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戰爭那是真正的貴族玩的遊戲，不是什麼阿狗阿貓都能染指的，在那個年代，戰爭就是那樣的規則，拿著現在的戰爭理論去評價那個時候的戰役，不是傻逼就是腦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規則

在春秋時期，人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要符合《周禮》的要求，在戰爭中也是如此。《周禮》中規定，雙方作戰時要提前約定，抵達戰場後要列陣完畢才可以攻擊，不能偷襲，不傷二毛，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搞陰謀詭計，雙方作戰更像是進行一場體育競技，極少出現大規模的人員傷亡。春秋時代的軍隊都是由貴族組成，當時的貴族都崇尚“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精神，對於戰爭規則都極為遵守。地處中原地區的老牌諸侯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國原本就是商朝滅亡後由殷商後裔建立的國家，宋襄公更是繼承了這一貴族的傳統。反觀當時地處南方的楚國，遠離中原政治文化核心，被中原諸國認為是野蠻國家，楚國也以蠻族自居，處處打破周禮的傳統，對於戰爭規則更是置若罔聞，於是才出現了宋楚“泓水之戰”中的一幕，宋襄公為了維護周禮輸掉了戰爭，自己也身受重傷，在當時人們的眼中，宋襄公是值得稱讚的君子。直到戰國時代開始，道德出現了斷崖式滑坡，國與國的戰爭開始以滅國為主，動輒斬首幾十萬，戰爭規則也已不是時代的主流，人們對於宋襄公的評價才由稱讚轉為譴責嘲笑。

“兵無常式，水無常形”，要具體運用。如毛主席“十大軍事原則”有“先打弱小之敵，後打強大之敵”。在戰上海時我軍卻先打的是強敵，這樣弱敵不會來支援。如打了弱的，強就會來支援，弱反而變強了。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相信大家看過《孫子兵法》的朋友們就知道，《孫子兵法》開篇就表明戰爭是一件大事，關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可見戰爭不是過家家，還可以隨意重新來過。戰爭是關乎自家將士和人民的生死的大事，所以哪怕行詭道也是正確正當的。

正因為兵者是一件大事，所以應對不同的場景就得用上不同計謀來應對。所以孫子強調：道、天、地、將、法這五個基本點。才能掌握勝利的關鍵。

宋襄公所為，典型的就是生搬硬套不知道變通，還用著禮法來打仗，失敗是必然的。試問一個對自己將士生死而不顧，對自己國家人民的生死而不顧的人，這個也能稱為君子嗎？這樣的所為是對的嗎？

在下認為宋襄公是一個典型的自大主義者，並不是一個君子所為的，而且錯了就是錯了，沒必要給他翻案，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在打仗。若是宋襄公是一個人在打仗，那麼我絕對也會認同其是一個君子，這種做法是對的。

但是宋襄公並不是一個人在打仗，宋襄公的將士也沒有那麼勇猛無敵，拿手下將士的人命來成就敵人的生死，難道自己手下的人命就不是人命嗎？這種做法是君子？這樣的君子你會認同嗎？這樣的做法難道你會認為是正確的嗎？

我覺得宋襄公沒錯！半渡而擊之確實是個好辦法，但是半渡而擊之也得分情況。以宋襄公當時的情況不具備半渡擊之的條件。首先是戰術條件不允許，當時的武器十分簡陋，只有弓箭，這種弓箭的殺傷力小射程還非常低，大約只有50米左右，以當時兩軍交戰的戰場來看，這個距離根本不足以重創渡河楚軍，當時的楚軍是乘戰船來的，等進入到50米射程的時候楚軍也可以從戰艦上向岸邊射箭，這時候雙方拼的是誰的箭多，以宋國的國力根本不能跟楚國對比，比箭多宋國必敗。而且楚軍乘戰船來他們運輸弓箭補給的方式就是戰船，宋軍補給的方式肯定是各種牛馬車輛，比後勤宋軍更加不如楚軍。所以，上岸約戰沒有錯，這時候還可以佔一個以逸待勞的便宜。

其次，戰略條件不允許。當時的楚國擁兵50萬，出兵2萬隻是一個零頭而已；而宋國的兵力只有3萬，出兵2萬幾乎壓上了全部家當。宋軍跟楚軍約戰在先，如果按規矩辦事還好，不按規矩辦事將首先激怒楚國，到時來楚國全力攻打宋國，宋國肯定招架不住。反倒是公平決鬥楚國就沒有生事的理由了。事實證明宋襄公是對的，楚國擊敗宋軍之後就撤退了，並沒有繼續攻佔宋軍城池跟佔領宋國土地。說到底，弱國在強國面前的話語權就是這麼孱弱。

