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間，中國的人口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在耕地面積基本固定的情況下，讓3億人都有飯吃，這在中國歷史也算是一個奇蹟。那麼，乾隆時期的人口狀況到底如何呢？
一
中國曆代王朝都留下了有關人口統計的記錄，但直到乾隆以前的數字都非常之低。歷代人口的最高峰是在西漢平帝時的5900萬人，東漢恆帝時5600萬人，唐開元中的5300萬人，明嘉靖時期的6300萬人。從記錄上看，從西漢末至明代晚期人口一直停留在6000萬人左右。儘管這個數字屢遭非議，認為和實際人口大有出入，但最終的定論是一致的，即直到明末，中國的人口數字不是很大。
明末清初，由於連年戰亂，清初時期人口銳減。據《清實錄》記載：順治八年（1652）全國只有1400萬人，順治十八年（1662）增加到1900萬人，此後人口增長一直很緩慢。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康熙帝頒佈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時，全國登記的人口亦只有2460萬。
當然，這個人口統計數字是不準確的，康熙末年全華人口2460萬確切指的是“人丁”數，人丁是指16歲至60歲的男子，他們是賦稅的承擔者，也就是說還有很多年幼、年老以及婦女都未計算在內。
而且，這個人丁數的統計和實際人丁也有出入，康熙帝曾說：“朕覽各省督撫奏編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
如果按照這個演算法，至康熙五十一年時，全國的總人口應當在人丁數的四五倍，也就是大致在一億人左右。由於“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諭旨頒佈，所以自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22年間，人口增長較快，為1200萬。
雍正朝實行“攤丁入畝”的改革措施，徹底取消了人丁稅，因此人丁的統計也就失去意義。乾隆即位後，認為需要準確掌握全國的實際人口數字和存貯的糧食數字，以便於確定國庫收支，賑濟災荒。因此於乾隆五年（1740），命各省查報戶口實數與穀物。
乾隆六年（1741）冬，各省數字上報朝廷，人口總數達1.4341億，大大突破了歷史上有書面記錄的數字，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規的人口普查。
這一次的人口普查雖然打破歷史記錄，但因為統計人口才剛剛開始，有的地方官吏並不重視這一工作，或虛報、或隱匿，甚至根本不報。乾隆八年，乾隆帝再次鼓勵各地官吏認真統計人口，這一次報上來的資料高達1.6445億，比兩年前多出了2100萬，實際上當時的人口增長數量有限，多出來的全是隱漏的數字。
二
從乾隆朝開始，中國有了正規的人口統計，也有了比較詳細、準確的人口統計數字。從乾隆六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4341億，至乾隆六十年（1795）有人口2.9696億，54年淨增人口1.5355億，平均每年增加284萬人，增長率為千分之12.9.
嘉道以後，人口繼續增加，但增長的勢頭放緩，從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十年的45年中，人口從2.97億增至4.13億，淨增1.16億，年均增長258萬人。絕對數字也不少，因人口基數已高，故增長率為千分之7.2.
