在研究明朝歷史的時候，卻特別的喜歡把這一年作為大明王朝命運的轉折點。

　　實際上，萬曆皇帝朱翊鈞從萬曆十四年就已經不喜歡上朝了，萬曆十五年他開始徹底的罷工不上朝，等到萬曆十六年的時候，滿朝的文武大臣們就再難見到皇帝的身影。

　　當然，除了萬曆皇帝不上朝之外，萬曆十五年左右，明朝之外的世界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女真族開始崛起，昔日的抗倭英雄戚繼光去世，明朝的國本把持在文官集團的手中，皇帝任性不上朝。萬曆十五年，大明看上去安然無恙，實際早已在冥冥之中埋下了覆亡的種子。

萬曆十五年確實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年代。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可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卻以異於常人的眼光看到了這一年的不同。於是，他寫出了《萬曆十五年》。由於這本歷史著作在前些年引起了很大關注。於是，萬曆十五年也就有些不同了。

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這一年裡，大明王朝死了兩個人。一般來說，死兩個人不會成為什麼大事。但這兩個人對於歷史來說，是值得關注的。他們的死，是有某些歷史意義的。情況就不同了。1587年去世的這兩個人，一個叫海瑞，一個叫戚繼光。

除了海瑞和戚繼光之外，在此這前五年萬曆十年，還有一個人去世。這個人就是張居正。到萬曆十五年的時候，張居正對大明王朝所做的改革和影響，基本都已經消除了。海瑞和戚繼光一個是被張居正棄置不用，一個是被張居正重用的。在這一年裡，他們二人都死了。他們的死，標誌著大明王朝從這一年開始，歷史進入了沒有張居正的時代。

還有一個人物，名叫李贄，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在這一年之後又過了十五年，李贄在獄中自殺。李贄的自殺，代表了一個思想家絕望。這種絕望大約也和歷史從張居正時代進入到後張居正時代有關。

《萬曆十五年》中，除了已經死去的張居正、死去的海瑞、戚繼光，和正在走向死亡的李贄之外，還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活著的祖宗萬曆皇帝，還有一個是當時的首輔申時行。

萬曆皇帝正事不幹，申時行什麼事情也幹不了。歷史就在這尷尬的處境中，不緊不慢的前進著。

黃仁宇的這本著作。是以現代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文化思想，對中國歷史進行批判。他的結論，我覺得未必正確。但做為一個歷史學者，他找問題的眼光還是很獨到的。張居正改革為什麼會失敗，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從戚繼光以及海瑞的身上，確實能挖掘出文化政治的深刻內容來。

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皇帝朱翊鈞親政。在此之前，朝廷的事情張居正說了算。在此之後，是萬曆皇帝說了算。經過五年的過度，到萬曆十五年的時候。朝廷的大權，又回到了皇帝的手中。這時的首輔申時行也是很厲害的人物。張居正當國之時所做的一切，他都是親歷者。他絕對知道張居正的改革對大明王朝的意義。但是，大明國在本質上是皇帝的。應該怎樣去做，不是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於是，大明朝的政治在萬曆的手上，重回嘉靖朝的混亂局面。

戚繼光是一代名將，他在張居正的手上，就可以大放異彩。而在張居正去世之後。他不但沒有成為大明王朝的一筆財富，反而成了負擔。再也沒有發揮出什麼作用來。海瑞在張居正時代，是被棄置不用的。而張居正之後，他又被做為偶像擺了出來。可是，他在萬曆年間復出之後，除了當偶像供人學習外，在現實事務中，卻是沒有一點作用的。萬曆十五年的時候，張居正死了，海瑞死了，戚繼光也死了。一切都平靜了。大明王朝的宮庭了，除了立儲之爭雞飛狗跳的下作表演之外，無論是皇帝，還是首輔，還有其它所有人，都註定幹不成任何事情。大明王朝在雞飛狗鬧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之路。

大明王朝的死，其實是清王朝滅亡的提前預演。到明後期時，儒家的統治思想已經達到盛極必衰的地步，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王朝內部被顛覆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所以，明清兩朝，都是被外敵所滅。要看到這事實，把萬曆十五年做為一個切入點，確實是非常不錯的。

萬曆十五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明朝萬曆十五年,亦即1587年,這一年是24歲的萬曆皇帝登基的第15個年頭。元輔張居正去世的5週年。首輔申時行上任的第4年南京都察院右督御史海瑞、罷官在。一代名將戚繼光辭世的當年。哲學家李贄削髮為僧的前一年……東北的女真族崛起，努爾哈赤吞併建州哲陳部，距離統一女真還有五年時間。而大明王朝毫無注意，危機正在一步步逼近。

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萬曆帝開始不上朝，雖然沒有耽誤各種軍國大事，也取得了萬曆三大徵的勝利，但是明朝的黨爭就是在萬曆時期開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愈演愈烈。

從萬曆十四年，首輔申時行上疏，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萬曆帝不許，明朝大臣開始爭國本，逐漸到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三案”之爭、“李三才入閣”之爭，一步一步形成黨爭激烈的局面。

所以黨爭歸根結底，逐漸開始形成的時間也就是萬曆十四年，十五年左右的時間。

以上事情歸結到一起，形成了看似平常，實則不平常的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寫的一部著作，有很多人有疑問，明朝那麼多皇帝，為什麼偏偏挑萬曆來寫，有人覺得它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這一年看似普通卻對後來很多大事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大概就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吧！

萬曆十五年中突出表現了幾位人物，透過他們來烘托出當時出現的歷史事件。第一位主角就是萬曆皇帝，黃先生的描寫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君主，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可以為所欲為，生活極度奢侈的帝王，而是時刻遵守禮儀，認真學習治國之策的人，他生在其位為了保證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國事，背後付出了艱辛，所以能看到萬曆能妥善處理好和大臣的關係，而他們的關係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張居正是一個爭議比較大的臣子，他曾經輔佐皇帝，頒佈新政，改革官僚，幫助萬曆皇帝坐穩了江山，但改革過程中觸犯了官員的利益，最終被誣陷謀反，他開創了改革事業，為大明描繪了國富民強的藍圖，最後卻沒有持續實行，最終明朝的統治根基被動搖。海瑞、戚繼光、李贄他們每一個的人物特點都非常鮮明，海瑞是道德典範、戚繼光是民族英雄，李贄又追求個性，在明朝統治下有這樣的思想，顯得彌足珍貴，正是有了這些人物之間的碰撞最終才擦出了明朝萬曆年間不一樣的火花。

黃仁宇用他獨特的視角剖析了明朝的歷史，這種方式在史學界比較新奇獨特，他筆下的萬曆十五年看似秩序森嚴，實際上卻內部矛盾突出，比如出現冗兵現象，戰鬥力並不強，理學的盛行讓人們形成特定的人格傾向等等，黃仁宇在描寫人物的時候把明朝歷史宏觀概括落實到個人頭上，不管是張居正還是海瑞戚繼光或者李贄，他們再努力也不可能挽救明朝，萬曆十五年就像是一個轉折點，讓學者們都爭相研究。

總的來說，從萬曆十五年中能瞭解到一個國家如果被各種原則所限制，又沒有既定的法律，那整個社會的發展也必然會受到限制，黃仁宇先生的觀點給了我們啟示，同時也讓人對歷史多了一種角度的探索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