韓信背水一戰碰上陳餘，不也是揀了個大便宜嗎？龍且碰上韓信，又一個半渡，龍且戰死，二十萬楚兵淹死。半渡而擊，東晉謝安，謝玄在淝水，讓苻堅讓半尺水再戰，荷堅同意，這一退前秦頭剎不著車，一退就完了。

這半渡，退方必然吃虧。

姜太公的兵法，讓宋襄公成了千古一笑，以後的陳餘，龍且，苻堅之類也學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料，功敗身亡，禍及軍隊。

追根溯源，不怪太公兵法，只怪不會應變，應用，吃了擬古不化的虧。

或者是太公兵法有問題，或者是學生做成了夾生飯，害了自己，利了別人……

宋襄公就是一個呆子，害了自己以及讓後世亂了幾代人，學習不力，害人不淺。

不要說以現代的眼光看宋襄公的迂腐，再往上推兩千多年，連古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如果把宋襄公的行為孤立起來看，確實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戰爭觀念，但是這場宋楚泓水之戰發生在春秋時代的公元前638年，還是一個有著比較特殊背景的年代。

按孔子的說法，那時已經是“禮崩樂壞”，但是一些各諸侯王貴族的行為習慣裡還保持著貴族的所謂高尚風度，“禮”在一定程度上還沒有真正徹底地“崩”掉。特別是表現在軍事戰爭方面有許多行為規範，比如講究在戰鬥中君子不再傷害已經受傷計程車兵，不俘虜上了年紀的敵人，不攻擊沒有準備好的隊伍，不追逐逃跑的，更不能殺害投降的。

這些打仗時的“講究”，看似和平時所理解的戰爭殘酷和兵不厭詐完全相反，但是這種觀點至少在春秋早期是很正常的。諸侯大國之間最早開始征伐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爭霸，而不是以消滅對方軍隊和吞併土地為目的，宋襄公也是心比天高，想接替齊桓公的霸主地位。打個比方，就像在眾兄弟面前要做老大，既要有實力也得有各位弟兄認可的仁義，當然不會以消滅哪個弟兄為最終目標。

如果以後來人的戰場法則來看宋襄公，他一定是個怪胎，但是春秋早期以爭霸為目的的戰爭遠沒有戰國時代那般直接和殘酷。宋襄公泓水之戰失敗後五年，還發生了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遵守諾言，誕生了著名的“退避三舍”，這種禮節性質的戰場行為其本質其實和宋襄公沒有區別，只不過晉文公重耳不像宋襄公那樣沒有底線罷了。如果晉文公敗了，那麼他可能就是歷史上第二個被嘲笑的“宋襄公”。

春秋時代的爭霸戰延續到後期至戰國的土地國家兼併戰爭，戰爭規模和殘暴程度才發展到無以復加。任何手段都是為戰爭最後取得勝利服務，諸侯王的血統遺傳基因裡沒有任何“禮”可講，只有鐵血廝殺殘酷的一面。

歷史真相往往不簡單，看上去傻傻的宋襄公，實質上很讓人佩服，還忒有範兒。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嘲笑他“不肯半渡而擊”？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軍討伐鄭國，楚國派兵支援鄭國，兩軍在泓水相遇打了一仗。當時的情況是楚強宋弱，宋兵的唯一優勢是“過半而擊之”，但是宋襄公拒絕這樣做，而是堅持讓楚軍全部渡河。結果，宋軍被楚軍擊潰，第二年宋襄公死於此戰舊傷。

今天之人嘲笑宋襄公的愚蠢之舉，與當年推崇宋襄公的人形成鮮明對比，司馬遷就把宋襄公列為春秋霸主之一。

原來宋襄公生活的時代，周朝規定的禮樂制度尚未崩潰，諸侯間沒那麼重的戾氣，哪有“今天我坑殺10萬軍、明天他來滅你國”。

換句話說，貴族的精神指導著社會執行，大夥的榮譽感、羞恥心多比較強烈。打仗不是拼生死，而是決勝負，雙方按照認同的規矩、儀式開戰。

誰要是用什麼軍事計謀，那是要被人笑話的事情。因此，宋襄公放棄勝算的“過半而擊之”，而選擇發動一場必輸的戰爭。戰場是輸了，但道義卻是贏了，宋襄公是當時最偉大的君子。

後來，人們受到“厚黑學”影響，開始用功利心來評價宋襄公，那還不成了“人中蠢豬”。

戰場用“計謀”是被接受的行為，但是戰場用“勇氣”更能打動人，相對於耍心眼、用手段，一場光明正大的勝仗才能真正挫傷敵人的意志力。

因此，宋襄公並不值得被嘲笑，如果你真要笑他，那麼你也損不到他的人品。而用“計謀”的人就不同，你再怎麼神機妙算，總給人不爽的感覺，不僅人品易受攻擊還難以取信於人。戰場上，用“計謀”還是用“勇氣”，向來軍事統帥們都不敢大意。