人口激增須與糧食產量增加同步。乾隆末年，全華人口已達3億，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由此可以推論，當時的經濟實力也必大大超過以往的任何朝代。
人口激增一方面是經濟增長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問題和不安定的因素，人口壓力日益增長，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乾隆帝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壓力，常常感慨：“民愈庶、富愈難”，“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人生不見兵革。每歲戶口繁衍，千古罕儔。民間穀物，有增而無減，實由於此。朕焦勞宵旰，每懷堯舜猶病之憂。”
乾隆晚年，寫過一首詩，並附有註釋，總結了人口、糧食、物價、田地的相互關係，分析了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設想了各種對策。但他面對無情的客觀經濟規律而一籌莫展，對人民生計表現了深深的憂慮。詩云：
民數谷數國之本，每歲各省令具奏。
因命司農計損益，觀之持盈懼益懋。
谷數較於初踐阼，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數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谷價踴貴理非謬。
谷貴因之諸物貴，何怪近利居奇售。
返淳擬欲禁奢費，遊手謀食恐難副。
設曰驅之盡務農，那得許田供耕耨。
水旱賑濟數逾萬，無過補苴其罅漏。
三免正供兩免漕，未見閭閻生計茂。
長此安窮不敢言，蒿目怵心籲天佑。
綏豐或尚可支援，惕息中豐又難遘。
在這首詩中，乾隆帝表達出了民生國計之艱難，在太平盛世的表面下其實潛伏著嚴重的社會矛盾，並把它與人口的急劇增長相聯絡。乾隆這個分析應該是很有道理的。
三
此外，人口激增而分佈不均又是乾隆帝面臨的另一難題。以乾隆六十年統計的資料來看，3億人口有97%都分佈在內地18個省，各省人口多少排列順序為：江蘇、安徽、直隸、山東、浙江、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廣東、甘肅、福建、山西、四川、陝西、廣西、貴州、雲南。
如果以經濟區域而言，華北平原四省，即直、魯、豫、晉和長江下游四省，即蘇、浙、皖、贛人口最多最密集。乾隆十四年（1749），直、魯、豫、晉四省人口6006萬，蘇、浙、皖、贛四省人口6285萬，佔全國占人口的68%。43年後，即乾隆五十六年，這個數字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佔到了61%。
再看湘、鄂、川三省，乾隆十四年共1895萬人，佔全國總人口10%，至乾隆五十六年（1749），三省共4693萬人，佔全國總人口15%。其年增長率為19.7%，遠遠高出其他八省。這樣的高的增長率並非是人口自然繁衍，而是大批外省流民來此墾植。
至於邊疆地區的省份，統計數字不全，數字也偏低。乾隆六十年，盛京僅有84萬人，吉林、黑龍江各報16萬人，實際數目可能更多。因為東北是封禁之地，許多出關種地的農民未曾全部上報。新疆北部準噶爾原有60萬人，經戰亂饑荒，人口銳減，雖然此後有土爾扈特東歸，但人口總量依然很少。
西藏地區，乾隆初年有喇嘛31.6萬人，民人64萬，共計約100萬人。這是乾隆初年的數字，至乾隆末年估計有120萬人。至於內外蒙古和青海則無統計數字。大致推算，在18個內地省份之外，人口總數不會超過800萬，只佔全國總人口的3%左右。清廷之所以不對邊疆地區進行人口統計，是怕引起他們的不安。實際上，乾隆朝統計人口，很多少數民族人口並未包括在內。
繼乾隆朝人口膨脹之後，發生了人口區域性流動的浪潮，長江、黃河、珠江下游及華北等居民密集，地少人多，出現大量相對過剩的人口，他們無地可耕，生計艱難。當出現開墾貧瘠地區的可能時，便形成了吸引人們遷徙的強大動力。大批流民，離鄉背井，出外謀生，定居異地。
清廷對移民的政策時常會有變化，隨著時間、地區的不同而改變，初期對東北、內蒙封禁較嚴，禁止漢民移墾，以後逐漸放寬；對川湘雲貴無封禁之令，但漢苗雜處，稍加限制；對海外移民，控制較嚴，但實際上限制不了；對新疆北部則鼓勵移民開墾。
