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一個吃著炸雞漢堡，使用智慧手機的人，與手裡握著長矛捕獵的原始部族人相遇，他們會怎樣看待彼此？

不需要時空穿越，這樣的情況在當今世界仍然會發生。在全球化的今天，並不是所有人都在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成果。儘管飛機、網際網路可以連通世界任何角落，但在中南非洲、南美、南亞等地，仍有許多人對現代世界困惑不解。

我們該如何理解原始部族人看到飛機時的驚異？為什麼這些便利的物件不是由他們的祖先最先發明？世界各地的人類文明發展為什麼會如此不平衡？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就嘗試去解答這種困惑。這本書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美國演化生物學家、生理學家。他認為，今天的原始部族人看到飛機的驚異，與五百年前美洲印加人看到騎著馬的西班牙人的驚異，是一樣的，他們看到的都是在本地聞所未聞的事物。

現代人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之所以會對原始部族形成侵襲力量，甚至消滅一個種族，原因不是現代人特有的優越基因，而是地理環境的差異。這種差異自一萬年前農業革命後世界各地人群定居時開始就存在，比如大陸的主軸線走向，以及供人類利用並馴化的動植物的分佈不均等。

在接下來的一萬年間，這種地區間環境的差異逐漸放大，世界各地的文明便有了不同的走向。

01.糧食：歐亞大陸為什麼贏在起跑線？

大約13000年前，人類祖先已經從非洲散佈到其他大陸，開始定居下來繁衍生息。一開始，由於人口數量少，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是以狩獵、採集野果的方式獲取食物，直到大約11000年前，部分族群開始轉向農業生產。

地中海東岸至兩河流域的這片土地，如今看來乾旱貧瘠，可是在一萬年前，這裡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因其形狀被稱為「新月沃地」。這裡最早出現糧食產區，人們透過種植大麥、小麥獲得穩定的食物來源。還有生活在亞洲東部的古華人，他們種植穀物水稻，也步入了農業時代。

不僅是植物，人們對動物的馴化，也在九千年前開始了。山羊、綿羊、家豬，接著是牛、馬等，人們不再需要狩獵，便有了穩定的肉類供應。而且，家畜可食用農作物的殘渣，其糞便又可作為農作物的廢料，由此形成了良性迴圈。

戴蒙德在書中用「正反饋迴圈中的自身催化」來形容這個糧食生產的過程，他指出，這個過程一旦開始，速度就會越來越快。新月沃地和古代中國的人們儘管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民，但這種向農業生產方式的過渡徹底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生活面貌。

比如，糧食生產使得人口規模迅速擴大，儲藏的剩餘糧食還可以養活一些「閒人散客」，他們由於不用下地幹活，便可以從事其他專業工作，社會分工得以形成。社會複雜化進一步促使族群中出現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實現了從部落到國家的轉變。

因此，戴蒙德認為，糧食生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糧食生產上具有領先優勢的族群，在通往槍炮、病菌和鋼鐵的道路上，也會取得同樣的領先優勢。可是，為什麼是歐亞大陸最先取得這樣的優勢，而不是美洲、澳洲或者那些遍佈世界的島嶼之地？

鄭少雄老師在介紹這本書的時候提到，歐亞大陸與非洲、美洲、澳洲的分野與兩個程序有關，其中之一便是糧食生產在時空上的不均衡分佈。

眾所周知，歐亞大陸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大陸，廣闊的土地上生存著數不清的動植物，因此，這裡的人類一開始就具有天然的領先優勢。而美洲等地的物種豐富度沒有歐亞大陸高，能夠被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更是少之又少。

在20世紀前得到馴化的14種大型哺乳動物中，只有一種來自美洲，即美洲駝，其餘包括羊、豬、牛、馬等13種家畜的祖先都來自歐亞大陸，而在中南非洲和澳洲，竟沒有一種當地的大型哺乳動物可以被馴化。

再者，歐亞大陸的主軸線是東西向的，這意味著糧食生產能沿著相似的緯度環境傳播。比如新月沃地在遭遇生態惡化之後，其種族很快就轉移到了北非和歐洲，糧食的生產與技術的傳播不至於斷裂。

