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漢武帝雖然不能限制國王，但是，王國透過七國之亂，實力已經受到很大打擊，而漢武帝的中央政權實力十分強大，文武賢臣都很多。但朱允炆雖然自身還算聰明，朱元璋卻把治世之臣都殺死了，朱允炆苦無幫手，中央力量比較弱小，而地方勢力除了燕王，其他國家的實力也很強，如果朱允炆推恩，無異於逼反諸王，其他王國也必然站在朱棣一方，還不如現在。其次，所謂推恩令，說白了就是爹死了，領土分給幾個兒子。但是燕王反意已決，即使有推恩，也不可能推到燕王頭上，對於燕王一點限制作用都沒有。再次，漢朝的王國和明朝的王不一樣，漢朝的王可以任命官員，但是明朝的王沒有這個權利，只能上書保薦而以，但能開府。最後，漢朝之所以能削藩成功，是因為平定了七國之亂，而不是推恩令，推恩令只是軍事以後的一個政治措施，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平定七國之亂，實施推恩令也沒用。換句話說，如果靖難的勝者是朱允炆，朱允炆才可以實施推恩令。

形式不同，不適合！

漢武帝搞推恩令的時候，天下諸侯已經被搞的差不多了，漢初殺掉一批，七國之亂淘汰一批，剩下的都是不成氣候的，鬧不出什麼大動靜了，說是砧板魚肉想怎麼搞怎麼搞也不為過，但是畢竟和平解決減少殺戮是最好的辦法，所以搞推恩令是最佳選擇。

而朱允炆呢？顯然不適合，第一，幾個叔叔掌握地方軍政大權，這幾個大軍閥已經尾大不掉了，此時搞推恩令大家又不傻，只會把大家給逼反了？推恩令有點明升暗降的味道，當皇帝掌握絕對權利的時候，對你用這個方法你只能吃啞巴虧，但當地方尾大不掉的時候，用這個方法，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第二，幾個叔叔本來就不服他，當大家都不服你看你不順眼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他們死死的盯著你。就等著你犯錯，一旦讓他們落下口實，哪怕再小的事也會放大，造反就有理由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朱元璋治國秉承著嫡長繼承製的選擇，皇帝如此，皇室成為亦是如此，一個王，你把他搞個推恩令，讓王爺的幾個而已都參與分家產是幾個意思？太祖皇帝屍骨未寒，這不是打人家臉嗎？這個把柄如果被王爺們抓住了，朱允炆直接就是在風口浪尖上了，政治上的優勢也會蕩然無存！

原因很簡單，因為明朝的藩王制度和漢初的封國制度，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而《推恩令》是透過分割諸侯封地這種方式，來快速削弱這些諸侯國實力的。所以，它的推行需要一個很基礎的條件，那就是諸侯王（藩王）們得有“封地”。

由於漢初的劉姓諸侯王都有自己的封地，所以《推恩令》有推行的基礎條件；

西漢初年對劉姓皇族的分封，其實和周朝對諸侯的分封實質上區別並不大。所以，西漢初年的諸侯國就像漢帝國內部的一個個獨立小王國。而那些劉姓諸侯王在各自的封國內享有相對獨立的權力，其軍政大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因此，七國之亂時，發動叛亂的諸侯王都能在各自的封國內招兵買馬，對抗朝廷。比如史書記載，吳王劉濞發動七國之亂時，就曾在封國內下令：

“凡是年紀在十四歲與六十二歲之間的人，都要應徵。”

由此可見，西漢的諸侯王在封國內完全享有獨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可以自主調配封國內的資源。

如此一來，透過分割諸侯封地這種方式，來快速削弱這些諸侯國實力的《推恩令》，就有了推行的實質基礎。隨著諸侯國被越分越小，眾多小封國的統治權就會逐步被地方郡縣所收回，從而不再對中央朝廷構成直接威脅。

而明初的藩王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錫土“，不存在封地，因此沒有推行《推恩令》的基礎條件。

不可否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執意要重新恢復分封制，確實是開了歷史倒車。因為，經唐宋以來的發展，歷代對於皇室宗親的分封，已逐漸採取封而不建的形式。

但是，朱元璋認為過去宋元覆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弱臣強”。所以他希望將自己的皇子們分封到各地，讓他們統兵禦敵，拱衛朝廷。因此，明朝的藩王手中都掌握著兵權。尤其是那九個分封到北境的塞王，每個手握邊兵數萬，駐守邊疆要塞重鎮，軍力強盛。

正如《明史》所載：“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險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

但是，明初藩王的權力也就只能體現在軍權上，其對就藩地區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卻十分有限。當時，藩王封地內的大小行政官員，都只是藩王名義上的下官，而不是藩王的屬官。他們始終是朝廷直接選派的地方官吏，而不是藩王所能任命的。因此，藩王可以治軍，卻無法治民，這便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錫土“。

所以，明初藩王實際上根本就是沒有屬於自己的封地。既然如此，那以分割諸侯國封地為基礎的《推恩令》，也就失去了執行的基礎了。建文帝總不能分割藩王的軍隊吧......