到了乾隆末年，中原人口壓力越來越大，清廷不得不開放封禁，鼓勵移民。在這種情況下，從乾隆朝開始，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已呈趨勢，呈現出中心地區向山區邊疆以及東南亞各國輻射的局面，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清王朝滅亡。
人口劇增給清王朝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尤其是乾隆時代。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年，文治武功顯著，雖然他的執政的晚期頗受後人質疑，但總體而言，他實行的許多經濟政策大多是積極有效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保持著盛世的景象。當然，人口問題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始終是要爆發的，這是封建體制下的必然結果。
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間，中國的人口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在耕地面積基本固定的情況下，讓3億人都有飯吃，這在中國歷史也算是一個奇蹟。那麼，乾隆時期的人口狀況到底如何呢？
一
中國曆代王朝都留下了有關人口統計的記錄，但直到乾隆以前的數字都非常之低。歷代人口的最高峰是在西漢平帝時的5900萬人，東漢恆帝時5600萬人，唐開元中的5300萬人，明嘉靖時期的6300萬人。從記錄上看，從西漢末至明代晚期人口一直停留在6000萬人左右。儘管這個數字屢遭非議，認為和實際人口大有出入，但最終的定論是一致的，即直到明末，中國的人口數字不是很大。
明末清初，由於連年戰亂，清初時期人口銳減。據《清實錄》記載：順治八年（1652）全國只有1400萬人，順治十八年（1662）增加到1900萬人，此後人口增長一直很緩慢。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康熙帝頒佈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時，全國登記的人口亦只有2460萬。
當然，這個人口統計數字是不準確的，康熙末年全華人口2460萬確切指的是“人丁”數，人丁是指16歲至60歲的男子，他們是賦稅的承擔者，也就是說還有很多年幼、年老以及婦女都未計算在內。
而且，這個人丁數的統計和實際人丁也有出入，康熙帝曾說：“朕覽各省督撫奏編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
如果按照這個演算法，至康熙五十一年時，全國的總人口應當在人丁數的四五倍，也就是大致在一億人左右。由於“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諭旨頒佈，所以自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22年間，人口增長較快，為1200萬。
雍正朝實行“攤丁入畝”的改革措施，徹底取消了人丁稅，因此人丁的統計也就失去意義。乾隆即位後，認為需要準確掌握全國的實際人口數字和存貯的糧食數字，以便於確定國庫收支，賑濟災荒。因此於乾隆五年（1740），命各省查報戶口實數與穀物。
乾隆六年（1741）冬，各省數字上報朝廷，人口總數達1.4341億，大大突破了歷史上有書面記錄的數字，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規的人口普查。
這一次的人口普查雖然打破歷史記錄，但因為統計人口才剛剛開始，有的地方官吏並不重視這一工作，或虛報、或隱匿，甚至根本不報。乾隆八年，乾隆帝再次鼓勵各地官吏認真統計人口，這一次報上來的資料高達1.6445億，比兩年前多出了2100萬，實際上當時的人口增長數量有限，多出來的全是隱漏的數字。
二
從乾隆朝開始，中國有了正規的人口統計，也有了比較詳細、準確的人口統計數字。從乾隆六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4341億，至乾隆六十年（1795）有人口2.9696億，54年淨增人口1.5355億，平均每年增加284萬人，增長率為千分之12.9.
嘉道以後，人口繼續增加，但增長的勢頭放緩，從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十年的45年中，人口從2.97億增至4.13億，淨增1.16億，年均增長258萬人。絕對數字也不少，因人口基數已高，故增長率為千分之7.2.