反觀美洲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們都是呈南北走向，從北至南，各地的地理和生態千差萬別，某一緯度環境中的族群，很難與另一緯度的族群產生交流。

戴蒙德在書中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車輪是在中美洲發明的，而美洲駝則被馴化於南美安第斯山脈中部，可是過了五千年的時間，這兩者仍然沒有「相遇」，因此無法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

當然，正如鄭少雄老師在講讀時所提到，從採集時代過渡到農業時代，不一定就意味著進步，當時的人們進行的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而是相比於美洲等地，歐亞大陸的環境更有利於人們進入農耕文明。

受戴蒙德影響，在十餘年後寫成《人類簡史》的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就認為，所謂農業革命是一樁騙局：不是人類馴化了小麥等植物，而是這些植物馴化了人類。

農耕並不比採集更輕鬆，且穀物營養不足，它只是「讓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狀況活下去」。而對大型動物的馴化，也使家畜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人類卻從未考慮過它們的感受。

不過，戴蒙德沒有像赫拉利那樣對農業革命帶有如此大的偏見，他迴避了價值判斷，在書中反覆強調說：

「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

然而，農業革命之所以稱之為「革命」，也自有其原因。如果農耕只改變的是人類獲取食物的方式的話，一個吃漢堡包的現代人赤手空拳不一定打得過原始部族人。

可以說，農業生產為日後人類社會的變革奠定了基礎。鄭少雄老師在講讀中指出，歐亞大陸和非洲、美洲、澳洲的分野，除了因為糧食生產的不均衡分佈之外，還有因糧食所導致的槍炮、細菌和鋼鐵的不平等。

02.病菌：征服者身後的「幽靈」

既然「糧食」不是世界各地的文明發展不平衡的直接原因，那麼歐洲人是如何一躍而起，並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呢？

讓我們把目光拉回500年前，去看一場著名戰事：卡哈馬卡戰役（Battle of Cajamarca）。

1532年，來自西班牙的探險家弗郎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帶著168名士兵及60餘匹戰馬，在卡哈馬卡打敗了南美印加帝國的8萬軍隊。在屠殺7000名印加士兵之後，皮薩羅俘虜了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Atahuallpa），隨後也處死了他。擁有600萬人口的印加帝國連同古老的印加文明一併消亡這場戰爭為何是如此不可思議的結果？

八萬印加軍隊在區區百餘西班牙人面前，究竟為什麼變得如此不堪一擊？

原因可以從《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書名找到，皮薩羅軍團擁有當時印加人從未見聞過的幾種物品：戰馬、病菌、槍炮和鋼鐵。鄭少雄老師指出，這幾種東西實際上是基於糧食生產而出現的文字、技術和中央化政治的表徵物。

馬是歐亞大陸的族群在幾千年前就馴服了的動物，它不僅能充當勞力，用於農耕、運輸，還被廣泛用於戰場殺敵。鄭少雄老師在講讀時提到一個細節，當印加人第一次看到皮薩羅胯下的戰馬時，臉上露出了驚恐的表情，他們從未在本地見過有人騎如此龐大之物。即使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出門也是由幾十人抬轎行進。因此，眼見馬匹衝鋒而來，印加人只能四散奔逃。

另外，人類自馴養像馬這樣的牲畜之後，便經常與致命的病菌打交道。比如，牛帶來了麻疹、肺結核、天花；流感來自豬鴨，惡性瘧疾來自禽鳥等。而歐亞大陸的人們自學會耕種，進入農業社會之後，人口數量迅速攀升，給了這些病菌繁衍演化的條件。

歐亞大陸的人們曾因此深受其苦，但畢竟人口基數在那兒，病菌無法徹底滅絕人類。反而是一代代的人們在與病菌相處的過程中，逐漸增強了免疫力，適應了疾病肆虐的世界。

可是，印加人就沒這麼幸運了，他們毫無防備地暴露在致命病菌面前，任由其尋找完美的宿主。

就在卡哈馬卡戰役前不久，印加帝國的老皇帝、皇儲，以及眾多大臣都被西班牙人帶來的天花奪去了生命。這些幽靈般的「致命禮物」使得帝國內部出現內亂，陷入四分五裂之境，正好中了皮薩羅之懷。