《史記》中有一句話：“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可見，重諾守信，一直是我們這個民族文化中最受人仰慕和讚美的品質。

無論古今，契約精神都是一種稀有品質，因稀有，故被人們讚美。

遠古的人們信守承諾，但後來對承諾的信守，卻常常遭人恥笑。這種變化，既是文化的變化，民風的變化，也是契約精神的變化。公元前七世紀，宋襄公“盂地會盟”被活捉、“泓水之戰”被打敗，因而讓人罵為蠢豬，視為傻帽，但他堅守的，卻恰恰是最寶貴的承諾。

“盂地會盟”被捉，是因為與楚王有約，赴“乘車之會”，非“兵車之會”；“泓水之戰”讓楚軍完全渡河再戰，導致兵敗傷股，那也是他冒著兵敗的危險，堅守當時還沒完全喪失的戰爭禮義。

然而，背約的不被恥笑，履約的卻被譏為蠢豬。

從此，成者王，敗者寇，契約精神被人放棄，權謀文化大行其道。

我相信，宋襄公之前，人們對信守承諾是視為當然的，不需要天天“五講四美”來勸導。但隨著背約潛伏的巨大利益和威權的誘惑，使很多人開始不惜冒背信棄義的罵名鋌而走險，結果很多人因此成功了，成功的同時，還伴隨著肉麻的吹捧和史書的美化，慢慢道義就成了另類，守諾就成了蠢豬。

楚漢戰爭期間，劉邦為讓項羽釋放自己的父母妻兒，派人遊說項羽，與他簽定停戰協議，當家人獲釋，項羽東去，劉邦轉眼就撕破臉皮，撕毀協議，掩殺過去，滅亡了信守承諾的項羽，後人卻因此屢屢讚揚劉邦善於把握時機，識時務者為俊傑。

君子與小人對壘，受傷的總是君子，得意的總是小人。

雖然契約精神淪喪，但歷史長河中，還是有很多人為此不懈堅守，但這樣的堅守，在勢利的人們眼裡，卻常常顯得另類而弱智，受到嘲笑和譏諷，但從契約精神來看，這又是多麼可貴的一種品質啊。

《春秋公羊傳》便讚揚宋襄公“臨大事而不忘大禮”行為的可貴。

董仲舒《春秋繁露》甚至說：“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不能因履約而勝，還不如堅持履約而敗。

所以，要堅持契約精神，就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一旦僅以成敗論英雄，則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傳統美德和社會道義棄之於敝屣，凡事不講誠信，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最後導致社會信用體系的崩盤，價值觀念的顛倒錯亂，人人為我，我亦只為我。

幸好，也幸好有一些人，還是對傳統道義和契約精神有著自發的堅守。

宋代張知甫《可書》記載說：“僕大父諱問，字昌言，初與種世衡有舊。及居憂，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不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更還，其子詁用父命，不肯當，凡蕪廢者三十年。元豐間，鄰人告官，移文兩家皆不承。郡守劉斐因言於朝，賜名種張莊，給田州學以旌高誼。”

種世衡與張昌言都是宋仁宗時期的名臣，種世衡是邊將，為後來“種家軍”的開山鼻祖；張昌言是文臣，官至給事中。

張昌言是張知甫的祖父，當年與種世衡同朝為官，關係不錯。有一次，張昌言回家丁憂，種世衡贈其田產十頃（150畝），大約已將饋贈文書和地契一同安排使者送達張昌言。

對於如此鉅額饋贈，張昌年拒絕接受，但使者還未歸，種世衡便去世了，張昌言還是不願接受，原物奉還，種世衡的長子種詁卻以此乃父命為由，拒絕收回，兩家推來讓去，以至這十頃之田荒蕪達三十年。直到宋神宗元豐年間，因鄰居報官，官府徵求兩家意見，最後將這個田劃歸州學，才最終了結此事。

在古代，田是養家餬口的命根子，鄰居爭地，每成世仇，兄弟爭田，頭破血流，而種、張二家卻為信守父輩的承諾，相互謙讓，讓田地荒蕪三十年，最後仍然拒絕接受和收回，直到田產充公。

