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很喜歡季羨林先生的文字，對他的學術脈絡略有了解，但季羨林先生不是什麼大師，更不是一些人口中的國學大師。

季羨林先生學術重點在於東方學和比較文學。這兩個領域都是比較冷門的區域。季羨林先生回國後不久就任北京大學東語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也在例如古代印度等東方古老國家的文字，翻譯過大部頭的《羅摩衍那》。季羨林先生同時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這一方面錢鍾書著力最多，季羨林先生屬於玩票的性質。

季羨林先生是一個大學者，一個真實的人，有時候近乎可笑近乎天真，但仍不失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

某些人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試圖給季羨林先生安上“國學大師”的帽子，季羨林先生多次表示自己不領情更不接受。雖然季羨林先生有一定的國學修養，但離“國學大師”實在差得太遠。

現在有些人熱衷於造神，熱衷於塑像。有些弟子急於拔高自己的老師，目的就是藉此抬高自己。老師離開了，把老師打扮成大師，自己就是大師的傳人，然後以這樣的身份招搖撞騙混吃混喝，這樣的弟子太多了。

季羨林先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絕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國學大師。

既然不瞭解人家的學問，有什麼資格對是不是大師說三道四？實是可笑，更不量力。

至於說人品，就憑兒子的那點瑕疵和臨終之前住了幾年病房？

大師不是聖人，即便聖人，焉能無過？

如此非議大師，無非就是為了證明“中―國當今無―大―師”的謬論，從而為進一步抹―黑―

中―國製造理由。

有些人，為了抹―黑，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1911年，季羨林出生于山東西部最窮的臨清縣中最窮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窮的人家。六歲那年，季羨林離開母親，到濟南隨叔父讀書，他的命運從那時開始改變。1930年，季羨林同時考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他選擇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在清華，季羨林旁聽了許多大師的課。

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選修課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旁聽課，對他日後發展影響深遠。吳宓先生的“中西詩之比較”課和“英國浪漫詩人”課他印象最為深刻。他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而最成功的則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最終與其成了忘年交。

幾年後，季羨林以四年全優成績大學畢業。1935年，他以交換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國留學，開始學習他所熱愛的梵文、佛學、印度學。

“我要走的路終於找到了，”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寫到，“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季羨林師從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密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瓦爾德施密特教授被徵從軍後，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他一箇中國學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訴季羨林，要把平生的絕學全部傳授給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以及費了20年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吐火羅文是已經消失的古代中亞語言，全世界約有不超過三十個人，懂得這種語言。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已完成學業準備回國的季羨林被阻隔在德國。學習生活條件越來越惡劣。“他頭頂上飛機在飛，機聲隆隆。他肚子裡餓腸雷鳴。他是樂此不疲。”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季羨林在德國整整呆了十年，這十年也成為他學術的春天。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季羨林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

1946年回國後，季羨林立即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他創辦了北京大學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並擔任系主任。當時，他只有35歲。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清晨四點多，季羨林便起床寫作，他家裡的燈是北京大學亮得最早的一盞燈。古人曾用聞雞起舞來形容勤奮吃苦的人、而季羨林恰如其分。

十年浩劫，季羨林被髮落到學生宿舍看大門、守電話，成為一個“不可接觸者”。他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麼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他想到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梵文寫的《羅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譯成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裡，白天守樓時，腦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

翻譯工作歷經十年，1983年，一百萬字的《羅摩衍那》終於出版，中國有了第一部中文版的《羅摩衍那》，季羨林在中國翻譯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後來開玩笑說，如果沒有“文革”，兩萬多頌、8卷本的《羅摩衍那》是絕對翻譯不出來的。

1983年，季羨林得到了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殘卷。此前，見過抄本的人看不懂書中的一個字母。那是用吐火羅文抄寫的《彌勒會見記》，是目前世界上所發現的最多的一個吐火羅文資料。七十多歲的季羨林用了十多年時間一個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吐火羅文研究，以中、英文寫成專著，並把世界吐火羅文的研究提高了一個臺階。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八十多歲的季羨林先生已經疾病纏身，而那個階段，他的嬸母、女兒、夫人、女婿相繼離開了他。他變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了《糖史》的研究和寫作上。終於，季羨林完成了八十萬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國和印度之間糖的文化技術交流史；並涉及世界四十個國家六個地區糖的製作技術與文化的交流。《糖史》是這一研究領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羨林以這部嘔心瀝血之作闡述了“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的觀點。