最後，印加士兵身上的護身軟墊，手裡的木棒和石頭，根本無法抵禦身穿鋼製盔甲、手握鋼刀與槍炮的西班牙人；而鋼鐵和槍炮也是發達的農業文明社會才會出現的東西。

總之，這場戰爭就是大航海時代開啟後歐洲殖民者登陸美洲的縮影，戰爭雙方不是一個重量級間的較量。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一書中對此形容：「美洲文明遇到西方白人，如同遇到外太空的入侵者。」 在戴蒙德看來，這種不平等，早在一萬年前就出現了。

上面提到，糧食生產養活了更多人口，透過社會分工，最終形成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即國家。歐亞大陸因為其足夠廣博，它內部各國家有更多的創新者，也能形成眾多的相互合作與競爭。

在奧斯曼帝國崛起前，中國與歐洲透過絲綢之路，一直互通往來，其路線中最艱難的部分只需穿越沙漠，且人們還有已被馴化的駱駝作為幫手。再看美洲，從北美到南美，要經過茂密的雨林之地，毒蛇怪獸叢生，其環境之險惡，即便20世紀連全副武裝的美國大兵也不敢踏入，更別說手無寸鐵的土著人。

絲綢之路被切斷以後，哥倫布為了給自己的遠航籌資，曾在多個國家遊說，屢屢受挫後，終於獲得西班牙的贊助，最終登上美洲大陸。其他國家看到哥倫布的成果後也紛紛效仿，發展自己的航海事業，遠赴海外探索未知世界。而足以橫跨大洋的船隻、指南針、航海知識、鋼鐵等這些，美洲的印加人都不具備。

如此分析，卡哈馬卡戰役的結果似乎逐漸水落石出了。但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視西班牙人對印加人的大屠殺為正當的。西班牙人與印加人之間並沒有高低貴賤、聰明愚蠢之分。鄭少雄老師在講讀這本書的結尾提到美華人類學家博厄斯的「文化相對論」，他說：

「每一個地方都會基於自身的條件和基於自身的能動性，有效選擇自己和環境互動的方式。哪怕在同樣的類似的環境條件下，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都會做出自身的選擇，這些自身的選擇其實是一種不同群體間的互相區分。」

03.「耶利之問」該如何回答

1972年，戴蒙德在新幾內亞島上研究鳥類時，一位叫作耶利的當地人對他這樣問到：「為什麼你們白人制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將它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戴蒙德思考了近三十年，最終寫成《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來回應「耶利之問」。正如副標題「人類社會的命運」所揭示的，這本書囊括生物地理學、遺傳學、生態學、人類學等多種學科，結合考古研究，展現出世界各地人群自一萬年以來的命運走向。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收回歐亞大陸內部會發現，除了「耶利之問」，針對中西方科技發展差異而提出的「李約瑟難題」依然讓學者們感到頭疼。

和西歐相比，中國的地理環境也是得天獨厚，並誕生出輝煌的文化，有發達的文字與技術，以及複雜的集中行政組織。可為什麼近代以來，是歐洲在技術上領先，並在世界上佔支配地位？

更進一步，為什麼中國不是征服世界的殖民者，卻一度陷入被殖民的危機？

戴蒙德對此也思考過，他認為，與支離破碎、多有崎嶇的歐洲地形相比，中國大陸的主體平坦開闊，四通八達。長江和黃河，以及貫通兩者的大運河，把中國連成一個整體，鞏固了大一統的國家。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大一統便主宰了中國歷史。

這樣的好處當然非常多，但在戴蒙德看來，壞處也非常明顯：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曾不止一次地這樣做。反觀西方，零碎的地形使歐洲從未真正統一過，其內部的合作競爭，也使改革創新難以被某個專制君王中止，哥倫布便是一例。

然而，這是準確，或者說完整的答案嗎？當然不是。

就連提出問題的李約瑟本人，也深深懷疑任何單從地理或種族角度去解釋這種差異的理論。戴蒙德在書中也承認：「在任何時候，任何大陸上都有富有創新精神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會。」

所以關於「耶利之問」，我們仍然要深入歷史、政治、文化、科學等多個領域，去探尋它的「冰山一角」。

而戴蒙德的這本《槍炮、病菌與鋼鐵》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我們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不要丟下人類整體命運的眼光，而是從「人類簡史」中去窺見中國的滄桑。