這在人們看來，不但造成浪費，而且荒唐可笑。然而，正是那這種不正常的行為，迴歸了正常的交際準則。

不因得失而改變，這就是契約。

很傻很天真的宋襄公的失敗，其實是貴族戰爭規則對潛規則的失敗！

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他其實遵守的是古代貴族戰爭的禮的規則，然而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一切對已經改變，特別是人心沉淪，慾望難耐，一切的規則都被推翻，用孔子的話說，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既然古代的禮，特別是戰爭的禮已經被破壞，那麼傻傻地按照古代的戰爭的禮儀，去與早已經拋棄了這種禮儀的對手來作戰，那當然是一敗塗地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要談談春秋時期的戰爭與戰國時期的戰爭的不同。我們知道，戰國的名稱來自於劉向編的《戰國策》，為什麼叫戰國呢，那是因為在那個歷史階段，發生的戰爭特別多，戰爭的規模也較春秋時期大的很多，造成的損失和傷亡，也是前所未有的。用著名的反戰思想家孟子的話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戰國時期本來有好多小國家，經過長期的吞併戰爭，最後也只剩下秦、楚、燕、齊、魏、韓、趙等戰國七雄，這說明戰爭的殘酷性，是你死我活的。而我們再看春秋時期的戰爭，戰爭的頻度、強度和殘酷性都比不上戰國時期。春秋的戰爭，基本上是為了爭霸，大家都想霸主，你要是屈服了，同意我做了霸主，就算了，沒有必要把這個國家給滅了。

所以，春秋爭霸為了面子，而戰國時期的戰爭那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戰。

第二，我們來談談古代的戰爭禮儀。其實任何事情都有規則，包括戰爭也是如此。大體上來說，中國古代的戰爭，類似於西方的貴族之間的決鬥，你要遵循一個規則，不能胡來。

第一，你打仗得有理由，這叫做師出有名。你不宣而戰，或者是突然襲擊，這個是不符合古代的貴族戰爭的規則的。

第二，打就是打，得光明正大，你不能玩心眼，搞小動作。就像是兩個俠客之間的決鬥，一方冷不丁地放出暗器，這個就是無恥的行為。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再擊鼓對戰，如果對方沒準備好是不能開打的。

第三，戰爭歸戰爭，但是還要遵循人道主義精神。比如受傷的，你就不能再去看死了，比如老人和小孩，就不能殺等等。

宋國曆來就有貴族的背景，所以各種形式作風，還保持了古老的貴族的做派。宋國雖然不大，但“血統高貴”，是商朝後裔，商朝雖然滅亡，但周朝秉承“興滅繼絕”的原則，沒有把商朝後裔斬草除根，而是給商紂王的哥哥微子劃了一塊地方建立宋國，並且給了很高的政治待遇，在“公侯伯子男”五種爵位中，享受“公”的爵位。宋國級別高，但畢竟是戰敗之國，實力又弱小，所以宋華人很自卑，常常以“亡國之遺”自稱。

宋國畢竟是殷商後裔，很有貴族遺風，做任何事情都要講禮制。一向標榜仁義的宋襄公在和楚成王的會盟中，天真地認為楚成王會講規矩，沒帶兵就去會盟，結果被不講規矩的楚成王抓住，後來在魯國的調停之下才被放了回來。

宋襄公一生氣，乾脆攻打支援楚國稱霸的鄭國，楚國出兵攻打宋國的國都，雙方軍隊在泓水相遇。吃了一次虧的宋襄公又開始講仁義了，他本可以在楚國軍隊渡河時給楚軍致命一擊，但宋襄公覺得這樣做特不仗義，壞了貴族戰爭的遊戲規則。

到底是商朝的後裔——宋國還遵守古時遺留下來的傳統：打仗時要等到對方擺好陣勢做好準備才能互砍，否則就是不厚道；不第二次傷害戰場上受傷的敵人，否則就是沒良心；不攻擊頭髮花白的老人，否則就是不懂尊老之道。講究仁義的宋襄公正等著楚國擺好陣勢約好時間互砍呢，被不講仁義的楚軍偷襲，一箭射中大腿後死去。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社會規則就是不講規矩的“潛規則”，悲劇的是，宋襄公模範地遵守了“明規則”，楚國完美地利用了“潛規則”。從此之後，很多人就嘲笑宋襄公“很傻很天真”，連帶宋國也成了思想家們嘲笑的物件。孟子“拔苗助長”的寓言主角是宋華人；莊子說去南方做衣帽生意，結果去了一看人家根本不穿衣服，全身都是紋身，賠得血本無歸的笨商人，也是宋華人；韓非子說“守株待兔”的人，還是宋華人。連本人是宋華人的莊子也經常黑自己的國家。這深刻反映了人性的黑暗——強者嘲笑弱者是人性的鐵律，就像阿Q經常嘲笑王胡、小D，欺負小尼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