其實朱允炆時期，的確有人跟他提過要行漢朝的“推恩令”。建文大臣高巍曾言“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 ，其意就是不要效仿晁錯武力削藩，而應該學習主父偃的“推恩令”。當然高巍的削藩之策只是在核心思想上與“推恩令”一致，即在不引起國家內亂，又不引起藩王大規模反抗的準則上行削藩之事。

但是在削藩的條例上，高巍所提出的削藩之策，卻並非是“以地侯之”，而是“以權分子”。眾所周知，明朝的藩王跟西漢的諸侯王並不一樣，明朝的藩王是“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簡單的說明朝的藩王是沒有封國的，地方的民政事務藩王無權插手，也沒有收稅的權力。

也就是如此，漢朝以讓諸侯王的子孫封侯裂土的“推恩令”顯然是不適用在明朝的。所以高巍提出的“推恩令”所推的恩，乃是讓藩王的子嗣瓜分藩王手中的權力。比如明朝的藩王都有數量不等的親衛護衛軍，少則千餘人，多則上萬人，如明初鎮守寧城的寧王朱權，他就有多達80000的親衛。

而原本這些親衛就只能是由藩王的下一任繼承者才有資格繼承的。但是現在照高巍所提出的計策，這些護衛就要分別平分給藩王的其他子嗣了，如寧王朱權他有5個孩子，這樣在寧王死後，他這5個孩子可以平分寧王的8萬親衛。

這個計策的核心就與“推恩令”一樣，它的用意十分明顯，那就是削弱藩王手中的權力，畢竟明朝對於藩王所能擁有的親衛數量是有著明文規定的，就這樣分下去，不出數代，那些藩王手上的兵也就沒多少了，而沒有了兵，他們還拿什麼跟朝廷鬥呢？

同時在高巍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戶部右侍郎卓敬還額外補充了一點，其雲“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籓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卓敬補充的就是在藩王子嗣瓜分藩王的權力後，再進行“異地分封”，即原來在北方的藩王子嗣，在冊封時要封在南方；原來在南方的藩王子嗣，在冊封時要封在北方。

而且卓敬在提出這個意見後，還特意補充到“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年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他說到燕王朱棣這人雄才大略，很像朱元璋，而且他封地又是繁華之地，且兵強馬壯。所以要實施這個削藩之策，第一個要削的就是燕王朱棣，應該把他改封到南昌，這樣一旦有變，朝廷就可以有絕對的把握控制住朱棣。

顯然卓敬這個計策不可謂不毒，而且從後世朱棣將寧王朱權改封南昌，之後朱權毫無反抗能力就可得知一二。可以說如果朱允炆採納高巍和卓敬所提出的“以權分子”和“異地分封”這兩個計策，朱允炆的削藩行動雖不能確定是否能夠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成功的機會絕對要比武力削藩來的大。

可惜朱允炆最終並沒有聽從他們二人所提出的削藩之策，他採用的確是黃子澄所提出的最下下策的武力削藩，即“先幹掉弱小的周、齊、代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時機成熟再動燕王。”。其實在當時武力削藩是有兩種策略，其一就是剛才黃子澄所提的“先弱後強”，而其二就是齊泰所提的“先強後弱”，即先幹掉燕王朱棣，然後再動其他弱小的藩王。

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些人所提出的削藩之策中，以高巍和卓敬的“以權分子，異地分封”為最上策，再以齊泰的“先強後弱”為中策，而黃子澄的“先弱後強”顯然就是最下策。可惜啊！當時的朱允炆哪怕是選齊泰的中策，他也不會輸的那麼慘。可是毫無治國經驗的朱允炆最終還是選了同樣毫無參政經驗的一個書生黃子澄所提出的最下策。