人口激增須與糧食產量增加同步。乾隆末年，全華人口已達3億，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由此可以推論，當時的經濟實力也必大大超過以往的任何朝代。
人口激增一方面是經濟增長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問題和不安定的因素，人口壓力日益增長，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乾隆帝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壓力，常常感慨：“民愈庶、富愈難”，“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人生不見兵革。每歲戶口繁衍，千古罕儔。民間穀物，有增而無減，實由於此。朕焦勞宵旰，每懷堯舜猶病之憂。”
乾隆晚年，寫過一首詩，並附有註釋，總結了人口、糧食、物價、田地的相互關係，分析了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設想了各種對策。但他面對無情的客觀經濟規律而一籌莫展，對人民生計表現了深深的憂慮。詩云：
民數谷數國之本，每歲各省令具奏。
因命司農計損益，觀之持盈懼益懋。
谷數較於初踐阼，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數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谷價踴貴理非謬。
谷貴因之諸物貴，何怪近利居奇售。
返淳擬欲禁奢費，遊手謀食恐難副。
設曰驅之盡務農，那得許田供耕耨。
水旱賑濟數逾萬，無過補苴其罅漏。
三免正供兩免漕，未見閭閻生計茂。
長此安窮不敢言，蒿目怵心籲天佑。
綏豐或尚可支援，惕息中豐又難遘。
在這首詩中，乾隆帝表達出了民生國計之艱難，在太平盛世的表面下其實潛伏著嚴重的社會矛盾，並把它與人口的急劇增長相聯絡。乾隆這個分析應該是很有道理的。
三
此外，人口激增而分佈不均又是乾隆帝面臨的另一難題。以乾隆六十年統計的資料來看，3億人口有97%都分佈在內地18個省，各省人口多少排列順序為：江蘇、安徽、直隸、山東、浙江、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廣東、甘肅、福建、山西、四川、陝西、廣西、貴州、雲南。
如果以經濟區域而言，華北平原四省，即直、魯、豫、晉和長江下游四省，即蘇、浙、皖、贛人口最多最密集。乾隆十四年（1749），直、魯、豫、晉四省人口6006萬，蘇、浙、皖、贛四省人口6285萬，佔全國占人口的68%。43年後，即乾隆五十六年，這個數字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佔到了61%。
再看湘、鄂、川三省，乾隆十四年共1895萬人，佔全國總人口10%，至乾隆五十六年（1749），三省共4693萬人，佔全國總人口15%。其年增長率為19.7%，遠遠高出其他八省。這樣的高的增長率並非是人口自然繁衍，而是大批外省流民來此墾植。
至於邊疆地區的省份，統計數字不全，數字也偏低。乾隆六十年，盛京僅有84萬人，吉林、黑龍江各報16萬人，實際數目可能更多。因為東北是封禁之地，許多出關種地的農民未曾全部上報。新疆北部準噶爾原有60萬人，經戰亂饑荒，人口銳減，雖然此後有土爾扈特東歸，但人口總量依然很少。
西藏地區，乾隆初年有喇嘛31.6萬人，民人64萬，共計約100萬人。這是乾隆初年的數字，至乾隆末年估計有120萬人。至於內外蒙古和青海則無統計數字。大致推算，在18個內地省份之外，人口總數不會超過800萬，只佔全國總人口的3%左右。清廷之所以不對邊疆地區進行人口統計，是怕引起他們的不安。實際上，乾隆朝統計人口，很多少數民族人口並未包括在內。
繼乾隆朝人口膨脹之後，發生了人口區域性流動的浪潮，長江、黃河、珠江下游及華北等居民密集，地少人多，出現大量相對過剩的人口，他們無地可耕，生計艱難。當出現開墾貧瘠地區的可能時，便形成了吸引人們遷徙的強大動力。大批流民，離鄉背井，出外謀生，定居異地。
清廷對移民的政策時常會有變化，隨著時間、地區的不同而改變，初期對東北、內蒙封禁較嚴，禁止漢民移墾，以後逐漸放寬；對川湘雲貴無封禁之令，但漢苗雜處，稍加限制；對海外移民，控制較嚴，但實際上限制不了；對新疆北部則鼓勵移民開墾。
到了乾隆末年，中原人口壓力越來越大，清廷不得不開放封禁，鼓勵移民。在這種情況下，從乾隆朝開始，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已呈趨勢，呈現出中心地區向山區邊疆以及東南亞各國輻射的局面，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清王朝滅亡。
人口劇增給清王朝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尤其是乾隆時代。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年，文治武功顯著，雖然他的執政的晚期頗受後人質疑，但總體而言，他實行的許多經濟政策大多是積極有效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保持著盛世的景象。當然，人口問題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始終是要爆發的，這是封建體制下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