幾十年來，季羨林寫下了一千一百多萬字的學術專著，一百多萬字的文學散文。他在敦煌學、印度學、佛教學、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領域有傑出成就，在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理論、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中國翻譯史、比較文學等領域卓有建樹。

60年前，東方世界尤其是中國，還是受人欺凌的地方，東方學是一個在中國甚至都無人問津的領域。而在季老的領導下，在東方學者經過60年的長期努力下，東方學從無到有，已然成為今天的顯學，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受人矚目。誠如東方學研究院所說，季老“宏文大著，流傳於天下；道德文章，享譽於神州”。是季老在中國開創了東方學這門學科，中國的東方學是和季老的名字聯絡在一起的。

季老今天已經96歲高齡，他“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而且自嘲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讀又寫，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彷彿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自己，欲罷不能。正是為讓中國文化的薪火傳下去，他承擔著延續國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矻矻，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做著貢獻。他堅持，沒有新觀點，決不寫文章。對於我們這些後學者，他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張中行先生生前說過，季老“會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於站在牆外，自然就不能瞥見宗廟之關，百官之富”。季老主張，歷史研究，貴在求真，決不容許歪曲事實，削足適履，以求得適合某種教條主義的“論”。因為這種觀點，有學者將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群體初步劃分為“底蘊論派”、“資源論派”、“詮釋論派”，季老因為一貫反對“以論代史”的意識形態研究方法，而被劃為持相對傳統、本位立場的“文化基調論”學者——“底蘊論派”。季老注意到過去的中國歷史，只偏重於寫黃河文化，認為黃河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流，而忽視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認為黃河流域確實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並駕齊驅，而且與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羨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發掘在南方各地發現了許多新東西，這證明南方文化、長江文化當年水平相當高。楚文化、長江文化有很長的發展歷史，因此才能產生像屈原這樣偉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能夠結合起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寫起來就全面了。

先生認為，考證是做學問的必由之路。考證用得著胡適先生說過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是不受舊有的束縛，敢於突破，敢於標新立異，敢於發揮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沒有人提出過或者敢於提出的假設。但是假設提出之後，要加以檢驗，有的假設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設必須完全揚棄，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觀材料的考驗。這叫小心求證。先生寫的學術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為了嚴密，先生經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設，個別時候甚至被迫完全放棄。先生鄭重宣告：鸚鵡學舌，非我所能；陳陳相因，非我所願，考證要達到的目的，無非是尋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來是一個喜歡考據不喜歡義理的學者，到80多歲以後，卻“老年忽發義理狂”，突然喜歡起義理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連續十多年來發表了多篇談義理的文章，其觀點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論。專就東、西文化而論，他主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認為輝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經是強弩之末，它產生的弊端貽害全球，並將影響人類的生存前途，20世紀末可能是由西向東的轉折點。李老至今已經發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國文化、東方文化內容的談義理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裡”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愛東方”、“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東方文化將再現輝煌的“河東河西論”。

他認為宗教會適應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而隨時改造自己，改變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麼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滿足人們對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能在社會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種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種含義：真正的需要、虛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屬於需要的範疇。宗教的消滅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甚至可以說，國家、階級先消滅，宗教後消滅，即使人類進入共產主義以後，在一定時期內，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想法，還會以某種形式存在著。對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著故意去消滅。如果有什麼地方宗教勢力抬頭了，一不張皇失措，二不憂心忡忡。

他主張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說世界上的文化是一個民族創造的，不能說一個地方產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論，並不是否定文化體系的存在。文化體系是具備“有特色、能獨立、影響大”這三個基本條件的文化。他認為世界文化共分為四個大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阿拉伯文化、希臘羅馬歐美文化。希伯來文化很難成體系，不是屬於伊斯蘭文化的先驅歸入伊斯蘭文化，就是和希臘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獨立的文化體系。這四個文化圈內各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影響大的文化，同時各文化圈內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又都是互相學習的，各大文化圈之間也有一個互相學習的關係。承認文化的產生是多元的和承認有文化體系是不矛盾的。季老發前人之未發，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沒有文化交流簡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會會是什麼樣子。而文化交流的範圍是廣闊無垠的，既包括物質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國自先秦時代起，就不斷地與周圍對內對外進行交流。對內是各民族之間進行交流，對外是與周邊國家進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阿拉伯文化構成的東方文化，和希臘羅馬乃至歐美文化構成的西方文化之間不斷地進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燦爛輝煌，千姿百態，各具特長而又互相聯絡的文化，給全人類帶來了極大的幸福和繁榮。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中國文化在漢唐時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來文化，又把自己的優秀文化毫無保留地送給東西方的其他國家，羅盤、火藥、造紙、印刷傳遍了整個世界。80多萬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這些新觀點已經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影響越來越大。至於季老的專業領域印度學，幾乎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都有新創見，不斷被人引用。佛學史領域，先生是國內外為數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學學者和語言學家。在吐火羅語研究領域，先生的貢獻填補了國內外的空白。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為這項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記校注》和《大唐西域記今譯》，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對各種外語的翻譯工作，先生的貢獻同樣出色。先生翻譯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出版後引起學術界重大反響，獲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屆國家優秀圖書一等獎。