就是如此，在採納了黃子澄這個“先弱後強”的下策下。他開始對燕王周邊較為弱小的周王下手了，1399年朱允炆派曹國公李景隆突襲開封逮捕寧王朱橚，並於不久將他貶為庶人，禁錮於應天。而後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齊王朱榑、岷王朱楩等四位藩王相繼或自殺，或被廢，或被禁錮。

正當諸多藩王被朱允炆的突然行動，而一一被廢之時，志得意滿的朱允炆才想到準備對燕王動手。可是朱允炆不知道的是，他對藩王的行動早已弄的世人皆知，或許只有朱允炆和他手下的那群書生大臣們才認為他們的計劃是天衣無縫的，他們還恍如夢中的認為朝廷的雷霆一擊會給予燕王朱棣致命一擊。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燕王朱棣早就對朱允炆的舉動了如指掌，朱允炆對朱棣親弟弟周王的行動，早已打草驚蛇，朱棣對此早就有了防備。而在朱允炆準備對朱棣動手的時候，早就是為時已晚了。

那麼很多人都不明白，朱允炆為何不採用高巍和卓敬的“以權分子，異地分封”呢？原因無法有以下幾點:

第一、黃子澄的原因。黃子澄這位從朱允炆小時候就陪著讀書的伴讀，他無時無刻都在給朱允炆灌輸著“藩王很弱，朝廷很強”的思想，只要朝廷下令削藩必定就手到擒來。

比如當年朱允炆曾經求教過黃子澄削藩一事，黃子澄這樣答道，他說“諸王僅有護兵，只能自守，倘若有變，可以以六師監之，誰能抵擋？漢朝七國不可謂不強，最後還是滅亡了。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更相異啊！”就是說藩王手中只有親衛，他們只能自守，即使他們造反，只要朝廷的大軍前往鎮壓，他們拿什麼來抵抗？漢朝七國之亂時，七國不是很強嗎？可是最後不還是被朝廷給滅了嗎？

所以也正是因為朱允炆從小就接受著黃子澄這種“敵弱我強”的思想，最終就讓他習慣性的選擇以朝廷的武力來直接進行削藩。並且也因他重視黃子澄的關係，他的計策就被才能了。

第二、朱允炆操之過急。其實卓敬和高巍所提出的削藩之策是最為穩妥的，也是最有效的。但是這個計策見效的時間真的是太慢，不經歷數代很難見到效果。而這對於一個剛登基，又急於做出一些政績來證明自己的朱允炆來說，這麼長的時間他顯然是等不了的。

再加上他身邊最重要的謀士黃子澄、齊泰等人也都想快點做出一些能夠“名留青史”的政績。也就是如此，在黃子澄、齊泰的“唆使”下，再加上朱允炆本身也有這種做法，最終“以權分子，異地分封”這個最為穩妥的削藩之策就被徹底的否定了。

就是以上的幾點原因，最終朱允炆拋棄了最為穩妥的上策，選擇了黃子澄這個“先弱後強”最為下策的削藩之策。

與西漢初期類似，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也決定實行分封制，分封自己的兒子們到帝國各地就蕃，建立封國，由此引發藩王勢大尾大不掉的局面。對西漢皇帝來說，為了解決諸侯王勢力過大問題，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成功地解決了諸侯王對中央集權的現實威脅。推恩令的主要內容在於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自家子弟為列侯，由皇帝制定這些侯國的名號，並將這些侯國的管轄權收回歸所在郡管轄，不再受原來的諸侯王國管轄。這樣一來，原來的諸侯王國分裂為多個侯國，"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導致封國越分越小，諸侯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諸侯國逐漸失去了對中央朝廷武力對抗的資本。

在各個列侯們力量渙散薄弱之後，漢武帝還充分利用了列侯酎金奪爵制度，在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在祭宗廟的時候，他以所獻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為藉口，廢列侯一百零六人，進一步打擊了諸侯們的勢力。 最後，漢武帝制定的《附益之法》為諸侯國的行動進一步加上了明確的限制。該法不許諸侯王隨意結交各路賓客，限制諸侯王的活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漢書·諸侯王表》）。

但是，明朝時期的藩王制度與諸侯王制度有很大區別。後者可以採取“推恩令”加以解決，是因為漢初的諸侯國有很大的自主權，不但可以在自己的封國內擁有軍隊，還可以任命官吏、徵稅甚至像吳王劉濞那樣可以鑄造錢幣，可謂是國中之國。“推恩令”將諸侯王們的封國一分為多，大大降低了諸侯王們對抗朝廷的綜合國力，而且此舉還是讓諸侯王們有苦說不出，畢竟這是朝廷對宗室子弟的恩德，自己處理不當，還會帶來自己兒子們之間的紛爭，因此，“推恩令”的推行相當順利，最終成功地解決了困擾朝廷已久的諸侯國問題。