「人非孤島，無人可以自全」，我們之所以仍要撥開歷史的迷霧，正是因為那逝去的亡靈，與未來的生命，都與我們唇齒相依。

當人們大量種植農作物，同時馴服哺乳動物，人口逐漸增多之後，才有先進的技術、發達的文明，並形成國家。只有這些國家，才有向外擴張的資本。

單位面積糧食生產力的提高，使得土地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糧食剩餘使得供養社會專門技術人才成為可能。被馴化的動物可以提供穩定的蛋白質來源，並作為生活和戰爭中的工具，譬如曾經讓歐洲人聞風喪膽的蒙古騎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戰馬都是非常重要的戰爭資源。除此以外，馴化動物也使得這些民族相比於狩獵民族對病菌具有更強的免疫力。早先的原住民大多數並非死於歐洲人的槍炮，而是他們所帶來的天花病毒。

歐洲農業歷史悠久，家畜眾多，在幾千年來與病菌的頻繁接觸已經形成適應性。

相比而言，印第安人則缺乏圈養家畜的經歷，肌體很少遭遇此類病菌，也就全然沒有免疫力，所以在病菌面前潰不成軍。

不同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形成了各地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環境孕育了不同的最初的動植物，最初的動植物的馴化影響了糧食生產及農業的發展，因此糧食生產、病菌作為一個先決條件，對後來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人類和社會學家認為，在人類文明的形成史上，糧食和病菌卻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論為人們所熟知，而食物和安全的需要，作為最基本的需求構成了奠基人類個體發展的基礎，同樣，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

農耕文明何以能夠取代原始文明

原始文明人類獲取食物的方式來自於狩獵和採集。無論是狩獵還是採集，先人們使用簡陋的工具都無法獲取足量的食物。而輕易能獲取足量食物的非洲原住民，則因為環境條件太好，失去了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最終長期停留在原始階段。

而隨著大型生物被圍獵技術越來越高超的人類逐步滅絕，適合馴養的生物越來越少。美洲僅僅留下了羊駝，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唯一被馴化的動物是珍珠雞，完全無法為農耕、運輸甚至戰爭等服務。這就限制了人來肉食的來源，營養結構沒有得到最佳化，對智慧和體能的發展存在一定的影響。另外，因為缺乏大型牲畜用以農業生產，所以農業技術水平相對而言較低，很多時候完全依賴於人力完成，效率低下。

農業技術水平的落後，導致食物量的產出方面美洲和歐亞州存在了較大的差別，進而導致人口數量上的差異。

而病菌在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序中起著重要作用，這或許讓人有所費解。

從近代史來看一下殖民者對美洲大陸的殖民程序，則很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

15000年前，和亞洲人有著相同祖先的美洲先民，踏過白令海的大陸橋進入美洲。然而，隨著冰川期的結束，大陸橋消失，美洲和歐亞大陸也就割斷了。

當歐洲人進入美洲，據考證，當時的美洲大陸擁有的總人數超過了中國同時期人數的兩倍。然而，面對人數稀少的殖民者，擁有著數量絕對優勢的印第安人卻並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倒在殖民者的槍口之下，大多數印第安人實際上是被殖民者帶來的病菌殺死。

難以想象為何歐亞人身上的病菌會有如此的殺傷力。其實，這很容易理解。

因為有著較多馴養動物歷史的歐亞人，在和動物的長期打交道的過程中，不斷感染來自於其他生物的病菌。這些病菌經歷了宿主的變換，開啟了加速的進化模式。在這場免疫能力的攻防戰中，治病能力提升的病菌同時也導致歐亞人的抵抗能力快速上升。透過醫學家的研究表明，歐亞人擁有著各大洲最強的抵抗能力，而非洲人次之，美洲人最差。

我們知道在中國和歐洲的歷史上，都發生過極為嚴重的流行病大爆發，這些病菌對人類的侵襲帶來的巨大的災難，同時在倖存者身體裡，也留下了足以對抗的種子。而以散居為主的美洲人，則相對而言要安全了許多。

綜上所述，無論是糧食還是病菌，或是鋼鐵，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影響到了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序。同時，也改變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模式，朝著更加強大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