他對比較文學多有建樹，且獨樹一幟。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法國學派著重研究直接影響，美國學派著重研究平行發展，是影響最大的兩個學派。但這兩個學派都有弊病，專研究直接影響者，失之太狹，專研究平行發展者，失之太泛，且兩派都輕視東方文學，他們的比較都是限於在同一文化體系內進行，這是近親比較，比來比去，比不出什麼名堂，因此兩派都失之閉塞。先生主張，應力矯這兩個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長，去其偏頗，走出我們的一條新路來。先生強調，要先做點扎紮實實的工作，從研究直接影響入手，努力細緻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國之間，在東方各國之間，特別是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從民間文學一直到文人學士的個人著作中，去搜求直接影響的證據，爬羅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據，決不能捕風捉影，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規納出規律性的東西，藉以知古，藉以鑑今，期能有助於我們自己的文藝創作。這樣，就有可能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應該認識到，沒有東方文學的參與，比較文學就是不完整的比較文學。

先生不僅是學界泰斗，而且還是一位文學家，一位作家。他的散文創作，是當代文壇上的上乘之作。先生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不同寫作風格兼收幷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記》的雄渾，六朝的濃豔，陶淵明、王維的樸素，徐(摛)、庾(信)的華麗，杜甫的沉鬱頓挫，李白的流暢靈動，《紅樓夢》的細膩，

《儒林外史》的簡明，先生注意到無不各擅勝場，但對這些優秀的文學風格，先生並不是加以模仿，而是在繼承先人風格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春滿燕園》、《法門寺》、《清塘荷韻》等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名篇佳作。

另外，作為知識分子的季羨林和作為作家的季羨林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但作為學者書法家的季羨林卻鮮為人知。季先生一生致力於學術，書法似乎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並不佔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季先生對書法沒有自己的獨特審美感受和學術尺度。季先生對學者書法有頗為新穎的認識：“學者書法有自己的歷史，起碼清華過去有梁啟超，北大過去有沈尹默等。學者書法不僅講求書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書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學者書法不僅是藝術，而且是文化，同時也是學者對漢文宇的美化和文化化。從學者書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學者的文化修養和寬宏眼界。好的書法給人精神和身體帶來雙重好處，使學者身心健康。看懷素狂萆，使人心花怒放，看鄧石如書法，驚心動魄；看吳昌碩墨荷的筆墨，精神和身體雙重振動!”書法家的標準不在於他是否加入了書法家協會，而在於他對中國書法的思考和推進的深度，以及創新和傳承的力度。我在季老題贈給我的“極高明而道中庸”行書中，感到“高明”與“守中”的度——寫得不溫不火，無法而法度皆備。同樣，在蘭州碑林中，他撰寫了長篇精美的碑文闡釋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和東西方交流價值：“絲綢之路，歷時悠久，東西文化，賴以交流。……”其中的歷史深度和學術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題詠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書《浣溪沙》一闕，流暢生動，線條精美，結體自然，蔚為大家風範，完全不像一位91歲的老人所書。真可謂，在思想學術大樹旁，無心插柳柳成行!

季羨林治學半個多世紀，學貫中西。就是這樣一個世界知名的學者，卻從不以名家學者自居，常年一身舊中山裝，一雙布鞋，數十年如一日。因為這身打扮，他常常被誤以為學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人學的大學生把他當作校工，請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應。等到開學典禮上季羨林登臺講話，那位大學生才如夢初醒。

季羨林說過，自己喜歡的人是這樣的：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後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後一面；無譁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宇，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實、真切”是季羨林的處世原則，在一生對國學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誠相見；唯有真實為事，方能有為當世；唯有真切處世，方能心闊坦蕩。由“三真”所引伸出來的是季羨林那博大的胸懷和深厚的愛國情懷。

馮友蘭先生有句詩：“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人類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來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人，都是嘔出心肝，用盡腦汁才把這把真火一代代傳下去。我們對季老開創的事業，也要這樣一代代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