反觀明朝的藩王制度，卻大不相同。由於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農，社會底層卑微的出身和悲慘的遭遇，在他們性格形成的階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旦他們因機緣巧合風雲際會登上了大位，本質裡的小農意識就不由自主地驅使他們想盡辦法保衛自己來之不易的皇權，為此，在不斷剷除異姓功臣的同時，朱元璋決定採取分封皇子為藩王拱衛皇室的政策。“然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分封了二十六位藩王，除了侄孫朱守謙受封靖江王外，其餘二十五位藩王都是明太祖的皇子。明朝的藩王分封原則是“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也就是說明朝的藩王有封地卻沒有分疆裂土；位列王爵卻不能直接管轄封地內的百姓；享有豐厚的親王俸祿卻沒有權力行使封地內的行政刑事民事管轄權，所有的官員都由朝廷來任命選拔。但是，所有的親王手裡都有武裝護衛，特別是位於北部邊疆的九位親王如秦王晉王燕王寧王等都手握數萬精兵，被稱為“九塞”，如寧王手裡就握有包括“朵顏三衛”的八萬精兵，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由於這些明朝藩王們並沒有實際的封國，直接採用“推恩令”不太合適，因為這些藩王無地可分。

在朱元璋活著的時候，這些親王都不敢輕舉妄動，但是到了年輕的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後，削蕃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在推行削蕃前，黃子澄和齊泰等大臣給出了三種削蕃策略供建文帝參考：一是逐步削蕃，但要講究順序；二是快速削蕃；三是參照漢武帝時期做法，對這些藩王手裡的兵權逐步分散至藩王的兒子手裡。這是“推恩令”的翻版。戶部右侍郎卓敬建議“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籓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即在藩王子嗣瓜分藩王的權力後，再進行“異地分封”，即原來在北方的藩王子嗣，再冊封時要封在南方；原來在南方的藩王子嗣，再冊封時要封在北方。還特別指出燕王朱棣野心最大，建議將其轉封至南昌，方便朝廷監管。

權衡利弊之下，建文帝選擇逐步削蕃的做法。但削蕃政策最終失敗，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方面：

一是逐步削蕃本身沒問題，但削蕃的順序不對。在確定逐步削蕃的順序前，建文帝的大臣們各執己見。黃子澄認為應先易後難，從實力弱的藩王開始削蕃；齊泰認為應“擒賊先擒王”，先從最有可能造反的燕王開始，處理好了燕王，其它藩王不攻自破。建文帝最終選擇採納黃子澄的意見，假如採納齊泰的意見，先對燕王下手，可能削蕃大計成功機率更大。

二是建文帝手上沒有能征善戰的名將。隨朱元璋開國的淮西軍事集團名將們，要麼像常遇春這樣的早逝，要麼像藍玉這樣的被朱元璋怕後世帝王難以駕馭而找藉口處死，給建文帝留下的除了少數像擅長防守的老將耿炳文，就是一些二三流的將領如李景隆。而燕王旗下雖然兵力少於朝廷，但大多是久經沙場的邊關將領，導致雙方在山東戰場僵持不下。假如朝廷方面有像藍玉徐達這樣的名將，燕王早就被擒下送京師了。

三是建文帝性格優柔寡斷。第一年，先後以各種藉口處理了周王珉王齊王等五位藩王，其實朝廷還有充足的時機一舉拿下燕王。可惜建文帝優柔寡斷，怕擔上殺叔的罵名，不敢果斷處理。不但被燕王裝瘋賣傻騙過，還把作為人質留在南京的燕王兒子放回北京，使得燕王沒有後顧之憂，並有時間整備軍力，建文帝錯失良機。

四是識人不明，用人不當。雖然老將耿炳文在山東戰場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功，但也遏制了燕王攻勢，時間拖延下去對朝廷有利，但此時建文帝屢出昏招，由草包李景隆代替出戰，此人葬送了朝廷五十萬大軍，逃回南京後，建文帝並沒有嚴厲處理李景隆，李景隆在朱棣兵臨南京城下時，反而偷開城門獻降，把建文帝推向萬劫不復之地。